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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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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
——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十五)

1960年1月,20岁的雷锋主动报名参军,离开鞍钢弓长岭焦化厂,从一名工人成为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新兵连训练结束后,他被分配到运输连当驾驶员。年轻的雷锋立下誓言:“我要坚决做到头可断,血可流,在敌人面前决不屈服、投降……把我可爱的青春献给祖国最壮丽的事业。”。五十年后,当毛泽东受到抹黑、毛岸英被人咒骂、雷锋受到质疑、董存瑞遭到恶搞、刘胡兰被人宣传成罪犯时,这个国家还能剩下些什么?


1960年1月1日(元旦),安徽省合肥市砂轮厂,先进生产者合影。1949年安徽省解放时,全省仅有淮南煤矿、安庆机器厂、芜湖铁工厂、新宿铁工厂、界首轮船营造厂等七家国营工厂,机床总数仅40台。可以说安徽省的现代工业体系,全部是建国后发展起来的。如合肥市1949年的工业产值仅有166万元,1957年达到1.77亿元。一五计划期间成立的合肥矿山机器厂,职工达5000余人。合肥砂轮厂创建于1954年8月,位于繁昌路上。1960年代,邓小平、朱德、彭德怀等国家领导人都参观过。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强力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大批国营工厂被企业领导层霸占,导致大量国企因经营不善而破产改制。安徽省同样如此,2004年,合肥砂轮厂将90亩厂区土地以60万/亩的超低价格,卖给合肥百货大楼集团。当年该地块平均拍卖价格超过120万/亩,仅此一项即流失资产超过5400万元。厂里的职代会多次未能通过,最后通过一项决议,以全部原地安置原厂住户为前提勉强通过。但该土地转卖后,闲置五六年不开发,百大集团和瑶海区政府迟迟不能兑现承诺,并企图将厂区住户搬迁到偏远郊区,引发大批职工抗议。1998-2002年,合肥全市下岗失业职工超过6.3万人,破产国企数量待查。

1960年1月1日,北京石景山钢铁公司(北京首钢前身)的炼钢工人,班产量比1959年最高纪录提高了25%左右。实现了开门红的工人准备向领导报喜。石景山钢铁厂在最初几十年只能炼铁不能产钢。1958年国家投入2.4亿元人民币对石钢进行技术改造。1958年9月7日,技术人员建成第一座3吨侧吹炼钢转炉,结束了有铁无钢的历史。1961年5月建成了当时具有先进水平的年产30万吨型材轧钢生产线,标志着企业轧钢能力开始起步。1964年12月24日,中国第一座30吨氧气顶吹转炉在石钢诞生。到1978年,首钢钢产量达到179万吨,成为全国十大钢铁企业之一,其背后凝结着首钢十余万职工,三十年血汗奋斗积累的亿万国有资产。

1960年1月2日,辽宁鞍山《鞍山日报》头版,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提前实现,1959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超额完成。 右图:1960年1月22日,辽宁《鞍山日报》头版,苏联向太平洋发射多级弹道火箭。

1960年1月30日,一年一度的北京春节环城赛跑,从天安门广场开始。这是当时我国最大规模的群众性长跑竞赛,起始于1956年由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单位联合发起的北京市胜利杯环城赛跑,参赛者1450人,路线为天安门-西单-平安里-平安大街-东四-东单-天安门,全程13000米。1960年的参赛人数达到2625人,男女老少涌上街头观看比赛,给参赛选手加油。1981年该项赛事更名为北京国际马拉松赛,举办至今。

1960年1月,辽宁沈阳,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李薰博士在给研究人员讲课。金属研究所筹建于1951年,是中国科学院成立后新建的第一个大型研究所,李薰被任命为首任所长。李薰早年留学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又拿到冶金学博士学位,是世界钢中氢研究项目的开创者之一,1951年回国参与金属所筹建工作。在李薰推动下,金属研究所从单一的钢铁材料研究,转向新材料、新技术研究。建成高温合金、难熔金属、金属陶瓷、铀冶金、二氧化铀陶瓷核材料、热解石墨等研究室。金属研究所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返回式卫星、第一架超音速喷气飞机、第一艘核潜艇,研制出一些关键材料。金属研究所首先在国内采用真空冶炼技术、等离子喷涂和焊接技术、高压电子束焊接技术、声发射技术、液压伺服疲劳试验技术和俄歇能谱分析技术等。1950年代回国的师昌绪、郭可信、斯重遥、葛庭燧、吴鼎铭、庄育信、何怡祯等专家,在新材料领域取得了大批研究成果。1980年由师昌绪接任第二任所长。

1960年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农一师),干部战士进入塔里木盆地开垦荒芜的戈壁滩。农一师前身是著名的八路军120师359旅,以南泥湾军垦屯田闻名。1949年11月,该师在王震、徐国贤的率领下进驻新疆阿克苏、和田17个地县防区。1954年划归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制。1960年初春,王震第五次来到塔里木。他说,农一师是我打游击时带起来的,你们的作风我要管,这作风就是首长带头、干部动手。过去打仗,连长、指导员冲锋在前。今天搞生产,连长、指导员也要冲锋在前,这作风要传下去。到2013年,经过60年的艰苦创业,农一师在戈壁荒野,开垦良田243万亩,人均耕地8.1亩,是全国人均耕地的5.5倍,如果将耕地全部种植成粮食,一年种植的量,可供全师30万人口食用20年。农一师在塔里木盆地,建成了以阿拉尔市为核心的16座军垦城镇。

1960年1月,台湾省台南空军基地,驻台美军(第868战术导弹中队)部署的斗牛士(Matador) 导弹,进行实弹试射。该弹是美国研制的第一种地对地巡航导弹,1953年服役。1962年退役,共生产约1200枚。弹长12.1米,重5.44吨,最大射程1130公里,陆基微波制导,可搭载2000磅常规弹头,或W-5核弹头。在台湾主要部署在台中清泉岗基地和台南基地。根据解密资料:1958年1月至1962年6月,美军在台南部署的斗牛士导弹配属W-5型核弹头。1958年2月25日,美军在台南空军基地构筑完成MK-7核弹贮藏库。金门炮战期间,美军在台湾部署能投掷战术核弹的F-100D和F-104A战机,核弹头数量至少有12枚。直至1974年7月,美国才从台湾撤出部署的核弹头。这是继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再次赤裸裸地对中国进行的核威胁。【照片由驻台美军拍摄。】

1960年1月,南越总统吴庭艳受邀访问台湾,与蒋介石进行了七次会谈,其间提到了台湾派兵赴南越,协助西贡政府剿共的可行性。台湾国民党开始积极涉足越南战争,派出特种兵、军事顾问至南越。企图通过干涉越南战争,为“反攻大陆”创造机会。【1954年,越南一分为二,北部为越南共产党占领,南部则建立越南共和国,由吴庭艳出任总统。1963年阮庆发动政变,推翻吴廷艳后,依旧请求台湾派遣军事顾问团。1966年,台湾与南越签订《中越军事协定书》。】

1960年1月5日,日本东京,川端富子(Tomiko Kawabata)坐在车上,打量着副驾驶座上,新买的8寸便携式全晶体管电视机。1959年索尼新推出的这种TV-8-301微型晶体管电视机,一共使用了23个晶体管和15个二极管,两个高压二极管。由两块6伏铅酸蓄电池驱动,户外时能观看三个小时,在室内使用200伏电源供电。由于经常发生故障,可靠性较低,被戏称为“脆弱的小宝贝”。到1962年停产。1960年,索尼美国公司成功上市,成为战后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日本公司。1961年索尼以彩色单枪栅控式彩色显象管为研究方向,开始研制特丽珑显像管,1968年上市。

1960年春节,江苏无锡市工运路,公私合营惠龙菜馆前的5路公交车站台。右侧高楼是老的无锡汽车站。

1960年春节,江苏省无锡市工运桥上的逛街人流。工运桥前身为通运桥,始建于清末。1926年5月下旬,无锡21家丝厂的2万多罢工工人上街请愿游行,在通运桥上与前来镇压的军警激烈冲突,通运桥因年久失修桥身锈蚀,有些工人在搏斗中跌入水中。北伐军进驻无锡后,民众强烈要求对该桥拆除重建。1927年10月9日,在无锡县各业工会联席会议上,丝业职工会代表首先提出:纱厂职工每人捐献一日工资,作为建桥资金,共捐得19000余块银元。丝厂业、纱厂业(资方)公会亦捐助7500元,沪宁铁路局捐助3000元,市行政局资助2000元。上海新顺记营造厂承包,改建成钢筋水泥桥。1928年11月8日通车,新桥长38米,3跨,宽7米。无锡人常称其为“大洋桥”。1955年工运桥进行了拓宽,1983年再次拓宽,2002年无锡火车站改造之际重建。工运桥边的码头曾经非常热闹,有几十家船运公司,是无锡水上运输枢纽。1960年代大庆油田开发后,随着陆上汽车运输的发展,工运桥码头走向消亡。

1960年,江苏省无锡市,亭子桥上的6路公交车。右侧墙上刷着公私合营上海五洲化学制药厂,生产的“五洲牌人造补血药”广告。1907年,黄楚九、夏粹芳、谢瑞卿、陈烈清等合股开办上海五洲大药房,店址设在广西路福州路口。谢瑞卿出任经理,并研制了一种成药,取名为“博罗德补血药”(“博罗德”是英语“血”的译音)。后来改名为“人造自来血”,专门用于贫血症患者。这是中国现代保健品行业的鼻祖。

1960年2月2日晚,山西省平陆县风南公路张沟段,有61名修路民工因食物中毒生命垂危。事件上报后,平陆县委书记郝世山,调动医务人员紧急抢救。急需一千支特效解毒药“二巯基丙醇”,必须在4日黎明前给病人注射,否则无效。但是平陆周边城市都没有该药,北京卫生部得知情况后,紧急从八面槽特种药品商店调集药品,空军破例派机当夜空投至平陆山区。61名阶级兄弟终于转危为安。事后查明,投毒者名叫张德才,解放前参加过山西日伪组织,1958年招聘进入太原钢铁厂工作。1959年,张德才因历史问题遭到审查劳教,被安排到平陆修建公路。因与工友产生矛盾,怀恨下毒,将两块红信(砒霜)扔进饭锅里。毒药来自一个叫回申娃的工友,原本是当地农民用来拌种子的。案发后,两人均被公审依法判处死刑。照片为平陆县委书记郝世山,至工地慰问工人。【二巯基丙醇是用于砷、汞中毒的解毒药,原本依靠进口。1956年国营武汉制药厂按照英国药典试制出原料药,国营上海第一制药厂将其加工成注射液。1958年,上海药物研究所研制出新型解毒药“二巯基丁二酸钠”,载入中国药典,1997年被美国强生公司仿制,获得美国FDA批准用于治疗铅中毒。2002年,武汉制药集团被远大集团吞并,更名为武汉远大制药集团,仍是中国唯一的二巯基丙醇生产商,年产5万支。1950-1960年代研制的“二巯基丁二酸钠”和“青蒿素”,是迄今为止中国获得国际承认的仅有的两种创新药物。改革开放后,中国大批国营制药厂破产改制,基本丧失新药研发能力。目前中国生产的化学药物,96%是仿制药。

1960年2月17-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携同彭真、刘澜涛、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到河南省郑州市视察,先后参观了郑州纺织机械厂、郑州国棉四厂、管城区红旗人民公社、北郊人民公社、黄河花园口。郑州纺织机械厂展示了厂里发明的洗碗机、切菜机、饺子机、面条机、馒头机。照片为邓小平一行参观郑州北郊的老鸦陈公社,观看农民制造的农业机械。邓小平还专门跑去食堂,看群众吃什么。1959年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确立了领导体制。1966年文革爆发后,毛泽东说邓从来不找他,从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他汇报工作。

1960年2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杨尚昆(右一)一行,在安徽省合肥特殊钢铁厂,观看该厂生产的圆钢。右二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曾希圣出身广东兴宁一户乡绅家庭,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1926年赴苏联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建国后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大跃进”中积极推行极左路线,给安徽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后又推行“包产到户”,被毛泽东严厉批评。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会议,曾希圣是重点批判对象,后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1966年文革爆发后,曾希圣被群众从四川揪回安徽进行批斗,又被周恩来救到北京保护起来,1968年7月15日在北京病死,年64岁。曾希圣是邓小平与卓琳结婚的介绍人,1978年邓小平为其“平反昭雪”。【合肥特殊钢厂创建于1956年,1985年有职工17724人,产值13076万元,2011年破产。】

1960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安徽省合肥市郊区江淮人民公社观看沼气池模型。

1960年,湖南省常德专区石门县,由于农村文盲率过高,村镇干部从读书的小学生中,招募培训计工员,负责给大队社员记录每日工分分值,以便结算工资。

1960年,湖南省常德专区石门县,皂市公社镇水生产大队公开财务账目,有副业收入公布栏、总帐公布栏、工分公布栏。人民公社体制下,采取干部选举、民主管理、帐目公开的组织制度,对于方便群众监督、遏制干部贪污腐败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在部分基层组织力量薄弱的农村,仍然存在干部多吃多占的问题,因此引发了1963年的四清运动。

1960年,湖北省黄冈专区英山县,财贸部门反贪污斗争,追回部分赃物进行公开展览,多为锅、碗、瓢、盆、鞋底子、手电筒、闹钟、暖水瓶、皮鞋、皮带、皮帽等日常用品,最值钱的是一辆自行车。网友感叹:那个时代共产党的干部真是清廉啊。新中国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针对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整顿吏治。在人民民主监督体制下,对贪官污吏采取高压态势。千年以来,官僚贪腐问题靠法律解决不了,靠道德说教解决不了,靠人的自律解决不了。权贵阶层过度侵占社会利益,最终只能变成阶级武装斗争,即改朝换代。统治者不革自己的命,那就等着被别人革命。毛泽东正是看透了中国千年兴亡更替,因此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发动文化大革命,依靠人民群众监督整肃官僚集团,压制权贵阶层冒头。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官僚集团通过军事政变掌权复辟,权贵集团腐败之风难以遏制。

1960年2月10日,上海绣品二厂厂长贾文依(左)、党支部书记吴文娟(中),正和工人研究进一步改进新近创造的三头绣花缝纫机。她们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改装和创造成功了三头绣花机、自动捲边机等多种机具,使刺绣等工序逐步走向机械化。新华社记者杨溥涛摄。该厂位于静安区北京西路,现属于静工集团。

1960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负责审定,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负责设计的第三套人民币,于1962年4月20日发行,2000年7月1日停止流通,历时38年2月10天。其流通时间之长,是任何一套人民币都无法比拟的。新中国发行的前两套人民币,由苏联提供制币技术。第三套人民币是新中国独立设计印制的第一套流通货币,恰逢中苏决裂、大跃进时期。女拖拉机手、车床工人、炼钢工人、人民代表、纺织车间、长江大桥等图案,反映了强烈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环境,及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氛围。其中1966年发行的10元纸币,俗称“大团结”,直至1980年前,一直是中国面额最大的纸币,其购买力数倍于后来发行的100元纸币。由于毛泽东时期严格控制通货膨胀,货币购买力极高。一张10元大团结,可买近百斤米或15斤猪肉,可买一双回力鞋或办桌酒席。困难户仅需6元即可维持一个月伙食。1978年改革开放后,由于官僚集团发动洋跃进,肆意挥霍国家财政,导致社会通货膨胀严重恶化。1980年开始发行50元、100元面额的大额货币。此后人民币发行量连年翻倍,严重损害经济发展,直至引发社会动乱。人民币上的劳动群众图案,也逐渐被毛泽东等领袖图案取代。而毛泽东生前曾经四次拒绝将其头像印在人民币上。
1960年2月13日清晨7时04分,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法国在撒哈拉沙漠中的Reggane核试验场,成功进行了首次核试验,试验代号“蓝色跳鼠”(Gerboise Bleue)。为了确保核试验成功,法国人使用了过量的钚,使得爆炸当量高达7万吨。由此继美苏英之后,法国成为世界第四个有核武器的国家当日法国《世界报》以头版头条,刊登了欣喜若狂的戴高乐将军,率领众人欢呼的场面。1962年7月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法国开始在南太平洋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土阿莫土群岛,建造新的核试验基地,包括Mururoa岛试验场和Fangataufa岛试验场,1966年正式启用。从1966年到1975年,法国在太平洋核试验场进行了46次大气层核试验。之后,法国将其核试验全部转入地下,到1996年宣布暂停核试验前,法国共进行了147次地下核试验。

1960年2月,北京朝阳区北沙滩一号,第一机械工业部十局十院欢送以良保夫同志为首的苏联专家代表团合影。该院成立于1953年,是中国首批工程勘察设计机构。1956年划归二机部,1963年划归四机部,1976年更名为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1980年代承担了国内几乎全部彩管、玻壳厂的设计工作。

1960年3月,奥林匹亚号邮轮(cruise ship Olympia),带着美国游客抵达苏联。Carl Mydans拍摄。这是冷战时期,赫鲁晓夫推动美苏关系和解的产物。但是同年发生的苏联击落美国U-2高空侦察机事件,导致美苏关系破裂,引发新一轮对抗。

1960年,苏联列宁格勒的外国旅游团。由于采取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物价补贴(低工资)等全面福利制度,苏联的福利水平要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并对西方社会形成冲击。尤其是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后,欧洲青年人面对贫富差距,对资本主义的怀疑达到顶峰。为了应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冲击,西方国家纷纷提出了“福利资本主义”政策,以化解社会矛盾。与此同时,恰逢1970年代石油价格暴涨,欧洲各国大规模开发北海油气田。油气资源获取的巨额经济收益,为欧洲国家采取高福利政策,提供了经济基础。尤其是地阔人稀的北欧国家,福利政策尤为引人注目。但高福利也损害了欧洲老牌工业国的经济竞争力。

1960年,苏联莫斯科市中心,由于老百姓喜爱游泳晒太阳,赫鲁晓夫在原苏维埃宫的闲置地基上,改建成世界最大的露天游泳池,1994年游泳池被拆除,斥资3亿美元重建起基督救世大教堂。

1960年,苏联新西伯利亚州卡梅申村(Kamyshino)的一场农村婚礼,可以看出苏联时期,城市与农村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1955年至1985年,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要超过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1958年苏联开始引进外资,与西方垄断资本合作。1958至1982年,苏联从西方获得贷款约315亿美元。1965年起,苏联政府为了提高国有企业利润,引入人才竞争机制,大规模裁减人员,工人流动率达到在册职工的20%左右。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1960-1973年,苏联企业利润年增长11.5%,但是平均工资年增长仅有4%。到1972年,苏联官僚资产阶级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沙皇时期。官僚普遍拥有多处别墅私宅。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分配不均,导致苏联国内社会矛盾加剧。1980年代后期,随着苏联经济增速趋缓,及阿富汗战争失败等因素,各种矛盾进入爆发期,内忧外患下帝国最终解体。

1960年3月,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新兵连训练结束后,雷锋被分配到运输连当驾驶员。开的是是抗美援朝时期从苏联进口的嘎斯51型卡车。该车机件磨损严重,经常发生故障,耗油量也很大。雷锋凭着开过拖拉机和推土机的经验,又翻阅了汽车维修的专业书籍,对该车进行保养维护,使这辆车成为全连的节油标兵车。雷锋处处节约,每次拉水泥都把撒在车上的水泥扫起来,仅两个月就回收水泥800多公斤。1960年8月,抚顺上寺水库出现险情,雷锋带病连续奋战7天7夜,曾昏倒在大坝上,表现非常突出,团党委为雷锋记二等功一次。1960年11月23日,沈阳军区工程兵党委作出授予雷锋“模范共青团员”称号的决定。

1960年3月15日,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贝乌五队)从甘肃玉门出发,赴黑龙江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由于缺少吊装机械,他带领全队职工,把60多吨重的钻机设备化整为零,采用“人拉肩扛”的办法把钻机和设备从火车上卸下来,运到马家窑附近的萨55井,安装起来。由于水管线还没接通,罐车又少,供水不足,王进喜就带领工人到附近水泡子破冰取水,用脸盆端了50多吨水,保证萨55井正式开钻。在整个打钻过程中,王进喜没离开过井场一步。通过全队工人的共同努力,只用了5天零4小时就打完了油田上第一口生产井。 

1960年4月29日,1205钻井队准备往第二口井搬家时,王进喜右腿被砸伤,他在井场坚持工作。由于地层压力太大,第二口井打到700米时发生了井喷。当时没有压井用的重晶石粉,危急关头,王进喜不顾腿伤,扔掉拐杖,带头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最终制服了井喷。房东赵大娘看到王进喜整天领着工人没有白天黑夜的干,饭做好了也不回来吃,感慨地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哪!”。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得知后,连声称赞大娘叫得好。在第一次油田技术座谈会上,余秋里号召4万会战职工“学铁人、做铁人,为会战立功,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

1960年3月12日,四川南充,朱德视察建设中的南充炼油厂。这是他阔别家乡52年后,第一次回到家乡。在南充期间,朱德沿途视察了营山、蓬安、南部、西充等地的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南充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南连重庆,西通成都。1949年建国时,南充工业基本为手工作坊式生产,公路里程仅112公里。1958年大跃进及60年代开始的三线建设,使南充的现代工业得到发展。南充炼油厂建于1958年,曾是西南地区唯一的炼化企业,1958年设计原油加工能力3万吨,2013年突破120万吨。同年工厂停产关闭,职工分流迁往彭州石化。

1960年3月21日,英联邦内的南非,发生沙佩维尔屠杀事件。当天,五千余名黑人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反对白人政府推行种族歧视的“通行证法”。白人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当场射杀69人,180余人受伤,曼德拉因此被捕入狱。“沙佩维尔大屠杀”激起了全世界对于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谴责。1961年南非独立,白人政府继续推行种族歧视政策,激化南非暴力抵抗运动。毛泽东主席表示完全支持非洲人民争取民主权利、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正义主张。1962年8月,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曼德拉被南非白人政权逮捕入狱,判刑5年,实际关押27年。曼德拉被关押在狱中时,阅读了毛泽东撰写的革命著作。巧合的是,南非白人政府的执政党,也叫“国民党”。

1960年,南非第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南非是世界最大的黄金生产国,约翰内斯堡拥有世界第一大金矿。欧洲殖民者在掠夺南非资源的同时,也使南非成为非洲大陆唯一拥有工业体系的国家非洲唯一的金融中心。二战期间,随着英国衰弱,南非开始在非洲进行军事扩张,并谋求脱离英国统治。苏联和美国趁机怂恿南非独立,但也要遏制南非企图称霸非洲的勃勃野心。1954年南非总理斯揣敦上台后,开始了疯狂的南非强国之路。南非一边拉拢非洲国家组织非洲联盟,一边拉拢印度组织不结盟运动,直接挑战联合国的地位。1961年南非进行了脱离英国的独立公投,并建立了国家核能研究中心,企图掌握核武器技术。南非因此遭到联合国五大国轮番修理。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印度被中国人打趴下,使得南非失去了国际支撑。1966年,南非控制的安哥拉南部、及纳米比亚同时爆发独立战争。苏联、葡萄牙、古巴、朝鲜支持安哥拉,古巴甚至直接出兵达万人之多。中国、美国则与南非结盟,同苏联对抗。非洲大陆因此战火连年。这场战争从1966年,南非执政者被刺杀之后爆发,一直持续到了2002年。中国参与安哥拉战争、纳米比亚独立战争、以及坦桑尼亚战争,使得中国直接对非洲有了影响力,并促使非洲国家在1972年“将中国抬进了联合国”。而南非的国力,也被彻底消耗在了边境战争中。1990年,曼德拉出狱,南非撤出安哥拉,纳米比亚独立。1993年南非宣布放弃核武研制计划。南非国内种族对抗加剧,使得南非白人政府最终垮台。1994年曼德拉当选南非总统,南非走上了衰败之路。开放贸易导致美国、中国商品大量倾销南非市场,南非制造体系彻底破产。南非金融业被彻底冲垮,仅中国国资控制的南非金融企业就有数百家,仅次于欧美。南非用百年时间建立的工业化成果,在短短数年内被外国资本瓜分殆尽,连日本、韩国都加入了抢劫大军。曼德拉亲手拆了一个有可能进入常任理事国的非洲强国。

1960年3月,台湾省,蒋介石通过篡改法律,得以第三次连任伪中华民国“总统”。自1959年起,有关蒋介石是否将竞选第三任“总统”即成为岛内政治话题。依规定,蒋介石两届“总统”任期至1960年5月结束后,将无法继续连任。当时岛内外学界、政界人士如雷震、胡适、殷海光、王世杰等人,皆公开呼吁反对蒋介石利用“修宪”等方式参选第三任“总统”,令当时希望继续连任的蒋介石恼怒不已,甚至在日记里批评胡适是“无耻政客”。而蒋介石连任与否,又直接关系到“副总统”陈诚能否上位接班。蒋经国与陈诚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既不能修宪又想连任,怎么办呢?蒋介石的幕僚们想到了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个条款规定,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可以连选连任,不受连任一次的限制。这一修改避免了修宪的麻烦。3月21日,国民大会隆重召开,“万年国代”们跑到中山纪念堂,装模作样地为蒋介石投下了“神圣的一票”。蒋介石靠着一纸附属性临时条款,变个戏法,一劳永逸地当上了“终身总统”,直到1975年撒手人寰,儿子蒋经国来接班。

1960年4月15日,济南汽车制造总厂(现中国重汽集团),试制出两辆黄河JN150型8吨载重汽车。该厂前身为1935年6月成立的国民党山东省建设厅公路局济南车机厂,到1948年济南解放时有8台机床,200余职工,后改组为济南汽车制配厂。1958年大跃进时,该厂以苏联嘎斯49为原型,试制黄河牌JN220越野车,生产了29辆。1959年,一机部六局(汽车局)在北京召开车型分工规划会议。当济南派人赴京参加会议时,车型已经被各厂家分完了,只有8吨载重卡车因为技术要求高,没有厂家敢干,而且国家也没有投资。为了济汽今后的发展,该厂咬牙接下了研制任务。1959年10月,在长春汽车研究所的协助下,该厂选定捷克产斯柯达706型载重卡车进行仿制。全车结构复杂,有10663个零件(不包括发动机),计135个部分,需要铸、锻、热、冲等多工种协同。当时济汽仅有6名设计人员,30名技术人员。全厂集中力量,采用土洋结合方式,将试制过程划分为测绘、工艺、工具制造、部件制造、总装配5个阶段。在山东工学院的支持下,进行测绘;成立革新车间,自制了百余台专用组合机床。发动机是上海柴油机厂提供的6135Q型。1960年完成的两辆试制车,存在很多问题,未获国家鉴定。第一轮试制失败后,副厂长王子开带领技术小组继续进行改进,1962年进行2.5万公里路试,总体质量过关,1963年3月通过国家鉴定,到1966年年产达650辆。当年1月朱德委员长到济汽视察,亲笔为黄河汽车题写了“黄河”车名。

1960年4月,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以苏联提供的伏尔加M21N型轿车图纸为基础,试制的BJ760东方红牌小轿车。当年通过2.5万公里道路测试。1965年通过国家鉴定,1969年停产,共生产了600辆。车长4.8米,装备2.445升直列四缸发动机,70马力,最高时速125公里,百公里油耗9.8升。照片摄于2014年9月举行的北京长阳国际老爷车展。
1960年4月15日,新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在上海江南造船厂下水,但直到1965年才试航。东风号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论调的现实写照。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并不具备万吨轮船的设计建造能力。1958年国家将研制万吨远洋货轮,列入国家科学技术发展10年规划重点项目。1958年11月27日,由苏联转让全套技术设备,大连造船厂建造了567型万吨货轮,命名为跃进号。上海江南造船厂围绕万吨轮国产化的技术难点,进行了300多项技术攻关。但是在最关键的船用主机方面,中国的技术非常薄弱。试图向国外引进万匹柴油机专利时遭到刁难。1960年东风号船壳下水后,由于缺少配套主机,只能漂在黄浦江上闲置。为了解决问题,1960年10月,由国家科委、一机部、交通部牵头,组织8820匹马力柴油机技术攻关,历时五年时间。1965年6月制造出中国第一台8820匹马力船用低速柴油机。1967年东风号通过国家鉴定投入使用。东风号是中国万吨轮国产化的标志,全国有18个部委、16个省市的291个工厂院校,参与了船上主机、辅机、仪器仪表等配套设备研制,提供了2600项设备和器材。从市场经济角度看,这种做法极为愚蠢。但从产业发展角度看,唯有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才能奠定船舶产业基础。这是产业发展的必要代价。可以对比的是韩国造船业,其也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依靠三十年的艰苦忍耐,坚持使用韩国国产货,不断提高国产化率,建立了全套国产化的船舶配套体系。而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打着“引进先进技术”的旗号发展船舶工业,导致中国船舶配套设备市场,大部分被外国品牌攻占。中国国产配套企业被外国产品冲得支离破碎,产业升级极为艰难。

1960年4月19日,刘少奇主席视察河南郑州国棉四厂,自行设计研制的无梭喷气织布机。5月11日,毛泽东主席至该厂视察。毛泽东看过无梭喷气织机后赞不绝口,幽默地说:“天上有喷气飞机,地上有喷气织机。”。

1960年4月29日,大庆石油会战万人誓师大会在萨尔图广场(现大庆23中)召开。大会由张文彬主持,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做动员报告,副部长康世恩发布第一战役战斗令。会上,“铁人”王进喜被评为油田会战第一个劳动模范。

1960年4月,29岁的王鹤林被上海市人民委员会选拔为工程师,他是从工人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一位技术人才。王林鹤是浙江宁波人。1952年后,任上海沪光科学仪器厂技术员。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现上海大学)电机系。1958年至1965年先后研制成功一万伏高压电桥等七种电子产品。1959年、1960年、1976年三次获上海市先进生产者称号,1995年逝世。1996年,上海沪光仪器厂改制为上海沪光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1960年4月,浙江新安江水电站一、二号机组建成发电。
同年9月,220千伏新安江-杭州-上海高压输电线路架通,华东大电网开始形成。新安江水电站是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己施工建造的大型水利发电站。工程总投资45697.4万元,装机容量85.5万千瓦,总库容216.26亿立方米,年发电18.6亿千瓦时,1978年10月全部投产。承建水电站的2万多名工程技术人员,从东北长春、小丰满、河北官厅水库等地抽调。7.25万千瓦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由哈尔滨电机厂研制,36万吨水泥由南京水泥厂生产。为运输物资修建了55.54公里长的兰铜铁路。大坝拦蓄形成的水库,即著名的千岛湖。

1960年,贵州都匀,公社食堂。1958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鼓励农村创办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组织。到1958年底,全国共办农村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1959-1960年由于全国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导致粮食产量下降。国家为了保证城镇居民最低限度粮食供应,不得不在农村实行高征购。农村的粮食供应因此出现困难,部分地区停办了公共食堂。1960年11月3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核心是尽最大努力制止“共产风”,但对公共食堂提出“应该积极办好”。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6月通过修正草案,确定农村公共食堂办与不办由社员讨论决定。

1960年4月,苏联,伏尔加河下游的阿斯特拉罕,鲟鱼鱼子酱加工厂。阿斯特拉罕是俄罗斯最著名的鱼子酱出产地,曾经全球四分之三的鱼子酱出产自这里,不过这一情景已不复存在。苏联解体后,伏尔加河流域出现大量非法捕鱼者,而且许多油气商开始在这里开采石油,使鲟鱼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几乎绝迹。

1960年,美国芝加哥,监狱里的女囚在看电视,其中不少是黑人女性。

1960年4月22日,美国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美军第576战略导弹中队,实弹部署的阿特拉斯D型(Atlas D)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快速竖起发射试验。到1963年,美国部署的潜射和陆基洲际弹道导弹(ICBM),已经达到497枚,而苏联只有122枚。1964年苏联ICBM增加到189枚,美国可攻击苏联本土的ICBM达到1045枚。西方媒体长期以来将苏联宣传成“穷兵黩武”的邪恶国家,可谁才是真正的穷兵黩武呢。

1960年5月1日,美国一架U-2高空侦察机,在苏联上空被萨姆II型防空导弹击落,飞行员加里-鲍尔斯被俘。起初艾森豪威尔总统还硬着嘴抵赖,但是苏联公开展示了被俘飞行员及被毁飞机残骸。鲍尔斯没有受伤,他承认从巴基斯坦到挪威一路执行照相侦察任务,目标是苏联境内的洲际弹道导弹研制基地。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得不尴尬地承认美国的间谍活动,并称这类飞行对于国家安全来说是必要的。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公开道歉,遭到拒绝。该事件使美苏关系降落到冷战以来的最低点,却也使苏联在国际上打了一场漂亮的宣传战。鲍尔斯被判处10年徒刑,苏联退出日内瓦裁军谈判。此次事件后,美国逐渐停止了对苏联的航空侦察,转而采用侦察卫星。美国中央情报局将U-2高空侦察机派往台湾,组建“黑猫中队”,用于侦察中国大陆,后被解放军击落5架。鲍尔斯在1962年被苏联释放,用于交换在美国被捕的苏联著名间谍鲁道夫·阿贝尔。

1960年5月13日,美国发射了第一颗无源通信卫星“回声一号A(Echo-1A)”。这是一颗表面镀铝膜的PET薄膜充气式卫星,直径100英尺(30.5米),重60公斤,轨道高度1600公里。它像一面镜子,能把地面向它发送的无线电波反射到其他地区,从而实现了最早的卫星通信。因其信号无法加强,所以反射回地球表面时,已大大衰减了。这种卫星要求地面站设置大功率发射机和高灵敏度的接收机,但接收到的信号仍很微弱。1960年10月4日,美国陆军发射了第一颗装有信号放大器的“信使IB号”通信卫星,依靠太阳能电池供电,运行18天后停止发送信号。1964年1月,又发射了更大的回声-2号充气式通信卫星,直径达41米。照片为1961年5月,在北卡罗来纳州Weeksville海军航空站飞艇库里,正在进行回声-2号(Echo-2)通信卫星的表面拉伸应力测试。【1981年9月20日,中国首次用“一箭三星”方式发射实践二号、实践二号甲和实践二号乙3颗卫星。“实践二号乙”由一颗直径45厘米的铝制球和一只在轨道上可充气到直径为4米的镀铝膜气球组成,二者用600米长的尼龙绳进行牵引连接,该卫星为雷达定标试验卫星,雷达先找到大球即可知道小球位置,用于调试7010超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1984年4月8日,中国发射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

1960年5月19日,美国海军进行水下有缆遥控机器人试验。Ralph Crane拍摄。世界上第一台水下机器人“Poodle”诞生于1953年。1958年美国海军实验中心,为了打捞沉没于水中的鱼雷等武器,专门研制了水下有缆机器人,作业深度610米。1966年,美国的ROV-CURV水下机器人,与“阿尔文”号深潜器配合,在西班牙外海,将失落的氢弹从856米的大洋深处打捞上来。1970年代海洋石油产业发展,刺激了水下机器人研制的迅猛发展。1977年中国科学院将机器人项目列入发展规划。1986年沈阳自动化所与上海交大合作,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水下有缆机器人“海人一号”,潜深60米。

1960年5月7日,南京市鼓楼人民公社(政社合一)成立大会,在103厂礼堂召开,正式宣布将全区8个街道办事处合并为五台山、丁家桥、挹江门和三牌楼4个分社。分社和南京乃至全国的城市公社一样,是在生产大跃进的推动下诞生的。当年,又掀起大办街道工业的高潮。图为鼓楼区属企业拉丝厂的工人在车丝。

1960年5月,中国登山队队员在海拔7150米的冰雪坡上行进。5月25日北京时间4时20分,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经过近19个小时的搏斗,成功地从北坡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完成了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中国人第一次站在了地球之巅。

1960年6月7日,中国登山队队员(右起)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凯旋回到拉萨时,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在8500米营地,原本有五名队员冲击登顶,但队长许敬体力已经不行了。刘连满、王富洲、屈银华、贡布四人继续向顶峰冲击。到8700米第二台阶,有一片6米多高的峭壁难以攀登。刘连满以自身为人梯,让其他三人踩着肩膀爬上去。原本他已做好牺牲的准备,把氧气瓶留给了队友,但第二天王富洲他们下山时,见刘连满奇迹般的还活着。1963年建国14周年时,刘连满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的接见,并参加了10月1日的国庆观礼活动。
1960年6月,亚洲最大的重型机器厂——中国第一重型机器厂建厂时的老照片。该厂筹建于1954年,于1956年开工建设,1956年一期建设国家投入6.5亿元人民币。拥有中国第一台、亚洲最大的12500吨水压机,一车间是中国最大的装备车间。1969年,中国一重工人铸造了一尊17.7米高的毛主席像,立在厂门前,是中国最大的主席像。2002年,记者至富拉尔基区采访,偌大的厂区与街头卖菜的小摊形成了鲜明对比。摊主们说:下岗就面临着贫困,工厂效益不好,管不了我们了。没有保障,只能靠做小买卖,一个月挣三百元,混口饭吃吧。在北满特钢家属区,贫困成了产业工人的噩梦。聂师傅的妻子患有肺病,儿子有心肌炎,全家就靠500多元工资维持。工厂从2000年起,连续15个月停工,拖欠工资10个月。聂师傅家借了一万多元外债才能生存。华安集团的一名老工人说:80年代以前,人们都管产业工人叫“工人老大哥”,平均工资是最高的,一个三级工的工资足够养活四口之家。但眼下,心中只有苦涩。

1960年代,广东茂名,建设油母页岩炼油装置。建国初期,我国原油产量极低,因此在一五计划期间,中央决定采取发展天然石油和人造石油并举的方针。根据建国前的有关调查资料,中央燃料工业部门认为,茂名盆地有可能储藏丰富的油母页岩。
国务院将茂名项目列入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1958年,茂名页岩油厂开始大规模建设,1960年基本建成。茂名1958年建市,从“茂名县”跃升为“茂名市”的缘由,就是这里发现了51亿吨的油页岩储量。1963年,100万吨/年的一蒸馏装置建成投产,茂名由生产人造油向加工天然原油为主转变。1974年茂名石油公司原油一次加工能力达到500万吨/年,是当时国内最大的炼油基地之一。

1960年代初,河南省信阳市新县县城建设老照片,正在建设中的百货楼。照片来源,河南省摄影家学会网站。

1960年夏,河南农民在打谷场打麦子,魏德忠摄。

1960年夏,北京南苑中心商店第五店售货员曹振锋,用自行车把草帽、扇子送到田间。

1960年夏,北京海淀区,中国地质大学高元贵等校领导,与师生一起在前八家村参加麦收劳动。大学生参加农业、工业生产劳动,这是毛泽东时代的教育特色,也是当今中国文人知识分子所深恶痛绝的罪恶,称为对他们的迫害行为。

1960年,福建龙岩,龙岩县工商联合会人员下乡“插秧”一景。

1960年,
北京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戏曲艺术片《游园惊梦》。在《游园惊梦》中,京剧大师梅兰芳饰演一个16岁少女,昆曲名家余振飞担任男主角,梅兰芳和言慧珠是京剧大家,俞振飞和华传浩是南昆嫡传,绝对的全明星阵容。黄景达摄。1961年8月8日,梅兰芳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阜外医院病逝。

1960年,江西南昌,公社食堂里,两位厨娘在杀鱼、切胡萝卜。

1960年,江苏吴县,新人行礼。这个时代正处于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工业消费品较为昂贵。即使是手表、座钟、收音机、自行车,都属于较为奢侈的家用电器,农村普及率极低。

1960年,贵州都匀,晒谷场球赛。
贵州至今依然是中国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而在贵州凯里、都匀、安顺等大片的苗岭侗寨之间,却曾经隐藏着中国机电电子工业最早的先进企业。大批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四川的工程技术人员,因三线建设扎根在这些小山村里。同时也将大城市的生活习惯,渗透至西部偏远山区。1960年代起,中央集中了大量的部委直属企事业单位:红旗机械厂、久达机械厂、建新机械厂、群英无线电器材厂、南华仪器厂、长红机器厂、长洲无线电厂、风光电工厂、红星机械厂等083系统的大型军企,在十几年间相继迁入都匀。十几万工人、技术人员、工程师和他们的家属从沿海、东北来到这里,让都匀一夜之间从一个贫困的农业县,摇身变为一个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城市。1975年三线建设完成后,都匀成为能与重庆、成都比肩的西南三大机械电子工业基地之一。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三线建设被弃之如敝履,中国西部省份的工业产业逐渐解体。

1960年,北京街头的匈牙利依卡路斯30型公共汽车。魏中时拍摄。 朝鲜战争后,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中国只能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口车辆,因此北京街头跑着为数不少的进口公交车。主要有捷克斯柯达706RO、匈牙利依卡路斯30。这些车辆一直使用至1981年才报废。

1960年,北京街头,烫着卷发的妇女在逛街。烫发当时在中国社会比较流行,样式多为大波浪。同时由于女性参加社会工作,普遍剪成短发,显得比较干练,当时称为“工人头”。
1966年文革爆发后,妇女发型也卷入了政治风潮中,梳长辫子的要剪短,烫发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没落。1980年代后,烫发再次在全国流行起来。

1960年5月28日晚,上海延安西路文艺会堂,毛泽东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陪同下,来到上海新技术展览会,躬身仔细察看中国第一枚(T-7M)探空火箭。1960年2月19日,中国第一枚试验探空火箭T-7M在上海南汇县老港镇东进村海边滩涂成功发射。这是中国现代航天事业的起点。参观展览时,毛泽东得知探空火箭飞行高度为8公里时,他说:八公里,不算太低,亦不算高。先低后高,从小到大,这是发展规律,你们干得不错,再继续努力,再大一点,高一点。为了加强对“两弹一星核潜艇”研制的领导,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具体负责尖端武器研制工程。1964年6月,中程地地导弹的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已经具备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能力。

1960年5月9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公开出售口服避孕药。1914年,美国女护士玛格丽特·桑格,看到多子女家庭的生活困苦,最先提出了“计划生育”概念。1916年她在纽约布鲁克林设立了美国第一家节育诊所,并因此入狱。1922年伦敦召开了第一次国际限制生育大会。1930年代,美国药剂师Russel Marker从植物甾体激素中提取出孕酮,成为避孕药发展的里程碑。1950年,美国生物学家Gregory Pincus得到5万美元的资助,研制激素荷尔蒙避孕药。1956年,Pincus和他的同事,华人生物学家张觉明、哈佛大学的妇科学家John Rock,用人工合成孕激素和雌激素配伍而成的避孕药,在波多黎各和海地进行临床试验,并获得成功。1960年,美国西尔(Searle)制药公司,推出了世界第一种获批上市的避孕药Enovid。1961年,德国先灵制药公司推出欧洲第一款避孕药Anovlar,1971年组建先灵葆雅制药集团。到1970年代,全球已有超过5000万名女性服用避孕药。1981年,荷兰欧加农(Organon)公司,研制出世界第一个含有高选择性孕激素的口服避孕药妈富隆(去氧孕烯炔雌醇片)。2007年,先灵葆雅收购了欧加农。2009年,美国默克制药以411亿美元收购先灵葆雅。目前全球仅有3家机构仍然在从事口服避孕药的基础研究,开发一款新型避孕药,大约需要10亿欧元和10年时间。【1956年,国家投资200万元,在广州第十一橡胶厂,建成中国第一条避孕套生产线。1963年,上海仁济医院的肖碧莲博士,开始国产低剂量避孕药的研究,在当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1967年,国产1号、2号低剂量口服避孕药通过国家科委鉴定,并向全国推广,由各单位免费发放。1968年,毛泽东主席指示要为群众研制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于是北京协和医院组成专家组,1969年研制出复方甲基炔诺铜,这是中国首创的低剂量短效口服避孕药。但是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强制推行计划生育,使用的节育手段并不是避孕药,甚至不是避孕套,而是宫内节育环,给很多女性带来心理上的恐惧。】

1960年5月21日,纽约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小鹰”号航母(CV-63)下水仪式。取消企业级航母后续建造任务后,美国海军重回常规动力,建造了“小鹰”级航空母舰。满载排水量超8万吨的“小鹰”级成为迄今最大的,也是美国最后的常规动力航母。2009年5月12日,小鹰号在服役48年后退役。

1960年,东京骚乱,John Dominis拍摄。1959-1960年,日本人民为反对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进行了23次全国统一行动,结果迫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取消了访日计划,岸信介首相被迫下台。每次参加统一行动的人数少则几百万,多则上千万。斗争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参加阶层之广泛,在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学习院大学是东京的私立大学,因大部分的皇室就读于此校,被公认为日本的“皇族大学”。著名漫画家宫崎骏、行为艺术家小野洋子等人皆毕业于该校。

1960年,东京骚乱,John Dominis拍摄。Tokyo Demonstrations

1960年6月23日,日本东京,外相藤山爱一郎,与美国驻日大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二世(麦克阿瑟的侄子),在新《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互换批准生效后碰杯庆祝,John Dominis拍摄。【1960年1月6日,日本外相藤山爱一郎,与美国驻日大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二世,在东京举行了一次会谈,并于随后达成秘密协定:日本允许美国载核飞机、船舰进入日本领空、领海。13天后,两国签署新的《日美安保条约》,其中特别包含了一项掩人耳目的条款——“美国载有核武器的飞机、船舰进入日本之前,必须与日本政府进行磋商。”。2009年9月17日,日本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组阁的第二天,新任外相冈田克也宣布彻底调查日美密约事件。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则向鸠山政府发出警告:不要让“密约”调查影响两国关系!】

1960年6月18-19日,台湾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时,蒋介石与宋美龄亲赴台北松山机场迎接,后与蒋介石搭敞篷车前往圆山行馆。姚琢奇拍摄。
从1955年8月到1970年2月,中美两国先后举行136次会谈,台湾问题是会谈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为止。台湾问题一直是美国挟制中国的重要筹码。

1960年,台湾省台北市的天际线,驻台美军拍摄。1980年代以前,台北的基础设施建设极为落后。此后随着台湾通过出口加工贸易,积累巨额外汇盈余,推动地产、房产、股市膨胀,台北的市政改造加速,但面貌仍然远远落后于香港、新加坡等地,也落后于中国大陆沿海城市。

1960年,香港的玩具制造厂,大批女工在车间里缝制玩具。香港原本是个一无资源、二无技术、三无人口、四无资本的弹丸之地。1949年后,香港依靠从中国大陆流失出来的人口、资本、技术,开始从事出口加工业。纺织品、玩具、钟表都是当时香港出口的重要品类。1973年,香港成衣出口值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一位。1975年香港成衣出口值102.2亿港元,占香港本地产品出口总值的44.6%。1992年,香港有制衣厂6980家;雇员达18.66万人,成衣出口额771.56亿港元,占香港本地产品出口额的33%,居第一位。其后随着香港制造业成本上升,大批低端加工贸易转移至珠三角地区。

1960年,朝鲜战争10年后,韩国首都汉城崇礼门。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美韩双方在华盛顿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同时美国承诺向韩国提供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将韩国军队扩充至72万人。从1954年至1961年,美国提供的军事援助,占韩国国防开支的35%以上,1955年达48%,1961年达95%。朝鲜半岛局势稳定后,美国调整了对韩援助策略,削减无偿经济援助,转为长期性的政府间贷款,以加强对韩国政府的控制。美国的支持,是韩国军事独裁政权能够得以维持的重要因素。尽管李承晚政权极端需要美国支持,但其对美国并非言听计从。李承晚极力抵抗美国将韩国改造为西方民主政党体制的图谋,导致其于1961年被朴正熙发动的516军事政变推翻。

1960年,街道生产合作社内,妇女们在缝制纺织品,墙上挂着锦旗。这些依靠人民群众一砖一瓦积累起来的小型生产单位,解决了大批城镇人口的就业问题。1980年代后,地方官僚集团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将数以百万计的城镇集体企业、社办企业交给私人承包,成为中国私营资本家,发迹致富的第一桶金。1990年代以后,地方政府打着“深化改革”的旗号,将这些企业的产权廉价转让给私人,无异于明目张胆地洗劫集体财富。

1960年,安徽省省长黄岩在农村视察。8月28日,安徽省委召开县以上干部工作会议,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提出包产到组的办法,即在生产队下“划分三个小组分别包产,一组包口粮,一组包饲料,一组包商品粮,各有责任”。1962年,安徽省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的真实情况暴露,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被免职,黄岩虽然继续任安徽省省长,但降为安徽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一直未再升职。曾希圣手下的安徽省委也被清洗。宋孟邻被免去省委书记处书记,降为西安市副市长;杨明被免去省委常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王光宇也负有责任;桂林栖被免去省委书记处书记,降为唐山铁道学院书记;曾庆梅降为淄博市市长;张柞荫副省长及其他副省长均被免去省委常委职务;常委中还有一人被开除中共党籍,下放为副县长;秘书长高鸿也被免去省委常委。曾希圣倒台后,中央派李大钊之子李葆华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1964年9月,黄岩再次当选安徽省省长,一直任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7年9月,黄岩受到“军管”,遭到打击。 文化大革命结束,黄岩历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1985年,黄岩主动要求退出中共安徽省委领导岗位,提前离休。1989年6月9日,黄岩病死。

1960年7月3日,毛泽东离开天津前往北戴河。7月5日起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带领工作人员至海滨游泳放松。有一次毛泽东问身旁的李银桥:“银桥呵,你说是有人援助我们好、还是自力更生好?”。李银桥答道:“‘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有援助更好,没援助自己干!”。7月10日,毛泽东就国际局势进行谈话,指出:“印尼杀害华侨的事,中国政府绝不能坐视不管!”。第二天中国政府就西爪哇军事当局杀害华侨暴行,向印尼政府提出严重抗议。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发出通知:决定撤回所有在中国工作的苏联技术专家。当天,毛泽东以极大的气愤对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说:“什么是苏联‘老大哥’?又是‘牢不可破’啦,又是‘亲如兄弟’啦,全是屁话!如今看我们有了困难,他们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撤走专家,分明是要我们的好看么!怎么,就因为我们不同意出让国家主权,不同意他们的某些政治观点,就向我们下黑手了?这同帝国主义有什么两样?”。 刘少奇忧郁地说:“这样一来,343个技术援助合同将全部报废,我们正在进行中的许多工程不得不被迫停下来,一些正在试产的工厂和矿山也将无法按期投入生产……”。“怕么事?”毛泽东果断地说,“你们都晓得,我是从来不信邪的!40年前我就相信,‘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有菩萨天要下雨,没得菩萨天也要下雨!我们这么大个国家,还怕这点困难么?只要大家一条心,团结全国人民一起艰苦奋斗,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1960年,河南省,洛阳拖拉机制造厂.已安装的苏联进口机器,由于苏联撤走专家,导致生产受到影响。
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了同中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议、343个专家合同和补充合同,废除了257项科技合作项目。并通知中国政府,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并终止派遣专家。赫鲁晓夫还命令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需要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的关键部件的供应,使中国250多个大中型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这种做法且不论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就是从国际法上也是说不通的,但这就是国际政治现实状况。

1960年6月,德国沃尔夫斯堡,大众汽车厂总部。James Whitmore拍摄。

1960年6月,德国沃尔夫斯堡,大众汽车厂的车辆高速测试跑道,参加试验的甲壳虫汽车。James Whitmore拍摄。1917年,美国建成占地304平方公里的阿伯丁试车场(Aberdeen Proving Ground)。二战后欧美各大汽车集团,为了确立技术优势,疯狂建设专业试车场,规模越来越大。【1958年11月,我国在海南琼海县建立热带汽车试验站,技术人员由长春汽车研究所派出,进行车辆5万公里耐久性测试。1964年一汽解放卡车运至海南进行10万公里可靠性试验。1975年,机械工业部批准建设海南汽车试验场,到1982年建成6公里长的可靠性跑道,2.2公里的性能跑道及附属设施。1987年建成6042米长的高速测试跑道。】

1960年,美国波士顿的军港码头。

1960年7月9日,美国缅因州基特里(Kittery)的朴次茅斯海军造船厂(Portsmouth Naval Shipyard),长尾鲨号攻击核潜艇(SSN-593)举行下水仪式。该艇是美国建造的第19艘核潜艇,也是第三代核潜艇的首制艇,全长84.9米,水下排水量4310吨,水下航速25节,潜深400米,耗资4500万美元。该艇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核潜艇,在美国潜艇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在艇艏安装有世界第一套6米直径的大型球形声纳基阵(AN/BQQ-2),减震浮筏和七叶螺旋桨可降低噪音,HY-80钢板使其设计潜深达到400米。但是在1963年4月10日,长尾鲨号开始大深度潜航试验,下潜到300米时出现故障,沉没于波士顿以东海域2650米深处,艇上129人死亡。事故可能由于海水管道破裂引起。【1958年至1967年,该级潜艇共建造了14艘,耗资超过6.3亿美元,相当于560吨黄金。】

1960年前后,美国田纳西州AEDC(阿诺德工程发展中心)照片,圣迭戈航空航天博物馆收藏。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航空发动机研制基地。

1960年,美国加州旧金山,仙童半导体公司。左起依次,克莱尔(E.Kliner)、布兰克(J.Blank)、摩尔(G.Moore)、格里尼克(V.Grinich)、霍尔尼(J.Hoeni)、拉斯特(J.Last)、罗伯茨(S.Roberts)、诺伊斯(R.Noyce)。到1967年
仙童公司收入已达2亿美元,但是公司陷入分裂。1968年,诺伊斯和摩尔带着格鲁夫(A. Grove),创立了英特尔。1969年,仙童销售部主任桑德斯,带领7名仙童员工创办高级微型仪器公司(AMD)。硅谷超过30家半导体公司,是仙童公司的直接或间接后裔。1979年夏,曾经是美国最优秀的企业,仙童半导体公司被法国外资接管,售价3亿5千万美元,在硅谷内外造成极大的轰动。

1960年前后,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德州仪器半导体产品厂,女工们在装配器件。

1960年,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礼来药厂的研究实验室(Research lab at Eli Lilly),用来测试药理毒性的兔子。Michael Rougier拍摄。兔子被关在笼子里30个小时水米不进后,被注射药品,有时还将温度计插入直肠达数小时。这种动物药理测试延续至今。

1960年,英国大西部铁路(GWR)工厂,A装配车间里的42型D800系列柴油液力式机车。该车技术源自德国Krauss-Maffei工厂在1956年研制的V200型液力传动快速内燃机车。英国各工厂都是使用许可证生产零部件,而后整合在一起,只是外形有所不同。

1960年,法国巴黎,吃棉花糖的青少年。棉花糖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5世纪的意大利,他们用锅子将糖加热融化后快速搅拌拉出糖丝,再用小棒绕起来吃。当时这种甜品的制作十分费时,只有达官贵人才能享用。机械化制作棉花糖工艺,是由美国牙医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on)和糖果商约翰·沃顿(John C. Wharton),于1897年发明,并在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上亮相,取名为“仙女丝”(Fairy floss)。当时这款新奇甜食的售价高达每捧25美分,但在博览会上依然大受欢迎,共计售出了68655根。早期棉花糖机使用缝纫机式的脚踏,制作棉花糖时必须不断踩踏。1970年代开始出现电动的棉花糖机。

1960年7月5日,四川省泸州高级中学(泸州六中),泸高60级富顺籍18名学生合影(有3人未参加拍照)。前排正中学生为计雷,泸高60级1班毕业生,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成为华罗庚的得意门生。后排右二为该照片提供者,泸高60级4班学生李有权。李有权目前是荣昌一名退休教师。泸州高级中学创建于1954年,是当年四川省六所新建高中之一。

1960年7月22日至8月14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会见老舍(右一)、梅兰芳(右二)、田汉(右三)。摄影吕厚民。那天大会中间休息,老舍由主席台上下来到旁边的休息室抽烟。坐在一个角落里。隔了一会儿,突然,他发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也走进了休息室,而且照直向老舍这个角落走来。老舍以为他们要找个角落商量什么事,便想起身躲开,可是毛泽东却把他拉住说:“一起坐一坐,说说你们满族人。”于是便都落坐,围成一个小圈圈,开始大聊满族人,而且兴致极高。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期间,老舍因为写过一些歌颂社会主义的文章,因此得罪了文化界的一些人。老舍收到过一封由西安寄来的匿名信。信中直言不讳地说,“老舍:我希你今后弄笔墨时,还是不溜尻子不捧颂好,应说些实话。难道说目前全国成千上万的所谓右派就都不爱国爱民吗?你深深思虑过没有呢?”。老舍在回复中,仍然明确地表示:“我以前歌颂过共产党,现在和将来还要继续歌颂。你以为这可耻,因为你恨共产党。你的仇恨使你变成睁眼瞎子,看不见国家逐步富强,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你以为可耻的,正是我要作的;你以为应该作的,如欢迎蒋介石复辟等,正是我以为最可耻的。”。据林斤澜回忆,1966年8月老舍投湖自尽前,曾说后悔年轻时候,不听人劝他不要搞文学!

1960年7月,苏联明斯克(Minsk)拖拉机厂,工人在组装拖拉机齿轮箱。Carl Mydans拍摄。

1960年,苏联列宁格勒光学机械企业(ЛОМО)生产的显微镜。LOMO是1914俄法成立的合资相机镜头公司,1919年国有化,1930年生产俄国第一台相机。1936年与德国蔡司合作生产显微镜。二战后获得德国蔡司、莱兹的人员技术装备。1960年LOMO制造出欧洲最大的光学天文望远镜,主镜口径2.6米。1976年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光学天文望远镜,主镜口径6米。

1960年代初,澳大利亚墨尔本,通用电视公司(GTV9)的电视节目摄制转播车。GTV开播于1956年,是澳洲第一个定期播出新闻节目的私营电视台。

1960年代,广东沙面复兴路小学无线电小组的张谭诠(右)、邓建航,在安装矿石收音机。(新华社记者罗渺伦、谭理光摄).

1960年8月18日,美国空军在经历13次失败后,成功发射KH-1系列“发现者-14”(Discoverer 14)号战略侦察卫星,也是第一颗成功收回胶卷舱的KH-1锁眼侦查卫星。该星携带1082米长的胶片,拍摄了弹道导弹发射场等大量有价值的军事设施。此后,KH锁眼系列侦查卫星,代替了U-2高空侦察机,成为美围进行大范围照相侦察的唯一手段,为美国获取了大量重要的军事情报。照片为C-119运输机收回发现者14卫星的胶卷返回舱。从1959年2月到1962年2月,美国共发射了38颗“发现者”卫星,其中12颗未入轨,12颗回收失败,12颗回收成功,另外2颗是导弹预警实验卫星。1963年8月,改进型的KH-4A相机开始投入使用。“发现者”卫星的名称被正式放弃。此后,科罗纳计划中的卫星编号为KH-4A和KH-4B。KH-4A卫星上开始试用2个胶片舱,试验多体回收技术。这种方式可以携带更多胶片,让卫星在轨工作时间延长,并且可以拍完一个胶片舱就返回一个,不用等到整个飞行任务结束才能回收胶片。KH-4卫星先后发射了52颗,有50颗回收了胶片舱,而且大部分回收了两个胶片舱,它的地面分辨率达到3 m,在轨工作1到4周。1967年,KH-4B卫星开始投入使用。KH-4B卫星的相机采用了可选择快门速度和可选择滤光片的技术,地面分辨率达到2米。到1972年的5月最后一颗KH-4B卫星发射,科罗纳计划共发射卫星144颗,成功102颗。

1960年9月4日,台湾省自由派人士雷震,遭到国民党逮捕,月发行量达1.2万册的《自由中国》半月刊被迫停刊。《自由中国》创办于1949年,由胡适担任发行人,主要编辑是雷震和殷海光。当年国民党政府仓皇逃亡台湾,在岛内实行白色恐怖统治。《自由中国》初期站在“拥蒋反共”立场发言,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由国民党高层提供资金支持。但其后与国民党政府分道扬镳,屡屡发文抨击国民党专制。1952年底,美国半官方性质的“自由亚洲协会”与《自由中国》签订长期订阅合同,每月一千本,寄给亚洲各地华侨阅读,1954年起增为一千五百本,至1959年6月合同期满止。这个组织背后实际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1960年雷震等人连署反对蒋介石违法连任总统,并宣布组建中国民主党,此举彻底激怒蒋介石。9月4日,国民党先发制人,将雷震、傅正、马之骕、刘子英抓捕,震惊海内外的“雷震案”爆发。10月8日,国民党当局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两项罪名,判处雷震有期徒刑十年,傅正入狱六年。

1960年9月10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召开石油会议,伊拉克、伊朗、科威特、委内瑞拉、沙特阿拉伯等第三世界产油国,为维护本国石油利益,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为正式的国际组织。二战后,世界石油的勘探、开采和销售,几乎全部控制在英美七大石油垄断财团手中,包括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德士古、海湾、壳牌、英国石油公司,被称为“西方石油七姐妹”。这些巨头依靠采掘中东石油资源,长期将油价控制在每桶1.5~1.8美元的低价位,损害了中东各国利益。1960年世界石油年产量突破10亿吨,中东地区产量占到30%,出口量占到世界一半,储量居世界首位。中东各国因此联合起来对抗西方石油财团,通过各种手段将石油工业收归国有。由此引发了种种战争、杀戮、政权更迭。1972年OPEC成员国的石油出口收益为230亿美元。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油价狂涨。到1977年,OPEC的石油收益已经高达1400亿美元。中东石油富国,由此过上了奢侈挥霍的生活。

1960年9月,日本广岛,游客在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参观时,脸上露出骇然的表情。John Dominis拍摄。

1960年9月24日,美国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造船及船坞公司,世界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CVN-65)交付下水。1961年11月25日,企业号正式服役并在次月编入美国大西洋舰队。该舰耗资4.5亿美元,1962年参与古巴导弹危机。2012年12月1日,企业号在诺福克海军基地举行退役典礼,拆除核反应堆,正式退役要等到2017年。

1960年10月,美国康涅狄格州新伦敦(New London),乔治·华盛顿号核潜艇(SSN-598),Al Fenn拍摄。1960年7月20日,华盛顿号在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发射了第一枚全功能的“北极星”A1洲际弹道导弹。三小时后,又成功发射了第二枚“北极星”A1导弹。从此,美国海军进入了拥有战略核武器系统的行列。该艇于1985年退役。

1960年10月,美国康涅狄格州新伦敦(New London),乔治·华盛顿号核潜艇(SSN-598)的驾驶室,Al Fenn拍摄。

1960年10月19日,美国纽约曼哈顿,华尔街附近,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参议员约翰·肯尼迪,携妻子进行游街拉票活动。11月9日,肯尼迪以微弱优势战胜副总统尼克松,当选美国第35任总统。当时美国《财星》杂志把肯尼迪家族列为美国第十二大富裕家族,估计拥有资产2-4亿美元。肯尼迪花费的竞选资金是3000万美元,折合26.66吨黄金。三年后肯尼迪遇刺身亡,肯尼迪家族遭到沉重打击。八年后,尼克松再次竞选美国总统,花费的竞选资金高达一亿美元。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美国总统选举、议会选举背后的财团角力斗争,充满了血腥阴谋,遇刺身亡的政客为数不少。

1960年10月10日14时27分49秒,苏联发射首枚火星探测器“火星1A号”,但是因火箭故障导致发射失败。四天以后,第二枚火星探测器升空。然而这两枚火星探测却连地球轨道都没能到达。1962年10月24日17时55分,苏联发射的第三枚火星探测器,升空到达了地球轨道。七天后发射的火星1号探测器,成功飞向火星,但在飞行1.06亿公里后失去联系。1964年12月5日,美国发射的水手3号火星探测器失败,12月28日发射的水手4号探测器,成功飞掠火星,并发回21张照片。自1960年以来,人类共向火星发射了42枚火星探测器,半数以失败告终。其中苏联(俄国)发射的19枚火星探测器,全部以失败收场。火星因此被称为“航天器坟墓”。不过苏联在金星探测上取得了丰富成果。

1960年10月24日,当地时间18时45分,苏联拜科努尔发射场第42号发射坪,第一枚R16二级液体洲际导弹,在首次发射前出现故障。急于完成发射任务的苏联战略火箭军总司令米·伊·涅杰林元帅,严重违反操作规程,带领技术人员走出地下掩蔽部,接近弹体检查。不料导弹第二级发动机意外点火,灼烧一级燃料箱,引发120吨燃料剧烈爆炸,导致涅杰林在内的92人死亡。10月26日,苏联政府对外宣称,涅杰林元帅死于空难,为其隆重举行葬礼。

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02分28秒,酒泉发射场,中国第一枚国产导弹,东风-1短程弹道导弹(代号1059)首次试射,7分32秒后命中弹着区。聂荣臻和张爱萍到场祝贺。
随后在12月6日和16日又进行2次发射试验,均获得成功。1957年,苏联赠送给中方2枚R-2型导弹,其中一枚留作研究,一枚进行仿制,其原型是纳粹德国研制的V-2火箭。1960年9月10日7时42分,在苏联撤走专家后的第17天,中国在酒泉基地用国产燃料,成功发射了一枚苏制P-2近程地地导弹。东风-1采用单级液氧加酒精等液体燃料推进剂,最大射程550公里,弹重20.4吨,弹长17.68米,直径1.65米。

1960年11月26日,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乡选举委员会,给“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发放的选民证。1959年溥仪被特赦释放后,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1960年3月被分配至北京植物园工作,1964年调入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任资料专员。将高高在上的皇帝,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国家公民,在人类历史上仅此一例。

1960年,西藏,堆龙德庆的农民第一次行使选举权,选举自己信赖的人当乡长。陈宗烈摄。1956年,24岁的陈宗烈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选派进入西藏,担任《西藏日报》摄影记者。他用大量纪实照片,记录了西藏从农奴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

1960年11月25日,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切·格瓦拉,率领古巴代表团,参观四川省内江糖厂造纸车间时,拿起一块刚制出来的纸,试验它的吸水程度如何。格瓦拉对内江糖厂的自造设备表示由衷的钦佩和赞叹。他握住身旁一位技术人员的手说“我们过去的工厂都在私人手里,设备和技术相当落后,几乎都不重视甘蔗的综合利用。我们要向你们学习,回古巴后一定要推广你们的经验。”。1967年,格瓦拉参与南美革命时,被玻利维亚军队杀害。

1960年11月7日,美国田纳西州橡树岭,K-25铀浓缩工厂(Ed Westcott拍摄)。摄影师埃德-韦斯科特(Ed Westcott)生于1922年,一直生活在橡树岭,是曼哈顿计划中唯一得到授权的摄影师,拍摄了2714张照片。

1960年11月,美国RCA实验室,TIROS气象卫星正在鸟笼型的高速旋转装置内,进行自转轴稳定性测试。1959年2月17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云图气象观察卫星“先锋2号”,但是因为自转轴不稳定,数据无法利用。1960年4月美国发射了第一颗气象卫星泰罗斯-1(Tiros-1)。随后,前苏联也相继发射了自己的气象卫星。

1960年11月21日,美国佛罗里达州Cape Carneval,用红石导弹改装的火箭,进行“水星计划”中,水星载人飞船的逃逸塔试验。Ralph Morse拍摄。水星计划是美国的第一个载人航天计划,始于1959年,终于1963年,耗资3.84亿美元。

1960年11月,中国海,美国航母列克星敦号(CV-16),游弋在越南海域。Nat Farbman拍摄。1960年10月29日至1961年6月6日,及1961年11月9日至1962年5月12日,列克星敦号到西太平洋巡航,于中国南海警备。越南战争期间作为训练航母。1991年11月8日,在役超过40年的列克星敦号终于退役,飞机降落次数超过493000次,为世界航空母舰之最。

1960年11月5日,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份,率领邓小平、彭真、杨尚昆、陆定一等人,组成的中国党政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出席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然后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11月10日,由于中苏两国两党的关系日趋紧张,赫鲁晓夫在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向各国代表团散发了一封长达6万字的指责中共的信。中苏两党在会谈中发生了激烈争吵。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现在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向无产阶级马列主义路线进攻。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苏分歧是原则性的,但是从世界斗争的全局来说仍然是局部性的。中苏应斗而不破,在批判的基础上争取团结。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代表团最终与苏联达成一致,会议通过宣言、呼吁书。照片为12月2日,(左起)米高扬、 刘少奇、赫鲁晓夫、邓小平、科兹洛夫、 苏斯洛夫、彭真,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举行的招待宴会上。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67岁生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年科,转达了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的祝贺。

1960年11月,上海崇明海滩围垦大军,在抓紧运芦苇筑江堤。崇明岛上曾有两次大规模围垦。第一次是1959年冬到1960年春,当地干部、居民和农民近万人围垦。第二次是1960年秋到1961年春,举全市之力围垦岛上海滩荒地,建立副食品生产基地。当时上海市人口超过700万人,但副食供应要靠外省市补充。上海市委提出来大办副食品,要吃蛋,要吃肉,要吃鱼,向大海要土地,让荒滩变良田,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项米袋子工程,菜篮子工程。崇明第二次大围垦历时半年,共修筑了46.5公里的江海长堤和六座拦洪大坝,围得十一万七千多亩土地。很多老围垦都记得,滩涂上芦苇的根部是很坚硬和锋利的,把鞋子扎烂、把脚板戳破的事时有发生。劳动者住的自己搭建的茅草棚,晚上睡着睡着就会有螃蟹钻出来。滩涂海水倒灌,为了喝几口淡水,人们要到几里地外挑水喝。平常吃的是玉米粉、咸菜和大白菜。滩地围垦后,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申请从东北垦区调来了一批拖拉机。1963年垦区一部分土地收获了粮食,国务院南方养猪会议到新安沙开现场会议,推广养猪法。崇明垦区先后建成了八个国营农场。1960年代起,有三十多万上海知青来到崇明的8个国营农场务农。二十年的奋斗,使崇明岛成为上海副食供应基地。

1960年11月,泰国曼谷,从轮船上牵下来的水牛。Nat Farbman拍摄。1960年泰国人均收入为99.45美元,政府批准外资企业项目为77项,金额1.3亿美元。1961年至1964年,泰国出口商品结构中,农产品(包括农业、水产、林业产品)占全部出口总金额的86.5%,而工业品只占3.7%。到1988年,泰国出口商品结构起了明显变化,工业品的比重增加到62%。出口总金额达到160.8亿美元。

1960年11月,美国纽约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店,妇女们坐在烫发机下。Alfred Eisenstaedt拍摄。该店于1924年开业,是纽约高档百货公司之一。

1960年12月,美国纽约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建造中的星座号航母发生火灾(USS Constellation CV-64),出动消防队进行扑救。该舰为小鹰级二号舰,1957年9月开工,1960年10月8日下水,1961年10月服役,2003年退役。参与越南战争、美伊战争。

1960年12月,美国佛罗里达州,“水星计划”中,水星载人飞船。Ralph Morse拍摄。水星计划是美国的第一个载人航天计划,始于1959年,终于1963年,耗资3.84亿美元。

1960年12月8日,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井基部署的泰坦I弹道导弹(Titan I missile),正在建造发射场。Ralph Crane拍摄。

1960年12月8日,美国怀俄明州夏安(Cheyenne),沃伦空军基地(Warren Air Force Base),部署测试SM-65阿特拉斯导弹(Atlas missile)的地下坑道。Ralph Crane拍摄。这是美国第一代液体洲际战略导弹,1955年设计,1959年定型,单价180万美元,装备381枚,1965年退役。弹长25米,直径3米,射程12070公里,起飞重量121吨,弹头重2吨。 地下井贮藏,地面发射。

1961年12月,美国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 Vandenberg Air Force base),井基部署的泰坦I弹道导弹(Titan I missile)。Ralph Crane拍摄。该弹是美军第二种洲际弹道导弹,1962年更新为泰坦2型,可以井下直接发射。该弹有A-C型,弹长30-31.4米,弹径3.05米,弹重99.7-149.5吨,射程10100-15000公里,携带W-38、W-53热核弹头。

1960年12月16日,美国纽约,因雨雾天气,一架美联航客机与环球航空公司的客机,在斯坦顿岛上空发生撞击,分别坠毁在斯坦顿岛和布鲁克林。两架飞机上127名乘客和地面上6名居民遇难。美联航客机仅有一名11岁男孩幸存,不过终因严重烧伤而罹难。

1960年12月,中国矿产公司与中国五金进口公司合并,改名为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图为两家公司刚合并后搬到北京海淀区二里沟的合影。尽管面对西方国家的重重封锁,中国还是想尽办法从国外进口物资。1961年,中国五矿从日本进口钢材30798吨,恢复了中断两年的进口贸易,对日出口矿产750万美元。到1964年,五矿对日出口额上升至5582万美元。1968年五矿公司从日本进口钢材首次突破100万吨,占中国从西方进口钢材总量的53%。1968年11月,由于中日关系恶化,贸易迅速下滑。

1960年12月27日,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南部沙漠,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每次试验之后,法国均遭到相邻的非洲国家的抗议,有些甚至立即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1961年至1966年,在阿尔及利亚的南部Reggane东南方560公里处的In Ecker地区,Taourirt Tan Afella花岗岩下进行了13次地下核试验。每一个核装置都被置于在岩石内挖掘的盘旋状平洞的端口处,在不同位置处设置多个安全门以减少爆炸时的排气量。这些试验的当量变化范围很大,从3600吨至12.7万吨。这些试验的主要目的,是为法国幻影IV轰炸机研制AN11核炸弹,威力6-7万吨,共生产了40枚。 






 

工业革命——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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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
——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十六)

1961年1月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将两架U-2高空侦察机,运至台湾省桃园空军基地,2月1日正式组建第35中队(黑猫中队)。由美国提供飞机及训练,台湾国民党派出飞行员,至中国大陆执行空中侦察照相任务。所有侦察计划均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主要侦察目标有:福州、南昌、武汉、成都、包头、兰州、酒泉等地的军事设施,及各地的导弹核武器研制基地。所获情报经美国人处理后,再由35中队长衣复恩报告蒋经国。照片为蒋经国、衣复恩与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办事处主任克莱恩(Ray S. Cline),在桃园基地查看U-2侦察机拍摄的中国大陆航拍照片。1962年至196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共击落5架U-2侦察机,俘虏叶长棣、张立义两人。1982年大陆将两人释放至香港,台湾方面拒绝两人返台,最后两人被美国中情局接往美国。


1961年1月12日,美国佐治亚大学,美国黑人女学生查蕾妮·亨特(Charlayne Hunter,19岁),坐在警车里痛哭流涕,手中紧紧抓着一个圣母像。她是当年佐治亚大学录取的两名黑人学生之一。由于白人学生反对种族融合,并威胁恐吓黑人,亨特被迫在警察保护下,离开佐治亚大学。美联社Horace Cort拍摄。从1960年代起,美国各地黑人群体,向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美国政府,发起暴力抗争活动,迫使白人精英集团废除种族隔离政策。1965年美国黑人获得平等选举权。

1961年1月12日,美国宾西法尼亚州,苏联体操队与美国体操队进行比赛。冷战时期,
抢占体育界的制高点,是美国和苏联竞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取得优势,美国财政部平均为每届奥运会的投入,都超过1亿美元。【1961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仅有0.089亿美元。】

1961年1月14-18日,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83人,候补中央委员87人,地方省市负责人23人。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身份主持会议。全会听取李富春(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做《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做关于1960年11月访苏的报告。全会指出,1958年大跃进以来,我国工业生产水平已大大提高,钢产量从1957年的世界第九位上升到第六位,煤炭产量从世界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机床拥有量和工程技术人员都比1957年增长一倍多。工业总产值年均增幅在40%以上。农业方面由于1959年、1960年连续遭遇大面积自然灾害,农业生产计划未能完成。但农业集体化程度日益巩固,农田水利有了很大发展。灌溉面积增加了3亿多亩,排灌设施增加了8倍多,拖拉机增加了2倍多。由于农业歉收和轻工业原料不足而形成的市场供应的暂时困难,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1961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
全会正式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通过的关于成立中央局的决定,决定成立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中央局,代表中央分别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其中,陶铸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担任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担任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毛泽东在会议上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实事求是,坚决走群众路线。九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亲自组织三个调查组在浙江、湖南、广东等省农村进行调查。

1961年1月20日,美国华盛顿,第35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总统就职阅兵式上,一枚“奈基-宙斯”反导导弹正通过宾夕法尼亚大道接受检阅。肯尼迪上任后对太空项目态度积极,急切希望美国在太空竞赛中保持领先。"奈基-宙斯"反导弹,最大射程为640千米,因其识别能力差、拦截概率低,未进行部署。同时,苏联研制成了A-35"橡皮套鞋"反导导弹,最大作战半径为640千米,最大拦截高度为320千米,有效杀伤半径为6~8千米,60年代中期在莫斯科周围进行了部署。【1964年中国启动反弹道导弹防御项目,代号“640工程”。】

1961年2月15日,埃及开罗,愤怒的人们点燃美国大使馆的一辆汽车,抗议刚果首位民选总理帕特莱斯·卢蒙巴遇害。1960年6月刚果宣布独立,卢蒙巴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
刚果一独立就遭遇了内部危机:国内军人叛乱,骚乱不止,加丹加省在比利时殖民者支持下进行分裂活动,然后是联合国干预。卢蒙巴反对美国操纵联合国进行军事干预,并获得苏联支持。美国认为卢蒙巴倒向苏联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开始策划暗杀卢蒙巴的计划,借卢蒙巴的政敌之手将其软禁。1961年1月17日,软禁中的卢蒙巴,被政敌和军方强制送到了叛乱的加丹加省。一下飞机,甚至在西方记者的镜头下,他就被比利时和美国支持的叛军殴打,然后当晚被由比利时雇佣兵指挥的行刑队秘密枪决。一周后,几名比利时雇佣兵把卢蒙巴的尸体用强酸溶解,仅有几颗牙齿,小块头骨和子弹被留下来作为“纪念品”。由于具体操作都是比利时人做的,美国人后来部分摆脱了谋杀卢蒙巴的罪名。卢蒙巴死讯公布一周后,欧洲许多国家爆发了针对比利时使馆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卢蒙巴死后迅速成为非洲大陆的英雄人物。2006年,卢蒙巴的副总理,比他仅小3个月的基赞加出任刚果总理,此时他已经81岁高龄。

1961年2月,春节期间,人们在江苏省南京夫子庙花灯市场上选购花灯。秦淮花灯起始于唐朝,兴盛在明朝。
朱元璋建都南京后,竭力提倡灯节。洪武五年(1372年)元宵节,秦淮河上燃放万盏水灯。自明代始,秦淮河畔灯火之盛天下所无。照片里除了传统的兔子灯外,还出现了纸飞机灯。显示了工业建设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1961年2月,春节期间,北京逛厂甸庙会上的孩子们,对大串糖葫芦产生兴趣。
厂甸庙会始于明代嘉靖,兴于清代康熙,盛于乾隆时期,是北京八大庙会之首。1945年厂甸庙会的游客约20万人,占北京常驻人口的五分之一。1963年厂甸庙会的规模达到400万人次。

1961年第三期《人民画报》,上海汽车制造厂生产的首批凤凰牌轿车,进行爬坡性能测试。夏道陵拍摄。1963年12月,凤凰牌小轿车正式改称为“上海牌SH760型”轿车,使用上海汽车发动机厂生产的680Q型发动机,功率90马力。

1961年3月15日,上海市少年宫的航海模型小组。那个时候,航模、无线电是少年宫的热门小组,其中航海模型小组成立于1952年。新华社谢琍拍摄。

1961年3月11日至13日,中共中央分别在广州和北京召开了“南三区”会议(即华东、中南、西南),和“三北区”会议(即华北、东北、西北)。毛泽东主席在广州主持南三区会议,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陈云、邓小平等人在北京主持三北区会议。两个会议都是讨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农业六十条总结农村人民公社的3年经验,对农村工作做了系统的规定,有“人民公社宪法”之称。1961年3月广州会议期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会议上报告安徽省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毛泽东表示可以试验。其后全国出现大面积包产到户。1962年3月,田家英等人到湖南调查包产到户情况,得到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的赞成,但遭到毛泽东反对,重点批判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毛泽东对刘少奇赞同包产到户产生了强烈不满。这是毛泽东与刘少奇走向政治决裂的重要因素。【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极力推动的“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利润挂帅、奖金激励”等措施,与社会主义理论背道而驰,实际是资本主义经济政策。1976年毛泽东逝世,邓小平掌权后,全面复辟这些政策,最终导致全国几十万家国营企业破产倒闭,超过4000万名工人下岗失业,超过2亿农民流入城市,沦为廉价农民工,接受血淋淋的残酷剥削。·历史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

1961年第三期《人民画报》,江西省南昌县蒋巷人民公社滁北生产大队第三小队,社员大搞积肥、深翻地等农田基本建设。
蒋巷公社是个产粮区,靠近鄱阳湖区,经常受到洪水侵袭。公社有13669户、64750人,划分为12个管理区、63个生产大队、320个生产队。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穷队、富队之间差异较大。蒋巷公社有土地16万亩,其中5万多亩经常遭遇洪灾,三年两不收。1960年,公社党委书记公唐水提出建排灌站,排除农田积水。在江西省长邵式平支持下,供电部门解决了8吨高压线材,用木制电线杆,从南昌七里街电厂,拉了14.6公里的线路到蒋巷,建起江西省第一个电力排灌站,装机385千瓦。【2001年爆发震惊全国的“蒋巷事件”:南昌县蒋巷镇政府一次“圈地”5万多亩,把全镇数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大部分土地,转让给一家广东公司去“开发绿色农业”。当然名义上不是卖,是租——但是实际上地租却没有交给农民,而是给了当地政府。政府用地租抵扣农民的各种赋税。实际上农民什么都没有得到。而对于农民的抵制与告状,镇里的回应是在圈地新设派出所、出动警察来“维持秩序”。】

1961年第三期《人民画报》,浙江省杭州市,城市人民公社生产的搪瓷脸盆、铁壳暖水瓶、保温瓶等日常生活用品,在供销社里出售,供顾客挑选。

1961年初,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到了计算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阶段。在邓稼先、周光召、彭桓武等人带领下,用手摇计算机和半自动计算机,经过两年艰苦努力和9次大规模试验,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计算。1959年6月苏联停止对华核技术合作后,中科院北京原子能研究所,与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北京九所)合作,展开原子弹理论研究。二机部所属的内蒙古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甘肃兰州铀浓缩厂、甘肃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靠本国力量续建。1960年12月,北京原子能所理论室成立一个组探索氢弹原理,组长是黄祖洽。一开始成立时,这个组只有黄祖洽、蔡少辉、萨本豪、刘宪辉等同志。1961年1月,34岁的于敏被二机部选派进入氢弹理论预研小组,从此隐姓埋名长达28年。当时条件不宽裕,抽调来一批刚毕业的大学生,十几个人挤在一间集体宿舍里,吃的没多少油水,上下班靠步行。大家的工资都不高(比工人略高),几乎每人的月工资不是46元,就是56元,个别人是62元。于敏是副研究员,月工资180元左右。邓稼先是三级教授,月工资230元。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很高,经常熬夜工作,学术民主气氛很好。1963年3月,九所完成了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1964年6月完成全尺寸爆轰模拟试验。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二机部与中科院集中力量对氢弹理论进行攻关。当时中国有两台5万次每秒的大型计算机,一台在北京中关村计算机研究所(119机),一台在上海嘉定的华东计算机研究所(J501机)。1966年11月,于敏研究组在上海华东计算所的J501机上,完成了百万吨级氢弹理论计算。这台上海产飞鱼牌手摇计算机,并非原物。邓稼先等人当年使用的是四台上海产通用牌201型手摇计算机,现收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

1961年3月4日,印度海军从英国购买退役航母“大力神”号正式服役,并更名为“维克兰特”号,一直使用到1997年1月。这是印度第一艘航空母舰,满载排水量1.98万吨,舰长213米,搭载6架英制“海鹞”式垂直短距起降战斗机、9架“西风”式反潜直升机、“海王”式反潜直升机。2014年11月,该舰在孟买开始拆解。

1961年3月23日,美国华盛顿的一场电视记者招待会,肯尼迪总统指向老挝地图。他声称老挝面临的共产主义威胁是一种“潜在危险”。
二战结束后,日本撤出老挝,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遭到共产党游击队抵抗。1954年法国撤离老挝,美国扶植亲美的卡代政权上台。1956年老挝中立派富马亲王重新组阁,获得中国政府支持。1959年底,极端亲美的富米·诺萨万集团掌握了老挝政权。1960年老挝发生军事政变,富马亲王再次组阁。美国支持老挝亲美势力发动武装叛乱。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如果老挝落入共产党的手里,那么南越、柬埔寨、泰国和缅甸沦陷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艾森豪威尔将烫手山芋扔给了肯尼迪。1961年3月,苏联对老挝政府提供物资支持。老挝的形势变得越来越糟糕。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计划投送14万美军至老挝,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以打击中国和北越的目标。1961年7月,日内瓦协议宣布了老挝的中立地位,要求所有外国军队撤离老挝。但美国一直在干涉老挝局势。从1968年到1973年,美国在老挝共出动了401296架次战机,与越南战争的规模相当。1975年,老挝战争以社会主义阵营获胜收场。无论对于美国还是中国,老挝战争都是一场”被人遗忘的战争“。

1961年3月,美国马里兰州,阿伯丁试验场,一名美军士兵正在测试M-388无后座力炮,和W-54核弹头。冷战爆发后,苏联在东德边境部署了大量的坦克装甲车。为了对抗装甲洪流,美军在西德大量部署该弹。M-388射程2-4公里,装备23公斤重的W54核弹头,爆炸威力10-250吨,可形成大面积核污染地带,阻滞敌军进攻。
W54由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设计,在1961年到1962年间制造了约400枚,一直服役到了1971年。这是世界最小的实战部署核武器之一。为了研制该弹进行了不少于17次低当量核试验,可见核武器小型化的技术难度。【1972年1月7日,中国用强-5飞机进行0.8-2万吨的小型空投核弹试验。】

1961年3月29日,美国密西西比州杰克逊,警察在驱赶治安法庭前的静坐示威者时,放纵警犬扑咬一名撤退较慢的黑人示威者。当天,九名美国黑人大学生因进入只准白人入内的图书馆接受审判,遭到黑人民权团体抗议。美联社照片。

1961年4月17日至1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策划猪湾事件,企图用军事行动推翻古巴政府。1959年亲美的古巴巴蒂斯塔独裁政权,被卡斯特罗推翻后,古巴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对古巴采取全面经济封锁。196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在危地马拉招募逃亡的古巴人,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1961年2月,肯尼迪上台后开始筹划对古巴动手,向古巴流亡者提供武器。古巴流亡者被编成“2506”突击旅,下辖4个步兵营、1个摩托化营、1个空降营、一个重炮营及数支装甲分队。4月15日美军B-26轰炸机轰炸古巴机场,有5架被击落。4月17日,约1500受过训练的流亡古巴人,在两名中央情报局官员指挥下在猪湾登陆。美国海军提供补给支援。三天后入侵军被消灭,1000多人被俘,约90人阵亡。古巴政府此为人质向美国政府索取了6200万比索的药品与婴儿食品。这是美国政府历史上第一次支付战争赔款。2014年1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放松对古巴长达半个世纪的经济封锁。古巴政府称,因为美国禁运每年贸易损失达6.85亿美元。

1961年4月23日,朝鲜板门店,在军事停战委员会的一场会议过后,美军一等兵约翰·克拉克遭朝鲜士兵掌掴,两国士兵随即爆发了一场小规模斗殴。斗殴没有造成人员伤亡。【1953年朝鲜停战后,美国对朝鲜采取全面经济封锁,不对朝鲜投资,不与朝鲜贸易,禁运一切武器,将朝鲜排除在美欧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之外。朝鲜在苏联、中国的支持下,经济发展较好,工业化程度明显优于韩国。但是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随着外援断绝,朝鲜封闭的经济结构遭到致命打击。而韩国在美国鼎力扶助下,已成为新兴经济体。】

1961年4月底,云南省,大理市喜洲人民公社社员去赶“三月街“。许信尧拍摄。三月街又名观音市,是大理白族的盛大节日,始于唐代南诏时期。时佛教传入南诏国,白族先民对观音菩萨十分崇拜。为报答观音菩萨的功德,于每年农历三月十五聚众祭祀,后成为三月街庙会。

1961年4月,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正式发行。全套八册,共收1484个问题,105万字。这是中国第一本普及版的百科全书,分为数学、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动物、农业、地质矿物、生理卫生8个分册。到1964年4月,三年中重印11次、发行580多万册。半个世纪以来,该书畅销不衰,累计发行超过一亿册,对于中国科普教育做出巨大贡献。

1961年,北京,观众在中央自然博物馆(今北京自然博物馆)参观青岛棘鼻龙骨架。
1958年,北京自然博物馆考古人员,在山东莱阳金刚口村西沟,挖掘出一条完整的“青岛龙”化石骨架,长约7米,宽2.1米,高4.8米,体重有1.5吨。该标本曾经多次出国展出。

1961年,浙江美术学院院长,64岁的国画家潘天寿,给花鸟班上课。1961年4月,潘天寿在北京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会议上,提出中国画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分科教学的建议。建国初期,中国艺术界存在很多矛盾。延安鲁艺出身的“革命艺术家”们掌握了话语权,推崇西方油画,否定中国画,斥之为封建残余。如杭州艺专(浙江美院前身)的油画家江丰、莫朴(徐悲鸿学生)等人,要求取消国画,发展油画。1954年潘天寿调到杭州艺专,潘天寿想恢复绘画专业,遇到很大阻力。江丰、刘苇、倪贻德等延安鲁艺出身的校领导飞扬跋扈,甚至看不起省委干部,觉得他们都是延安天子脚下的大艺术家,省委干部都来自苏北根据地的泥腿子。莫朴一心想把杭州艺专迁到上海去(他妻子在上海),遭到周恩来总理的反对。潘天寿与当权派的争论很激烈,甚至闹到了浙江省委,又上报给毛主席。毛泽东对莫朴等人就很不高兴,说你这样是孤家寡人,你会把共产党弄得都没人跟你的。国民党都不会取消中国画,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艺术形式,我们共产党干嘛要去取消。1957年,毛泽东去杭州检查工作,认为江丰、莫朴在工作中有严重错误,并说“检查他们是共产党的党籍还是国民党的党籍。”。江丰随即倒台,莫朴被打成右派分子。1959年潘天寿提拔为杭州美院院长,进入艺术创作高峰期。1966年文革爆发后,潘天寿被人贴大字报,说他曾是陈立夫儿媳的老师。原本巴结潘天寿的美院副院长王X威,变着花样整治潘老。1971年潘天寿重病,含冤逝世,终年74岁。1977年浙江省委为其平反。1977年莫朴也被平反,1980年再次出任浙江美院院长,1996年病死。1996年潘天寿的二儿子潘公凯出任中国美院(原浙江美院)院长。

1961年至1964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彩色动画长片《大闹天宫》。该片作为中国动画片的经典影响了几代人,是中国动画史上的巅峰之作。日本早期漫画发展受中国的影响极大。
日本动漫之父手冢治虫,在青少年时期,看过万氏兄弟制作的《铁扇公主》,因此下决心走上了漫画创作之路。1957年建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特伟任厂长,从建组时十几人发展到二百多人。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钱家骏、虞哲光、章超群、雷雨、金近、马国良、包蕾等一批著名艺术家、文学家先后参加这一工作。《神笔》、《骄傲的将军》、《猪八戒吃西瓜》、《大闹天宫》、《济公斗蟋蟀》、《人参娃娃》、《没头脑和不高兴》等动画片,将中国民族特色动画推向顶峰,并在国际范围产生影响。直至1980年代,中国动漫都处于非常活跃的创作期,如《哪吒闹海》、《阿凡提的故事》、《三个和尚》、《天书奇谭》、《黑猫警长》、《葫芦兄弟》等影片影响了几代人。到1990年代,中国国内动漫界急功近利,出现了大批粗制滥造的劣质作品。初步发育的动漫消费市场,被突然涌入中国的大量西方(包括日本)动漫冲垮。至今中国动漫仍在拙劣地模仿西方动漫风格。

1961年2月9日,苏联,国营农场里的金属结构温室大棚,种植的黄瓜苗。
50年代初,薄膜覆盖温床技术开始用于农业生产。1955年秋,中国引进聚氯乙烯农用薄膜,首先在北京用于小棚覆盖蔬菜。1958年中国已能自行生产农用聚乙烯薄膜。1978年中国大棚面积达10万亩,远高于日本(约300亩)。目前中国温室大棚面积超过1500万亩,但大规模使用薄膜,也给农田环境造成污染。

1961年,苏联莫斯科,克拉斯尼机床厂装配线(Kirasny Proletory Machine Tool Plant)。James Whitmore拍摄。该厂成立于1857年。

1961年,苏联,莫斯科手表厂,员工做保健操。
1929年,苏联政府买下了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的Ansonia钟表公司,及俄亥俄坎顿的Dueber-Hampden制表公司,并将这两厂的原料与生产工具通通运回莫斯科,以建立莫斯科第一钟表厂。1961年,加加林配带着莫斯科第一钟表厂的"Shturmanskie"(领航员)手表进入太空。

1961年4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新建的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第一次举办世界大赛。
印度(当时中印关系紧张)、葡萄牙等国拒绝参赛。中国队参赛的人数达64人,最后实际参赛的共有70人。这样的人数在世乒史上是空前的。中国队夺得了7项中的5项冠军。中国男子乒乓球队首次夺得世界男子团体冠军,丘钟惠获得女子单打世界冠军。五个单项比赛共计有外国种子选手43人(对),其中22人(对)是被第一次参加世乒赛的中国小将打败的。正因为中国队拥有如此之大的优势,国际乒联开始限制参赛人数。

1961年,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贺龙、郭沫若、习仲勋、傅作义、包尔汉在首都机场。吕相友拍摄。用禄莱120相机,依尔福400度胶卷。

1961年4月3日,英国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圣保罗大教堂的教士约翰·柯林斯,在大规模抗议集会上发表讲话。抗议者要求禁止核武器,进行核裁军。
英国政府极为恐慌,逮捕了800多人并处以罚金。9月份,1.2万人在特拉法尔加广场静坐,英国政府逮捕了1300多人,大批反战运动领导人被监禁,连89岁高龄的哲学家罗素也被拘禁了7天。这次大规模的逮捕迫使英国反战和平运动落入低谷。支持核裁军的英国工党赢得大选后,1963年8月,美、英、苏三国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1961年4月12日,莫斯科时间9时7分,苏联宇航员加加林身着90公斤重的太空服,乘坐重达4.75吨的“东方一号”宇宙飞船,进入太空轨道。在最大高度310公里的轨道上绕地球一周,历时1小时29分,于上午10时55分降落在苏联境内。莫斯科电台的一名广播员激动地说:“苏联已成功地将人送入太空。”通告重播3次,全苏联为之欢呼。照片为加加林在做发射准备。他的身后是替补宇航员盖尔曼·蒂托夫,几个月后成为第二个进入太空的人,也是首位绕地球轨道做多次飞行的人(绕地十七周,共二十五小时)。

1961年4月12日,莫斯科时间9时7分,苏联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东方一号载人宇宙飞船。这座发射场实际上距拜科努尔市有400公里之遥。当时西方分析家已从U-2侦察机所拍摄的照片上知道了它的位置。但苏联人在登记时没有将它命名为丘拉坦发射场(“丘拉坦”俄文意为“箭之地”或“丘拉墓地”,丘拉是成吉思汗的一个儿子),而是选择了当地最大的城市拜科努尔来命名(“拜科努尔”俄文意为“富裕之地”),虽然两者相距甚远。苏联解体后,拜科努尔发射场划归哈萨克斯坦所有,但由于财政困难,哈萨克斯坦根本无法保证发射场的运作。1994年,俄哈两国签署拜科努尔发射场的租赁协议,期限为20年,租赁费用为每年1.15亿美元。

1961年4月12日,苏联萨拉托夫州,降落的“东方一号”飞船返回舱。飞船
在返回地球时遇到了麻烦。标准的返回程序是:制动火箭点火,返回舱与设备舱分离。在返回舱降到离地面7000米时,加加林将连同座椅一起被弹出舱外,并张开降落伞。在4000米高度时,加加林与座椅分离并用降落伞返回地面。但是当加加林返回时,返回舱舱与设备舱却不能及时分离,返回舱疯狂地旋转。分离过程原计划只需用时10秒,但实际上花了10分钟,万幸的是,返回舱最终还是与设备舱分离了。上午10时55分,在飞行了108分钟后,加加林在苏联萨拉托夫附近安全着陆。 当地一名护林员和她的女儿,目击了身穿亮橘红色“外套”,头戴巨大白色头盔的加加林跳伞着陆,误以为他是外星来客。

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乘坐伊尔-18客机飞赴莫斯科,四架战斗机护航。加加林走在机场的红地毯上,赫鲁晓夫和他的妻子亲自至机场迎接。

1961年4月12日,苏联莫斯科街头,宇航员尤里·加加林首次进入太空的庆祝活动。 

1961年4月28日,美国纽约时代广场,进行民防空袭警报10分钟紧急疏散演习。一条警犬趴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这是冷战时期,美国进行核战争准备的组成部分。在1954年至1961年间,美国政府每年都在数十个城市举行“警戒行动”民防演习。美国政府公开招募媒体,对美国公众进行核战争恐吓。如1956年7月,《布法罗晚报》关于“警戒行动”的标题是“已知125000人死亡:市中心一片废墟”。《大溪城先驱报》的标题是“氢弹导致大溪城16200人死亡”。美联社Bob Goldberg拍摄。

1961年5月3日,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迪克西·格拉维斯堡,国民警卫队的士兵头戴防毒面具进行训练。美国从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即做全面核战争准备。1961年肯尼迪政府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特种战争”准备,包括使用核武器及生化武器。

1961年5月5日,卡纳维拉尔角,美国第一位宇航员艾伦•谢泼德(26岁),正在进行发射前准备,执行水星3号任务。飞船上升的最大高度是186千米,整个飞行只花了15分22秒。尽管只有5分钟的失重经历,谢泼德还是成为美国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比苏联人要晚一个月。他也是第5个登上月球的人(阿波罗14号)。

1961年5月4日,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者发起“自由乘车者”活动,由黑人与白人结伴乘坐长途汽车,从华盛顿至种族隔离现象严重的美国南方州县,以验证最高法院取消州际交通间种族隔离的落实情况。5月15日,星期天,当灰狗巴士行驶到阿拉巴马州安尼斯顿时,一群白人种族主义者包围了客车。他们打碎车窗,猛刺轮胎,还尖叫道:“让我们杀了这些黑鬼还有这些亲黑者。”有人还把一枚燃烧弹扔进车里引爆。大火很快吞没了车身,乘客逃下客车时,遭到暴徒袭击。直到高速公路上的巡警驱散他们。

1961年5月20日,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县,前往杰克逊的80号公路。肯尼迪政府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介入自由乘车者活动。阿拉巴马州州长约翰·帕特森,被迫派出国民警卫队,持枪上路保护黑人乘坐的车辆。阿拉巴马州的三K党组织者,甚至包括伯明翰市警察局长布尔·康纳,和警长汤姆·库克。他们都是狂热的三K党支持者。

1961年5月23日,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美国纳粹党领导人乔治·林肯·罗克韦尔(中,George Lincoln Rockwell)与他的手下。巴士加满油后,这群手臂上佩戴着卐袖标的家伙将继续朝着目的地墨比尔前进。

1961年5月2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国会两院特别会议上发表讲话,宣布将全力支持“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他说:“我相信这个民族能够齐聚一心全力以赴达成这个目标,即在1970年以前,人类将乘坐宇宙飞船登陆月球并且安全返回。”
从1961年到1972年,美国耗资492.56亿美元,先后完成6次登月飞行,把12人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1966年为拨款最高峰,金额为98.36亿美元,占当年美国全部科技研究开发经费的20%。【1966年中国外汇储备为2.11亿美元】~有钱,任性。

1961年6月8日,美国密西西比州杰克逊,杜克大学19岁的女学生约翰·特鲁帕尔(John Trumpauer),因为参与抗议种族隔离政策的活动,
与另外8人遭到警察逮捕。他们拒绝保释,关了三个月释放1954年5月17日,美国最高法院依据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宣布公立学校种族隔离是违法的。但是最高法院的决定,并没有彻底改变美国种族隔离政策。

1961年5月21日,山西太原重型机器厂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4立方米电动挖掘机(D-4型),这台电铲在内蒙古赤峰平庄煤矿使用至今。

1961年第五期《人民画报》,陕西省大荔县韦庄人民公社,共青团化工厂用简单的设备生产肥料“胡敏酸”。共青团支部书记何文义,在大荔农校、北京菌肥厂、苏州菌肥厂等单位帮助下,生产出了固氮菌等细菌肥料。县党委帮助他们解决了厂房问题,成立了化肥车间、细菌车间、农药车间。一个乡村化工厂就这样发展起来了。

1961年第五期《人民画报》,辽宁鞍山钢铁公司第一炼钢厂铸锭车间。第一炼钢厂是一个车间多、班组多、工序复杂的分厂。全厂签订协作公约,开展劳动生产竞赛,产量提升10%以上。张修拍摄。

1961年第六期《人民画报》,浙江省舟山渔场,打鱼归航的渔船正在卸货。这些鱼货部分加工成铁皮罐头,销往全国。1949年舟山的鱼货捕捞量只有20万担,到1960年增长了十六倍。

1961年6月,陕西省西安市丈八公社大雨不断,导致小麦大面积倒伏。为减少夏粮损失,各级机关、厂矿职工和农民一齐上阵抢收小麦。王凌摄。

1961年,著名电影《李双双》在河南林县拍摄,饰演李双双的著名演员张瑞芳,在拍摄过程中和照片里的几位农村姑娘结成好友,右一姑娘身穿的衬衣就是张瑞芳所赠,而且正是张瑞芳戏中的装扮。本片讲述了性格火辣爽直的李双双(张瑞芳 饰)爱管闲事,对自私爱贪生产队便宜的人直言快语当面指责。她的丈夫孙喜旺(仲星火 饰)却和她相反,胆小怕事爱面子还大男子主义。生产队修水渠,李双双和几个闲着在家没事的妇女去参加劳动,喜旺大为恼火叫李双双在家做饭看孩子伺候他。为此两人大吵了一架。李双双被群众选上了妇女队长后,喜旺怕以后管不了双双,给她约法三章,双双不答应,喜旺生气离家赶着马车去搞运输了。本片于1963年获第2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配角奖。2012年张瑞芳在上海逝世,享年94岁。2014年12月25日,仲星火在上海逝世,享年90岁。

1961年,河南省兰考县,农民利用野生柳条编制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工具。王世龙拍摄。兰考县位于河南东部,1954年兰封、考城二县合并,称兰考县,22岁的张钦礼任县长。兰考由于地处黄泛区,常年受内涝、风沙、盐碱侵袭,张钦礼发动群众治理三害,造林固沙。1957年反右时,兰考县委组织部长孙跃堂,因霸占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遭到200多名干部揭发。省委组织部长赵文甫坐镇兰考时,将200多名揭发孙跃堂的干部全部划成右派。张钦礼激烈反对赵文甫的作法,被赵文甫"内定中右,限制使用"。孙跃堂却官升一级,调到邻近的东明县任县委副书记。1958年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大刮浮夸风,遭到张钦礼抵制。河南省委给张钦礼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级别降三级,到农村劳动改造。1960年12月,张钦礼到北京上访,周总理对河南的情况有所了解。1961年6月,吴芝圃被免去河南省委书记一职,中央派刘建勋接任。首先将一批受吴芝圃迫害的干部平反,其中有潘复生(省长)、杨珏、王庭栋、邢照堂、陈冰之、张钦礼等人。张钦礼恢复了兰考县委副书记、县长之职。但主持兰考工作的县委书记王金壁,是吴芝圃派系的人。省监委书记刘铭榜不得不亲自出面,给张钦礼办平反手续,并补发了1264元工资。兰考是个穷县,干部都不愿意来。开封地委选了几位书记,最后把洛阳矿山机械厂的焦裕禄调来了当县委书记。1966年新华社将焦裕禄宣传成了“县委书记的榜样”。1979年,张钦礼被商丘中院以煽动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张钦礼案牵扯到的清查对象有120人判刑,4000多人或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或降级下放等处分。

1961年,河南省封丘县,上世纪50年代后期太平车还在黄河边上使用。王世龙拍摄。太平车是中国古代发明的木制运输车辆,有独轮、四轮等型制。

1961年第九期《人民画报》,朝鲜首都平壤。朝鲜停战后,在苏联、中国帮助下进行战后重建。钢铁、电力、煤炭、化工等部门有了很大发展。1960年朝鲜工业产值是1949年的6.4倍,粮食产量380.4万吨,比1949年增产100万吨。
1961年,韩国首都汉城的棚户区。这种木屋棚户区是朝鲜战争的产物。1953年朝鲜停战后,逃离城市的难民返回故土,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开始搭房定居,汉城、釜山等大城市都形成棚户区,生活条件极为恶劣。此后随着韩国经济发展,部分棚户区在市政改造中拆除。1981年韩国全斗焕军政府为了城市美观,将汉城市区贫民强制迁到江南区开浦洞九龙村。1988年汉城举办奥运会,又有一些贫民被清理到九龙村。到2013年,在韩国第一富人区——江南区的高楼大厦旁,仍有大片贫民窟。

1961年5月16日,韩国陆军参谋次长朴正熙少将(左一),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李承晚政权,任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主席。1962年3月任代理总统,1963年12月当选总统,其后连任5届总统。从1962年开始,在朴正熙的推动下,韩国政府开始实行“五年计划”。1965年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6美元)只有菲律宾的一半。
直到1971年,韩国基本上都是轻工业,主要的出口产品还是鱿鱼等海产品。1971年,朴正熙走上了重工业化的速成之路。美国正在退出亚洲,朴正熙说,我们不得不制造自己的武器,而制造武器则需要重工业。 韩国当时城镇化率大约为20%,其余仍是农村,所以很多人中学、高中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他们不得不去做农民。于是政府建立职业学校,让他们练习焊接等等,然后开始建工厂。最好的例子就是现代重工集团。朴正熙说,我们需要一家造船厂,谁能给我一家造船厂。所有人都说不,只有郑周永说:好,我们来建。他走遍全球搜集资金,可没有人肯借钱给他。1971年,谁会借钱给韩国去造一家船厂呢?最后,他去了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对方说:我们可以借给你钱,但是首先你要得到一份合同。郑周永最后找到希腊船王Livanos,Livanos说,我可以给你一份合同,造两艘25万吨的超级油轮。郑周永就拿着合同去了巴克莱银行,筹到了5000万美元。他带着钱回去,开始造船厂,造船,培训工人。同时,派人去日本、挪威,去任何可能的地方学习造船技术。两年后,造船厂还没完成,但他们已造好了两艘船,均交付使用。1971年到1980年,韩国靠那些速成职业学校,培训了200万工业工人——从零基础开始!韩国走上了工业化之路。【毛泽东时期,中国用二十年时间培训了超过5000万名产业工人。他们在邓小平时期,由于国营企业大规模破产,全部下岗失业!而韩国,迅速超越了中国。

1961年5月1日,日本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示威,要求解除社会主义党的禁令。

1961年,日本四日市由于石油冶炼和工业燃油产生的废气,严重污染大气,引起居民呼吸道疾病骤增,尤其是哮喘病的发病率大大提高。1964年,四日市连续3天浓雾不散,严重的哮喘病患者开始死亡。1967年,一些哮喘病患者不堪忍受痛苦而自杀。到1970年,四日哮喘病患者达到500多人,其中有10多人在哮喘病的折磨中死去,实际患者超过2000人。1972年全市共确认哮喘病患者达817人。图为环保题材摄影集《四日市》中的照片。

1961年前后,台湾省,高雄石化裂解工厂。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解决驻扎台湾的日军燃料供应问题,日军在高雄半屏山建造海军第六燃料厂,1941年完工。油料从左营军港以管线、或从高雄以车辆运至该厂提炼。1945年美军对该厂进行轰炸,厂区毁去大半。1946年国民党政府在上海成立中国石油公司,并派人赴高雄接管日据时期遗留的石油设施。到1960年代,台湾也仅有炼油能力,还不具备石化工业链。1958年至1966年,台湾聚乙烯(PE)消耗量增加了45倍,全部为进口。1965年美国NDCC公司设立台湾聚合化学公司(台聚)。1968年,台湾中油为了配合台聚,投资3.8亿元新台币(美国提供540万美元贷款),在高雄楠梓建立了第一座轻油裂解厂,用石脑油高温裂解,制造乙烯、丙烯、丁烯及芳烃原料。乙烯年产量只有5.4万吨。到1970年代,台湾石化产业开始快速发展,但是无论在石化产业广度、还是产业深度上,都远远落后于中国大陆。1973年中国引进30万吨乙烯装置,1976年大庆油田原油年产量突破5000万吨。

1961年,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太空针塔仍在建造中。当地政府正积极为1962年的世博会做准备。

1961年,苏联莫斯科街头,一家人拍摄的旅游合影。

1961年6月3日至4日,奥地利维也纳,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肯尼迪进行首脑会晤,讨论了关于停止核试验、裁军、德国问题以及老挝问题等,禁止核试验和柏林问题是会谈的重点。这次会谈由赫鲁晓夫倡议,试图缓和美苏关系,但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维也纳会谈结束后,赫鲁晓夫一回到莫斯科,就下令公开发表他交给肯尼迪总统的关于核试验和柏林问题的两件备忘录,并宣布暂停120万陆海军士兵的复员,征召预备役军人入伍,并将苏联军费提高1/3 ,使之高达123.96亿卢布。肯尼迪回到美国后,向全美发表电视演说,“倘若战争爆发,那一定是从莫斯科发动的,不是从柏林发动的。…… 只有苏联政府才会把柏林边界问题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他要求国会批准他给五角大楼追加32.47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征召部分后备役人员和国民警卫队,并修整起用封存中的飞机和船舰,向西欧增派军队,使驻欧军队总数达到30万人。8月7日,赫鲁晓夫在苏联电视台发表讲话。他警告说,苏联将大大增加驻扎在自己西部边界军队的数量,并且将征召预备役以使部队达到战时建制。 赫鲁晓夫的讲话在本已充满紧张气氛的西方国家引起慌乱。

1961年6月17日,印度班加罗尔印度飞机有限公司(HAL),HF-24“风神”多用途喷气式战斗机,第一架原型机(BR-462),被拖拉机拖上跑道进行首次试飞,上方是美制C-119运输机。1950年代初,印度凭借与英国的“特殊关系”,先后引进了“吸血鬼”、“猎人”和“蚊式”等机型,又向法国购买了“暴风雨”式和“神秘IV”式战斗机,一步跨入喷气时代。当时印度有两家航空公司——印度飞机有限公司和斯坦有限公司。他们仅设计过一种螺旋桨教练机(HT-2)。全印度航空界只有3名本国高级工程师,没有厂房;没有工程机械,没有结构测试平台和风洞。1956年9月,印度买下英国“蚊式”的生产许可以及23架成品机,开始制造国产飞机。1956年8月,印度飞机公司开始HF-24计划时,设计部门只有54人,工程制造部门甚至只有13人,只得从德国高薪聘请了库尔特·谭克博士为首的19名德国工程师团队。谭克团队在缺少风洞的条件下,制造了木制样机,由C-47运输机拖带至空中进行了78次验证试飞,1960年4月开始组织第一架样机。【由于有英国、苏联、美国的技术扶持,印度、日本在二战后的航空产业发展缺乏系统性,根基远逊于中国。由于遭到技术封锁,毛泽东时期中国耗费巨资建设了大批航空院校、气动研究所、材料研究所、风洞基地、专业制造厂,才有当今中国航空工业井喷式的发展。这种工业能力完全是被逼出来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航空工业基础的国家,根本不可能发展出航空工业体系,会遭到各种势力打击。】

1961年6月30日,英国纽卡斯尔泰因河畔,Swan Hunter公司沃尔森德船厂(Wallsend Yard)建造的Solen号油轮下水。该轮1961年11月建成,船长236.7米,满载排水量71270吨,航速16.5节,注册号:302817,属于英国壳牌油轮公司,1982年12月22日在高雄拆解。Kevin Blair拍摄。

1961年7月,黑龙江省委书记李范五(左起第四人),陪同刘少奇主席、夫人王光美,视察伊春木材综合加工厂。
该厂位于伊春区制材街,1949年建厂,占地面积17万平方米,拥有1.5公里铁路专用线,生产旺盛期年产10万立方米锯材,3500万吨纸浆,是木材行业龙头企业之一。该厂早已破产,大部分厂房已拆除,仅有原动力车间、仓库房址、铁路专用线、几架扒杆机等仍存。

1961年7月,北戴河召开国防工业会议,中央军委决定集中力量仿制544型反舰导弹(即大名鼎鼎的苏制П-15“冥河”反舰导弹),由国防部五院负责技术总抓,三机部320厂(南昌飞机制造厂)为仿制单位。国防部五院先后任命李同力、吕琳为“544”导弹总设计师。1963年10月, 320厂用苏联留下的零件仿制出第一发544导弹模型弹,次年8月,顺利通过全弹静力试验,同年11至12月间在西北戈壁滩进行了发射试验。1966年4月至7月,进行了岸对舰及舰对舰的遥测弹飞行打靶试验,取得了6发5中佳绩。1966年12月批准命名为“上游一号”,1967年8月批量生产。该弹长6.55米,重2吨,射程40公里,最大速度0.8马赫,末端主动雷达引导,1983年改为电视引导头。2011年全部退役。

1961年7月9日,携带К-13空空导弹系统的苏联米格-21战斗机,首次在莫斯科土希诺空军机场举行的航空节飞行表演中露面。该弹是苏联仿制美国AIM-9B响尾蛇空空导弹。1958年9月24日,台湾国民党空军出动24架F-86佩刀战斗机,在浙江温州空域与解放军歼-5编队激战。王自重单机击落敌两架F-86后,被F-86携带的AIM-9“响尾蛇”导弹击落。其中一枚响尾蛇导弹坠地未爆。空军和国防部五院对该弹展开测绘研究。苏联派出两批专家来华索取残骸实物和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研制了K-13导弹。这是苏联第一种红外型空空导弹。1961年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联商谈引进米格-21歼击机时,苏联同意将K-13导弹随米格-21一起转让给中国。1962年,苏联向中国转让米格-21和K-13型导弹的技术资料和样品。西安东方机械厂作为总装厂,20多家配套工厂共同筹建仿制生产线。1964年中国全面展开仿制工作,并命名为霹雳-2号空对空导弹。1966年建设陕西汉中空空导弹厂,1967年11月定型投入批量生产。1970年建设贵州平坝空空导弹厂,1978年建成投产。该弹长2.83米,重85公斤,射程7.6公里,速度2.5马赫。因此,中国获得空空导弹技术,还要谢谢台湾国民党。

1961年8月13日,大批东德坦克在东西柏林边界警戒。8月12日,民主德国(东德)部长会议,决定对边界实行管制:关闭两德之间的边界。对准许出入双方边界的人颁发特别通行证。边界管制的日期定于8月13日开始。8月13日午夜,黑暗无人的柏林大街上突然警笛狂鸣,苏制T-34 和T-54型坦克和载满东德军人的卡车,沿东西柏林之间40公里的界线一字排开。头戴钢盔的东柏林警察乘卡车前往主要通道站岗。士兵从车上卸下拒马、铁丝网、水泥桩柱、石块、镐头、铁锹。日出之时,一堵墙的墙基已经形成了。四天之后,横亘在东西德之间的著名的“柏林墙”已基本建成。

1961年8月15日,德国柏林,东德工人正在修建法国占领区段的柏林墙。
墙高3.6 米,墙顶盘绕着铁丝网。柏林墙使东西柏林人的自由往来成为历史。

1961年8月,柏林墙,西柏林人聚集在附近。Paul Schutzer拍摄。

1961年第八期《人民画报》,浙江省温州市,温州纸伞厂、温州绣品厂、著名黄杨木雕艺人陈志云生产的传统工艺品。温州雨伞非常讲究,一把小小的雨伞有107个零件,伞骨坚固、轻巧玲珑、伞面绘制图案鲜艳。
1949年温州解放时,人口276万,工农业产值3.23亿元,其中工业产值0.68亿元,有手工作坊369家,职工5000多人。1957年温州全市工农业产值增长至8.26亿元,工业产值达2.6亿元。1960年温州已能生产柴油机、发电机、电动机和车床等工业品。到1976年,温州全市工农业产值达11.98亿元,工业产值5.6亿元,在全国处于中上水平。1978年改革开放后,浙江省大力鼓吹“温州模式”,发展家庭作坊式的私营经济。温州的假冒伪劣商品,从此臭名远扬。温州发廊等色情行业在沿海城市蔓延。温州商人甚至成为骗子的代名词。改开三十年来不择手段的原始积累,形成了温州的私营资本集团。

1961年8月23日,天津静海县团泊洼公社,从天津来农村落户的知识青年。1956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后,一大批知识青年响应号召到农村落户。
团泊洼位于静海县东部,历史上常年积水,盛产芦苇。如今闻名全国的天津大邱庄,就属于团泊洼公社。1962年,大邱庄十一生产队的社员一至推选禹作敏担任生产队长。禹作敏在冬季农闲时发动群众搞副业,使得十一生产队成为经济拔尖的生产队。1977年,大邱庄建起第一个工业企业——大邱庄冷轧带钢厂,1978年产值达87.6万元,利润34万元。1981年建起大邱庄高频制管厂。到1990年,大邱庄总产值超1000万元的工厂有15个,年总产值超2000万元的“洋”工厂两个,年总产值达亿元的特大工厂1个。 

1961年第九期《人民画报》,北京市宣武区钢铁厂,满头汗水的电炉炼钢组长宋善庆。三年前他还是印刷厂的一名装订工。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宣武区一个生产煤球炉的铁工厂,两百多名工人建起了八座土高炉。接着宣武区领导决定在这个厂的基础上,在北京市郊建立一座小型钢铁厂。全市两万多人参加义务劳动,上百家工厂提供设备。到1961年,该厂已有高炉、电炉、铸钢、铸铁、烧结、冶炼等成套设备。

1961年,瑞典沃尔沃最新上市的P1800双门跑车。该车采用1.778升发动机,最大功率100马力。1966年6月,家住美国纽约长岛的Irv Gordon(25岁),花费4150美元购买了一辆P1800,到2013年9月18日,73岁的埃夫-戈登,驾驶该车突破行驶里程300万英里(482万公里)的世界纪录,相当于绕地球120圈。这台沃尔沃汽车曾经经过两次大修,但原配发动机一直未曾换过。

1961年,德国Quandt集团研制的Amphicar水陆两用汽车,正式在美国上市销售。该车前身是1937年由汉斯·特里普(Hannes Trippel)在纳粹德军支持下设计的Trippel SG6两栖汽车。Amphicar是迄今唯一大规模生产的两栖汽车,共制造了3878辆,售价2800-3300美元。公路时速113公里,水面时速11公里。它的最大弱点是防水性差,排水泵需要不断工作。一旦排水泵出故障,车辆直接沉入水底。

1961年,意大利都灵,菲亚特汽车米拉菲奥里工厂,正在生产FITA1300、1500型轿车,功率为65马力和72马力。

1961年,美国宝洁公司推出了帮宝适(Pampers)婴儿纸尿裤。1942年瑞典人鲍里斯·特尔姆,发明了两件式纸尿布,外层是塑料裤,内层是纸做成的吸收垫。由于纸尿布容易破碎,沾满孩子屁股,因此没有成功。1956年,宝洁公司的化学工程师维克托·米尔斯,厌倦了给孙子换尿布,因此开始研制一次性尿布。【
1997年,美国金佰利公司向中国市场推出好奇牌纸尿裤。】

1961年,荷兰飞利浦公司,生产的19TG 142A型19寸电视机。

1961年,美国仙童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公司研制的第一块硅晶体集成电路芯片。【
1961年初,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制定年度科研计划时,由中科院和国防科工委,共同向该所下达了代号为“0515”的微型电路组件研制项目。这实际上就是当时我国为赶上国际尖端科技,而提出的第一个微型固体申路(即集成电路)研究项目,其目的主要是将其用于计算机。20多名年轻技术人员组成的“0515微型电路”研究组。组长由白元根(物理所八室固体电路组长)担任,由沈士刚(计算所半导体室研究组长)担任副组长,并由吴锡九(物理所固体电子学室主任)、黄敞(北大物理系教授兼计算所半导体室主任)担任技术指导,研制出中国第一块锗集成电路。】

1961年9月,美国长滩号核动力导弹巡洋舰(CGN-9)服役。该舰由伯利恒钢铁公司建造,1957年12月开工,舰长220米,满载排水量1.8万吨,是世界第一艘核动力巡洋舰。1962年,美国首先把AN/SPS-32和SPS-33相控阵雷达,安装在“企业”号航空母舰和“长滩”号核动力巡洋舰上,用以分别完成搜索和跟踪任务。1969年启动宙斯盾计划,历时10年。【
苏联从80年代初开始研制舰载相控阵雷达。1989年11月,中国海军舰载雷达研讨会在南京14所召开,14所在会上提出研制舰载相控阵雷达的构想。】

1961年10月,在第三届全国广播接收机观摩评比中,上海无线电三厂研制的美多牌663—2—6型六灯交流三波段收音机名列榜首。该机装有高低音控制网络,音质优美,附有新型电眼指示管,采用双套旋钮,外形美观。这台收音机的保存品相较差,漆面已磨平,表面积垢较多。这在当年可是相当贵重的奢侈品。

1961年,北京牌820型35cm(14英寸)电子管黑白电视机。这是中国电子工业起步阶段的活化石,至今仍能显示图像。

1961年,上海照相机二厂生产的“上海201型”皮腔折叠120相机。它是中国第一代折叠相机。1961年逐步停产后,改进为上海202、上海203、海鸥203等型号。顶部左右两个是回片轮,中央取景器左侧是快门,右侧是开前脸按钮。

1961年10月17日,法国巴黎市区成千上万名阿尔及利亚裔移民走上街头,抗议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劳工的“宵禁令”,并且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法国警察奉命前去进行血腥镇压。约有数十人甚至数百人在这场和平示威中丧生。他们有的被子弹打死,有的被枪托或镐头砸碎脑壳而死。死者的尸体被扔到塞纳河里。而当年法国官方宣称,仅有3人在警方的正当防卫中丧生。

1961年10月17日,巴黎血案发生后,法国没有一家报社报道巴黎发生特大血案的消息。直到1997年,血案发生时的警察部长帕庞站上法庭,接受审判。1998年,法国政府被迫承认,共有48名阿尔及利亚人在“巴黎血案”中丧生,而不是原先所说的“2到3个”。研究者认为死亡人数至少在200人以上。2012年10月17日,法国总统奥朗德正式以“法兰西共和国”的名义承认巴黎血案。

1961年10月23日,美国马萨诸塞州梅德福德,身穿防护服的肯尼斯·格尔佩,钻出辐射尘掩蔽设施,手中拿着用于测试辐射的盖革计量器。在这个辐射尘掩蔽设施内,格尔佩与家人度过了整整一个周末,进行测试。1950年代氢弹实用化后,核爆辐射尘埃的威胁日益增加。杜鲁门政府呼吁家庭和社区要建设私人地下避难所,增加核爆防护功能。从1959年开始,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就在推动关于强制要求每一个户主都要建造一个私人掩蔽所的立法,但是遭到公众强烈批评。1961年7月25日,肯尼迪总统发表演讲,使得防辐射尘掩蔽所运动达到了一次高潮。由于有钱可赚,民防产业几乎在一夜之间冒了出来。一些防辐射尘掩蔽所售价超过4000美元,相当于1960年的美国人均收入。据估计,1965年美国约有20万个核战争掩蔽所。

1961年10月27日下午,德国柏林,美苏两军就美方进入苏占区权力一事发生争执,美军M48A1坦克与苏军T54坦克,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查理检查哨正面,相隔100米对峙了16小时之久。这是冷战时期最危险的一幕,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1961年10月,德国柏林,美苏坦克对峙。坦克发动机高速运转时,双方坦克手都十分紧张,对峙双方一旦擦枪走火,后果将不堪设想。当时苏联在东德驻扎的部队有10个坦克师,7个机械化步兵师,共计编成3个坦克集团军,2个合成集团军,1个航空军,总计37万人。装备有7000辆主战坦克,2800辆步兵战车,900架作战飞机,300架直升飞机。

1961年10月30日清晨,苏联专门空投原子弹的“巴格罗夫克斯基”航空兵大队的一架图-95B轰炸机,装着26吨重的“大伊万”氢弹,从摩尔曼斯克附近的奥列尼亚海军机场起飞,抵达新地岛核试验场图-95(Ту-95)由图波列夫飞机设计局于1951年开始研制,1952年11月12日首飞,1956年批量生产,各型总产量约300架。该机最大起飞重量188吨,正常载弹12吨,最高时速905公里,安装4台HK-12MB涡桨发动机,单台功率14975马力,驱动对转四叶螺旋桨,是世界上飞得最快的大型螺旋桨飞机。
1961年10月30日8时30分,图-95B轰炸机抵达新地岛核试验场D-2区上空,在1.1万米高度投下氢弹后全速逃离试验空域。为了给轰炸机留下足够的逃离时间,氢弹尾部挂载了一具1600平米的超大号减速降落伞。

1961年10月30日8时33分,氢弹在4500米预定高度引爆。瞬间形成直径4.6公里的巨大火球,最后扩大到直径8公里,火球温度达到1000万摄氏度,压力高达10亿个大气压。在爆炸中心下面直径15-20公里,厚达3米的冰层被融化。耀眼强光比太阳还亮,翻腾的蘑菇云高达80公里。试验场内所有测试物被炸得七零八落。距爆炸中心250公里外的地下指挥观察所,都能感受到冲击波带来的巨大震动和闷响。苏联整个北方地区的无线电通信全部中断,方圆4000公里内的飞机、导弹、雷达和通讯设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美军测算此次爆炸当量为5700万吨,这是人类迄今最为进行的最大当量核试验。从1959年到1962年底,苏联在新地岛共进行了91次核试验,其中4次超过1000万吨。

1961年10月31日,美国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西南郊,北美防空司令部夏延山地下指挥中心,进行施工的土方装载车。1958年5月,为了防备苏联发动核战争,北美防空司令部选址夏延山建立地下指挥中心,1966年建成使用。基地顶部有厚达数百米的花岗岩做保护层。内部有供6000人用的全套三防生存体系,能在核大战环境下生存数月。美苏都在切切实实地做核战争准备。【1965年中国启动大小三线建设,全面做战争准备。1969年中苏珍宝岛危机后,全国各大城市建设大型地下防空掩体,为核战争做准备。战备资源严重消耗了中国国力,实际使中国进入战备经济状态,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也大大促进了中国军工、机械、重化工业,及全国工业布局。

1961年11月6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再次访问美国,会见肯尼迪总统,中间是美国副总统约翰逊。1955年苏联开始向印度提供经济援助。1957年印度陷入经济危机后,美国政府制定了利用印度来削弱中国的政策。1958年美国宣布向印度的五年计划提供7500万美元援助,并联合英德日等国的银行团,向印度提供3.5亿美元紧急金融援助。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希望印度能够跟美国一起反华,但遭到尼赫鲁婉拒,只表示希望印度对付中国时,巴基斯坦不要在印度背后捅刀子。与此同时,中印边界冲突愈演愈烈,印度军队不断入侵蚕食中国边界,并建立武装哨所。1961年4月,美国国务院提议向印度提供10亿美元援助。1961年5月,美国副总统林登-约翰逊访问印度,建议美国帮助印度实现军事现代化,敦促印巴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使印度能够抽出军队来威慑中国。6月,美国牵头的多国银行团宣布,两年内向印度提供20亿美元的援助,并承诺在五年内向印度提供13亿美元的剩余食品援助。尽管美国提供的胡萝卜很诱人,但美印蜜月并不甜蜜。尼赫鲁在东南亚问题上,不愿追随美国的步调。此次访美一个月后,印度不顾美国反对,武力夺取了葡萄牙殖民控制的果阿地区。1962年10月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后,肯尼迪政府积极鼓动印度,并提供军事物资援助。美军出动12架C-130运输机,向印度紧急运输战争物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甚至认为印度军队的战斗力在亚洲是最高的。但战争结果完全出乎美国人的预料。1962年11月印度军队全面溃败时,尼赫鲁紧急写信向美国求援,希望美国派出空军保护印度东部领空。而美国此时正陷入古巴导弹危机中无法脱身。印度因军事冒险失败,付出了惨痛代价。

1961年11月,阿富汗喀布尔,繁忙的街道。
此时还是查希尔国王主政时期,查希尔统治阿富汗长达40年,是一名温和的统治者,奉行中立外交政策。二战前阿富汗一直是英国与苏联反复争夺的英国殖民地区。二战后苏联与美国争夺阿富汗。1973年至1979年9月,苏联在阿富汗先后发动了3次政变。首先是国王查希尔被其堂弟,首相达乌德推翻,其后几年达乌德被塔拉基推翻。塔拉基接着又被哈菲佐拉·阿明推翻。皆是不愿听命苏联摆布而被苏联指示发动的。1979年9月底,苏联出兵阿富汗,战争打了十年之久。

1961年12月11日,美国海军科尔号护航航母(CVE-13,USS Core ),抵达南越西贡,运来了32架H-21肖尼人直升机,和400多名美军士兵。美国政府正积极对南越进行军事援助。

1961年12月12日,墨西哥东部的多米尼加海域,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CVA-42)进行戒备航行,F4H舰载机准备起飞,协助美军撤侨。1961年5月30日,统治多米尼加长达31年的军事独裁者拉斐尔·特鲁希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策划下,于首都圣多明各被刺杀身亡。特鲁希略长期与CIA进行情报合作,并合谋暗杀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但是在特鲁希略于1960年欲派人谋杀时任委内瑞拉总统罗慕洛·贝坦科尔特后,CIA决定把他干掉。1960年12月,美国中情局策划了一份暗杀特鲁希略的行动计划。但是特鲁希略并非死于这伙暗杀者手里,而是被中情局武装的另一伙“持不同政见者”在一次公路伏击中干掉了。特鲁希略死后,多米尼加陷入长期动乱,1963年9月,美国策动多米尼加军事政变,建立卡夫拉尔政权。1965年4月,一批军官推翻卡夫拉尔政权,美国出动4.2万军队、380架飞机武装侵略多米尼加。

1961年,为庆祝美国海军航空兵正式成立50周年,由“勇猛”号(CVA-11)、“萨拉托加”号和“独立”号的舰员在飞行甲板上排列出的字样。

1961年12月18日至19日,印度出动军队以武力收复被葡萄牙殖民者长期控制的果阿、达曼、第乌岛等地区。终结了果阿长达451年的葡萄牙殖民统治,22名印度人与30名葡萄牙人在此次交战中丧生。

1961年第12期《人民画报》,建设中的广州氮肥厂。王南拍摄。广州氮肥厂成立于1957年,当时是中南地区最早、最大的合成氨厂,化工部四大直属工厂之一,1963年投产。最红火时,厂里工人有7000-8000人,陶铸夫人就是这个厂的党委书记。广氮生产的氮肥、硫酸、O2、CO2、炸药等产品十分走俏。但是到1990年代,广氮陷入经营困境,1996年改组为广州氮肥集团。1998年厂里清退职工,1999年负债达5.24亿元。2000年5月,广州氮肥厂除一个车间几百人,被番禺一家化工厂要走之外,其余所有广氮员工下岗,广州氮肥厂宣布破产。860名党员在内的3100多名下岗职工全部交由车陂街属地管理。在原厂区旧址上,留下60万平方米的厂房住宅。2009年,广氮车陂地块拍卖,总价达5.4亿元。2010年广氮天河地块拍卖,总价高达12.9亿元。【广东省对下岗工人卸包袱,源于广州氮肥厂,即按工龄一年补480元后一脚踢开,尔后广东省遍地推广。】
1961年,西藏各地开始基层选举。到1965年8月,西藏乡县选举工作完成,有1359个乡、镇进行了基层选举,有567个乡、镇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西藏约92%的地方建立了以翻身农奴和奴隶为主的乡人民政权,54个县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选出了正副县长,建立了县人民委员会。

1961年冬,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按照每年要组织一次下乡劳动的规定,全班在北京黄村挖冻土。有孙奉中、孙广泰、于光等学生。当时中国仍处于食品短缺时期,定量供应的粮食无法满足这些十六七岁的大小伙子的营养需要。
孙奉中1973年工作,参加《海囚》、《红楼梦》等影、视片的录音300余部,是中国电影乐团民族管弦乐团首席。于光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妹妹的女婿,大提琴博士,现居美国费城。

1961年冬,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丁桥镇后珠二组,爱好摄影的小学老师沈炳涛(月工资20元),花1.5元从照相馆里租来一台海鸥120相机,在翻新的茅草房前,拍摄了全家福。翻新草房对全家是一件大事,孩子们都特意穿上了新衣裳,草房门口还贴上了火红的春联。茅草房一共三间,沈家父母、小沈哥哥、嫂嫂、侄儿,加上小沈自己,一家子七八口人就挤在这5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后来沈老师的婚房也安在这个茅草房里,不过那时候的小沈并不觉得寒碜:“打仗那会儿,日本人把村里的房子都烧了,所以,解放后村里97%的房子都是草舍子,大家都一样也就习惯了。”。到1975年,沈家搬进了新造的砖瓦房,木料是自家种的,桌椅板凳都是自家做的,村里没有正规建筑队,都靠左邻右舍的泥瓦匠、木匠把房子盖了起来。当时农户们在生产队劳动,再做点副业,省吃俭用筹备两千多元就能盖砖瓦房。1977年春,沈老师在新房前,又给全家拍摄了全家福。1981年,沈老师花费320元买了家里第一台家电——黑白电视机。

1961年,美国纽约曼哈顿,布鲁克林大桥。半个世纪以来,曼哈顿的变化并不大。

1961年世界地图。庞大的苏联横跨欧亚大陆。美欧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对抗,有从冷战向热战发展的趋势,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不再遥远。随着美苏进行高强度军备竞赛,巨额科研经费促使导弹、核工业、电子、航空、航天、化工、石油、造船、冶金、机械等行业技术快速升级。两大阵营为拉拢各自势力而进行的贸易扩张,使得全球产业分工进入快速发展期——全球经济一体化拉开了序幕。美欧资本以巨型跨国公司为载体,在全球市场攻城略地。

1950年世界贸易总额为610亿美元,1970年增加到3150亿美元,2005年达到10.48万亿美元,是1950年的172倍。与国际贸易紧密关联的是跨国投资。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资本输出国。到1970年,美国资本输出总额达1555亿美元,占西方国家对外资本输出额的一半。美欧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包括人力、土地、资源、环境、物流、法律等综合成本),持续向亚非拉不发达国家转移工厂,输出资本,输出技术,使得工业化从美欧中心区,向世界各国不断扩张,由此形成了西方主导的世界产业分工格局

由于美欧国家掌握绝对的资本优势、技术优势,不发达国家除非动用国家力量,否则根本无法抵抗其经济侵略行为。对于敢于抵制美欧经济侵略的国家首脑,西方国家通常采用军事政变、暗杀、扶植政敌等手段,铲除障碍,由此在全球各国掀起腥风血雨。从1960年代至今的半个世纪里,除了美国有意扶植的日本、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以色列等附庸群体,得以跨入发达地区行列。其他有发展潜力的国家,有些被搞垮,有些则彻底亡国。

经济全球化使得工业强国在经济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造成富国越富,贫国越贫,并且贫富差距仍在扩大。1960年世界最穷的46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例为1.4%,到1990年下降为0.6%,2003年再降为0.3%。1960年代,富国收入比穷国高30倍,到现在差距扩大到150倍。另一方面,不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落后国家,国内贫富差距都在呈现扩大趋势,并且看不到扭转的迹象。






 

工业革命——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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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
——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十七)


1962年1月,台湾省,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接见桃园空军基地第35飞行中队(黑猫中队)飞行员,鼓吹反攻大陆。右二华锡钧、右三杨世驹、左二陈怀生,左四是首任队长卢锡良。蒋背后是空军司令陈嘉尚。1962年1月13日,陈怀生首次驾驶U-2窜入大陆。9月9日,陈怀生驾驶U-2至大陆侦察时,在江西南昌被解放军地空导弹击落毙命。1961~1974年间,黑猫中队共完成122次高空侦查任务,只有17位队员全身而退,共折损14架U2侦查机和10名队员(另有2名队员被俘)。执行低空侦察任务的第34中队(黑蝙蝠中队),至1974年共执行838架次特种任务,被击落或坠毁15架飞机,死亡148人。杨世驹是黑猫中队领队,1982年大陆将俘虏的叶常棣、张立义释放,台湾方面拒绝接收两人,杨世驹请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出面,将两人接到了美国。华锡钧是台湾IDF战斗机研制计划的负责人。王锡爵于1967年退役后入华航当机长,1986年劫持华航334号班机投奔中国大陆。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发言,国家主席刘少奇(63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69岁)、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58岁)列席(吕厚民摄)。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出席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1961年11月,面对全国粮食供应紧张局面,中央讨论落实62年粮食征购问题,邓小平将粮食征购指标定为120-180亿斤,让各中央局书记表态,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将全国地委书记召到北京开会落实。毛泽东收到报告后,建议将粮食征购会议改为全国五级干部会议,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这是七千人大会的发端。此时刘邓接班三年来羽翼渐丰,党内矛盾已严重激化。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是中央政府的第一负责人(当时的国家主席,并非现在的虚职),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负责中央具体工作。

1961年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已经急不可奈地试图推翻毛泽东力主的农村合作化政策,推行“三自一包”。而包产到户必然会削弱农村合作化,冲击农村抗灾自救能力,降低农村集体经济积累能力。刘邓路线与毛泽东的“三面红旗”之争,在七千人大会上爆发。毛泽东率先出手,将刘邓主持编写的大会报告下发讨论,充分听取地方意见。毛泽东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对与会者实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

刘少奇在报告中,将几年来的主要责任推给毛泽东负责的中央政治局、邓小平负责的中央书记处、周恩来负责的国务院各部门,次要责任由省一级机关负责。湖北省长张体学提出:死官僚在中央、省、地三级,不要在下边找。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说:中央、地方责任是三七开,这种说法不能服人,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边。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主动检讨:高指标是计委提出的,过去编制计划,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匆匆提交报告,强迫中央签字。毛泽东几次想把钢产量指标降下来,可是国家计委告诉他可以完成。西北、中南有人提出:“三面红旗”是否正确,原则好讲,具体难说;丰收地区好讲,灾区不好讲;工业好讲,农业不好讲。总路线、大跃进好讲,人民公社不好讲。西北(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围绕三面红旗提出八个问题,进行质疑。

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出十年远景规划(1963-1972),计划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4000亿斤,1972年达到4500亿斤;1967年棉花达到3500万担,1972年达到4500万担;1967年钢产量达到2000万吨,1972年达到3000万吨;1967年煤达到3.8亿吨,1972年达到4.5亿吨。具体讨论时,华东、华北、国务院均提出指标定低了。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到1959年庐山会议,指出批判彭德怀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说:主要问题是在庐山会议后出现的一种不正常情绪,给农村带来严重创伤。彭真说:1960年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大出口,基本建设也是1960年搞得最多。1960年的毛病出在没有调查研究,首先是我们书记处。小平带头,没有调查研究。在杭州,提出“瓜菜代”,但对1959年灾情估计不足,对城市人口增加估计不足,农业养不活这样多的城市人口。农业上又有浮夸。

彭真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从毛主席直至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邓小平接着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邓小平的意思很清楚,即毛泽东也是有错误的,也是可以批评的。刘少奇说:有些地方不承认天灾,或者只承认三分,七分是人祸,像河南、甘肃。周恩来发言: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的跟头更大,要中风。

由于会议上矛盾尖锐,原本计划开10天的会议,延长到28天。1月29日,长期病休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发言说:“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才造成了严重失误”。1月29日下午,许多代表反映还有话要说,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商议,决定延长会期,大家在北京过年,开出气会。七千人大会后,中央又发现了1962年的国家预算,表面上收支平衡,实际上有着50亿元的赤字。3月恢复成立中央财经小组。七千人大会使毛刘矛盾激化。“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阶级斗争熄灭论”、“投降主义”等政策分歧,使毛刘走上了不可调和的对立面,直至文革爆发。1967年2月,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提到:1962年1月,我们召开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变成法西斯专政的

【七千人大会中有多位省委书记落马。其中还发生了戏剧性一幕。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因开展“三自一包”差点丢了命,主持会议的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未经中央讨论,当场撤了他的职,并讨论要枪毙曾希圣。后来不仅没有枪毙曾希圣,而且刘邓联手大搞起了“三自一包”“下马风”“翻案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强烈抵制。】

1962年,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开会。刘少奇家住在中南海福禄居,趁会间休息时带着三个孩子来见见毛主席(吕厚民摄)。刘少奇一生有五个妻子,生了9个子女。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均是王光美所生。这张照片里,毛泽东和刘少奇一家关系融洽。毛泽东逗孩子们玩,用手指做“一字状”、“圆形”和“人字状”说,这是“平平”,这是“源源”,这个是“亭亭”。刘少奇当时每月工资404元,王光美是120多元,家里连保姆和孩子一共7人。王光美是资产阶级官僚家庭出身的大小姐,政治地位很低。刘少奇当政后,全力提拔王光美的政治地位,直至其被卷入政治风暴中。1963年至1966年,刘少奇、王光美及其子女在四清运动、文革初期,肆意迫害干部、教师、学生、普通群众,引发极大民愤,终在文革中遭到政治清算。

1962年春,毛泽东与毛岸青(左一)、儿媳邵华(右二)、刘思齐(左四)、杨茂之(右一)在一起。摄影吕厚民。刘思齐是毛岸英的妻子,岸英牺牲后,毛泽东就把刘思齐当做女儿看待,也为她的婚事操心。空军学院教员杨茂之,就是刘思齐后来的丈夫。1962年2月,刘思齐与杨茂之结婚那天,毛泽东让叶子龙送去300元钱,作为陪嫁的礼金。

1962年2月14日,台湾省台北市, 蒋介石的亲信胡宗南因心脏病过世(67岁),2月17日在极乐殡仪馆公祭,蒋介石(75岁)亲自参加祭奠。此时蒋介石集团正在筹划反攻大陆,引发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1962年3月蒋介石颁布《征兵动员令》,强迫台湾青壮年入伍,勒令原定退伍的军人无限期延长服役期。美军第七舰队的38艘军舰大编队通过台湾海峡,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4月,通过“国防特别预算”,在14个月内征收相当于6000多万美元的“国防临时特别捐”。6月,美国海军在台湾南部进行了陆海空联合登陆作战演习,大量美国军火和军用物资不断运到台湾。6月11日,美国海军两次侵入福建平潭以东海域。6月12日,美军两次侵入青岛以南海域。1962年5月,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战备紧急指示。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队窜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高警惕,从各个方面做好准备。海军出动各型舰船186艘、飞机156架。6月23日,在波兰华沙和美国政府代表的谈判中,王炳南大使对美国的行为予以揭露并警告说:“美国政府是在玩火,蒋介石一旦向大陆挑起战争,其结果绝不会对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的冒险行动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完全责任。

1962年2月,法国号邮轮(SS France)处女航时进入纽约港,受到隆重欢迎。Ralph Morse拍摄。法国号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邮轮,由法国大西洋船厂建造,造价8000万美元,船长316米,满载排水量6.6万吨,采用四螺旋桨推进,最高航速30节,载客约2000人。2004年退役,2008年在印度拆解。

1962年2月,美国新泽西州,贝尔电话公司实验室,工程师查尔斯 A.哈斯(Charles A. Haas),在电磁屏蔽暗室测试通讯卫星模型。四周的劈尖状吸波材料,用于吸收隔绝外部电磁干扰。

1962年,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内景。百货大楼占地19000平方米,出售三万多种商品,平均每日接待十万顾客,年销售额1亿多元(1962年数据)。新华社顾松年拍摄。1962年蒙古国家主席则登巴尔访华,提出按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样子,在乌兰巴托建设一个百货大楼。周总理批准后,由北京建筑设计院设计,中建总公司承建,王府井百货大楼还派出售货员指导售货。据援建回国人员说,当时蒙古人没有花钱购物的习惯,开张当天,商品丢失严重,进来看上了拿着就走。卖鞋的地方更离谱,许多人换上新鞋就跑了。打烊时售货员盘点,看见一地破靴子。

1962年,美国阿肯色州拉杰斯市(Rogers),零售商人山姆·沃尔顿,以“Wal-Mart”为名,开办了第一家沃尔玛平价折扣商店,面积1500平米,当年营业额达70万美元。靠着大打价格战、促销战,向供货商杀价,延长货款帐期,沃尔玛得到快速发展。1972年沃尔玛公司的股票在纽约上市。1979年沃尔玛总销售额首次突破10亿美元。到1993年在欧洲国家开设了330家零售店。1997年沃尔玛销售额达1050亿美元。沃尔玛的成功,建立在大量中小型零售商倒闭,供货商受到残酷压榨,员工工资低廉的基础上,失业大于新增职位,引发社会问题。1996年沃尔玛进入中国市场后,与中国供货商产生大量矛盾,遭到抵制。

1962年2月15日,德国柏林墙,混凝土砖墙上挂满了铁丝网,将柏林克罗伊茨贝格的塞巴斯蒂安街切开,一边是美国控制区,一边是苏联控制区。直至1989年拆除柏林墙。

1962年2月19日,美国国防部民防办公室,为核战争掩蔽所,准备的纤维水桶和聚乙烯塑料内衬。这种水桶可以装17.5加仑(66升)的水,够5个人14天的饮水量。

1962年2月20日14时47分,佛罗里达肯尼迪角(卡纳维拉尔角),美国宇航员约翰·格伦中校,乘坐友谊-7号载人飞船,执行水星-宇宙神6号行动。约翰·格伦共绕地球飞行3圈,落在大西洋海面,成为第一个在太空环绕地球的美国人。

1962年3月,外蒙古的青少年玩排球。在工业化进行了250年之后,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工业社会仍然是很遥远的事情。日常生活中的工业品并不多。

1962年,希腊雅典卫城的鸟瞰图。Gjon Mili拍摄。雅典卫城面积约有4平方公里,位于雅典市中心的卫城山丘上,始建于公元前580年(中国春秋时期)。希腊工业化在欧洲起步非常晚,二战后希腊又经历了一次内战。1946-1949年,美英支持的希腊政府军,与苏联支持的希腊共产党武装激战。最终美国获胜,希腊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在巴尔干地区对抗苏联的重要盟国。1953-1974年,希腊在反共军事独裁体制下,冶金、电子、化学、纺织、造船和食品等行业得到快速发展。帕帕多普洛斯上校领导的希腊奇迹,与佛郎哥元帅领导的西班牙奇迹、和朴正熙将军领导的韩国奇迹,几乎同时发生。讽刺地是,三国军人独裁政体,都是全力以赴地拼经济,培育了专制主义的挖墓人——中产阶级,然后毁灭了独裁政体自身。希腊民主化后,走上了“去工业化”之路。制造业迅速衰退,转而发展农业 、旅游业。以过度融资、透支财政为手段维持的高福利,导致希腊爆发严重的债务危机。希腊预估2015年主权债务达317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171%。

1962年3月3日,海军航空兵少尉飞行员刘承司,驾驶1765号米格-15战斗机,从浙江路桥起飞,叛逃台湾桃园机场。获黄金1000两,后加入台湾国民党空军,官至空军电台上校副台长。刘承司是第一个驾战斗机叛逃台湾的解放军军官。1964年3月3日,刘承司叛逃两周年纪念日,在台北空军新生社与女特务蔡健美结婚。蔡健美的父亲蔡百里时任警务处督察主任,蔡健美不能生养终身未育。

1962年3月21日,中国首枚东风二号导弹(射程1200公里),运至酒泉东风试验基地进行首次试射。上午9时5分53秒导弹点火升空,69秒后坠地爆炸。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开始第二轮发射试验。这次“东风二号”连续三发都取得了成功。1965年11月13日,试射射程增强型号东风-2A成功,之后进行了10余次飞行试验,表明该型号导弹已可作为一种实战武器批量生产。1966年10月27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东风-2A与核弹头的两弹结合试验。标志着中国具备了导弹核反击能力

1962年4月26日,苏联首次发射“天顶”胶片回收型照相侦察卫星,重约4.75吨,工作寿命仅3天。1963年发射了12颗天顶2号试验卫星,直到第13颗才取得完全成功。其中返回舱中装有3台1000毫米焦距的相机和1台200毫米焦距的相机。照片为莫斯科齐奥尔科夫斯基军事航天博物馆“天顶”照相侦察卫星实物。1962年至1994年,苏联(俄罗斯)共发射了500余颗天顶侦察卫星,成为航天史上数量最多的卫星类型。

莫斯科齐奥尔科夫斯基军事航天博物馆,苏联“天顶”照相侦察卫星照相设备,包括上部的SA-10“贝加尔”摄象机(200毫米焦距),和下部的1000毫米焦距SA-20照相机。SA-20相机采用30X30厘米的胶片,覆盖3600平方公里。星上3台主相机每按一次快门可拍摄60千米×180千米地面条带。每颗天顶2号卫星在其飞行期间可拍摄大约10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比中国或美国的全部领土还大)。【1975年中国发射第一颗返回式照相侦察卫星】

1962年4月27日18时,美军在马绍尔群岛的圣诞节岛,爆炸的Arkansas装置,威力109万吨,采用B-52空投至5030英尺起爆,测试LRL的XW-56-X2弹头。民兵导弹装备的W-56弹头重725.7公斤,直至1993才退役。

1962年4月25日至11月4日,美国在马绍尔群岛的圣诞节岛、约翰斯顿岛,进行代号Operation Dominic的核试验。共爆炸36次,核装置包括MK-15-2、MK-59、XW-35、XW-56、XW-58、XW-59等。照片为10月20日7时30分在约翰斯顿岛上进行的Checkmate装置(XW-50 x1)试爆,XM-33导弹在147公里高度起爆,威力不明。此次试验是大气层高空核试验
1958年美国进行了六次大气层高空核试验,最大爆炸高度为539公里。1961年至1962年,苏联进行了七次大气层高空核试验,最大当量30万吨。1962年7月,美国在约翰斯顿岛上空400公里进行代号为“海盘车”、威力为140万吨当量的太空核爆炸,结果电磁脉冲使1400公里外的檀香山市的街灯全部熄灭,几百台报警器同时报警,高压线和避雷装置全部烧毁。

1962年4月,美国纽约东部的长岛综合社区,一个白人女孩和黑人女孩站在标牌前。牌子上写着“黑鬼,这个社区可能变成另一个贫民窟,你们应该把家安到其他社区”。树牌子的人希望阻止黑人搬入该小区。中国舆论长期以来将美国宣传为“种族大熔炉”,但两百年来,种族矛盾一直是美国的致命威胁。

1962年4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县,Mckees Rocks机车车辆厂的工人在加工火车车轮。

1962年4月6日,美国加州,NASA埃姆斯研究中心(Ames) ,三名宇航员准备登上载人宇宙飞船模拟舱。这个公开展示的实验模型,有3.96米宽,3.66米高。

1962年5月2日,美国得克萨斯州戴斯空军基地,军方工程人员将编号61-2566 (80F)的SM-65“阿特拉斯”洲际弹道导弹,装入地下发射井。当月,阿特拉斯导弹进行实弹试射,创造了射程14500公里的世界纪录。

1962年,美军开始部署世界第一种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民兵1A(Minuteman I),由波音公司研制。至1965年6月,美国空军共装备800枚“民兵1A\1B”两型导弹。总研制和装备费用60亿美元(折合5332吨黄金,现值2254亿美元),每枚导弹单价132万美元,相当于1.18吨黄金。编成3个战略导弹联队,各辖3个导弹中队,每中队5个小队,每小队导弹10枚,每枚置于1座发射井中。民兵一型弹长17.55米,直径1.67米,重31.7吨,最大射程10140公里,携带一枚450公斤重的MK11弹头,爆炸威力100万吨。【1969年,中国开始研制第一种固体潜射弹道导弹巨浪1型】

1962年5月26日,美国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AFB),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使用的F-1火箭发动机,以150万磅(680吨级)全推力进行了150秒试车。这是迄今为止推力最大的单燃烧室液体火箭发动机F-1发动机直径3.65米,高5.6米,重达8.45吨;采用燃气发生器开放式循环,液-液直接燃烧。涡轮泵功率46225千瓦,工作时每秒泵入838.2公斤的煤油和1784.7公斤的液氧。土星五号火箭安装5台F-1发动机,每秒输送推进剂流量12710升,可以在8.9秒内清空一个容量110000升的游泳池。从1961年至1967年,F-1火箭发动机共进行了239124秒单台试车,16043秒并联试车。粗略估算,仅是单台试车,就烧掉了20万吨煤油,42.68万吨液氧!由此可见美苏军备竞赛所消耗的巨量资源。【1967年,苏联格鲁什科设计局(OBK-456)研制的RD-270火箭发动机,采用全流量分级闭循环结构,比美国F-1发动机更为先进,海平面推力达140万磅(635吨),比冲322秒,推重比达到惊人的127。但由于燃烧稳定性问题长期无法解决,最终被苏联N-1登月火箭放弃。1987年苏联研制成功800吨级推力的RD-170火箭发动机。共有148台RD-170发动机进行了473次点火测试,总共点火测试51845秒。】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火箭发动机研制工作陷入停滞状态,长期吃毛泽东时代留下的老本,已明显落后于日本,甚至包括印度在氢氧发动机方面都要领先于中国。2011年,中国开始研制600吨级高压补燃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YF660),预计到2020年完成。

F-1火箭发动机由洛克达因公司研制。1955年,北美人航空公司在洛杉矶分拆成立了Rocketdyne公司,为美国空军研制350吨级推力的E-1火箭发动机。1959年1月,NASA为探月计划与洛克达因公司签订了680吨级推力的F-1火箭发动机研制合同。加州爱德华空军基地建设了三座火箭试车台。1961年4月,F-1发动机推力达到164万磅(744吨)。1961年7月,整台F-1发动机在100万磅推力下通过短程热试车。1961年11月,F-1涡轮泵以全功率(6万马力)进行试车。1962年5月26日,F-1火箭发动机全功率150秒试车成功。1962年7月2日,NASA宣布批准洛克达因公司生产55台F-1火箭发动机合同,并继续进行发动机研究工作。1963年10月,首台F-1发动机交付NASA。1964年3月30日,NASA宣布最后定下生产76台F-1发动机。1967年11月9日,F-1随着阿波罗4号飞船首次升空。这种发动机总共生产了98台。

1962年5月1日,人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欢庆活动,燃起鞭炮,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1962年,安徽省合肥市逍遥津动物园熊山内游人喂熊。逍遥津是合肥最有名的景点,1954年逍遥津公园内特意设置了动物园。
1956年,逍遥津动物园从上海引进过一头非洲狮,顿时轰动全市。1963年这里在全国率先成功繁殖丹顶鹤,先后产出雏鹤13只,支援了国内其他动物园。当时该动物园的游客接待量常年保持在100万人左右。2004年逍遥津公园内的动物园,搬至合肥大蜀山野生动物园内。

1962年,安徽省合肥杏花村公社萝卜丰收。现在位于省财政厅和杏花公园一片都属于当时合肥市西市区庙街街道杏花村公社范畴,杏花村公社是合肥市的蔬菜供应基地。

1962年,上海无线电二厂生产的“飞乐牌”261A型六灯二波段收音机。1960年秋,上海收音机制造行业开展产品质量整顿,261A型因为质量问题,在《解放日报》上受到批评。上海无线二厂经过半年严格整顿,编制成套设计文件和工艺文件。1961年10月,在第三届全国收音机评比中,飞乐261A获全国一等奖。

1962年,上海无线电四厂(1960年7月,由80余家小厂合并到开利无线电机厂,改名为上海无线电四厂)试制成功凯歌牌4261型交流六管二波段收唱两用机,并形成批量生产能力,颇受消费者欢迎,还少量出口到东南亚地区。机器上盖掀开,内部是唱片机。

1962年,62式轻型坦克设计定型,是59式坦克的缩减版,适用于中国南方省份的水网稻田区。1963年在包头617厂投产,1964年首批装备部队,1979年用于对越自卫还击战62式坦克长8米,宽2.85米,高2.26米,战斗全重21吨,乘员4人。最大公路时速60公里,最大公路行程450公里,车体用钢板焊接,炮塔为铸造件,采用T-34坦克的85毫米线膛炮技术,炮口增加抽烟装置,装备12150L-3型柴油机,功率430马力。

1962年,天津手表厂研制的304飞行码表,是当年中国国产表中机芯最复杂的高档表。1961年,天津手表厂接到国家代号304保密项目,为空军飞行员研制计时码表。1963年完成32只样表,定型ST3机芯,由245个零件组成,防磁、防潮、快慢针拨校等。至1966年生产1400余块。

1962年,云南光学仪器厂(298厂),研制出62式8x30望远镜,是解放军装备时间最长的军用望远镜,采用全金属结构,硫化镉铠装,减震、防滑设计,全面镀膜,成像锐丽,性能优于国内外同类望远镜。

1962年4月26日开始,广东省,在宝安县(1979年撤县改为现在的深圳市)由东至西150多公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奔向边境线,伺机偷渡进入香港。每天傍晚,从各地涌到宝安边境的一般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达八千多人。当时传出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3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香港对内地去的人不抓,还安排职业谋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因此诱发了逃港潮。5月5日,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下令,撤除岗哨,放开边境,逃港者数量猛增。至5月25日,中央下令关闭边卡,半个多月时间,约30万人赴港。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在深圳河边的梧桐山上,拿起望远镜观察,只见成千上万偷渡者,齐声喊着“一,二,三”,推倒铁丝网,涌入香港,赵紫阳感慨地说“这简直成了淮海战役!”。照片为香港警察抓捕的偷渡者进行强制遣返。

1962年5月,香港军警带着警犬在边界巡逻,抓捕深圳过来的偷渡者。数十万人偷渡进入香港,这是香港难以承受的负担。港英当局采用“随抓随遣”的办法,出动大批军警抓捕遣送。偷渡者害怕香港军警抓捕,他们大都白天躲在山上,到晚上下山来到附近村里人家讨要吃的。有些偷渡者已经几天没吃东西,饿得很厉害。香港市民成群结队,送水送饼干食品,送衣送药,有的开车把逃港者一批一批接去市区。
1962年5月,香港,偷渡者搭建的木屋棚户区。逃港者的生活境遇并不好,由于教育程度低,多数成为廉价劳动力。棚户区也成为香港黑社会的发源地,赌博、卖淫、盗窃、抢劫、强奸等恶性案件频发。1962年6月,22岁的梁成功(一年前偷渡至香港),到九龙寨红灯区找妓女,没想到他点的妓女,是一天前偷渡到香港的亲妹妹(16岁),兄妹俩抱头痛哭。此事惊动了九龙寨红灯区,更轰动了整个香港。1962年6月27日《星岛日报》:“兄妹抱头痛哭,才知妹妹以4百元的代价卖给鸨母,乃与鸨母商量救其妹出火坑,终以港币4百元赎回其妹。”。

1962年5月,香港军警将偷渡者强制遣返回中国大陆。从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时间里,共十多万人次涌入深圳,51395名来自12个省、62个县市的偷渡者被收容遣返。美国肯尼迪政府趁机将其做为攻击中国政府的突破口,鼓动台湾、加拿大、澳大利亚接收香港难民。台湾国民党多次派船至香港,接走了数万偷渡者,多数安置在地广人稀的屏东县。梁成功兄妹后来也去了台湾。

1962年,香港中环天星码头,对岸为九龙半岛,港湾里停着航母。【1961年2月22日,英国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姆致信首相麦克米伦,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有一天要动用武力收复香港了,英国政府可以采用常规武器或实施核打击来解决,但显然动用核武器才能解决根本问!”1961年3月,英军参谋总长蒙巴顿勋爵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费尔特上将进行秘密会谈,并向美国许诺,如果美国在核战中打击中国,那么英国皇家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将配合美军行动。1962年,英国首次将Red Beard战术原子弹(1.4万吨),部署到新加坡丁加空军基地,作为英军轰炸机奔袭中国的落脚点。1964年,中国研制成功原子弹,英国的核讹诈就此落空。】

1962年,安徽省合肥市,家庭大扫除。墙上挂着婚纱照,左侧是梳妆台、化妆镜、书橱,右侧是双人床。这种简单的家居陈设,在当年较为普遍。计划经济体制下,采用住房实物分配制度。干部职工租住国家分配住房,每月支付少量的房屋、家具租金及水电费,从工资中扣除。

1962年5月22日,第一届中国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百花奖”是由《大众电影》杂志社主办的一年一度的群众性评奖,和“金鸡奖”一起通称为中国电影双奖。这是时任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向《红色娘子军》女演员祝希娟颁奖。24岁的祝希娟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影后”。祝希娟生于江西赣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56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1959年导演谢晋到上戏挑演员,当场拍板由她担纲演女主角吴琼花。自成功主演《红色娘子军》后,祝希娟的片约不断。1984年,祝希娟被任命为深圳电视台副台长。1998年,祝希娟从深圳退休,移居美国。

1962年,江苏省南京市,老头老太太在院子里浇花、晒太阳。

1962年,中印士兵在边境刺刀对峙的紧张局面。从1961年到1962年9月,印军先后在西段边境的中国领土上建立了43个入侵据点,侵占中国领土4000平方公里。在东段,1962年10月10日―20日,共打死打伤我军边防干部战士47人。在西段边境,印军不断包围我巡逻小组,伏击我运输人员,射击我哨所。

1962年6月9日,美军在圣诞节岛,用B-52轰炸机空投代号Dominic Truckee的氢弹试验(MK36),爆炸威力210万吨,形成了令人颤栗的菜花结构蘑菇云。4月25日至11月4日,美国在马绍尔群岛的圣诞节岛、约翰斯顿岛,进行代号Operation Dominic的核试验。共爆炸36次,核装置包括MK-15-2、MK-59、XW-35、XW-56、XW-58、XW-59等。

1962年6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58级数学系学生,在女生寝室进行毕业聚餐。该系建于1951年,1953年开设数学分析研究生班。有孙泽瀛、程其襄、李锐夫、雷垣、曹锡华、徐春霆、魏宗舒、钱端壮等教授。

1962年,合作社里的绣花女工。刺绣工艺品当时属于轻工业门类,农闲妇女从事刺绣为副业。1962年9月,徐绍青主编的《苏州刺绣图案》由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在书中精选了123幅图案,品种包括被面、靠垫、袖边、花边、衣 边、椅垫、枕套、枕巾、剧装、腰带、背心等十多种,是一本汇编古今苏 绣日用品图案的珍贵资料。到1980年代,市面上90%的绣品由机器生产,手工刺绣迅速没落。仅剩下部分高端工艺品采用手工刺绣,出现了后继无人的局面。

1962年6月22日,上海江南造船厂经过四年努力制造的1.2万吨自由锻造水压机,在上海重型机器厂试车成功,并投入试生产,能够锻造几十吨重的高级合金钢锭和300吨重的普通钢锭。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重型机械的制造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62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台湾国民党军窜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解放军迅速部署,加强战备。照片为沿海地区军民加紧修筑海防工事。福建省做了全省战备动员集结40万地面战斗部队。国民党制定的作战计划为:第一阶段以厦门为目标,在不依靠外力的情况下,突袭登陆厦门,包括海军利用夜间航行在广东汕头建立滩头堡,登陆后切断鹰厦铁路,阻断中共军队增援前线,再由金门登陆,并以厦门为据点,依情势发展,向南往广州进兵,或者向东或向北,分占福建与湖南。第二阶段是希望在中国大陆建立长期的攻势基地。为此,台湾国民党向美国提出战争物资及情报支持。

1962年,广东潮剧院一团下乡为农民演出。一团任副团长马乔用禄莱福莱120双反相机拍摄。广东省潮剧团成立于1956年。潮剧是中国十大剧种之一,建国初期,广东、福建一带成立了众多国营潮剧团。

1962年,广东潮剧院一团演员,赴汕头南澳岛演出,慰问备战的驻岛解放军部队。一团副团长马乔摄。1962年台湾国民党余孽企图反攻大陆,南澳岛是进攻目标之一,广州军区加强海岛战备。照片里的火炮应是苏制M1931/37 122mm加农炮(A19型)。它是二战期间苏联集团军和师属压制火炮,全重7.9吨,最大射程20.4公里。

1962年6月,解放军画报社发行的战备宣传画。军民联防,巩固边疆;提高警惕,捍卫领空。

1962年,苏联莫斯科红场阅兵式,战略火箭军展示弹道导弹。

1962年,苏联研制的ZIL-167E(ЗИЛ-167Э)重型六轮越野车。该车长9.2米,宽3.13米,高3米,车轮直径1.79米,自重7吨,公路牵引重量50吨,越野载重5吨。采用两台3.5升V8发动机,越野时速30公里,百公里油耗100升。它能越过2米深涧,跨越42度山坡,碾碎一米深的积雪。具备车胎充放气装置、化学核武环境下的三防装置、底盘装甲保护。该车没有装备部队。

1962年,苏联明斯克汽车制造厂研制的MAZ-500(МАЗ-500)卡车。该车从1958年开始研制,1965年投入批量生产。玛斯汽车的车身设计风格比较现代化,之后也推出过502、503系列等多款衍生车型,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车型外观得到了进一步改进,使其成为了一款相当成熟的运输工具,并在全苏联开始推广。

1962年7月6日至1963年6月25日,美国内华达试验场进行代号Operation Storax的核试验,共爆炸48次。照片为7月6日17时,在10H区爆炸的Sedan装置,威力10.4万吨,地下194米井爆,测试W-56变种弹头。爆炸形成了一个直径390米,深98米的巨型弹坑。

1962年7月,美国波音交付的V-107II串列旋翼直升机。该机为维尔托V-107原型机的改进型。该机编号N6674D,1962年交付纽约航空公司,后属于哥伦比亚直升机公司或加拿大子公司。至2009年机身寿命超过7万小时,是世界上服役时间最长的直升机。1960年维尔托被波音公司收购,后来发展出CH-46A型“海上骑士”运输直升机,1962年8月首飞。加上后续型号共生产了524架。CH-46几乎参加了美国海军所有大型军事行动,直至2004年退役。

1962年,西雅图世博会期间,太空针塔和跨座式单轨列车。该届世博会以“太空时代的人类”为主题,展示与太空技术相关的未来生活。这条跨座式单轨铁路只有1英里长。1964年日本东京-羽田机场,建成一条13.1公里长的跨座式单轨铁路。

1962年,纽约曼哈顿的高架公路。

1962年,纽约肯尼迪机场,TWA候机厅,对外开放使用。该工程由美国20世纪建筑大师之一埃罗沙利宁(Eero Saarinen)设计。以浪漫优美的曲线造出一只展翅欲飞的混凝土大鸟,现已废弃。

1962年,美国萨凡娜号核动力商船服役。该船是世界第一艘核动力客货船,耗资4690万美元,由美国政府集资。1957年12月,苏联建成列宁号核动力破冰船,美国加速了核动力船舶的建造工作。萨凡娜号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宣传和平利用核能的工具之一。船长181.8米,满载排水量21800吨,74MW反应堆,1971年退役。

1962年,IBM-7094成为功能最强大的科研计算机。它能在一秒钟之内完成50万次逻辑判定、25万次加减运算、10万次乘法运算和6.25万次的除法运算。其还采用了专有硬件帮助进行双重精度的浮点运算。1960年代,美军开始部署RCA公司研制的AN/FPS-92超地平线雷达,用于探测低轨道弹道导弹(探测距离4800公里),用一台IBM-7094计算机进行弹道数据处理,直至1980年代才退役。【1973年中国研制成功第一台100万次计算机,1977年中国研制成功1010超远程预警雷达,探测距离2000公里。】

1962年,美国比塞洛斯(Bucyrus)公司制成第一台3850B型电铲,被世界最大的煤炭生产商,皮博迪(Peabody)煤炭公司买下,用于肯塔基州西部的Sinclair露天矿,绰号“Big Hog”。其铲斗容量为88立方米,主臂长度64米,总高度67米,工作重量8165吨,总功率达到12180马力(8950千瓦),输入电压为7200伏,每个工作循环为1分钟。每天能挖掉76460立方米的土石方,年挖掘量高达2753万立方米。Big Hog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挖掘机,其规模是同类产品的4倍。它一直工作到1985年“寿终正寝”,部件保留下来,作为其兄弟机型“River King”的备用件。

1962年,美国惠普公司的电子产品组装生产线,女工在焊接电路。

1962年,美国堪萨斯州,投币式滚筒干洗机。 1960年惠而浦最先研制出投币式干洗机,采用自助式服务。

1962年7月14日,英国苏塞克斯,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第一次驾驶蓝鸟赛车(Bluebird)亮相。他计划于1963年春天,用这辆车在澳大利亚艾尔湖,挑战轮式车辆陆地最高速度纪录。1964年,坎贝尔创造了403.10mph(时速648.73公里)的纪录。

1962年8月5日清晨,加州洛杉矶,玛丽莲·梦露的女管家发现她卧室的灯还亮着,梦露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离开了人世。私人医生断定她死于凌晨3点40分。洛杉矶的验尸官后来说,她的死是因为“过量用药,是急性巴比妥酸中毒”。梦露的血中含有足以杀死20多人的巴比妥酸剂,但她胃里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是别人强行给她进行了致命的静脉注射。梦露死的那天晚上,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警官是杰克·克莱蒙斯,此人1998年3月去世。当他进入梦露的房子后,曾询问了医生恩格尔伯特,了解梦露是否经常自己静脉注射巴比妥酸剂,医生说她从来没有那样做过。克莱蒙斯寻找她服药用的杯子,找遍了卧室和卫生间,都没有找到。然而,在警方拍摄的照片上,却可以看到在床脚处有一个玻璃杯。梦露的一个小红日记本也不见了。据说本子里无所不记,涉及到刺杀卡斯特罗、氢弹试验(那时还没有人听说过)、肯尼迪兄弟与黑手党的联系……梦露与约翰·肯尼迪的特殊关系保持了10年。期间,梦露还曾生过一个孩子。在梦露失去约翰·肯尼迪之后,她希望靠在另一个肯尼迪的身上,他就是罗伯特·肯尼迪。玛丽莲梦露之死,真相仍然被掩盖着,因为一些重要的证据失踪了,其中有关于她死的第一份警方报告,第一份尸体解剖报告,和一些她个人的长途电话记录。

1962年8月7日,香港港仔湾码头,停泊的舢舨,有多达13万船员,相当一部分上岸工作。美联社Harry Koundakjian拍摄.

1962年8月29日至9月8日,五级超强台风爱媚(Amy,风速最高时速达260公里)在台湾东北部登陆后,一路向西在福建二次登陆,然后经福建、浙江、从江苏中部(盐城)出海,转向韩国汉城三次登陆。照片为驻台美军拍摄台湾遭受台风暴雨侵袭后的景象。

1962年9月,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夫人哈蒂妮应邀访华,王光美陪同刘少奇主席在北京会见。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吕厚民摄。毛泽东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此时,历史小说《刘志丹》案爆发。该书由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所写,1962年开始在《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上连载。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不同意小说出版。阎红彦当年在山西搞游击队遭到清剿,被迫逃至陕北投靠刘志丹。。后来阎夺了刘志丹的权,把刘志丹队伍的枪缴了,并杀了一批人。阎红彦为此向李建彤争论,并报告康生。康生接报立即下令报刊不准再刊登连载刘志丹,并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信,指刘志丹不是小说问题,是带有政治问题,要求处理此事。康生指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给毛泽东递条子,写的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毛泽东看后说“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在康生策划下,十中全会决定成立专案委员会,由康生出任主任,对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进行审查。习仲勋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下放关押。贾拓夫被下放到北京钢铁公司当副经理。【党内派系斗争到文革全面爆发。】

1962年9月21日,毛泽东接见击落台湾国民党空军U-2高空侦察机的地空导弹部队某部营长岳振华。

1962年,中国成功进行首次氦氧深潜160米人体模拟实验。当时的世界纪录是在美国加州创造的313米。出于工程建设、打捞沉船等需求,中国在潜水装备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如潜水服、潜水对讲电话、潜水呼吸器、减压器、潜水钟、高压氧舱等。

196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喜剧电影《女理发师》,王丹凤剧照(左)。该剧剧情为:妻子华家芳想学理发,遭到丈夫,商业部门贾主任的极力反对。她一直瞒着丈夫去上班。丈夫对外谎称妻子是小学教师。一天贾主任到三八理发店理发,华家芳戴上大口罩,将丈夫的深度近视镜摘下来。贾滔滔不绝阐述妇女参加服务行业的意义,并对理发师大加赞扬。恰巧记者采访,贾才恍然大悟,被迫支持了妻子的工作。

1962年,因主演电影《刘三姐》一举成名的黄婉秋,年仅19岁。电影上映后,以惊人的影响力风靡了全国乃至整个东南亚。这部片子被称作是“山歌片王”。在新加坡,《刘三姐》曾经创造了连续两次各上映120天的电影放映纪录,马亚西亚还将这部影片评为世界十部最佳影片之一。吴寅伯摄。

1962年,日本神户,美军白鱼级潜艇红鳕号(USS Cusk SS-348),西太平洋巡航期间拍摄。白鱼级建于二战时期,是美国历史上建造量最大的潜艇,共122艘。1973年美军将其中两艘移交台湾国民党海军,服役至今。是世界上服役时间最长的潜艇。

1962年,日本雅马哈以1961年产RD48型赛车为基础,改进成RD56型赛车,被称作“世界上跑得最快的250cc赛车”,在World GP(世界大奖赛)250cc级别中占绝对优势。Phil Read驾驶该车型于1964年和1965年连续两年囊括世界摩托车锦标赛“最佳个人奖”和“最佳制造商奖”,使雅马哈名扬世界。该车采用双缸双冲程风冷发动机,45马力,泵驱强制润滑。

1962年,东海道新干线,鸭宫模拟线建成后,日本首次进行高速列车运行试验。照片为鸭宫基地驶出的1000系试验列车,旁边是つばめ特急列车。

1962年,日本三菱重工横滨船厂,为新成立的普利司通液化气公司,建造了世界第一艘大型全冷式LPG船“普利司通”号(28875立方米),用于运送中东到日本的液化气。1964年,该船厂又为普利司通液化气公司建造72000立方米大型全冷式LPG船“普利司通II”号,该船也是世界上最早建成的舱容超过6万立方米的大型全冷式LPG船,被认为是VLGC的鼻祖。在此之后相当长时间里,大型全冷式LPG船建造完全由日本和欧洲船厂垄断。1971—1986年全球共建成大型LPG船(年平均建造3.4艘)54艘。其中日本船厂建造25艘,法国、芬兰、波兰及意大利4国的船厂共建造29艘。韩国造船业进入LPG船建造市场较晚。1985年,现代蔚山船厂承接第一艘4000立方米全压式LPG船(船东为韩国企业),1986年底建成交付。1987年现代蔚山船厂从挪威、丹麦承接多艘4000立方米半冷半压式LPG船,1988年又从丹麦船东处承接35000立方米和75000立方米全冷式LPG船,开始进入大型全冷式LPG船建造领域。到2004年,韩国船厂大型LPG船建造能力进一步增强,开始主宰市场。欧洲、日本船厂已基本退出该市场。2004年,上海江南造船厂进行“大型全冷式LPG船用A型独立液舱”研究。2012年承接挪威船东的2+2+2艘8.3万立方米VLGC订单,成为中国首家能承接VLGC订单的船厂。

1962年,索尼推出当时世界上最小最轻的黑白电视机TV5-303。

1962年8月30日,日本在二战后研制的首款螺旋桨式民航客机YS-11首飞成功。1950年代盟军司令部结束日本的航空禁令后,日本通产省将新三菱、富士重工、川崎重工、新明和工业、昭和飞行机、日本飞行机等六大工业巨头集合起来,启动民航机项目,YS-11是开山之作。当时研制目标是一架双发中型客机,可载客60人左右,能在1200米的跑道起降。但是飞机的技术人员主要是二战时日本的军机设计人员,如零式战机的总设计师崛越二郎、樱花自杀飞机的设计师木村秀政。因此YS-11的设计风格受到军用飞机的影响很深。当时国际航空业的发展趋势是民航喷气化,可堀越二郎等人偏偏采用了涡桨技术,对人性化设计不多,影响乘坐舒适性。更为严重的是各大公司矛盾重重,导致计划严重超支。而公司方面认为无论飞机多贵政府都要买单,自然无心降低成本,整个项目超支达到140%。该机长26.3米,翼展32米,安装两台2251千瓦的英国罗罗涡桨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24.5吨,巡航时速454公里,航程1110公里。共生产了182架、外销13个国家76架。1973年石油危机后,该机订单骤减,于1974年停产。在承受360亿日元的巨额亏损后,解散了日本航空机制造株式会社。至此,日本耗费巨大、试图培养民航客机产业的努力宣告失败,并错失市场发展的黄金时期。其惨痛的教训让日本民机制造业谈之色变,延误至今。【该机略大于中国的运七飞机,1970年12月运七首飞。】

1962年9月13日,英国赫特福德郡哈特菲尔德,一架F1闪电式战斗机超低空弹射,飞行员存活但多处骨折。F1是英国设计制造的唯一一种两倍音速双发单座喷气式战斗机,1954年首飞,1970年停产,性能指标略高于中国的歼七战斗机(1966年首飞)。

1962年10月,美国西雅图,波音公司伦顿工厂,波音727-100首架原型机进行总装,11月27日首次公开亮相,1963年2月9日首飞。当时单价约400万美元。至1984年停产,波音727系列机型共生产了1832架。

1962年10月2日,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在取消种族隔离后,录取的第一位黑人学生詹姆斯·梅雷迪斯(居中,James Meredith,空军退伍军人),在检察官和联邦法警的保护下进入校园。9月29日晚间,白人种族主义者发起抗议暴乱,数千人冲入校园,导致两人死亡(其中一名是法国记者),70余人受伤。1966年6月6日,已经毕业的梅雷迪斯,为了打消黑人对外出的恐惧,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徒步220英里返回老家(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他在51号公路上遭到枪击,身中数弹,侥幸未死。警察逮捕了一名白人嫌犯。事件发生后,包括马丁路德金在内的1.8万人,完成了这次徒步旅程。

1962年前后,苏联,图-144超音速客机进行低速风洞模型测试。
1962年英法和苏联都开始正式研制超音速客机时,美国联邦航空署(FAA)也提出了自己的超音速客机计划。1963年6月4日,肯尼迪总统在科罗拉多泉新建的空军学院毕业典礼上,指令启动美国的超音速客机计划。NASA对超音速客机积极研究,波音、洛克希德、道格拉斯和北美洛克韦尔都推出了自己的研制方案。与英法的协和客机大同小异。越南战争后,美国国内反战和环保呼声高涨,超音速客机的音爆等问题,引发公众对超音速客机的强烈反对。美国最终放弃了超音速客机研制计划。波音公司在投资了10亿美元之后,只拿出了一架波音2707-300的全尺寸木质模型,最后当废品卖了9万美元。

1962年,苏联基于嘎斯21设计的旅行版嘎斯-22开始生产。这是出口到英国的右舵版嘎斯-22旅行车。

1962年10月1日至12月6日,台湾国民党先后派出9股武装特务,由台湾高雄乘船出发,偷渡到广东沿海的海丰、惠阳、电白、台山登陆。广东地区的公安机关、解放军边防部队,在广东民兵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彻底地歼灭了这9股武装特务,总计172人,并缴获一批美制电台和武器。

1962年,福建省,女民兵进行战备训练,防备台湾国民党特务武装渗透。
1962年10月10日,中印边界局势由于印军侵犯中国边境急剧恶化。10日上午,入侵印军在扯冬地区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进攻,打死打伤中国边防部队11人。中国政府当日向印度政府提出最强烈最严重的抗议。11日,印军继续向中国边防部队进攻,打死打伤中国军人22人。同时,中国政府还就印度飞机侵入中国西藏拉萨等内地领空一事向印度提出抗议。17日夜,入侵印军向择绕桥桥东等地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克节朗河全线发生战斗。18日,入侵中印边界西段中国新疆奇普恰河地区的印军,开始进逼中国哨所,进行武装挑衅。中印边境战争已无法避免。

1962年10月15日,美国U-2侦察机在古巴发现苏联导弹,标志着在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照片为古巴圣克里斯托瓦尔的秘密导弹基地。

1962年10月15日,美国U-2侦察机在古巴发现苏联核导弹,这标志着在古巴导弹危机爆发。10月24日,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对全国电视演说,警告苏联政府。

1962年10月18日,美国华盛顿白宫,肯尼迪总统会见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肯尼迪总在努力把话题扯向导弹的事,可葛罗米柯不搭腔。10月19日,肯尼迪和他的幕僚们决定,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放弃了实施空中打击的冲动。肯尼迪最终选择封锁的首要原因是对引发核战争的恐惧,他的军事顾问们也不能确保,美军发动一次空中打击就能摧毁所有已经部署在古巴的导弹。

1962年10月18日16时01分,美军在马绍尔群岛的约翰斯顿岛附近,爆炸的Chama装置,威力159万吨。采用B-52轰炸机空投至11970英尺(3648米)起爆,测试LASL Mk 36弹头。这是代号Operation Dominic的核试验的36次核爆之一。

1962年10月20日凌晨7时,入侵克节朗河地区的印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边防部队伤亡严重。同日3时,入侵新疆奇普恰河地区印军,在炮火和机枪的掩护下,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从东西两线被迫进行还击。

由于是高山地区战斗,后勤物资补给极为困难。中国军队的武器弹药给养,要靠后勤人员背上山。

1962年11月1日12时10分,美军在约翰斯顿岛上进行的Kingfish装置(XW-50)试爆,用Mk-4 RV雷神导弹发射至96.3公里高度起爆,威力100万吨TNT当量。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军进行了多次核试验。美国和苏联在核战争的备战状态中对抗了13天。从当时的核武威力看来,全球有5亿人处于核战争危险之中。1961年,美国国防部预计,与苏联的全面核战争可能导致1.2亿美国人伤亡,而苏联的伤亡人数也不会低于这个数字,同时还会殃及欧洲和加拿大。如果战争再波及到中国,最后的死亡人数将无法估算。

1962年11月6日,美国间谍飞机拍摄的古巴卡西尔达港口,苏联货船上装着拆卸运走的6枚导弹。注意右下角的一架美国第363战术侦察中队RF-101飞机的影子。

1962年11月,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巡逻舰Vesole号,监视苏联商船Potzunov,运走导弹。Ralph Crane拍摄。

1962年11月1日,苏联前空军上校彼得·多尔戈夫,乘坐“伏尔加”号同温层高空气球,上升至2.62万米高度,并从那里跳伞。因降落伞提前打开,致使彼得在空中滞留时间过长,因缺氧而死。【1960年美国前海军上校乔·基廷格从3.13万米高空起跳。】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罗瑞卿《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主任的15人专门委员会,成员包括七名副总理、七名部长级领导,称为“中央专委”。这个新机构具有很大权力,有关核计划中的重大问题、决策,都要提交这个委员会讨论决定。这个强有力的机构,保证了核计划的顺利实施。

1962年11月5日,刘少奇主席宴请来访的挪威共产党主席埃米尔·洛夫林。

1962年11月,西藏德让宗,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藏民担架队。摄影蓝志贵。在中印边境东段自卫反击作战中,西藏工委向全区号召支援前线。西藏各族群众,在战斗中背送弹药、粮草,抢修道路,救护和医治伤病员,打扫战场。

1962年11月,中印自卫反击战中,中国军队装备的56式枪族发挥了重要作用(56式枪族包括: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56式轻机枪)。当时印军所使用的还多为李恩菲尔德一类和布伦式轻机枪的老式枪械,射速威力都全面落后于中国军队的56式枪族。印军在组织指挥方面的能力,仍停留在殖民地时期,与中国军队差距很大。不过印军占有地利优势,后勤补给更容易解决。

1962年11月,中印战争,中国共出兵3万余人,印军出兵约8万人。其中以西藏4个多团的兵力,首先粉碎克节朗地区印军的进攻,然后歼灭克节朗地区和可能由达旺地区来援之敌;以新疆1个多团的兵力,首先粉碎印军进攻,然后歼灭侵入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之敌,并视情况扩张战果;同时,以西藏昌都、林芝、山南分区部队,向当面之敌反击,配合主要方向的作战。

1962年11月,印度阿萨姆邦,因中印战争导致大量人员乘火车逃离边境地区。其中有不少是西藏逃来的中国人。Larry Burrows拍摄。

1962年11月21日,中国政府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发表声明,宣布从次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自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中国政府主动把缴获的弹药武器和其它军用物资全部交回印方,释放和遣返了全部印度被俘军事人员。

1962年11月,中印战争爆发后,印度对妇女进行军事培训。

1962年11月,中印战争,印度军队的米-4直升机。中印战争使尼赫鲁发起的不结盟运动遭到打击,中印从此成为死对头。印度开始与苏联结盟以制衡中国。中国则开始被美国拉拢,并发展与西方的外交关系。印巴克什米尔僵局,使巴基斯坦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

1962年,越南南部(南越),西贡,新山一空军基地(Tan Son Nhut Air Base)。1959-1973年,该机场是美国空军控制的大型基地,1964年后,美军向该机场大举增兵。

1962年12月11日,越南南部(南越)的金瓯村附近,美军机组人员逃离坠毁的H-21肖尼人直升机。两架直升机受损不算严重,但为了防止落到敌人手里,最后还是都摧毁了。美联社Horst Faas拍摄。

1962年11月,越南南部(南越),西贡周边的边和空军基地(Bien Hoa Air Base),美国空军为A-26C歼击轰炸机装备的BLU-1/B凝固汽油弹,背后是美国陆军H-21肖尼人直升机。BLU-1凝固汽油弹重340公斤,长3.3米,内部装填260-290公斤凝固汽油,坠地破裂后剧烈燃烧,能形成大面积火焰区,燃烧温度达1000多摄氏度。一旦粘到人体,会造成极为严重的烧伤以至死亡。

1962年,越南南部(南越),美军A-26C歼击轰炸机,向越南的村庄投下凝固汽油弹,腾起熊熊烈焰。拉里·伯罗斯拍摄。英国摄影家拉里·伯罗斯,向美国《生活》杂志提出去越南拍摄要求。他在越南住了九年,拍摄越南战争,后因乘的直升机失事而死。

1962年,越南南部(南越),南越军队纵火焚烧村庄。英国摄影家拉里·伯罗斯拍摄。

1962年,越南南部(南越),战争难民在化为焦炭的家园里刨出未烧尽的粮食。后来在回答BBC电视台采访时,摄影家拉里·伯罗斯说:我是否有这种权力,眼看着人们在受苦不去施救,而只顾着自己去拍摄?不,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1962年,越南南部(南越),南越军队将俘虏的北越村民充作苦力,建设军事工事。拉里·伯罗斯拍摄。

1962年,越南南部(南越),南越军队准备乘坐美军CH-34直升机出发。该机由西科斯基公司研制,1954年首飞,能搭载16-18名士兵,或8副担架和一名医生。至1970年停产,美军共装备437架,南越有62架左右。

1962年,越南南部(南越),南越军队乘坐美军CH-34直升机进行机降突袭。拉里·伯罗斯拍摄。

1962年,越南南部(南越),南越士兵拿着军用匕首,企图将俘虏的北越士兵开膛破肚。英国摄影家拉里·伯罗斯拍摄。

1962年,越南南部(南越),英国摄影家拉里·伯罗斯,为越战难民拍照。这些土著部落仍然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

1962年,越南南部(南越),美军将战死在越南的士兵尸体盖上星条旗,运回美国安葬。英国摄影家拉里·伯罗斯拍摄。极其讽刺的是——当美国国内种族歧视风潮迭起时,越南战场上死亡了大批黑人士兵,还有数以百万计的越南平民百姓——这就叫帝国主义

1962年12月6日,英国伦敦,雾霾笼罩的街头,阿尔伯特王子雕像旁的双层巴士,都打开了灯光。浓雾至少导致100人死亡。

1962年12月,甘肃兰州气体扩散厂(504厂),完成六氟化铀扩散机组安装,扩散机组分5批启动,1964年1月14日获得丰度90%的武器级高浓铀,装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每套扩散机组,包括分离器、压缩机、电机、冷却器、调节器、阀 门、管道、仪表等,此外还有300多项配套的非标准产品。共组织150个工厂和研究所承制,在北京重型电机厂、上海电机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四川东风电机厂等总装。1971年4月,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安装调试工作完毕,并填装了由504厂提供的核燃料。1991年中国第一座30万千瓦核电站“秦山核电站”投产,全部121个燃料组件中的低度铀燃料,由兰州504厂提供。


有人说,毛泽东根本不懂经济,白白浪费了三十年时间来发展经济。
我不知道在冷战时期你死我活的战争威胁下,你是要命,还是要钱?






 

工业革命——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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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
——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十八)


1963年1月2日,湄公河上,侵略越南的美军士兵拿着M-1卡宾枪,乘坐直升机进行空中巡逻。当时有一架美军直升机被越共击落,一名美国军官被打死,三名美军受伤。1963年起美军开始向越南增兵。到1963年底,美国在越南部署的军事人员超过1.6万人。M-1卡宾枪研制于1940年,是二战期间美军主战枪械之一,总产量超过600万支。二战后,中国国民党军队曾经大量装备美制M-1卡宾枪,并仿制为37式卡宾枪。解放军缴获后由于缺少枪弹转交民兵使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大量缴获M-1卡宾枪。北京军事博物馆有各种型号的M-1藏品。


1963年1月2日,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骨科主任陈中伟(右)、钱允庆医生,成功完成世界第一例断臂接活手术。伤者是上海机床钢模厂27岁的年轻工人王存柏,因操作不慎,被冲床切断左臂。手术一年后,王存柏的左臂恢复如常,可以提包、写字、穿针引线、打乒乓球。陈中伟提出的“断肢再植功能恢复标准”,被国际显微重建外科学术界公认为“陈氏标准”。
1973年陈中伟医生为一名受伤工人,成功完成世界首例游离肌肉大块移植术,获得英国医学杂志高度评价。中国在这一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996年陈中伟教授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进行世界首例“再造手指控制电子假手”的尝试。2004年陈中伟院士因意外坠楼身亡,终年75岁。据不完全统计,陈中伟和他的团队共接活了2619只断指或断肢,其中相当部分为受伤工人。这是中国为实现工业化付出的代价。

1963年1月5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这是中苏论战的系列文章之一。文中写道:
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歪曲和攻击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论点和主张,而故意散布一系列的谎言,其目的就在于不许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进行革命,进行解放斗争。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看来,在存在着原子武器、核武器等军事技术的条件下,任何革命,以及任何支持革命的行为,都是违背“活命的逻辑”的。他们的所谓“活命的逻辑”,实际上是奴隶的逻辑,就是要各国人民磨灭掉革命的意志,捆绑住自己的手足,驯服地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奴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决反对这种奴隶的逻辑,主张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建设独立自主幸福的新生活。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任何人抵抗不了的。
 
       现代修正主义者认为,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只要能够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地活下去就行了,还要区分什么阶级,区分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区分什么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区分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分什么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区分什么革命和反革命等等呢?在他们看来,所有这些区分,都失去“时代”的意义了,都是“教条主义”的了。总之,他们在实际上把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全部列宁主义的学说,都抛弃得干干净净,并且认为,谁如果不同意他们的这种观点和做法,不按照他们的指挥棒去说话和行动,谁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谁就是“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谁就是“攻击”和平共处政策,谁就是“假革命”、“左倾冒险主义”,谁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民族主义”,等等。

1963年1月15日,《光明日报》头版照片。西藏边防部队撤离达旺(藏南与不丹交界地区)。边防部队在瓦弄释放78名印军伤病员。中国与尼泊尔政府签订修建加德满都-拉萨公路(即中尼公路)的议定书。中尼公路全长943公里,
是西藏唯一一条国际直通公路,1965年建成通车,铁道兵有87位烈士为修路牺牲。

1963年1月,俄历新年前,苏联西伯利亚的原住民,购买电视机。俄塔社照片。

1963年1月20日,上海无线电三厂、四厂研制的全国产晶体管收音机投放市场。当年,周恩来总理在出国访问中,上海无线电三厂的28A型晶体管收音机列入国家礼品。图片为1964年5月《科学画报》封面,上海无线电研究所人员,在调试上海无线电四厂生产的凯歌4B3型袖珍六管晶体管收音机。该机为国内最小型晶体管收音机,可置于衬衫口袋中,深受消费者欢迎。(1954年美国推出世界第一款晶体管收音机Regency TR1。1957年日本索尼推出第一款袖珍式晶体管收音机TR-63。)1985-1987年,上海无线电三厂在引进欧美立体声唱机唱头、韩国18寸彩色电视、4.5寸迷你黑白电视等项目上出现严重亏损,最终在1991年难以运转,2000多名职工分流下岗。1999年彻底破产。上海无线电四厂在1997年破产(使用凯歌牌商标),现址为徐家汇的豪宅——帝景苑。

1963年2月11日-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刘少奇主席主持会议。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指出:“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湖南省委的报告说:“各方面的情况表明,当前阶级斗争是激烈的,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嚣张的,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黑风’刮得很大。敌人的阴谋活动,最突出的是发展反革命组织,进行反革命宣传,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刘少奇提出要部署一个阶级斗争行动,主要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分子。毛泽东则强调这是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2月25日,刘少奇主席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他强调指出:“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

刘少奇主席把此次政治运动上升到“亡党亡国”高度。3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在全国各城市开展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农村则开展“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的四清运动。1963年5月杭州会议,毛泽东把各中央局书记召集到杭州,举行包括部分政治局委员参加的小型会议,研究落实四清运动。毛泽东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上批语:“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毛泽东强调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团结95%以上的干部,群众。

1963年11月,刘少奇将其夫人王光美派往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领导四清工作,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展开,刘少奇越来越左。他的一系列极左言行造成了极大危害。1964年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为政治运动设置专门的指挥部,并由国家主席亲自挂帅,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全国上百万干部被刘少奇发动起来参加四清。刘少奇在第一线领导“四清”运动期间,中共通过中央文件树立了三个“四清”样板和典型。它们分别是:(1)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经验;(2)河北省桃园经验;(3)天津小站经验。其中以刘少奇、王光美独创的桃园经验危害最甚。大批干部群众遭到批斗并出现非正常死亡。

1964年12月到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围绕着“运动”的目标究竟何在,矛盾骤然激化。毛泽东强调运动的本名是“社教运动”而非“四清运动”。但因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软性抵制,运动最终未能按毛泽东的设想推进。到了1965年下半年,毛泽东基本放弃了“四清运动”,认为这场运动连同文化战线的批判,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而转向筹划和发动“文化大革命”。

1963年2月28日,南越,顺化香水河畔,河上的渔船与战争近在咫尺。美军战机向村庄投下燃烧弹后,腾起的熊熊烈焰。
1962年肯尼迪政府向南越吴廷艳政权提出推行“战略村”计划。此举与中国抗战时期,日军通过“集家并村”政策,将民众与抗日武装隔离的目的相似。美国政府希望通过战略村计划,将农村民众与越共武装隔离开。建设方法包括,在村庄四周挖壕沟、陷阱,建瞭望塔、岗哨、火力点,将村民组织军事化管理。到1963年8月,南越共建成战略村8227个,覆盖人口956.337万,约92%的农村人口处于战略村的控制之下。1963年8月起,随着南越政局动荡,越共武装发起全面攻势,捣毁大量战略村。该计划就此失败。

1963年2月12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名司机看着街头的坦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正在推翻卡赛姆总理,建立以该党为主的政权,贝克尔成为新总理。但是
9个月后,复兴党政权又被阿里夫等政变军人拉下马。1968年,贝克尔为首的复兴党军官集团,推翻了阿里夫,贝克尔出任总统。1979年贝克尔因病辞职,萨达姆·侯赛因接任总统。1980年爆发两伊战争。

1963年3月8日,叙利亚,复兴社会党发动政变成功。3月10日,手持枪械、头戴钢盔的叙利亚军队,封锁了土耳其驻叙利亚大使馆。当时,3000多名挥舞各种旗帜的抗议者正在旁边游行,被剥夺总理职务的Khaled Azm在土耳其大使馆中寻求庇护。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执政后,和苏联签署《苏叙军事合作协定》。苏联提供2.3亿美元军事援助,从而在美国精心构筑的中东防线上,打开了一个巨大缺口,被称为“苏联在冷战期间的得意之笔”。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解散了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绞死了萨达姆。2013年,美国以叙利亚拥有化学武器为由,开始轰炸叙利亚。

1963年,法国巴黎蒙苏里公园(Parc de Montsouris)木偶剧场,儿童观看木偶剧的表情,Alfred Eisenstaedt拍摄。

1963年春节,北京中山公园,一群孩子围着公园的石条休息椅,当作简易乒乓球台。

1963年3月,江苏省,徐州重型机械厂制造的中国第一台Q51型5吨汽车起重机。该厂始建于1943年5月,原名为鲁南第八兵工厂,位于山东省莒南葫芦沟,最早称为华兴铁工厂,当时是一个修理简单枪械和弹花机的兵工厂。1953年5月,工厂从新海连市新浦(现连云港市)迁至徐州,与徐州实业公司铁工厂、大力铁工厂合并为徐州农业机械厂。1953年生产出徐州市第一台工作母机——35吨倾斜式冲床,1954年开始生产双轮双铧犁,1957年开始生产塔式起重机,工厂从农业机械开始向起重机械发展,1958年工厂规模已发展至2680人。1958年10月2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视察该厂,提议将厂名更改为“徐州重型机械厂”,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2004年9月。1989年7月28日,由徐州重型机械厂、徐州工程机械制造厂、徐州装载机厂和徐州工程机械研究所等“三厂一所”为核心,正式组建徐工集团。2008年美国凯雷资本企图收购徐工集团事件,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2015年,徐工集团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董事长王民声称:国有股只保留20%
他个人是即便变卖家产,也要把混改做好。【这是几代人血汗积累的国有资产。国企私有化,千亿资产最终落入谁家口袋?】

1963年2月,美国乔治华盛顿号弹道导弹核潜艇(SSBN-598),上浮返回基地。Paul Schutzer拍摄。冷战时代,美国陆续建造了41艘弹道导弹潜艇,是当时支撑美国核战争力量的主干。1981年4月9日,华盛顿号核潜艇在日本外海紧急上浮时,撞翻日本货轮日升丸号,造成2人死亡。华盛顿号核潜艇肇事后迅速潜逃,未对落水者进行救助。1985年该艇退役。

1963年3月18日,美国纽约曼哈顿,18岁的塔基州小姐少年组冠军黛安·索耶(Diane Sawyer),拿下了美国小姐称号。黛安·索耶由乡下女孩,逐渐发迹成为美国ABC电视台的当家女主播。在尼克松时期是美国白宫的新闻助理。她手中拿的是新上市的柯达Instamatic傻瓜相机。

1963年3月21日,美国加州旧金山阿尔卡特拉兹岛,臭名昭著的恶魔岛联邦监狱,由于严重的经费短缺,被迫释放最后一批囚犯。这里曾关押过不少知名的重刑犯,其中包括芝加哥黑手党“教父”卡邦(Al Capone),对鸟类极有研究的杀人犯“鸟人”史特劳德(Robert Stroud),冷血的“机关枪”杀手凯利(George Kelly),以及人称“白毛”的詹姆斯•巴尔杰(James Bulger)。1996年,以该监狱为原型的好莱坞电影《勇闯夺命岛》,在全球狂揽3.4亿美元票房。

1963年3月23日,佛罗里达州赛百灵,65名车手奔向赛车,开始了赛百灵(Sebring)12小时耐力赛。该赛车场于1950年启用,前身是美国空军基地。

1963年4月1日,美国纽约,地铁中的乘客正在看报。此前纽约印刷工人和出版界,爆发了长达114天的大罢工,许多报刊因此停止发行。

1963年,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Robert W. Kelley拍摄。1945年杨振宁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1946年秋,国民党兵工署长俞大维,为了推动原子弹研制计划,经吴大猷、曾昭伦和华罗庚推荐,选派李政道(物理)、朱光亚(物理)、唐敖庆(化学)、孙本旺(数学)、张瑞駪(化学)赴美国留学。李政道入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教授。1947年邓稼先赴美留学,1950年8月20日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年仅26岁。拿到博士学位九天后,邓稼先踏上回国旅程。1957年8月,33岁的邓稼先调到二机部九院,负责领导核武器理论设计,从此隐姓埋名工作了28年。1957年10月,杨振宁与李政道因“宇称不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62年李政道加入美国籍,1964年杨振宁加入美国籍。邓稼先与杨振宁既是同乡,也是同学。他们一个选择了中国,一个选择了美国。1986年邓稼先因癌症逝世时,年仅62岁,他的遗言是:死而无憾。1990年代后,杨振宁回到中国养老,政府给予优厚礼遇。2004年底,杨振宁以82岁高龄迎娶当时只有28岁的翁帆。

1963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博士,站在粒子加速器前合影。Robert W. Kelley拍摄。同年,吴健雄用实验证明了核β衰变中矢量流守恒定律。吴健雄生于江苏太仓,1936年赴美国加州大学留学,1940年获博士学位,1944年参加曼哈顿计划,1954年加入美国国籍。其丈夫是美国华裔物理学家袁家骝,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的儿子。1978年改革开放后,上百万中国留学生前往美国,大部分留在了美国工作。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因此被讥讽为“留美预备班”。他们为美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1963年,美国枪械巨头柯尔特(Colt)公司,向军方推销AR-15自动步枪。Arthur Rickerby拍摄。1955年,美国阿玛莱特(Armalite)公司的枪械设计师尤金·斯通纳(Eugene Stoner),采用瑞典AG42步枪的导气管原理,研制出AR-10自动步枪,但是存在技术问题。1957年,斯通纳对AR-10进行改进,交给美国陆军评审,命名AR-15。几经周折后,美军对AR-15失去了兴趣。阿玛莱特公司为了偿还145万美元的研制费用。将AR-15出售给了柯尔特公司。斯通纳加盟柯尔特后,柯尔特对军方展开强大的营销攻势。在越南战场的测试表明,AR-15适合身材矮小的南越军队。1963年1月,美国空军将AR-15命名为XM-16。柯尔特拿到了10.4万支步枪的合同。1966年6月,柯尔特公司获得了一份9170万美元合同,为美军生产84万支步枪。这款步枪就是闻名世界的M16,至今总共生产了超过800万支。死于该枪下的亡魂难以统计。

1963年4月4日,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19岁的黑人女大学生多萝西·贝尔(Dorothy Bell),坐在为白人服务的餐厅里,以抗议种族隔离政策,她遭到警察逮捕,其后又有20个人继续尝试,表示抗议。在种族隔离时期,美国实行黑人分区进食,黑人不得与白人坐在一起

1963年4月12日,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因组织和平反抗种族歧视的集会活动,再次遭到警察逮捕。1963年8月23日,他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发表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196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他被狙击手枪杀。

1963年5月,美国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与第二任妻子哈佩·墨菲结婚后,前往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度蜜月。委内瑞拉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洛克菲勒家族在其中有着巨大的利益。1918年起,戈麦斯独裁政权与美国大石油公司合作开采,使委内瑞拉成为主要石油出口国。委内瑞拉原油进行国际招标时,100多家公司竞争,仅有三家中标,控制了委内瑞拉99%的原油。其中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占49%,壳牌石油占36%,海湾石油占14%。1935年戈麦斯死时,石油占委内瑞拉出口额的99%。而该国却有70%的人口是文盲,60%的人住在茅草屋里,仅有32%的人就业。委内瑞拉新政府上台后,通过了严苛的石油改革法。1937年玻利维亚革命后,直接将美孚石油受归国有。1938年墨西哥卡德纳斯政府宣布没收外国石油公司的财产。这一系列革命触犯了洛克菲勒家族的利益。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由此在南美展开了一系列军事政变、暗杀活动。扶植拉美军事独裁政权,以维护美国利益。洛克菲勒家族离奇死亡的成员也不少,有的自杀,有的出车祸,有的死在热带丛林里。1979年纳尔逊·洛克菲勒猝死在办公室里。

1963年4月13日,《解放日报》头版,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昨抵达印尼首都雅加达。1963年4月12日至5月16日,刘少奇受邀出访印尼、缅甸、柬埔寨、越南四国。1963年,印尼因为马来西亚联邦问题,与美国的关系急剧恶化。苏加诺因此急需中国的政治支持。1963年9月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印尼与马来危机升级。苏加诺宣布他将“粉碎马来西亚”。1964年苏加诺访华,中国向印尼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援助。印尼兵工署长哈托诺,宣布印尼计划在1969年爆炸第一枚原子弹。同年印尼建成一座小型试验反应堆。1965年9月30日,印尼爆发军事政变,苏哈托掌握政权,并向美国政府靠拢,实施反共政策。苏哈托政权放弃了核武计划。1967年印尼与中国断交。

1963年4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在缅甸仰光参观瑞光大金塔。吴奈温(华人后裔)政权上台后,采取了大规模的经济国有化政策。中国政府对此采取了支持的态度。
1966年,缅甸总统吴奈温应美国总统约翰逊的邀请访美。此后美国对缅甸实施经济制裁,导致双方关系紧张。在美国支持下,缅北自治区的克钦独立军,与缅甸政府爆发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内战,一直持续至今。2010年美国确立重返亚太战略,将缅甸作为重要棋子,支持昂山素姬上台。2012年1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减轻对缅甸制裁,准许美国公司在缅甸投资。

1963年4月22日,缅甸掸邦茵莱湖,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在缅甸领导人奈温主席及夫人的陪同下,观看传统赛船。摄影孟庆彪。4月26日离开仰光回到昆明。5月1日抵达柬埔寨访问,参观吴哥窟。

1963年5月10日,越南(北越)首都河内,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主席,及夫人王光美来访,受到胡志明主席欢迎。5月12日,河内组织了二十万人的群众集会欢迎刘少奇。【1962年以前,中国新闻界在对外宣传中,从不提毛泽东的夫人是谁。毛泽东不让江青干预政治。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后,将王光美推上政治舞台。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王光美至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开展四清工作,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1966年文革爆发后,王光美被关入秦城监狱,直至1979年释放出狱。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在军事政变中被捕,并判处死缓,1991年非正常死亡,对外宣传是自杀。】

1963年,毛泽东在火车上看河北水利规划图。吕厚民摄。1963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党内有人主张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气一些,对反动派和气一些,对修正主义和气一些,对亚非拉人民的援助少一些,这就是修正主义路线。1964年2月,毛泽东在谈话中又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间,有中央委员、省委书记、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他们在1962年到处宣传,夏季我们开了一个会议,把这些东西抖搂了出来。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到了1965年,毛泽东不仅认为工厂、农村的基层政权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省委、部委有烂掉的,而且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内形成了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1963年,湖南省邵东县斫曹公社高大社员改造乱石山,建设“大寨田”。唐大柏摄。斫曹公社是一个“山高坡陵石头多,山口无棵树,地下无矿藏”的贫困社。农民种田基本依靠老天降雨,每年只能种单季稻,产量极低。斫曹公社野鸡坪大队,是一个只有两个生产队、47户、173人、62个男女劳动力的小大队。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战天斗地,经过6年奋斗,凿穿了1座石山,搬掉了3座石山,打平了5座石山,在石山上筑起了一条53米长、10米高的水坝,建成一座蓄水两万多立方米的山塘,凿成了一条370多米长的石干渠和一条43米长的石隧洞,在石头山上新开垦48丘37亩良田(1丘等于10亩)。大队粮食产量由原来每亩200多斤提高到900多斤。1970年3月28日,《湖南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大寨之路越走越宽广——野鸡坪大队把千年石山变成良田的动人事迹》 。

1963年5月2日,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6000名6-18岁的孩子参加反种族隔离示威游行,一天下来,有959名孩子被捕,并用校车送到监狱。第二天,又有1000名学生旷课参加游行。伯明翰警察局长“公牛”康纳恼羞成怒,出动警犬并下令消防员用高压水龙头驱散示威人群。结果黑人孩子被警犬咬、示威者被消防水柱冲倒在地的画面,让坐在电视机前的美国人感到震惊。

1963年5月3日,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17岁的黑人抗议者沃尔特·加德斯登,遭到警犬撕咬。第二天,这张照片登上了纽约时报,引发政治团体抗议。

1963年5月12日,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几座黑人居住的住宅被纵火者焚毁。一个街区外,黑人汽车旅馆遭到炸弹袭击。在另一个街区的教堂,黑人民权示威活动拉开序幕。

1963年5月15日13时4分,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水星计划最后一次执行载人发射任务,用水星-宇宙神9号火箭,发射信仰7号飞船。宇航员戈尔登·库勃,是美国最后一位单独进入太空的宇航员。

1963年,美国加州,NASA埃姆斯研究中心,工程师在1米(3.5英尺)高超音速风洞中,安装M-1升力体模型。该风洞可进行5-10马赫气动研究。升力体式设计是由艾格尔斯和阿伦两位科学家,于1957年在NASA艾姆斯研究中心,从事弹道导弹再入问题研究时偶然发现的。 升力体没有传统飞行器的机翼,而是用三维设计的翼身融合体来产生升力。1963年至1975年,NASA为返回式飞船进行一系列升力体选型研究。【1940年代,钱学森提出的助推-滑翔弹道概念,是升力体飞行器的早期理论之一。1971年中国在四川绵阳气动基地,建成0.5米高超音速风洞,进行导弹气动研究,达到同期世界先进水平。1994年日本NAL建成1.27米极高音速风洞(10马赫级)。1997年中国四川绵阳基地建成1米高超音速风洞(12马赫级)。目前世界上拥有1米级高超音速风洞的国家,仅有美、俄、日、中四国。】

1963年5月,美国《LIFE》杂志,刊登柯达公司推出的革命性产品,“instamatic”傻瓜相机广告,简单四个步骤就可以完成胶卷的更换工作。“instamatic”相机将胶卷盒制作成独立暗盒,可以在任何自然环境中打开相机后盖更换胶卷。相机的自动曝光功能进一步简化了摄影者的操作,售价15.95美元。1964年,傻瓜相机当年销售750万架,创下了照相机销量的世界最高记录。从1963年至1970年,共售出超过5000万架傻瓜相机。其后日本相机厂商大量仿制傻瓜相机,如柯尼卡、理光、富士、美能达。【1978年,香港宝源公司(Haking)获得美国Ansco相机商标,生产简易塑料傻瓜相机。1980年代,中国相机厂商大量投产傻瓜相机。】

1963年,日本尼康发布了首款可更换镜头相机NikonosI,并在随后几十年时间里形成了尼康镜头家族。

1963年5月28日,台湾省,台独分子陈智雄,以叛乱罪,被国民党处决。当时与他一起被关在台北青岛东路,军法处看守所的施明雄回忆,执行那天,好多个刽子手,冲进牢房,压制住仍在熟睡中的智雄…警卫室的班长在押送刑场前,没有将陈智雄的双脚镣卸除,而以斧头砍断他的双脚掌,
以拖行的方式,不让他昂首走向刑场。1962年,施明正、施明雄、施明德三兄弟,因参与“台湾独立联盟案”被捕入狱。

1963年,安徽省合肥市四牌楼。合肥百货大楼成立于1959年8月,是当时合肥最大的日用百货公司,五层大楼营业面积5900平米。
1993年改制为股份制公司,1996年8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2008年,合肥百货大楼集团实现销售规模194亿元。

1963年,安徽省合肥港,从巢湖向北开到合肥的小客轮,到站下客的场景。该港在矿机厂南淝河对岸,是合肥当时较大的上下客港口,承担了合肥到庐江、三河、巢县客运和日用品运输。随着铁路和公路的发达,港口渐渐淡出历史舞台)。

1963年,安徽省合肥市,公安民警在休息日帮孤寡老人做家务。在毛泽东时代,雷锋精神,助老爱幼是全社会提倡的价值观。因此党政机关、公安、军队、学校、厂矿等单位,组织义务劳动或帮扶困难群体是常有的事。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大潮席卷中国,社会风气严重恶化,变成了三月雷锋来四月雷锋走。

1963年6月,湖南省湘阴县川山坪公社玉麓大队横冲直撞屋村史编辑小组的成员和青年社员,到86岁的吴三元老婆婆家,请她讲解解放前家所受的苦楚。唐大柏摄。

1963年,四川省简阳县红塔公社,正在干农活的女社员,牛畏予拍摄。可能是下乡插队的女知青。

1963年,江苏省无锡市,江阴,中山北路的店铺。靠近长江边,现江阴长江大桥西侧。

1963年,陕西省延安市区航拍。王凌摄。1949年延安有228家私营作坊。1959年统计共有金属切削机床63台,简易机床12台,台钻12台,砂轮机18台。1978年延安工业总产值6944.1万元,有金属切削机床及锻压设备670台。

1963年,山东青岛,疗养院的电疗室。
1758年,英国科学家卡文迪许开始专门研究利用“电鳗”的生物电研究电疗技术。1950年代,生物电得到了科学的证实,世界各地开始研究发展电疗技术。中国把电疗与中医技术结合起来,应用到很多保健理疗领域。

1963年,北京无线电厂组织“牡丹牌8402型”收音机研发大会战。1956年,由北京和上海的两批小手工企业和修理工等人组成公私合营广播器材厂,1959年1月改名为北京电子仪器厂,1964年6月改名为北京无线电厂。1958年3月15日经中央工商行政局审定批准使用“牡丹”商标。牡丹收音机曾经享誉全国,并出口国外,经济效益非常好。1960年代生产的牡丹911型九电子管收音机,现拍卖价格每台超过3万元人民币。1964年上市的牡丹牌8402型收音机,全机采用8只三极管、1只二极管,共用电子元器件100余件,都是北京61家工厂院所生产的。由邢迪任主设计师,何持今任主工艺师。每台售价156元,上市后一售而空。1996年该厂破产。

1963年,北京第一机床厂生产的四轴龙门铣床,每个部件都经过严格检查。
1966年,根据三线建设要求,北京第一机床厂部分内迁四川省自贡巿,包建成立了四川长征机床厂。北京第一机床厂是中国最早进行数控机床研制的企业。

1963年,中国第一代高空飞行员。
南京宏光降落伞厂,研制出适合中国人使用的战斗机高空代偿服,和飞行抗荷服。
南京宏光降落伞厂建于1951年,是一五计划156项重点工程之一。中国空投原子弹、氢弹使用的减速降落伞、神舟飞船返回舱使用的降落伞,均由该厂研制。

1963年6月,法国著名海洋探险家雅克·伊夫·库斯托(水肺发明者),进行红海海底勘探。旁边是1959年法国研制的SP-350自航式载人潜水器,下潜深度305米,重量不到4吨。1964年美国研制的阿尔文 (Alvin)潜水器,下潜深度为1829米,后增加至4500米。

1963年,日本东京,住院的病人看着床头摆放的SONY微型电视机。这种昂贵的新玩意,只有富人能消费得起。当时日本电器还没有攻陷美国市场。

1963年,一个小男孩正在家通过付费电视观看安迪宝宝。通过向电视机右面的投币槽,投进6个硬币,他就可以观看一个小时的节目。安迪宝宝是1950年由英国BBC首播的儿童电视节目。1985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七巧板》。

1963年6月4日,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肯尼迪签署第11110号行政令(Executive Order 11110)。着令美国财政部“以财政部所拥有的任何形式的白银,包括:银锭、银币和标准白银美元作为支撑,发行银元券(Silver Certificate)”,并立刻进入货币流通。肯尼迪总统的意图十分明显,他试图向洛克菲勒、摩根等私人财团控制的美联储银行(美国中央银行)争夺货币控制权!如果该计划最终得以实施,美国政府将逐步摆脱必须从美联储“借钱”并支付高昂利息的荒谬境地,并且以白银为支撑的货币不是“透支未来”的债务货币,而是基于人们已有劳动成果的“诚实货币”。“银元券”的流通将逐渐降低美联储发行的“美元”的流通度,大幅度削弱洛克菲勒、摩根等财团巨头对美国政治经济的操纵能力。

1963年,美国政府发行价值40亿美元的银元券(Silver Certificate)。众所周知,美元的发行权掌握在私人财团控制的美联储银行手中。银元券是美国政府唯一拥有的货币发行方式。美国独立后没有成立中央银行,各州货币发行长期混乱,并向英国银行家借了大量高利贷(年息高达24-36%)。
美元最初与白银挂钩,1美元等值0.8盎司白银。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后,林肯政府财政空虚,迪克·泰勒向林肯总统建议:政府自己发行货币。1862年美国财政部开始发行4.32亿美元绿币(政府信用担保,无金银准备金),作为军费开支。此举刺痛了银行家们的利益。1865年4月14日,林肯总统在赢得南北战争及总统大选连任后,被一名演员枪杀。1866年4月12日,美国国会通过《紧缩法案》,试图召回所有流通中的绿币,兑换成金币,然后把绿币踢出货币流通领域,恢复国际银行家占绝对优势的金本位体系。1866年至1886年,美国货币流通量从18亿美元紧缩至4亿美元,造成经济大衰退,失业率高达30%。而银行集团从中以高利借贷牟利。1881年,上任仅四个月的加菲尔德总统,指出私人银行掌控货币发行的危害后,被一名“精神病人”枪杀身亡。美国政府缺少中央银行,使得摩根、洛克菲勒等财团巨头,在20世纪初几乎处于一手遮天的地位。金融投机猖獗最终引爆了1907年美国金融危机,大量银行破产倒闭。罗斯福总统被迫向摩根财团求援,再次给华尔街金融集团以乘虚而入的机会。1910年11月,华尔街七大财团寡头在佐治亚州哲基尔岛密谋,筹划建立私有中央银行——美国联合储备银行系统。

1913年摩根、洛克菲勒等财团控制的美联储银行,获得中央银行地位,发行以黄金为基准的美元(金元券),可自由兑换黄金。1933年金本位制崩溃后,美国财政部大量吸纳白银,作为美元货币基准,一度拥有超过20万吨巨额白银储备。银元券成为美国最坚实的货币。二战爆发后,大量黄金流入美国,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黄金储备国,便开始以每盎司92美分廉价抛售白银。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与黄金挂钩,美联储的金元券地位恢复。到1961年,美国库存白银已大大缩水,不足17亿盎司(4.8万吨),白银价格开始上涨。

1963年肯尼迪总统下令发行银元券,再次威胁到了美联储发行金元券的利益。当年11月肯尼迪遇刺身亡后,约翰逊接任总统,下令停止“银元券”与白银兑换(当时美国是金银双本位制),废除“银元券”发行,接着以每盎司1.29美元,再次向工业界大量抛售白银,继续打压白银价格。这场抛售一直持续到1967年,美国库存白银彻底用尽为止。自此美元仅与黄金挂勾。但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彻底成为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纸币。美元发行自此泛滥成灾。目前世界流通的美元纸币,99%是美联储发行的金元券。
1963年6月11日,南越,西贡街头,73岁的僧人释广德,被弟子用汽车送到街头,浇上汽油点火自焚,抗议南越吴庭艳政府迫害佛教徒的行径。美联社Malcolm Browne。此事件报道后,全世界都谴责南越政权,随后美国削弱对吴廷艳政府的支持。11月1日,南越陆军首脑杨文明发动军事政变,枪杀吴庭艳兄弟。杨文明是南越末任总统。1975年西贡沦陷后,杨文明被关押至1983年。

1963年6月15日,法国巴黎近郊的Sainte-Geneviève-des-Bois,家乐福(Carrefour)开设了欧洲第一家大型卖场,面积2500平方米,有12个收银台出口和450个停车位,以大量低价批发的食品百货产品形成竞争优势。大型卖场对周边小杂货铺的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小零售业主在法国代表着一股不小的政治力量。法国政府不得不对国内开设大型超市加以限制。1968年的五月风暴使得法国社会陷入动荡,家乐福被迫开始了海外扩张之路。1969年家乐福在比利时落地,1970年代进军巴西市场。直到1988年,家乐福才在美国费城开设了北美洲第一家店。但是其在美国的发展极不顺利。1993年,家乐福被迫关闭了美国仅有的两家门店,完全退出美国市场。同时期,美国沃尔玛却将势力伸向了欧洲大陆。1999年6月,沃尔玛以10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英国零售巨头ASDA。作为反击,家乐福以16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竞争对手—法国Promodes集团。【1995年家乐福进入中国市场,1996年沃尔玛进入中国市场。两大零售巨头再次展开激烈竞争。中国本土零售业受到严重压制,中国产品供应商长期受到沃尔玛、家乐福等零售巨头的盘剥刁难。】

1963年,法国巴黎街头,行为艺术。Alfred Eisenstaedt拍摄。

1963年,苏联,格鲁吉亚,准备节日晚间聚餐,有烤乳猪、水果、糕饼、葡萄酒。

1963年,苏联,列宁格勒街头的公交车、电车、吉普车。

1963年6月16日,苏联,26岁的女宇航员瓦伦蒂娜·捷列什科娃,乘坐东方-6号宇宙飞船升空,成为第一名进入太空的女宇航员,在太空中停留了将近3天。

1963年,苏联的芭蕾舞演员,摄影师Евгений Умнов

1963年,苏联橱窗里的摆设,出现了向资本主义特色看齐的势头。

1963年,苏联,乌克兰首都基辅,街头的书摊。

1963年,苏联,格鲁吉亚,哥里,库拉河谷,斯大林出生的地方。1879年12月21日,斯大林诞生在这里一个穷苦的鞋匠之家。直到1894年小学毕业,他才离开哥里到第比利斯学习。

1963年,苏联,阿塞拜疆,油田井架。

1963年6月26日,西柏林,美国总统肯尼迪,参观了柏林墙最著名的检查站“查理检查站”,发表“我是柏林人”的演说,颇有向苏联人叫板的意味。苏联人显然对这篇演讲不大开心,因为就在两周前肯尼迪还表示要“与苏联改善关系”。赫鲁晓夫评价道:“两个演说好像是从两个总统嘴里说出来的!”

1963年7月7日,法国航空公司的快帆客机(Caravelle SE-210),飞抵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该机由法国南方飞机公司研制,1955年首飞,是世界第一种发动机尾吊式客机,航程1650-3400公里,载客80人,至1975年共售出282架。

1963年7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共就两党分歧进行谈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到首都机场送行。摄影杜修贤。
赫鲁晓夫在欢迎宴会中坚持苏共二十大路线、希望双方停止在报刊上相互攻击。正式会谈开始后,苏斯洛夫准备了一份长达70页的发言稿,讲了两个多小时。他除了攻击中国共产党外,还在发言中大谈他们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和“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全民党、全民国家)观点。邓小平则质问苏方,为什么苏联对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和撕毁所有合同一事避而不提?7月20日举行告别宴会,双方不欢而散。就在头一天,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匈牙利友好大会上还大骂中国共产党。可在送别宴会上,赫鲁晓夫还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党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分歧,那些分歧都是臆造的。7月21日下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分乘两架飞机回国,主持编写中苏论战中著名的“九评”。

1963年7月21日,北京西郊机场,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江青、王光美等人,及首都各界五千余人,迎接参加中苏两党会谈回国的邓小平一行。吕相友拍摄。

1963年7月,著名共和党议员巴里·哥德华特在其办公室向人展示X-20与“宇宙神III”火箭结合体模型。早在二战纳粹德国即已尝试过研制“银鸟”空天轰炸机的计划。但在航天飞机出现前,最接近这一目标的工程是美国空军与波音公司1957年至1963年实施的X-20轨道轰炸机计划。虽然从未造出实体,但对X-20进行研究所获得的技术储备,在后来的航天飞机研制中得到了应用。

1963年7月19日,美国休斯敦,心脏外科医生迈克尔·德贝基博士(Michael DeBakey),为一例主动脉瓣置换术后,心脏骤停患者,植入了第1个气动血泵(人造心脏泵),虽然术后第4天,患者因中枢神经系统不可逆性损伤而死亡,但开创了左心辅助装置应用的先河。德贝基做过6万例心脏手术。1964年首创冠状动脉搭桥手术

1963年,美国阿诺德·卡迪什(Arnold kadish)博士,发明了闭路式连续静脉输注胰岛素装置(背包式胰岛素注射泵),被认为是胰岛素泵的雏形。但因其体积太大,仅用于酮症酸中毒,和胰腺全腺切除后的糖尿病短期葡萄糖控制。1976年,25岁的迪安·卡门(Dean Kamen),从伍斯特理工学院退学,创办了AutoSyringe公司。1978年该公司研制出AS-2C型便携式胰岛素泵,体积18.3X7.3X6.4厘米,重约480克,使用充电电池,胰岛素稀释注射,可挂在腰带上。到1983年,美国礼来公司研制的BETATRON-II型胰岛素泵,体积只有香烟盒大小。【迪安·卡门是位技术怪才,1981年建立了“德卡研究中心”(DEKA),进行创新性医疗设备研制。包括第一个便携式血液透析器,第一个手提式晶质与角质分离机,第一个人造医用机械手,第一个心血管支架,第一个智能代步轮椅——因此被誉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医疗器械设备发明家之一”。1999年他筹资1亿美元开发赛格威双轮电动车,用传感器和陀螺仪保持平衡。2009年,赛格威公司被英国富豪吉米·赫塞尔登收购。一年后赫塞尔登骑着赛格威坠崖身亡。】

1963年,美国凯洛格公司设计建设世界第一套日产544吨合成氨(约年产17万吨氮肥)单系列装置。这是世界化工生产装置向大型化发展的标志。氨由氮和氢组成,氮肥在农业生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世纪化肥工业诞生之初,氮肥的生产主要依靠硝石矿。随着世界人口爆炸式增长,天然氮肥已远不能满足粮食生产需求。科学家为获得廉价的合成氨,进行了长期研究。1908年,德国化学家哈伯获得合成氨工艺专利。1913年9月,德国巴登苯胺纯碱公司,用哈伯工艺在Oppau建成世界第一座日产30吨合成氨装置。一战爆发后,哈伯参与研制化学毒气,造成数万人死亡。1918年,哈伯因合成氨工艺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德国战败后,被迫向各国公开合成氨技术,推动技术不断演进。但是直到1950年代,受到煤焦原材料和高压容器尺寸限制,装置日产量依旧徘徊在200吨以下。此后随着大型高压离心式压缩机研制成功,为大型合成氨装置提供了条件。天然气成为制造合成氨的重要原料。以石油化工起家的凯洛格公司,由此开发合成氨工艺。1966年,凯洛格建成了日产900吨合成氨装置。1972年日本千叶氨厂建成日产1540吨合成氨装置。2009年,澳大利亚科利尿素项目,建成日产3500吨合成氨装置。

【1949年中国氮肥年产量仅有600吨。1950年代建设了吉林、兰州、太原、四川四个合成氨厂。1953年国家推广用磷矿制造磷肥。1957年,侯德榜与上海化工研究院合作,研制出碳化法制取碳酸氢铵(碳酸氢铵)。在全国推广后,建设了一千多座县级小化肥厂,对中国农业做出巨大贡献。1960年建设了云南、上海、广州等20多座中型氨厂。1973年开始,中国陆续从美国、荷兰、日本、法国引进13套日产1000吨合成氨,和日产1620吨至1740吨尿素的大型生产装置。其中有8套由凯洛格提供技术。到1983年,中国合成氨产量已经达到1677万吨。正是进口大型化肥装置,使得中国粮食产量有了大幅提高。恰逢1978年中国推行包产到户,粮食增产的功劳,挂到了包产到户名下。

1963年8月,南越,西贡周边,美军趁拂晓时分,出动C-123运输机,在西贡-大叻沿线喷洒橙剂(除草落叶剂),用来清除越共游击队藏身丛林的树叶。美联社Horst Faas。
橙剂由美国化工巨头陶氏化学、孟山都制造,含有剧毒物质二恶英。1962年至1971年,美国共向越南、柬埔寨、老挝,喷洒了2000万加仑,约7570.8万升橙剂和其他落叶剂,破坏了约200万公顷(约3个上海市面积)的森林。橙剂渗入土壤和地下水,造成400万越南人先天性生理缺陷,15万婴儿天生残疾。

1963年8月5日,南越,西贡周边的隆安省德和县,一队南越海军陆战队,在甘蔗林里遭到越共游击队伏击,受伤的南越士兵倒在战友怀里。美联社Horst Faas拍摄。德国著名摄影师Horst Faas,供职于美联社,曾在1965年和1972年两次获得普利策奖,他以关于越战的摄影作品著称。2012年去世,终年79岁。

1963年,越南南部(南越),南越军队和美国军事顾问,在围观一堆被击毙的越共游击队员尸体,旁边插着越共旗帜。英国摄影家拉里·伯罗斯拍摄。

1963年8月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订购的YF-12A高空侦察机,在内华达州死湖秘密试验基地首飞,飞行员James D. Eastham,武器官Ben Rich。YF-12A是黑鸟系列侦察机的第二种双座机型。与A-12的最大区别,在于其机头内装ASG-18雷达。机身左右两侧设置4个武器舱,可各装一枚GAR-9导弹。YF-12A仅以试制3架而告终。1968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通告中止执行该机研制计划。

1963年8月20日,英国飞机公司研制的BAC1-11型双发短程喷气式客机首飞成功。该机从1960年开始研制,机长28.5米,翼展26.9米,空重21吨,载客89人,最高时速870公里,航程2320公里。至1989年共生产231架。

1963年8月21日,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首艘033型攻击性常规动力潜艇下水,1965年9月服役,舷号136。该艇以苏联提供的633型R潜艇图纸进行仿制,我国在此基础上进行国产化改进,增加2具鱼雷发射管,改进水声、蓄电池性能,提高潜深航速,续航力增大一倍。至1987年停产,该艇共建造了106艘,分别由江南造船厂、武昌造船厂、黄埔造船厂、涪陵造船厂、渤海造船厂建造,并出口了16艘。该型艇至今仍在中国海军中作为训练艇使用。

1963年夏,吉林省延吉县东盛公社,青年电工在东明大队第二生产队安装避雷器。新华社记者刘恩泰摄

1963年8月2日,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遭到特大暴雨,一直持续到8月8日。全县平均降雨590毫米。全村712亩土地,140亩地基被冲毁,40亩上塌下淤禾苗皆无,200亩庄稼倒伏于泥水中;80户社员,78户塌房。145眼窑洞全部塌毁的113眼。126间房屋,倒塌78间;淤没粮食11787公斤,其中集体4805公斤,社员户6982公斤。到县里开会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涉水赶回了村里组织救灾。先解决全村的吃住问题。全村三四百号人挤在4间屋子里,秸秆打成地铺睡人,大柳树下支起几口大柴锅做饭。然后组织村民整修堤坝,扶起倒下的庄稼。大寨遭了灾,各地来电要给予支援。老支书贾进才说“自己能干的事还是自己干吧。”。陈永贵说:“有我们一把镢头两只手,一根扁担俩箩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一定能战胜穷山恶水,一定能战胜自然灾害。”。1963年大寨有收成土地564亩,粮食总产21万公斤,仅比拥有712亩粮田的上年少产6.6万公斤,亩产372.5公斤,同去年接近;卖给国家粮食12万公斤,社员口粮200公斤,皆达去年水平。与此同时,一排排新窑洞、新房屋也立了起来。1963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大寨大队受灾严重红旗不倒》的报道。【同时期,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在吃国家救济粮,从未向国家交过一斤公粮。小岗村地理环境远远好于大寨村。1978年改革开放后,安徽小岗村被树成了包产到户典型。这群自私自利的农民,开始咒骂当年吃国家救济粮的时代。改开三十年后,小岗村依然在靠国家救济。】

1963年8月28日,华盛顿有25万人参加的集会,美国著名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196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63年8月28日,美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向25万人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五年后他被狙击手枪杀。

1963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北京发表声明,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屠杀越南人民的暴行。中国人民援越抗美的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指出,美帝国主义破坏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阻挠越南的统一,对越南南方公开进行武装侵略,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1964年美军向越南大规模增兵后,中国从1965年10月起,开始陆续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部队共32万余人,帮助北越抗击美国侵略。有1100多名中国参战人员牺牲在越南。

1963年8月31日,《人民日报》头版,首都万人集会声援越南南方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

1963年8月29日,东海道新干线,小田原市鸭宫模拟线,1000系试验列车(B编成)驶来。
鸭宫试验线的测试不充分,缺乏对高速铁路强降雪及冰冻环境的研究。在缺乏大量高速试验的情况下,日本人贸然开建新干线,导致东海道新干线开通初期故障频发。

1963年9月,台湾情报部门负责人蒋经国访问美国。9月11日,美国总统肯尼迪与蒋经国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会晤。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根据台湾黑猫中队U-2侦察机拍摄的包头核工厂照片,推测中国将在1963年进行核试验,如果遇到困难会推迟至1964年。
肯尼迪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明确地说,美国与苏联进行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目的就是制止中国研制核武器。1963年4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提交一份长篇报告,拟定了间接与直接打击中国核计划的两种方案。间接方案是使用外交和宣传攻势,直接方案包括:A.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B.实施海上封锁;C.南朝鲜进攻北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加压力;D.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E.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

1963年9月,蒋经国访美,劲头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国对突击行动提供运输和技术支援,打击大陆核设施就可以干。肯尼迪直截了当地询问蒋经国:“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即将300到500人的突击队派到像包头这样远的地方,而飞机不被击落?”蒋经国回答说:派遣突击队的建议,昨天已经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讨论过了。他们认为这样的计划是可行的。几天后,蒋经国会晤中情局局长麦克恩,双方同意建立一个小组。然而到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身亡,美国的计划被打乱。1964年8月,美国间谍卫星拍摄到罗布泊试验场竖起了铁塔。9月15日,赫鲁晓夫就中苏边界问题发表讲话,暗示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美国政府首脑评估后,认为中国拥有核武器不会对美国产生威胁。但是10月16日的核试验还是让美国人吓了一跳。因为中国原子弹使用的填料是U-235而不是钚,技术进展超出了美国的预计。台湾国民党勾结美国的这场闹剧,就此收场。

1963年9月,台湾省台北市,在美援即将停止的情况下,“美援会”被改组为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用牛车运输搬迁物品。从1949年国民党逃亡台湾后,外贸长期是逆差状态。1950年至1963年,美国向台湾提供了高达13亿美元(合1061吨黄金,现值448.6亿美元)的巨额经济援助。美援占台湾基建投资的75%。59万国民党军队中,有53万享受到了美国军援。随着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美国开始考虑停止对台援助,转而扶植其经济自立。1964年,美国对台经济援助总额从1.33亿美元下降到9480万美元(现值32.7亿美元)。1965年6月29日,美国宣布停止对台湾的经济援助。同年,台湾获得了关贸总协定(GATT)观察员身份,在美国开放市场的支持下,台湾转向出口加工业,电器、纺织、塑胶等行业起步,开始积累巨额外汇盈余。台湾产的假冒伪劣产品,在欧美国家一度臭名昭著。【1963年中国外汇储备1.19亿美元,由此可见美国对台湾经济援助的规模。美国在台湾部署的核武器,足以保证其军事安全。而中国大陆为了解决生存安全问题,被迫在军工领域倾注了巨量资源。】

1963年9月1日,山东医学院62级六班分班前合影,部分同学成为三班同学。

1963年中秋节,山西省运城县大渠公社寺北村大队,社员在购买本村供销点供应的月饼。

1963年9月3日,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左一),向毛泽东赠送礼物“天堂鸟”标本。印尼共产党是个拥有300万党员的大党,以华人居多。并且是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的盟友。
1965年印尼发生930军事政变,苏加诺被迫下台,亲美反共的苏哈托军政府上台,大肆迫害共产党人,约有50万人被捕,25万人被杀,部分为华人。仅美国中情局提供给苏哈托的印尼共主要领导名单就达5000余名,这些人及直系家属全部被捕或者被杀。1967年,亲华的印尼共主席艾地被捕并遭杀害,毛泽东作诗悼念。1970年2月,艾地主席的女儿伊芭鲁丽姐妹,被迫从苏联前往北京,受到热情欢迎。1970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姐妹俩打招呼。坐在旁边的西哈努克说:“啊,是艾地的女儿,艾地是我的老朋友啊!”。1971年,印尼共的武装斗争彻底失败。艾地女儿考入了江西医学院,在南昌医院实习两年后去了缅甸。1997年统治印尼长达32年的军事独裁者苏哈托下台。2008年苏哈托死于脏器衰竭。

1963年9月,北京市汽车公司的司机,售票员与公共汽车。贾化民摄。1963年9月,在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中,北京市汽车公司各个分场的青年,提出“学习雷锋,向49号车看齐”的口号。由于汽油短缺,车顶上驼着巨大的煤气包作为汽车燃料。1963年大庆油田原油年产量为400万吨,1966年突破1000万吨。

1963年9月12日,德国法兰克福车展,保时捷901 COUPE型双门跑车首次公开亮相。该车是保时捷356型的后续型号。一年后,已经量产的保时捷901参加法国巴黎车展时,因法国标致拥有中间数字为0的车号注册权,保时捷901被迫改名为911。该车采用1.991升空冷六缸对置发动机,后置后驱,功率130马力,匹配五速手动变速箱,最高时速210公里,售价5500美元。自1963年以来,保时捷911共更新了七代,在斯图加特的工厂共生产了82万多辆,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双门跑车车型。

1963年9月15日,南越南部的金瓯半岛,南越政府军在美军直升机掩护下进行机降突袭,搜索越共游击队。金瓯半岛位于越南最南端,二战后被越盟及越共游击队控制。

1963年9月15日10时22分,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发生第十六街浸信会教堂爆炸案,26名正在教堂唱歌的黑人孩子遭劫,当场炸死4名黑人女孩,22人受伤。这起案件引发黑人群体强烈抗议,但是遭到州长华莱士出兵镇压,派出狼狗和消防车驱散示威者。警察公然包庇制造爆炸案的3K党行凶者,法庭判决凶手谋杀罪名不成立。该案在10天内,引发全美186个城市,发生了758次游行示威,导致14733名示威者被拘捕。
1977年11月18日,穷凶极恶的凶手,Robert Chambliss谋杀罪名成立,被法官重判了四个终生监禁,永远不得假释。2001年5月,爆炸案凶手Thomas Balinton,被判处终身监禁。2002年5月,71岁的凶手Bobby Frank Cherry被判终身监禁。

1963年9月17日,英国法林代尔斯,飞行峡谷皇家空军基地(RAF Fylingdales),装备的弹道导弹预警雷达投入使用,有3个直径40米的雷达罩,内部是25米口径的雷达。这是美军北方预警系统(NARS)的三大雷达基地之一。另两个在格陵兰图勒、阿拉斯加州克里尔。能够对苏联发射的导弹,提供5-25分钟的导弹预警时间。【1977年中国装备1010超远程预警雷达,雷达罩直径44米,雷达天线口径25米,探测距离2000公里。】

1963年9月18日,英国皇家空军盖顿基地(Gaydon RAF),火神轰炸机。
该机从1947年研制,1991年退役,是英国空军唯一一种战略轰炸机,共生产两型136架。机长30米,翼展33米,载弹9.5吨,最大起飞重量90.8吨,作战半径2750-3700公里,可携带核弹,1982年参加马岛战争。该机性能与轰六相当。

1963年,英国劳斯莱斯银云Ⅲ(silver cloudⅢ)。该车1962年9月面世,装备6.23升V8发动机,220马力,最高时速187公里。共生产2044辆。

1963年,西柏林,比特堡空军基地(Bitburg AB),公开展示美军 TM-76(MGM-13)Mace巡航导弹。该弹由马丁公司研制,弹长13.6米,重8.5吨,射程1300公里,装备W-28核弹头,威力110万吨。率先采用地形自动识别匹配导航系统。后来“战斧”导弹和苏联的其它许多导弹都使用这种制导原理。【1974年,湖北三江航天(066基地)开始研制“红鸟”巡航导弹。1992年红鸟一型巡航导弹装备部队,射程550公里。1996年装备的红鸟二型射程提高至1400公里。】

1963年9月24日,美国华盛顿白宫,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上将(此人参加过朝鲜战争),向肯尼迪总统汇报军情,随后启程奔赴越南战场。一个多月后,南越发生军事政变,吴廷艳总统遭到处决。肯尼迪政府宣布美国从南越撤出1000名军事人员。

1963,广东省潮剧院一团演员,观摩女民兵进行迫击炮操作示范。马乔摄。由于越南战争及台湾国民党的军事威胁,1963年全国仍处于战备状态。在生产之余,民兵抓紧进行军事训练。1962年开始,民兵武器统一制式。先是换装53式7.62毫米骑步枪。1964年,有11.2万件部队换装下来的53式轻机枪、54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56式冲锋枪,发到东南沿海五省(市)民兵,以及云南、黑龙江、吉林、新疆、内蒙古等一线民兵连中。其后民兵部队装备高射机枪、高射炮等防空武器。到1965年,民兵部队的装备,比建国初期解放军的装备还要好。战备消耗挤占了大量原本可以用来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宝贵资源。

1963年,上海青年艺术剧院上演的《杜鹃山》,改编为现代革命京剧。虽说没有《红色娘子军》《红灯记》那样大的名气,但它却以曲折生动的剧情,韵味浓郁的唱腔,朗朗上口铿锵有力的台词,而为全国观众所喜爱。

1963年9月27日,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在做纸花,准备参加1963年国庆节游行。新华社喻惠如

1963年10月,上海的菜市场。

1963年至1964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出版《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多,矛盾不断扩大和升级。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就两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歧阐述了自己的观点;6月15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该建议共二十五条,通常被称为“二十五条”,于6月14日由中共中央通过);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苏共党员的公开信,全面指责和攻击中国共产党,“中苏大论战”从此全面爆发。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声明:“从今日起,《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将陆续发表文章,评论苏共的公开信。”同日,第一篇评论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发表。从这时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先后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有学者说,根据原来的计划,中共中央是要发表十篇评论文章的,但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于1964年7月14日发表后,由于苏共中央的内部斗争,赫鲁晓夫于同年10月下台,中共中央因寄希望于苏共新领导能改变赫鲁晓夫的路线,也就没有发表计划中的“十评”。1964年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的社论,有人亦将此文称第“十评”,但不被学界普遍认可。1991年苏联解体后,《九评》在中国仍然遭到否定。邓小平称自己当年主持编写的九评——说的是“空话”。

1963年10月7日,华盛顿白宫条约厅,美国总统肯尼迪签署《禁止在大气层 、 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Partial Nuclear Test Ban Treaty)。该条约由美国、苏联、英国三家发起,10月10日生效。1963年7月3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揭露了这个条约的歧视性。声明认为英美苏的真正目的是达到核垄断。苏联既强调中国需要对付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核威胁,同时却又反对中国发展自己的核力量,其目的是要中国依赖苏联的“核保护伞”。至今中国没有在该条约上签字。法国政府同样拒绝签订该条约,法国总统戴高乐称,世界进入核时代了……1963年秋天,法国前副总理富尔夫妇,作为戴高乐的特使访问北京,谋求与中国建交。1964年1月,中国与法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大国正式建交的突破口,被称为是震撼世界的”外交核爆炸”。1966年2月,法国退出由美国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戴高乐主张建立以法德为核心的”欧洲人的欧洲”。

1963年10月22日清晨,美国得克萨斯州胡德堡,第2装甲师进行动员,用大型运输机运往西德冷战前线。美军动员200架次飞机,运送了1.5万人和500吨设备。以检测美军进行全球范围部署军队的能力。Ralph Crane拍摄。

1963年10月31日,美国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体育馆,在“冰上假期”表演时,发生丙烷外泄导致爆炸,74人死亡,400多人受伤。Francis Miller拍摄。

1963年11月2日,南越总统吴廷艳,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策动的军事政变中,被杨文明的保镖阮文戎上尉等人,先用一支半自动手枪近距离射杀,尸体又被子弹和刀一再损伤。美国中情局得到了一组独家照片。吴氏兄弟被砍得血肉模糊,双手被牢牢地反绑着,死状惨不忍睹。僧人在西贡街头自焚事件后,肯尼迪政府对吴庭艳失去了信心,预谋除掉他另换一个傀儡。8月,中情局高级特工科奈恩联系了杨文明。10月29日下午4点20分,肯尼迪总统在白宫召集了15位高级外交顾问和国家安全专家,通过了发动政变的决议。吴廷艳死后,北越领导人胡志明说:我几乎不能相信美国人会如此愚蠢。……吴廷是美帝最能干的‘傀儡’之一。

1963年11月2日,《大公报》转发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
以事实揭露了苏联对印度侵犯中国边界行为的支持。1970年英迪拉·甘地政府与苏联签定了为期20年的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双边条约。

1963年11月16日中午,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外海,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观察岛号弹道导弹观测舰上(USS Observation Island E-AG-154),观看最新服役的安德鲁·杰克逊号核潜艇(SSBN 619)发射北极星A2潜射弹道导弹,最大射程2800公里。【1978年,上海江南造船厂建成“远望一号”测量船。1983年中国首次发射潜射弹道导弹。观察岛号1953年下水服役至今,是美军仅有的两艘导弹观测舰之一,长期潜伏在中国沿海,采集中国、俄罗斯、朝鲜的导弹发射信息。】

1963年11月22日12点30分,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肯尼迪总统夫妇与康纳利州长夫妇,共乘一辆林肯X100敞篷检阅车前往市区,受到人群欢迎。肯尼迪此行是来得州拉选票,但负责总统保安措施的不是联邦特工,而是达拉斯警察局。此时车速仅有15-20公里。杰奎琳对丈夫说:“你看,你看,达拉斯人多爱你呀!”肯尼迪回答说:“这很明显嘛!”。当车队减速拐弯,经过埃尔姆大街教科书仓库大楼时,总统遭到刺杀,肯尼迪被两枪击毙,康纳利被一发跳弹击伤。

1963年11月22日12点30分,美国达拉斯,刺杀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肯尼迪倒在后座上,总统夫人杰奎琳,惊慌失措地爬出车外。特工克林特-希尔连忙跑向汽车,试图将她推回座位上,以防其掉出车外。总统车队继续前行,开往6.4公里外的帕克兰德纪念医院。照片背后建筑,即为教科书仓库大楼,中情局调查称凶手从该楼六楼窗口射击了三发子弹,两枪命中肯尼迪。【美国民间调查显示,射击距离约80米,在11秒内开三枪,一枪射偏,一枪命中肯尼迪的咽喉,并射伤康纳利;一枪打爆了肯尼迪的小半个头盖骨,脑浆飞溅。】

1963年11月22日13时50分,美国得州达拉斯德州剧场,警方在刺杀案发一小时后,逮捕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美籍古巴人),被认为是肯尼迪刺杀案的主凶。案发两日后,奥斯瓦尔德在警察的严密戒备中,被杰克·鲁比(Jack Ruby)当众开枪击毙,美国人在电视直播中目睹经过。而鲁比最后也因癌症死于狱中,临死前称被人下毒才得癌症,连番事件使肯尼迪遇刺案变得更曲折离奇。此后
短短三年中,18名关键证人相继死亡,其中6人被枪杀,3人死于车祸,2人自杀,1人被割喉,1人被拧断了脖子,5人“自然”死亡。从1963年到1993年,肯尼迪刺杀案115名相关证人,在各种离奇的事件中自杀或被谋杀。几十年来,这场最明显不过的政治暗杀事件,被美国政府和媒体宣传成了奥斯瓦尔德自行实施的普通刑事案件,实在是荒谬之极。

1963年11月22日下午3点38分,美国达拉斯机场,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在空军一号的机舱内宣誓继任美国总统。
联邦法院法官莎拉-T-休斯主持宣誓。约翰逊奉行前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既订政策,积极介入越战,由于美军在越战中伤亡惨重,其政策遭到了国内外普遍反对。
【2007年初,美国中情局著名特工霍华德·亨特(水门事件涉案人),在去世前声称是约翰逊副总统策划了刺杀肯尼迪案,有8人涉案。两名枪手是中情局特工戴维·莫拉勒斯(死于1978年),卢森·萨尔蒂(死于1972年)。】

1963年11月22日晚,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尸体,在贝蒂斯海军医院(Bethesda Naval Hospital)进行验尸。第一颗子弹在他的脖子正中开了一个洞,第二颗子弹打掉了他的部分头盖骨,使大脑暴露在外。11月23日,肯尼迪遗体由达拉斯运回华盛顿,25日安葬在华盛顿顿阿灵顿国家公墓。肯尼迪的脑子与解剖时的照片和X光片被保存到国家档案馆。但1966年10月,这些资料统统不翼而飞。君王暴死,向来是各种政治暗流涌动的绝佳时期,即便是在现代美国,总统遇刺也为黑手党、中情局实施各种阴谋提供了契机。接踵而来的还有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弟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遇刺。这些事件动摇了美国人的信心,加重了越战时期本来已经足够沉重的忧虑。

1963年11月23日,美国得州达拉斯警察局,向记者展示的这把枪,据称就是奥斯瓦尔德狙杀肯尼迪的凶器。Lawrence Schiller拍摄。该枪是意大利产曼利夏·卡尔卡诺6.5毫米M91 38卡宾枪。

1963年11月23日,美国华盛顿白宫,国旗覆盖下的肯尼迪总统灵柩,放置在白宫东厢内。第一夫人希望灵柩置于东厢,因为此处是当年林肯遇刺后棺柩所放位置。

1963年11月24日,美国国会大厦的圆形大厅,杰奎琳·肯尼迪亲吻她已故的丈夫,美国前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灵柩,旁边是他们的女儿卡罗琳。

1963年11月24日,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警察局准备把奥斯瓦尔德,从警察总部转移到县监狱。在警局地下室移转过程中,奥斯瓦尔德竟在戒备森严的警察局,被一家夜总会的老板杰克·鲁比(Jack Ruby),当众开枪打死。美国人都在电视直播中,目睹了这一枪杀事件的经过。奥斯瓦尔德死前说道:我只是一只替罪羊。

1963年11月30日,美国加州瓦列霍,马雷岛海军造船厂(MINSY),斯通华尔·杰克逊号(USS Stonewall Jackson,SSBN-634)弹道导弹核潜艇举行下水仪式。Darryl L. Baker拍摄。该艇为麦迪逊级,长130米,水下排水量8382吨,安装16枚潜射北极星洲际弹道导弹(每枚有3个20万吨当量的W58核弹头),1964年8月服役,1995年退役。【1967年中国开始研制弹道导弹核潜艇。1981年4月,中国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下水。】

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王光美根据刘少奇主席要她下去锻炼的指示,化名董朴,来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进行“四清”工作蹲点,担任工作组副组长。工作组权力很大,可任意隔离审查(等于逮捕);可随时审问(等于私设公堂);即使逼死了人,也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据《抚宁县志》统计,四清运动使抚宁县1939名党员、干部受错误处理,270人非正常死亡,2007人被错误管制,1014户被错划地主、富农。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工作会议汇报,这个长达十余万言的讲稿被称为“桃园经验”。8月19日,刘少奇主席以中共中央名义拟了批语。9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把王光美的报告转发全党。桃园经验在全国推广后,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全国受牵连者超过500万人。

1964年10月到1965年8月,王光美化名鲁洁,在河北新城县高镇参加四清工作。新城县有人口28万人,竟去了1.4万多名工作队员。王光美蹲点的高镇大队共316户人家,工作队员曾多达86人。这就是王光美自己曾津津乐道的“人海战术”。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王光美化名林立,在河北保定定兴县周家庄参加四清工作。进村三天就说:“支部烂掉了,干部都有贪污。”王光美把周家庄的饲养员、车把式、副业组长,统统作为四不清对象,使一个300多户的村就有120人被整。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讨论“四清”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劝毛泽东不要参加会议。刘少奇则在毛泽东讲话时几次插话打断。12月20日,毛泽东对桃园经验提出严厉批评。并以《二十三条》推动了对它的纠正。12月28日,毛泽东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他指着邓小平和刘少奇)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毛刘矛盾就此公开化。

1965年1月3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再次对“桃园经验”提出批评。1966年5月文革爆发后,王光美化名小何,被刘少奇派遣至清华大学蹲点,全校500多干部,被工作组打入“黑帮劳改队”的竟占了70%之多。当时北京有53所大专院校,在校师生30余万人。在工作组向广大人民群众专政的50余天里,有12802名师生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学生”和“反革命”!残酷迫害行为引起师生声讨。1966年8月,毛泽东从湖南回到北京后,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刘少奇、王光美。1967年清华大学召开30万人大会,公开批斗王光美。刘少奇夫妇以“阶级斗争”为幌子,行政治迫害之实,最终被人民打倒,害人终害己。四清运动种下的仇恨种子,在文革中继续发酵,使得群众性政治运动走向暴力斗争。1979年王光美被释放出狱,成了“受文革迫害者”。1980年刘少奇被中共中央平反。1981年毛泽东夫人江青被判处死缓,1991年非正常死亡。

1963年12月,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口,武警8671部队“英雄八连”,帮助大寨村进行灾后重建,修窑洞,建梯田。大寨村闻名全国的铁姑娘郭凤莲,后来嫁给了八连副连长贾福元。

1963年12月4日,美国纽约,正在建造的韦拉札诺海峡大桥,该桥连接布鲁克林与斯塔顿岛,主跨1290米,1964年11月2日通车,耗资3.2亿美元,是当时世界最长的双层悬索桥,直至1981年被英国的亨伯桥超过。

1963年,喜马拉雅山脉航拍。James Burke拍摄。詹姆斯·伯克是英国BBC著名的科学史作家、导演兼主持人。
BBC的科教片、纪录片在摄影、配乐和解说方面独树一帜。1953年,中国成立了第一个科教电影厂——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至1990年代共拍摄了1500多部科教片,曾获国内外400多个电影奖项。当时,上海科教片的特技摄影、微型摄影、水下摄影等拍摄制作水准是世界领先的。但是近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该厂已陷入经营困境。国产科普片摄制周期长,一部科普片想要赚钱,一般要有40家电视台购买才能收支平衡,卖给第41家电视台才有钱赚。但是基本上一家电视台播放过,其他电视台就不会再购买了。靠卖片子赚钱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02年,上海东方电视台还有20多个科普类栏目,后来一个也没了。上海科普片在国内外各类电影电视奖项中彻底消失。另一方面,近年来各电视台高价进口的BBC、Discovery频道,占领中国科教片市场。可能是英国BBC拍摄的月亮比中国的更圆。





 

工业革命——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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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
——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十九)


1964年1月9日,巴拿马骚乱,Michael Rougier拍摄。1914年巴拿马运河通航后,美国将运河区变成了“国中之国”,由美国政府任命总督,建立美国军事基地、升美国国旗,实行美国法律。1964年1月巴拿马掀起反美风暴,一批学生要求在巴拿马运河区升起巴拿马国旗,遭到美军镇压,有21名巴拿马人死亡,4名美国人死亡。三万多名愤怒的巴拿马人,袭击了美国大使馆,纵火焚毁美国新闻处,要求收回运河主权。1月11日,巴拿马政府与美国断交,并宣布废除运河区条约,但其后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直至1977年9月7日,美国被迫和巴拿马政府签署了新的美巴条约,取消运河永久占有权。规定美国于2000年转交运河控制权给巴拿马。美国于1914年开始管理巴拿马运河,直至1999年结束,历时85年,期内巴拿马政府共收取18.3亿美元。2000年巴拿马政府收回运河主权后至2009年,10年间收入高达47.5亿美元。


1964年,北京天安门,首都人民庆祝巴拿马废除运河区特权,中央歌舞剧团演出小品,以支持巴拿马人民的反美斗争。袁毅平拍摄。

1964年1月27日,中国与法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1月28日,中国《人民日报》和法国《世界报》同时在头版刊登中法两国建交的消息。中法建交时,中国正处于与苏联关系破裂、美国对华孤立的局面下。而法国希望摆脱美国对欧洲的控制,获得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中国作为亚洲的重要力量,法国可以借助中国的力量来牵制美国,以利于自己重返东南亚。另一方面,也将使法国成为唯一一个与美国、苏联、中国都有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有利于提升法国的国际地位。中法两国建交,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被史学家称为“在一块密不透风的铁板上撕开了一道裂缝”。中法建交后,意大利、加拿大、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相继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与欧洲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日益热络。

1964年1月,山西省定襄县农具社,刘能存(采购员)、任昌树(会计)的五反案件登记表及审查处理意见。记录了他们集体贪污瓜分机动粮票、偷盗兰炭面等事情。

1964年2月12日,北京,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出席春节军民联欢会。

1964年2月13日(春节),北京人民大会堂,毛泽东邀请党内外人士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方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革,现在这样还不行。他还说,课程多、压的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毛泽东也批评现行的考试方法,指出现在是用对付敌人的方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的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毛泽东说: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甚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同年6月4日,毛泽东和王海蓉谈话时说:“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又发表了关于教育制度的讲话。他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年不见稻、梁、菽、麦、黎、稷,看不见工人怎么做工,看不见农民怎么种田,看不见商品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1966年3月,毛泽东在主持召开党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二月提纲》时说:“学术问题,我们被蒙在鼓里,许多事我们不知道。事实上学术界、教育界是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手里掌握着。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份子垄断了。”。【1989年事变后,中国教育系统采用高压应试教育压制学生,学生课业负担之重举世罕见。1998年教育市场化改革后,教育投资成为家庭沉重负担。】

1964年,北京,学生参加义务劳动,打扫卫生。法国玛格南图片社摄影师勒内·布里(Rene Burri)拍摄。勒内·布里(Rene Burri),赴中国拍摄了6个月时间,为英国BBC拍摄纪实片《The Two Faces of China》。2014年10月勒内·布里在瑞士苏黎世去世,享年81岁。

1964年,北京市灯市口女子中学,获得了北京市女少年乒乓球选拔赛团体冠军。图中在打球的13岁女学生刘世旭,是这次选拔赛团体冠军成员之一,也是参加比赛的最年轻的选手。新华社记者黄景达摄。

1964年2月,内蒙古
乌兰察布盟,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新宝力格公社那仁格日勒生产大队,11岁的龙梅和9岁的玉姐妹俩,替爸爸为公社去放羊时,突遇暴风雪,受惊羊群顺风奔跑,天越来越黑,气温迅速下降。但她们坚持与风雪搏斗,紧追不舍,保护羊群。第二天人们才发现了为保护羊群而冻伤的两个小姑娘。小英雄的事迹传遍了草原。图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乌兰夫等到医院看望龙梅和玉龙。由于冻伤严重,龙梅失去了左脚拇趾,玉荣右腿膝关节以下和左腿踝关节以下做了截肢手术。龙梅16岁时光荣入伍,后又进包头市医专、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学习。妹妹玉荣调任残联副理事长至今。

1964年,中国物理学家陈佳洱,在英国卢瑟福高能物理试验室。1963年中国科学院与英国皇家学会达成协议,互派访问学者,陈佳洱是中科院派出的两人之一。当时美国议员还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质问英国为什么接收“共产党中国”来的学者?

1964年,北京,著名数学家华罗庚陪同外国科学家,参观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大型电子计算机。华罗庚是中国电子计算机产业的创始人之一,推动建立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1958年,中科院计算所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子计算机工业全面衰败破产。

1964年3月,二机部(主管核工业)提出要在1967年底前,使用约20万次的大型计算机。3月20日,中科院计算所在109乙型基础上,开始研制109丙计算机。1967年4月,完成机器调试,开始进行试算,8月进行验收鉴定。该机所需硅晶体管和锗晶体管,由109厂和公安部辽河实验工厂生产。109丙机是六十年代中期我国自行设计的比较成熟的大型计算机,字长48位,平均运算速度每秒11.5万次。在国内首次采用了自行研制的汇编语言和BCY算法语言,并建立了管理程序。1967年11月,北京计算所的109丙计算机,与上海华东计算所的J-501计算机,完成了中国百万吨级氢弹理论计算任务。

1964年,新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毛纺厂。新疆纺织业起步于建国后。
1952年在乌鲁木齐水磨沟建成七一毛纺厂,到1955年有1224台织布机,年产印染布3000万米。其后在南疆地区的喀什、阿克苏、库尔勒和北疆地区的伊宁、奎屯、石河子等地新建了一批棉、毛纺织企业,如喀什棉纺织厂、石河子八一棉纺织厂、新疆七一第二棉纺织厂、伊犁毛纺织厂、石河子八一毛纺织厂等。至1965年全疆共建立棉纺织企业13个,纺锭20.2万枚,布机5942台,年印染生产能力7560万米;毛纺织企业3个,毛纺锭1.11万枚,毛织机176台;丝绸企业3个,缫丝5800绪,织绸机20台;针织企业6个,年产针织内衣200万件,全疆纺织工业总产值达1.92亿元,是新疆纺织工业从无到有的发展时期,解决了大量人口就业问题。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全国工业体系衰败破产,新疆纺织业也处于全面亏损状态,大量纺织企业破产改制。新疆工业经济衰败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激化新疆社会矛盾。

1964年,上海汽车制造厂改进后的凤凰牌轿车,更名为上海牌SH760型轿车。该车仿制德国奔驰220S,搭载2.2升金凤680QK直列6缸发动机,最大功率90马力。1958年至1991年共生产了77054辆,更新两代型号,是中国基层公务用车的主力型号。1983年上汽引进德国桑塔纳后,老的上海汽车厂走向衰败破产。合资的桑塔纳车型在中国一卖就是30年,创下世界汽车工业史上的“奇迹”。

1964年,北京无线电厂改进的牡丹911型九电子管五波段收音机,达到特级机水平。该机有1个中波、5个短波。全机通过4只高、中、低扬声器放音,声音逼真、悦耳动听,上市后深受欢迎。该机每台收藏价格超过三万元人民币。1978年北京市收音机产量突破100万台,1981年达284万台。1996年北京无线电厂破产。

1964年,北京日用化学一厂生产的灯塔牌肥皂,率先采用了脱色脱臭工艺,白色香皂的出现使得灯塔的销量非常紧俏。灯塔凭借着绝对的优势在北京日益壮大,几乎垄断了整个肥皂市场。1990年生产肥皂3.8万吨,是历史最好水平。到1995年猛然降到1.01万吨。1995年北京市政府取消限制,一大批外资企业疯狂涌入北京市场,灯塔肥皂被彻底冲垮,1997年11月,北京日化一厂实行保护性破产,灯塔牌肥皂消亡。外资日化产品全面占领中国市场。到2008年,美国宝洁、英荷联合利华等外资巨头,占领中国80%的日化市场,大量中国厂商破产倒闭或被外资巨头吞并。

1964年,首批歼-6战斗机交付中国空军使用。该机系苏联米格-19战斗机的国产型号,是中国第一种国产超音速战斗机,曾是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装备数量最多、服役时间最长的国产喷气飞机。歼-6丙(基本型)生产了3240架,在近40年的服役时间里,共击落20多架各型敌机,自身无一被击落。照片为中国空军地勤人员为歼-6战机加装23毫米机炮弹药。在那个老百姓省吃俭用的年代,长期战备军费开支,对中国经济是一个很大的负担。1964年中国GDP为1455.5亿元,军费开支73亿元,占GDP总值的5%。1970年代歼六的出厂价为每架52万元,至2006年退役,中国共生产了4500余架。

1964年,山西大同,矿工接受紫外线治疗。这是永定庄煤矿矿工洗完澡后,在照射紫外线。煤矿很注意对工人的身体保健。 王传国摄。
永定庄煤矿建于1953年,属于大同矿务局,设计产能90万吨。井田位于大同市西南23.5公里处,井田面积19.86平方公里。大同矿务局拥有15座矿井,年产能超过3000万吨,1991至1993年,大同矿务局连续三年居全国煤炭采选行业榜首。2000年,大同矿务局改制成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9月5日9时55分,大同煤矿集团永定庄矿414盘区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31人死亡,16人受伤。2003年大同煤矿集团再次重组。2005年大同煤矿集团进行债转股改制,由七家股东共同出资经营。2013年,大同煤矿集团总资产2030亿元,职工总数16万人。

1964年,四川省成都市,游行队伍里的女青年。成都市档案局照片。

1964年3月,成都市西城区的学生和居民,把一车车泥肥送到郊区的苏坡公社。新华社记者金勖琪摄。
那时候,学校讲究学生参加劳动,寒暑假都给学生分配劳动任务,要求学生割草、拾粪,而且都要定数量。在化肥、除草剂没有普及之前,堆积粪肥、人工除草是中国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1980年代之后,随着化肥、除草剂大规模使用,在提升农业产量的同时,也造成土壤板结、杂草抗药性、化肥农药污染水源等问题。

1964年,阿根廷科尔多瓦(Cordoba),雷诺工厂(IKA-RENAULT plant) 工作的年轻人。Leonard Mccombe拍摄。
雷诺汽车创办于1889年,二战期间雷诺因与德国纳粹占领军合作,1945年被戴高乐政府没收改为国营企业,规模迅速扩张,并向海外拓展。1960年,雷诺公司的汽车产量为54.3万辆,1980年达到205.4万辆,成为法国最大的汽车集团。

1964年,巴西
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Catacumba公园旁的贫民窟。二战前巴西的房地产业极度繁荣,是发展中国家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1960年巴西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6%(201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3.7%)。巴西用20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200年的城市化进程。但是巴西城市化快于工业化,城市规模快速扩张,农民失去土地,导致大量人口无法充分就业,收入增长过慢,形成贫民窟现象。2000年巴西有4600万贫困人口(月收入低于35美元),其中有3100万住在城市贫民窟里,贫民窟数量达到3905个。以里约热内卢为例:4万人以上的贫民窟有20多个,最大的一个达到15万人。贫民窟里有6000多支枪械,贩毒活动猖獗。

1964年2月7日,英国“披头士”乐队抵达美国纽约机场,他们受到了狂热欢迎。粉丝将酒店外围堵得水泄不通。2月9日,披头士乐队在美国CBS电视台著名节目“艾德·苏利文秀”中录影,超过7300万观众观看了这场表演——几乎是当时美国人口的一半。

1964年3月19日,越南南部(南越),一名父亲抱着孩子的尸体,站在南越政府军乘坐的装甲车前,他的孩子在政府军追捕游击队员时被打死。美联社Horst Faas。

1964年3月27日下午5点36分,美国阿拉斯加州发生8.5级地震,震源深度在地下25~40公里之间,震中距安克雷奇约150公里,破坏面积13万平方公里,有感面积130万平方公里。照片为3月30日,安克雷奇的救灾人员在清理地震中倒塌的商店。

1964年4月7日,美国IBM公司推出其第一款小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System-360,运算速度过百万次大关。该机是IBM历史上的一次豪赌,耗资52.5亿美元(相当于曼哈顿工程的两倍多,足够建7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约合4285吨黄金,现值1812亿美元,或1.134万亿元人民币。IBM公司招募6万余名新员工,新建5座工厂,攻克了指令集可兼容操作系统、数据库、集成电路等软硬件难关,获得超过300项专利。该机每台售价250-300万美元,到1966年已售出8000多台,使IBM年收入达40亿美元,纯利10亿美元。1960年,IBM的营收达到18亿美元,拥有10.4万名雇员。在S/360的强力推动下,到1970年,IBM的营收达到75亿美元,雇员人数达26.9万。IBM在1970年代发布了升级版的S/370,与S/360相比运算速度更快,可靠性更高。到1980年代,S360及其衍生型号,为IBM带来超过千亿美元的巨额收入。蓝色巨人成为电子产业中难以撼动的巨无霸。美国司法部对IBM的飞速发展感到忧虑,并于1969年再度发起反垄断诉讼。这场官司足足打了13年;1982年美国政府撤诉。

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IBM-S360、波音747、核动力航母等超大型项目,开启了美国在战略型新兴产业重资下注,以赢得市场优势的先例,使得美国在核工业、电子工业、航天工业、航空工业、造船工业领域,奠定了它国难以撼动的强大技术优势。其后日本、韩国在电子、造船、钢铁、石化工业赶超过程中,同样采用了重资下注策略,并承担了巨额债务。1964年中国GDP约合591.7亿美元,外汇储备仅1.66亿美元,可见该项目的惊人规模。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计划经济体制解体,工业发展失去国家动员力量,导致产业水平迅速下滑,甚至靠给香港、台湾、韩国企业做“三来一补”低端贸易维生。而韩国以政府力量,动员经济资源,全力投入电子、家电、轿车、造船、石化等新兴产业,使得韩国产业层级迅速超越中国。

1964年,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新型车载无线电对讲机。摩托罗拉涉足车载对讲机始于1936年。
1956年,摩托罗拉推出首款传呼机。【1960年代起,上海无线电厂、上海无线电二厂、上海无线电二十四厂、上海航测仪器厂、上海美乐无线电厂等单位研制军用、民用无线电台、无线电话机、手持式对讲机等产品。改革开放后,上述厂家多数破产改制。】

1964年4月30日,上海南苏州路185号,上海照相机厂试制出第一批上海牌DF型单反照相机,当时称为上海牌7型,试制约100台,全金属全机械结构。1966年定型量产。1970年出口,定名为海鸥DF,1972年在广交会引起轰动,
产品曾远销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多个改进版本,总产量约13万台。

1964年,上海微型轴承厂第一车间内径小组,女工正在用该厂自制的高精密度台式磨床,加工轴承内径。该厂建于1960年,由一家棉纺厂和电机厂合并而成。厂里自行制造了400多台特殊机床和600多台检测设备。微型轴承是指内径10毫米以下的超小型精密轴承。1960年中国轴承企业曾多达125家,到1965年经过兼并重组,主要轴承企业约50家,形成哈尔滨、洛阳、北京、上海等轴承工业基地。1990年代后江苏、浙江、河南大批乡镇企业,以廉价劣质轴承冲击市场,国营大型轴承企业陷入经营困境。

1964年,上海柴油机厂,柴油机车间老工人蔡国斌(左)研制的电动扳手,用于柴油机装配,提高了效率并大大减轻了工人劳动强度。这是他在向徒工讲解电动扳手的操作。

1964年,上海第十钢厂(上钢十厂)新建成了中国第一座镀锡带钢车间,这个车间的设备全部是在国内设计、制造的。该厂建于1956年2月,是生产热轧带钢、冷轧带钢和镀层板带的专业轧钢厂,建有中国第一套马口铁生产线。到1989年有四个分厂和四个生产车间,厂区占地20万平方米,年产热轧带钢40万吨。到1990年代上钢十厂连年亏损。2002年6月,年产30万吨热轧带钢车间正式停产,靠厂房出租赚了2000多万元。2005年该厂老厂区改造成了城市雕塑艺术中心。

1964年,辽宁省,沈阳高压开关厂,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供大型电站用的11万伏空气断路器。该厂前身是1937年由日本东芝投资的奉天制作所,1953年改组为沈阳高压开关厂,曾经制成中国第一台3000千瓦水轮发电机、中国第一台69千伏高压多油断路器。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是著名的国有企业。1985年后沈阳国有工业企业大量破产倒闭。1992年,沈阳高压开关厂等六家国企,被划拨给东北输变电集团(ST东北电)。
集团下属东北电气公司接收沈阳高压开关厂资产后,于1995年5月,以1.45亿元另行注册沈阳高压开关公司,并通过添升公司、万里公司、新峰公司、诚安公司等股东实际控制股权。老厂资产全部被新公司控制。2003年高压开关公司49%的股权转让给了诚安公司。同年老厂实现销售收入56657万元,利润2372万元。1986年至2003年,沈阳高压开关厂、高压开关公司共向工行沈阳分行贷款40笔,累计借款35175万元,均未偿还,所有债务均有老厂承担。这起周密策划的侵吞巨额国有资产、逃废债务事件,是90年代中国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典型案例,通过复杂的控股关系、层层转移,最终将数以亿计的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而国有企业因巨额欠债而破产倒闭。沈阳高压开关厂现在被香港新泰集团控制。该案有东北地方政府参与其中。

1964年,云南省,昆明机床厂新建的座标镗床车间。一台光学座标镗床即将完成。该厂前身是1936年筹建的中央机器厂,1953年改为昆明机床厂。建厂初期至1960年代,昆明机床厂在8年内,试制了6种高精度坐标镗床。1964年,昆明机床厂把赶超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工作提到突出的位置。1965年,昆明机床厂以瑞士8P样机成功试造了T42100大型双柱坐标镗床。1969年昆明机床厂制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GGB-1光电光波比长仪。1973年,昆明机床与长春光机所等单位合作,试制成功当时世界上精度最高(刻线精度误差仅为0.2秒)的QGG405光电跟踪刻线机。从1950年至1988年,昆明机床共研制和生产了199种产品,创造了148个“中国第一台",是中国机床行业著名的“十八罗汉”之一。【1960年代,通过公派人员对日本考察发现,日本机床产品不如中国全面,缺少齿轮磨床、螺纹磨床、高精度外圆磨床等品种,仅在恒温厂房、测量装置等硬件方面优于中国。】 改革开放后,中国机床行业处于两面夹击之中,一是国内乡镇私营企业,以廉价劣质机床冲击市场;而是大量进口(二手)机床冲击中国市场,最终导致大批国营机床企业破产倒闭。国企管理层贪污腐败、中饱私囊也是导致国企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

1964年,广东农业机械研究所研制的水稻脱粒机,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该所成立于1958年,是研究开发农业生产所需机械设备的省级研究所。

1964年4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竖行排版,红塑封皮,第一版第一印,新华书店发行,定价七元九角。

1964年,广东省潮剧一团演员在农村深入体验农村生活,与赤脚的农村丫头交谈。马乔拍摄。

1964到1967年,上海京剧院排演《智取威虎山》,经过多次集中修改加工,成为八个样板戏之一。图为《智取威虎山》剧照。杨子荣的主演童祥苓,出身著名的童家班,幼年拜马连良、周信芳为师,姐姐童芷苓是上海滩著名的头牌花旦。解放后,童家班加入上海京剧院,二十多岁的童祥苓,每月可以领到350元工资,与中央领导相当,这在当时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1964年,《智取威虎山》剧组到上海选演员,童祥苓最终被选中。1966年文革爆发后,文艺界受到冲击,童芷苓遭到批斗,童祥苓因此受牵连。1970年,京剧《智取威虎山》被拍摄成电影,童祥苓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1980年代童祥苓承包了京剧团。1993年他的大儿子因工厂破产下岗失业,小儿子想学戏没学成,两个人失业在家。58岁的童祥苓决定提前退休,回家开店。在上海的一条小马路边上,开了个能够摆放五张台子的小面馆。

1964年,苏联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到索契度假。
免费疗养、休养和度假是苏联的福利政策之一。很多人都能去黑海度假,或者领着政府补贴在疗养院里休养。中国当时也采用了疗养休假制度。

1964年,苏联,乌克兰基辅,第聂伯河。法国摄影师雅克拍摄。乌克兰东部是苏联第二大工业区,拥有世界顶尖水平的重型机械、钢铁、造船、航空工业体系。乌克兰西部肥沃的黑土地,号称欧洲最大粮仓
乌克兰识字率接近100%,无论农业或工业规模,都在东欧地区位居前列。然而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长期在政治动荡、经济衰败中挣扎。西乌克兰人倾向于“远离俄罗斯、拥抱欧洲、反苏反俄“。东乌克兰人倾向于与俄国保持亲密关系。由此导致乌克兰陷入国家分裂状态。2014年起,美国鼓动下的乌克兰危机,最终演变为内战,至2014年12月,已造成4700余名平民死亡。

1964年3月6日,苏联,带着米高扬设计局的期望,试飞员费多托夫驾驶米格-25(侦察原型机E-155R-1)首飞成功,72岁的总设计师格列维奇热泪盈眶。9月(截击原型机E-155P-1)首飞。
该机最大飞行速度超过3马赫,平飞高度2.5万米,跃升高度超过3万米。1967年7月9日,莫斯科航展上,四架米格-25低空高速通场,震耳欲聋的轰鸣,引起观众哗然。西方媒体掀起了关于苏联新式战机的讨论热潮。由于大量采用镍基合金钢做为结构材料,导致米格-25空重达到19.6吨。(美国人为了解决3马赫飞行形成的机体气动加热问题,采用了极其昂贵的钛合金材料,最终机体结构强度仍然差强人意。)优异的高空高速性能和差劲的中低速机动性,使得米格-25成为一种专用的防空截击机。由于苏联出色的保密制度,西方长期将该机误判为米格-23。直到1976年苏联空军中尉别连科,驾机叛逃日本,米格-25之谜才被揭开。至1984年停产,各型号米格-25共生产了1190架。

1964年4月,英国伦敦希思罗机场,英国欧洲航空公司(BEA)的三叉戟客机(Trident),正式投入商业运营。照片下方是维克斯子爵802客机。上左是三叉戟客机,上右是先锋(Vanguard)客机。
三叉戟客机1962年1月首飞,1964年4月投入运营,至1975年停产,各型三叉戟客机共生产117架。1970年代,中国民航和军方共进口了39架三叉戟客机。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使得三叉戟飞机在中国家喻户晓。1983年卓长仁劫持三叉戟客机至韩国春川机场,后又飞往台湾。此事件直接推动了中韩建交。

1964年4月,埃及阿斯旺大坝建设工程。该水电站位于开罗以南900公里的尼罗河畔,坝长3830米,坝高111米,装机容量210万千瓦,耗资9亿美元。1970年建成,是当时世界第11大水电站。

1964年4月27日,苏共中央隆重庆祝赫鲁晓夫70岁寿辰,苏共中央第二书记勃列日涅夫,宣读了由所有苏共领导人集体签名的贺信,说他起码还能再活70年。然而此时勃列日涅夫已经在苏共中央安插了大量亲信,形成了苏共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帮派“第聂伯罗帮”。1964年10月11日,勃列日涅夫发动军事政变,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了讨论撤换赫鲁晓夫的会议。

1964年5月11日,美国加州帕姆代尔(Palmdale)空军基地42号工厂,第一架XB-70超音速轰炸机进行公开展出,在9月21日进行了首飞。苏联的米格25原型机也在同一年进行了首飞。整个60年代,是属于三马赫的时代。XB-70共建造了2架,分别为XB-70-1和XB-70-2。每架耗资7.5亿美元(约667吨黄金,现值282亿美元)。要知道1961年美国服役的第一艘核动力航母企业号,造价也只有4.5亿美元。
该机长60米,翼展32米,空重93吨,载油136吨,可以在21021米高空以3马赫飞行,内携11340公斤炸弹,最大航程超过8000公里。但高空投弹误差半径达1.5公里,不如弹道导弹。苏联为了对付美国的高超音速飞行器,研制了萨姆-5防空导弹。最终在一架XB-70坠毁后,美军停止了该项目。【1972年,苏联苏霍伊设计局研制的T-4超音速轰炸机首飞,仅造了4架,性能指标略低于XB-70。】

XB-70超音速轰炸机座舱仪表。该机采用特殊的弹射座椅,要求在21000米高空、3马赫速度下进行弹射。1966年6月8日,XB-70二号机与一架伴飞的F-104N战斗机相撞,副驾驶坠机丧生,正驾驶艾尔·怀特(Al White)幸运地弹射跳伞成功,保住一命。

1964年5月2日,
中国登山队许竞、王富洲、张俊岩、邬宗岳、陈山、索南多吉、成天亮、尼玛扎西、多吉、云登等10名运动员,登上西藏境内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玛峰,首次征服地球上最后一座8000米以上的“处女峰”。希夏邦玛峰是唯一的一座完全在中国境内的8000米级山峰。

1964年5月27日,江苏省如皋县下原供销合作社股票。股票持有人为如皋县花园公社的张光海,单张股金3元,股息红利发至1972年。
1964年5月27日,印度新德里,首任总理尼赫鲁因心脏病去世,年74岁,举行国葬。尼赫鲁的独生女儿英迪拉-甘地,成为新任总理。尼赫鲁留下的是一个经济破败的印度。工业发展迟缓,农业水平落后。1964年至1967年印度爆发严重饥荒。粮食产量因灾剧减,从8940万吨减少到7230万吨。当时印度的粮食饥荒已经到了来一船吃一船的地步。新任总理英迪拉·甘地,被迫向美国和苏联求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表示:“我们不愿将援助给一个拒绝解决自己人口问题的国家。”。

1964年5月30日,美国印第安纳赛车比赛发生意外,一辆赛车油缸爆炸造成在场观众伤亡,车手MacDonald与Eddie Sachs死亡,赛事延迟两小时。

1964年6月16日,日本新泻发生7.6级地震。
地震造成新泻市区及其周围发生大面积土体液化和液化流动,死亡26人,损毁房屋23898栋,灾民在水淹的街道上转移。

1964年,台湾省台北市西门町,台湾松下电器在中华商场信栋南端楼顶,竖起了台湾最大的霓虹灯广告,一直到1985年5月租期届满。其后中华商场拆除。
1952年开始,日本企业恢复到台湾直接投资,经历60-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三次投资全盛期,至1996年台湾日资企业超过2602家,投资总额超过64亿美元,在台湾外资中居首位,主要集中在高雄、楠梓、台中三个出口加工区。如台湾日立电视、台湾佳能、台湾三洋电机、台湾松下电器、台湾爱普生、台湾发那科、台湾万宝至等企业,产品主要销往美国。1956年,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博士,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产业发展的“雁型模式”。冷战时期日本、美国对台湾进行低端产业转移,使得台湾成为日本“雁型经济模式”中的一环。1990年代后,中国大陆由于工业体系破产衰败,被迫主动降低产业层级,以廉价劳动力吸引日本低端产业转移,使得日资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至中国大陆。同时带来了劳资纠纷、超时用工、环境污染、市场垄断等社会经济问题。

1964年,台湾省,高雄港里的美国军事人员。
越南战争爆发后,台湾成为美军休整基地,美军遍布全岛。他们的生活条件富裕得令人羡慕,但其目中无人的狂妄,又很令人厌恶。美军高级将领在台北市郊风景最好的阳明山,弄了块14公顷的土地,在上面盖满美式别墅。当年美军吃的猪肉并非冷冻肉,而是将活猪从美国运往台湾后再宰杀。美军的衣物每天也有专人回收送到洗衣店清洗,烫得笔挺后再送回。当时美军最底层军官的月薪是280美元,而台湾人每月若能拿到40美元就算高薪。驻台美军每年发生2000-2500件案件,其中以强奸案最突出。一些爱慕虚荣的台湾女生愿意跟美国大兵交往,结果之后的感情纠纷、私生子官司纷至沓来。1966年5月20日至6月15日,在美军一名小军官家中做女佣的17岁的罗某,连续3次遭这名军官强暴。事情败露后,美军顾问团要求肇事者以300美元打发受害人,这起恶行便就此了结。

1964年夏,韩国春川,驻韩美军拍摄的街市场景。春川位于汉城以东100公里,是三八线中段的重要防御点。1953年朝鲜停战后,美国在韩国长期保留6万人规模的驻军。1964年越南战争爆发后,美军打算从韩国撤军,朴正熙政府为了打消美国的撤军念头,主动要求派出韩国军队赴越南参战,累计出兵31.285万。直至1991年前,驻韩美军的军费全部由美国承担。

1964年,日本神奈川县,富士山下,驻日美军厚木基地前,飘着两国国旗。
该基地位于东京西南35公里,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最大的海军航空基地。1960年《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订后,驻日美军基地遍布日本27个都道县,其中东京有8个,神奈川县15个,长崎13个、广岛7个,崎玉县4个,北海道18个,冲绳县有38个之多。从1952年至2007年间,驻日美军共发生大小交通事故两万多起,造成1027名日本人死亡。

1964年6月16日,柏林墙的铁丝网边,开着摩托车的东德巡逻队员拿出望远镜,观望西柏林的美军巡逻队。冷战时期,驻德美军数量长期保持在25万人左右,苏联解体后有所下降,1993年为10.5万人。两国签有协议,西德通过购买美制武器,补偿美国在德驻军的花费。

1964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布鲁克贝广场(Brunkebergs torg)。

1964年6月19日,美国芝加哥,马里纳城市车库。该楼是音乐厅、零售商店、溜冰场和保龄球馆的复合体。65层的塔楼下边的三分之一是螺旋上升型的车库,每层可容纳896辆车。世界上最早的立体车库建于1918年,是芝加哥的一个宾馆停车场。

1964年,美国的脱衣舞餐馆。Bill Ray拍摄。
脱衣舞通常被认为是色情表演,在一些国家是明令禁止的。美国是脱衣舞的发源地。1920年代,脱衣舞开始出现在美国滑稽歌舞杂剧演出中。到了四五十年代,此类脱衣舞表演达到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涌现出许多脱衣舞当红明星。但随着时代变迁,脱衣舞沦为色情业的附属品。经常在KTV,夜总会等娱乐场所表演,以此来招揽客人。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大批流动歌舞团,公开以脱衣舞表演牟利。

1964年,苏联,莫斯科红场,列宁墓和历史博物馆。法国摄影师雅克·杜帕契尔(Jacques Dupaquier)拍摄。

1964年,苏联,莫斯科,
国立莫斯科百货商场(古姆百货)。法国摄影师雅克·杜帕契尔(Jacques Dupaquier)拍摄。这是欧洲最大的百货商场,位于克里姆林宫后面,建于1893年,面积8万平方米,主要卖食品、服装等日常用品。苏联解体后,这家最著名的百货商场,成为欧美进口奢侈品的销售场所。

1964年,苏联,莫斯科河。法国摄影师雅克·杜帕契尔(Jacques Dupaquier)拍摄。

1964年,苏联,梁赞州(莫斯科东南200公里),一场乡村婚礼。

1964年,罗马尼亚,拖拉机厂,UTOS-45轮式拖拉机。Carl Mydans拍摄。中国曾经从罗马尼亚进口过一批该型拖拉机。天津拖拉机厂生产的铁牛拖拉机与该型号结构相似。

1964年,罗马尼亚炼油厂。Carl Mydans拍摄。罗马尼亚是欧洲仅次于苏联的第二大产油国,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
1936年罗马尼亚的石油产量已经达到800万吨,主要被德国控制。二战期间罗马尼亚的石油设施遭到美军轰炸。1944年该国被苏联占领,苏联提供资金用于修复罗马尼亚的石油设施。二战后对欧洲的石油出口收入,使得罗马尼亚无需完全依赖苏联的经济支援。1975年罗马尼亚成为世界仅有的10个拥有海上钻井平台的国家之一,油气产量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下降,引发国内经济问题。1988年该国原油产量为940万吨。1989年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被推翻,齐奥塞斯库总统被枪决。大量国有企业在私有化浪潮中遭到侵吞瓜分。甚至出现了1美元购买一家企业的事件。1980年代罗马尼亚曾连续9年贸易顺差,最高年份顺差达30亿美元。到1998年,该国贸易逆差达35.2亿美元。1990年至2000年,罗马尼亚共吸收外资64.4亿美元。到2006年,罗马尼亚的原油年产量仅有500万吨。罗马尼亚成为东欧主要的妓女输出国之一。

1964年,越南南部(南越),美军在越南战场投入UH-1直升机。Larry Burrrows拍摄。UH-1直升机由贝尔公司研制,1959年服役,至1972年停产,总产量超过16000架,其中约7000架曾服役于越战中。在整个越南战争中,美军损失了各种型号的UH-1直升机2500架左右,大约有2200名直升机飞行员阵亡。

1964年,越南南部,美军及南越军队,纵火烧毁村寨,强制驱离村民。Larry Burrrows拍摄。

1964年,越南南部,美军及南越军队,纵火烧毁村寨,强制驱离村民。Larry Burrrows拍摄。原始部落在近现代世界工业化浪潮中,被强行卷入历史洪流。

1964年6月15日,北京举行北京军区、济南军区训练尖子汇报表演,
济南军区某部参谋宋世哲,步枪速射40秒40发全部命中。毛泽东拿起神枪手的56式半自动步枪,举枪瞄准。毛泽东曾经少年从军,1911年辛亥革命时加入长沙新军,当过半年兵。辛亥革命成功后转去读书。毛泽东本人很少持枪。这是他仅有的一幅拿枪的照片。56式半自动步枪是解放军第一种制式半自动步枪,最早由重庆建设机床厂(296厂)生产,其后全国有上百家军工厂仿制,装备数量极大,目前仍装备民兵部队。

1964年6月25日,沈阳,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视察沈阳410厂(黎明航空发动机厂)。在观看涡喷7发动机样机时,邓小平询问了涡喷7发动机的研制情况。
邓小平说:“东北机械工业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辽宁的机械工业占全东北的60%以上,辽宁的机械工业又主要在沈阳。沈阳的机械搞好了,全国就有希望了;沈阳抓好了,全国就有基础了。”。——1990年至2002年,沈阳工业企业陷入全面亏损破产状态,下岗失业工人超过70万人,大量国有资产遭到侵吞瓜分。

1964年6月29日,甘肃酒泉基地,中国研制的东风二号(DF-2)弹道导弹,第二次试射获得成功。导弹全长20.9米,弹径1.65米,起飞重量29.8吨,采用一级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最大射程1300公里、1500公里(东风-2A)。可携带1500公斤高爆弹头,或1枚1290公斤的威力为2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头(东风-2A)。1966年10月27日东风-2A导弹携带当量1.2万吨的原子弹弹头从酒泉发射击中800公里以外的罗布泊的目标。东风-2A于1960年代后期正式部署,80年代初完全退出现役。

1964年,上海,学校的船模兴趣小组,学生们在玩着船只模型。这些新奇玩意,对男孩子们有着无穷的吸引力。

1964年,北京,作家、剧作家老舍喜欢养花卉。这一年,《北京文艺》发表了老舍改编的戏曲《王宝钏》。1
950年,老舍从美国回国后,买下了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院。50年代初,张恨水、艾青、吴祖光等文化人,都在北京买下了自家的四合院(价格大约为一万多元人民币)。当时文化人出版一部长篇小说,可得稿费数千元,而普通工人平均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元而已。高稿酬成为文化界内部争名夺利、外行人羡慕嫉恨的诱因。演艺界的情况也是如此。

1964年,湖南省岳阳县云山公社,文昌大队高家生产队早稻获得丰收,在农村托儿所里,模范军属罗长生婆媳领到分粮。唐大柏摄。

1964年6月4日,美国科罗拉多州夏延山,北美防空司令部地下指挥中心工程入口,美国空军首席军士长汤姆-罗纳(左),与加拿大皇家空军上士彼得-瑞尼交谈。【1967年至1984年,中国在重庆涪陵白涛镇开掘的816地下核工厂,规模毫不逊色于夏延山工程。】

1964年6月15日,美国华盛顿,白宫玫瑰园,大通曼哈顿银行总经理戴维·洛克菲勒(前左),和林登·约翰逊总统,主持国际经理人服务组织(IESC)成立典礼。该组织名义上是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帮助落后国家发展经济,涵盖企业、贸易、金融等领域。

1964年,温斯罗普·洛克菲勒(Winthrop Rockefeller),竞选阿肯色州州长,但未能成功。照片为其参加农业议题的电视谈话节目。温斯罗普是老洛克菲勒的第三个孙子,但因事业失败、婚姻失败、长期酗酒而臭名远播,只得远离家族,来到美国最穷的阿肯色州另起炉灶。1967年温斯罗普终于如愿当选阿肯色州州长,直至1971年离任。1979年1月,年仅32岁的克林顿就任阿肯色州州长,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州长。

1964年6月30日,由企业号核动力航母,长滩号核动力巡洋舰,和班布里奇号核动力巡洋舰,组成的世界上首支全核动力舰队,出发进行环球航行。这三艘军舰造价相当于千吨黄金。美国海军全核动力的梦想因成本过高而被搁置,企业级仅建造一艘。其后美国又建造了数艘常规动力的“小鹰”级航母。

1964年7月,美国加州旧金山,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面对镜头。这次会议要在党内选出一个在11月大选中与约翰逊竞争的候选人。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击败了纳尔逊·洛克菲勒,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这场激烈的角逐在共和党内造成重创,导致内部严重分裂。1960年至1968年,纳尔逊·洛克菲勒曾三次谋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但都失败。最后在1974年至1977年间,作为福特政府的副总统,登上了权力最高峰。

1964年7月2日,华盛顿白宫东厅,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民权法案。背后站着参众两院议员。该法案内容规定了美国境内不得采取种族隔离,也规定对黑人、少数民族与妇女的歧视性作为为非法。南方议员九成以上皆反对该法案,在众议院有96名南方民主党人投下反对票,这些议员后来转投共和党。

1964年,美国纽约布鲁克林,白人警察将黑人打倒在地。7-
8月,纽约市哈林区、布鲁克林区以及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爆发骚乱。

1964年7月,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爆发骚乱,一名满脸鲜血、被消防龙头冲得浑身湿透的黑人,被警察拘捕。

1964年7月7日,美国加州瓦列霍,马雷岛海军造船厂(MINSY),玛利亚诺·G·瓦列霍号(Mariano G. Vallejo,SSBN-658)弹道导弹核潜艇,举行龙骨铺设仪式,安放第一段壳体。该艇为富兰克林级,长130米,水下排水量8382吨,安装16枚潜射北极星洲际弹道导弹(每枚有3个20万吨当量的W58核弹头),1966年12月服役,1995年退役。【1964年美国建造弹道导弹核潜艇11艘,1965年8艘,1966年7艘,1968年5艘,五年时间建成31艘弹道导弹核潜艇。1964年美国还建造了攻击核潜艇8艘,1966年6艘,1967年12艘,五年时间建成38艘攻击核潜艇。总计达到69艘核潜艇,平均每3个半星期下水一条核潜艇。同时美国还建造了44艘导弹巡洋舰/驱逐舰,和两艘大型航空母舰。越南战争及长期巨额军费开支,导致美元-黄金价格体系崩溃
1968年3月,美国的黄金储备降至121亿美元,而短期外债达331亿美元。市场上再次掀起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

1964年7月22日,宁夏银川女中高三(2)班毕业合影。
银川女中前身是1928年成立的宁夏女子师范,1949年更名为宁夏省立第一女中,有6个班,88名学生。1969年实行就近入学的办法,男女生兼收。现为银川九中。

1964年7月23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圣奥古斯丁,三K党夜间集会。
1963年,黑人空军老兵罗伯特·B·海灵博士,和三位搭档詹姆斯·杰克逊、克莱德·詹金斯、詹姆斯·霍瑟,因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被3K党徒残忍地殴打。海灵等人被迫持枪自卫,打死一名3K党分子。3K党蒙面夜骑向黑人住宅射击。孟森旅馆的经理,甚至在黑人游泳时,向游泳池里倒酸水。这一令人发指的照片刊登在华盛顿新闻的头版上。

1964年8月4日,华盛顿五角大楼,举行记者招待会,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指着东京湾(北部湾)地图,宣称美国军舰遭到北越鱼雷艇袭击,并以此为借口于8月5日出动空军,轰炸越南北方义安、鸿基、清化等地区。麦克纳马拉随后极力推动美国国会通过 《东京湾议案》,授权林登·约翰逊总统全面扩大越南战争

东京湾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呢?根据美国政府后来公布的文件,事实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在1961年就开始秘密组织所谓“34A行动”。这是名义上由南越海军发动的对北越的军事骚扰。从1964年起,这一行动转为由美国驻南越军事顾问团负责,所有行动都由夏威夷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指挥批准。8月4日第二次袭击,完全是子虚乌有,而且美国情报机构事后马上了解到这一错误。东京湾事件成为越战大规模升级的导火线,战火最后扩展到整个中南半岛,造成数百万的人员死亡。【美军侵略越南,直接对中国边境构成战争威胁,使得中国全面进入战备经济状态。中国开展了规模浩大的西南三线建设,使中国工业化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64年8月10日,华盛顿白宫东厅,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国会通过的“东京湾决议”(东京湾即北部湾),国会授权总统对北越使用武力,越南战争就此迅速升级。

1964年8月11日,江苏省,南京市新街口广场,举行万人“援越抗美”大会。
摄影师晓庄爬到对面高楼上,用六幅照片拼接,拍下了会场全景。

1964年8月,越南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成昆线要快修”的号召。出于建立战略大后方的目标,以成昆铁路为核心的“西南大三线建设”拉开了序幕。数十万铁路建设者,钻入人迹罕至的深山峡谷,开展成昆铁路大会战。照片为四川攀枝花,金沙江拉鲊段,山东省地质局801队慰问团与南江八队合影。当年8月,801队3分队受命紧急调到云南,与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安徽等省的地质队,组建地质部南江大队,负责成昆铁路金沙江以南线路的工程地质勘探工作。地质勘查队工作地点人烟稀少,干部工人都住在帐篷内。去工地的道路崎岖不平,要爬过金沙江边陡峭的悬崖峭壁,松鼠、猴子、毒蛇、野鸡时常出没。南江八队就一名医生,要负责近200人的预防和医疗工作。七个多月的勘探工作完成后,先进工作者的奖品是一支英雄牌钢笔。

1964年8月12日,英国殖民地北罗德西亚(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UNIP)与Lumpa教会爆发冲突。50多人死亡。10月24日赞比亚宣布独立,成为非洲第36个独立的国家。联合民族独立党主席卡翁达,当选第一任总统,连续执政长达27年。卡翁达出身牧师家庭,当过教师,主张建立人道社会主义。1970年中国援助修建坦赞铁路。

1964年8月27日,南越西贡,南越政府军将刺刀对准抗议人群。

1964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北京新华印刷厂制版的刘少奇主席标准像(一版一印),印数50万张,定价1角6分。1964年8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主席挂帅刘少奇命令干部必须下基层蹲点做四清工作。据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估计,全国动员参加四清五反的干部有150-160万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在全国推广后,四清运动开始全面扩大化,仅中央16个部、局抽调的干部就达3901人。江苏人动员了6万人组成四清工作队,山东省抽调5.4万人。四清运动大量出现采用暴力手段致人死亡事件。如陕西省对批斗对象抽耳光、撞头。江苏省句容县有82人自杀。北京郊区通县,去了2万多人的工作队员,有110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70多起。福建省南安县官桥区有39名四类分子,其中6人自杀。甘肃省泾川县有232人自杀(大队干部73人,社员61人,四类分子81人,脱产干部14人,四清队员3人,见泾川县志)。

1964年,山东省曲阜县孔村公社,开展四清运动。中国文联组织四清工作团,华君武任团长。中国摄影学会的吴群、朱家实、张家琪等参加。袁毅平是焦河大队“四清”工作队队长。他获批准用相机拍摄了农村四清运动照片。照片为焦河大队对敌说理斗争大会。

1964年,山东省曲阜县孔村公社焦河大队,开展四清运动。对敌说理斗争大会的主要对象是“四不清”干部,还要有“四类分子”蹲在旁边一同陪斗。袁毅平摄。
从建国初期的土改、农村集体化、大跃进至四清运动,中国农村积累了大量矛盾。农民对于那些作风恶劣、多吃多占、打骂社员、逼死人命的干部是深恶痛绝。少数基层干部已经逐渐蜕变为农村新的恶霸,在上级政权和政法部门的支持下,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有的比旧社会的地主、恶霸还要坏。四清运动在惩处不良干部、伸张正义的同时,也出现了冤假错案。部分正直的干部社员遭到打击报复,被卷入政治运动中。

1964年,山东省曲阜县孔村公社焦河大队,开展四清运动。四清工作队员访贫问苦,了解情况。袁毅平摄。当时有些贫农生活困苦,超出了工作队员的想象。如曲阜孟庄的一户贫农孔某,有四子一女在家。家中仅有一条破被,由患严重气管炎的妻子和女儿盖着。孔某和其他四个男孩夜间蜷缩在铺着玉米秸的地铺上,仅有蓑衣遮盖。一锅地瓜粥就是他们的早餐。工作队员看不过去,拿了自己用的一床小褥子和一条棉毯给孔家。这种特别困难户虽是少数,但贫困却是普遍的。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检讨说,自己当了几年省委书记,想不到人民生活还这样苦,感到惭愧。

1964年,山东省曲阜县孔村公社焦河大队,开展四清运动时,村里新买的东方红拖拉机。袁毅平摄。

1964年,山东省曲阜县孔村公社焦河大队,村里的妇女群众。袁毅平摄。

1964年,山东省曲阜县孔村公社焦河大队,开展四清运动。村里秋收后组织社员拾麦穗。袁毅平摄。从1949年至2000年,中国亿万农民用五十年省吃俭用,给中国工业化贡献了超过万亿美元的巨额原始积累。三代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1980年代后,随着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体,巨额国有资产遭到官僚权贵集团侵吞瓜分,超过2亿农民工流入城市,接受新一轮的残酷剥削。

1964年,山东省曲阜县孔村公社焦河大队,农村民兵进行射击训练。袁毅平拍摄。

1964年9月,美国民兵二型(Minuteman II)洲际弹道导弹首次发射。艾科(AVCO)公司研制的MK 11B型或C型重返大气层载具,可携带1枚当量120万吨的核弹头。

1964年,日本横滨,街头骑摩托车的青年人。

1964年,日本,玩摇滚的问题青年,衣服上涂满了鬼画符。Michael Rougier拍摄。二战后,随着美国文化输入,
摇滚乐从美国传入日本,并在1960年代形成热潮。日系摇滚被称为J-Rock。1980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支摇滚乐队。

1964年9月23日,东海道新干线开通前进行试车,0系列车驶过新横滨站时,几个孩子在站台旁玩耍。

1964年9月,中国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596原子弹,用卷扬机吊上102米高的701试爆铁塔,放在铁塔14层的活动盖板上。当时中国最高的铁塔是广州广播发射塔,高度才90米。701铁塔重76吨,由鞍钢、北京起重机厂等单位研制,共两座,另外一座备用铁塔后来成为马兰核试验基地的电视发射塔。

1964年9月30日,毛泽东和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及夫人
李大斐交谈。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他在这部计有三十四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1995年李约瑟在剑桥逝世,享年95岁。

1964年10月1日,国庆游行,北京天安门观礼台,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云集。金铁华拍摄。

1964年10月1日,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会。

1964年10月6日,美国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XB-70A“女武神”超音速轰炸机,进行第二次试飞。

1964年10月,日本东京,奥运火炬接力活动。

1964年10月10日,东京奥运会,裕仁天皇宣布开幕。年仅19岁的早稻田大学学生坂井义则,点燃主火炬。坂井生于1945年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那天。Larry Burrows拍摄。

1964年10月11-14日,勃列日涅夫发动军事政变,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了讨论撤换赫鲁晓夫的会议。赫鲁晓夫、米高扬被软禁在黑海渡假别墅内。苏共中央主席团内定选举58岁的勃列日涅夫为第一书记。没人想到这个平庸的领导人,居然能主掌苏联政权长达18年之久。1982年其因心脏病猝死,年76岁。

1964年10月,中国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102米高的701试爆铁塔,直升机航拍图片,截取自视频资料。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代号596),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102米高的铁塔上爆炸成功。爆炸威力2万吨TNT当量,超过广岛原子弹。这是爆炸瞬间形成的蘑菇云。在长达五年的研制过程中,中国共投入超过28亿元人民币(约11.37亿美元,合1010.7吨黄金,现值427.33亿美元),建成了从铀矿勘探提纯,到核部件加工组装、核武器测试分析等完整的核工业体系。全国先后有26个部委、20个省市区,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解放军各军兵种参加了攻关会战,动员人口达数十万人。仅是为了首次核爆,就在爆心周围60公里范围内布置了90多项效应工程,1000多台测试仪器。

1964年10月16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该剧由五大军区的文工团、北京文艺团体,选派3500人参演,向国庆15周年献礼,总导演是周恩来总理。当晚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与演职人员合影。

1964年10月16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领导人与《东方红》演出全体人员合影后,
毛泽东轻声问周恩来,“总理,要不要告诉同志们那个好消息啊?”。周恩来说:“好啊”。毛泽东说:“我担心你这个台子结实不结实啊?会不会跳塌了啊?”。周说:“这个没问题!”。周总理走到麦克风前面说:“同志们,毛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不过,我先要求大家不要太激动,要注意安全。”。沉了一下,周恩来大声说:“同志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今天下午爆炸成功了!”。全场安静一秒钟后,突然一下子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炸开了,大家抱啊,跳啊,高呼“毛主席万岁”,有人热泪盈眶。几分钟以后,周恩来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接着说:“你们是全国第一批知道这个好消息的人,明天,我国将要发布公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1964年10月17日,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张蕴钰将军(左二)与指挥部领导张爱萍(右二)等合影。

1964年,《广东画报》农民版第七期增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年10月,北京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核能生产及其控制”专业教研组,负责研制的“屏蔽实验反应堆” 控制系统一次运行成功。同年,该系研制成功中国最早的印刷电机,及一批其他微型特殊电机。

1964年,北京火车站,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工厂批量生产的“东方红”1型内燃机车。该车从1959年开始试制,车长16.55米,按双机联挂设计,也可以单机使用。前73台的标称功率是1060千瓦,最高时速140公里;后36台的功率增加到1220千瓦,时速120公里。

1964年,湖北武汉,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夫人李淑贤参观武汉长江大桥。张其军摄。做为中国最后一位封建皇帝,他3岁登基,6岁爆发辛亥革命,7岁颁布退位诏书;为了复辟曾经在日本人面前奴颜婢膝、助纣为虐,抗战胜利后做为战犯被收押。1959年溥仪被特赦释放后回到了社会。他看到了大量新建的工厂、学校、医院、水库、体育场,那些工厂的新设备上,赫然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1962年溥仪与朝外医院护士李淑贤结婚。1964年溥仪因尿血被确诊患有肾癌,切除了左肾,1965年转为尿毒症。1967年10月病亡,骨灰入八宝山革命公墓。

1964年,黑龙江省,大庆油田钻井队大队长、“铁人”王进喜在井上向工人问寒问暖。 新华社记者雪印摄。左侧的工人正在简陋的工棚旁洗漱。

1964年,河南洛阳郊区,收购棉花。法国玛格南图片社摄影师勒内·布里(Rene Burri)拍摄。

1964年,上海闵行马桥公社,一家人在吃饭。法国玛格南图片社摄影师勒内·布里(Rene Burri)拍摄。

1964年,上海闵行马桥公社的女社员下地劳动。法国玛格南图片社摄影师勒内·布里(Rene Burri)拍摄。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农民的生活是极其节俭,又赶时髦的。下地干活的裤子上都是补丁摞补丁,上身穿着花纹短褂,脚上穿着球鞋或胶鞋。右侧的妇女手腕上还戴着手表,可能是新媳妇。上海农村的生活条件,在全国范围来说应该是比较好的。

1964年,上海闵行马桥公社的女社员下地劳动。法国玛格南图片社摄影师勒内·布里(Rene Burri)拍摄。

1964年,上海闵行马桥公社,一户富农家庭的堂屋,供桌旁放着一台收音机。法国玛格南图片社摄影师勒内·布里(Rene Burri)拍摄。直至80年代,这种陈设格局在中国农村仍较为普遍。

1964年10月21日,山西省晋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布告,严惩打击报复贫农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杨成业、杨福荣。两名罪犯是父子关系,杨福荣(56岁)为山西省浮山县北韩公社杨村河大队,生产队副队长。杨成业(31岁)是北韩公社武装部长。1964年3月,四清工作组进村,贫农社员张中和向工作组揭发杨福荣侵吞集体财物,殴打社员,遭到杨氏父子怀恨报复。1964年4月16日,武装部长杨成业,以张中和上山放羊,侵犯护林公物为由,召开社员大会严加斥责,张中和申辩时遭到殴打,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急救一小时后苏醒过来。案发后,浮山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杨成业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判处杨福荣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晋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杨钊核准该判决,发布公告。

1964年11月,黑龙江省阿城县阿什河公社东环大队,“四清”运动召开贫下中农对敌斗争大会。李振盛摄。据李振盛回忆称:一个女青年揭发漏划富农分子的“罪行”,她愤怒地说,俺爹借了他的钱,他总是催俺爹还钱。这就像黄世仁催杨白劳还债一样,这就是在欺压贫下中农。
1964年,新疆乌鲁木齐市区的景像。

1964年11月,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以康鹏发明的隔离阻塞式振荡器和推拉式触发器为基础,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全晶体管通用数字计算机,定名为441-B。该机每秒运算8000次,样机可持续工作达268小时,性能与当时英国研制的晶体管计算机相当。国防科委批复同意西军电(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北工(现北京理工大学)、上海交大、成电、西工大(现西北工业大学),从1965年起复制该机。

1964年10月30日,美国加州Downey,北美人飞机公司,由仙童半导体公司研发设计的小型电子封装组件,由北美人飞机公司的技术人员,装入阿波罗探月航天器的人体设备当中,以测试航天员在不同重力条件下的身体反应。

1964年11月11日,试飞员吴有昌首飞歼-5甲(J-5A)夜间截击机02号机获得成功,12月定型批产并交付第一架,同时宣告成都飞机制造厂建成。该机型于1959年测绘仿制米格-17(波埃夫),中途停止。1961年成都重新测绘仿制。原定生产150架,因雷达进度慢,生产124架,1968年5月停产。1986年批准退役。

1964年11月5日,赫鲁晓夫被政变推翻后,中国政府派出了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党政军高级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顺便试探苏联的对华政策。11月6日周恩来向列宁墓献花。11月7日,在酒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走到贺龙元帅面前说:“我们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还不把毛泽东也搞掉?是他们两个人妨碍了我们两国的关系。”。当周恩来要求苏方道歉时,勃列日涅夫承认国防部长说的是酒话,但他强硬的表示,在对华关系上,他和赫鲁晓夫态度完全一致。结果这句话将中苏关系再次推向冰点。中苏两国从政治决裂走向长期军事对峙。

1964年11月12日,日本佐世保港,美国海军首次派驻海龙号核潜艇(USS Sea Dragon, SSN-584),引发日本左翼组织“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全学联)抗议,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

1964年11月13日,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肯尼迪航天中心。

1964年11月28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NASA成功发射水手四号(Mariner 4)火星探测器,耗资8230万美元。1965年7月14日,水手四号在距火星表面一万公里掠过,拍摄了第一批火星照片,存储于磁带记录器,用无线电将22张火星地表照片传回地球。水手四号安装28224个太阳能电池,总功率310瓦。

1964年11月25日,英国埃塞克斯郡绍森德(Southend,伦敦以东64公里),英国联合航空的ATL 98 Carvair运输机。该机在美国DC-4基础上改装,可运载25名乘客和5辆放在飞机前部的汽车。该机共改装21架,有8架坠毁。

1964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西安一百多万人举行强大示威游行,愤怒声讨美国强盗,坚决支持刚果(利)人民。欧洲殖民时期,古老的西非刚果王国,被法国、比利时殖民者瓜分。刚果河西岸的法属殖民地,独立后首都在布拉柴维尔,称为刚果(布)。刚果河东岸的比利时殖民地,独立后定都利奥波德维尔,简称刚果(利)。利奥波德维尔后来更名为金沙萨,国名改为扎伊尔,蒙博托被推翻后更名为刚果(金)。

1964年12月4日,美国纽约的一场记者招待会,马丁·路德·金向记者展示,3名在密西西比州被杀的民权工作者的照片。上世纪6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和力量的增大,越来越多的示威者遭到袭击,甚至被杀,有时就死在美国政府执法人员手上,很多惨案至今未破。在一些案件中,当地政府拒绝逮捕凶手,或者全白人陪审团拒绝判定凶手有罪。

1964年12月10日,中国,国防部五院仿制成功苏联“C-75”型地空导弹,命名为红旗一号防空导弹。1965年1月10日,内蒙古包头,地空导弹第1营首次使用红旗一号防空导弹,击落张立义驾驶的U-2高空侦察机。
1967年9月8日,543部队十四营官兵,用中国自行研制的“红旗二号”导弹和针对“13系统”研制的“反电子干扰2号”装备,成功击落了第五架U-2侦察机。

1964年12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事先邓小平对毛泽东说:“如果工作忙可不必参加。”。毛泽东到会场后,与刘少奇就社教运动的重点指向哪里,展开了争论。刘少奇将四清运动重点放在整地主、富农等四类分子上身。毛泽东则直指农村问题的中心在腐化堕落的基层干部身上。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共产党当权派则从来没有搞臭过。要发动群众整党,整肃那些基层干部不整党没希望。李先念插话说:“不整当权派,最后就整到贫下中农头上。”。

(1964年11月,青海省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群众对已经畏罪自杀的村党支部书记马某尸体进行批斗。此事源于1960年2月,村民李秀英进食堂偷个馍,打算回家给女儿吃,被马支书发现后,马某提出要她的女儿陪他睡觉。李秀英提出自己陪马书记睡觉,并脱了衣服裤子。马某看着瘦弱干瘪的李秀英,让她滚回家。四清运动中,马某遭到群众打骂,畏罪上吊自杀。湟中县公安局事后统计,四清运动中,全县有349名干部自杀。)

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打击面不要太宽”,他说:“有的地方只有18户,没有虱子,一定要捉虱?”“一不可太宽,不可打击面过宽,二不可泼冷水,不要下去泼!现在还在反右”。“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毛泽东说:“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照片摄于1956年9月,刘少奇和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主席台上。

1964年12月21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上,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主席台左起,彭真、宋庆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力争在二十世纪末,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分两步走、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

1964年12月22日,加州帕姆代尔(Palmdale)空军基地,洛克希德公司首席试飞员,罗伯特·J·吉利兰(Robert J. Gilliland),驾驶SR-71高空高速侦察机成功首飞。SR-71的平均造价为每架3400万美元(约27.7吨黄金,现值11.73亿美元),共建造了32架,至1998年退役,其中12架在飞行事故中坠毁。

SR-71高空高速侦察机的座舱仪表。美国在尖端军工领域的巨额投入,对于拉动电子工业、航空工业、机械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新材料等领域,起到了巨大作用。如美国电子工业发展初期,由于元器件成本高昂,正是通过军工领域的弹道导弹、飞机、舰船、核武器等项目大额采购,渡过了产业培育期,并形成了它国难以匹敌的技术领先优势。美国庞大的军工复合体,为了维持生存,需要寻找消费市场,发动战争便成为最快捷的军火消费方式。因此便有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老挝战争、多米尼加战争、巴拿马战争、索马里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好莱坞电影《战争之王》,生动地展示了军火贸易的残酷与暴利。【1980年代以前,中国通过发展军事工业,建立了电子工业、仪表工业、轴承工业、核工业、机床工业、航空工业体系。80年代中国大规模裁减军费,肢解计划经济体制,导致大批重工业企业,进入“集体死亡”状态。】

1964年12月26日,越南,圣诞节第二天,美国空军出动的A-1攻击机,正在向越共游击队藏身的丛林,投下两枚340公斤重的BLU-1/B凝固汽油弹。美军共向越南战场派出了1000余架A-1攻击机,是越共游击队最为痛恨的武器之一。1968年2月14日,两架美国海军A-1H攻击机企图入侵中国领空,被中国空军2架歼-5战斗机拦截,美军僚机被击落,坠毁在岘港近海。1972年6月8日,南越空军一架A-1攻击机投下凝固汽油弹,赤身裸体的9岁女孩潘金淑,在公路上哭嚎奔跑的照片,震撼了全世界。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
建国后毛泽东没有公开举办过寿宴。1964年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就“四清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激烈争论。几天后是毛泽东生日,几位大区书记就鼓动陶铸,劝毛泽东在生日那天请客,想通过办寿宴来缓和毛刘的紧张关系。毛泽东说,以前有规定,中央领导人不做寿。陶铸说,不是做寿,就是要你拿稿费请客。毛泽东只好说:“你们都要我请客,那我就请吧。”。

毛泽东自掏腰包,汪东兴和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操办了寿宴,请了三桌。毛泽东与劳动模范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钱学森、陶铸、曾志(陶铸夫人)、罗瑞卿、谢富治、汪东兴等人坐主桌。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董必武副主席、陈毅元帅、贺龙元帅等人坐副桌。刘少奇、胡耀邦及各大区书记另坐一桌,刘少奇托故迟到。入席前,毛泽东对李富春副总理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毛泽东在宴会上指明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即指邓小平负责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李富春负责的国家计划委员会。)

坐定后,毛泽东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李敏要同我来,我说你不下乡,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基层生活。官做大了,骄娇二气,拒绝到农村,城市里生活舒适,不出修正主义才见鬼!李讷呢,下去搞‘四清’嘛,她没有资格来。毛泽东给大家递烟后举例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5月、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

毛泽东大声地赞扬钱学森,说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随后,他还陆续批评了“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吃饭过程中,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散席后,毛泽东向钱学森和陈永贵介绍曾志说:“曾志同志,井冈山的,现在井冈山没有几个人了。”。

12月27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朱德认为对基层政权要一分为二有计划地搞。陆定一发言谈了文化革命问题,认为苏联集体化后,培养出了干部高薪特权阶层,三大差别持续扩大。陈伯达说:“四清”与“四不清”不能说明问题的性质,封建社会就有清官和贪官的问题。内部矛盾哪个时代没有?党内外矛盾交叉,党外有党,国民党也有这个问题。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这也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要把矛盾的性质说清楚,不然就要迷失方向。要概括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会议起草了“十七条”,强调社教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说:“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

1965年1月3日,刘少奇在第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年67岁。




 

工业革命——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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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
——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二十)


1965年1月3日,刘少奇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连任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年67岁。人大会议结束后,当晚,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的做法,作了不点名的批评。说“四清”工作队1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搞人海战术”,工作队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是“烦琐哲学”,反人家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搞神秘化扎根串连,结果运动冷冷清清。1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二十三条》文件,作为社教运动的指导纲领,纠正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错误。文件明确指出: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又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中:有的本来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有的是接受贿赂,狼狈为奸,违法乱纪。有的人是不分敌我界限,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自己的亲属、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人。文件规定,在社教运动中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摆事实讲道理,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四清运动在全国农村基层查处大量干部贪腐案件。如何防止官僚阶层多吃多占、以权谋私、以权害人,是社会主义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是中国千年以来无解的问题。文革时期以民夺权,压制官僚集团,是一次重要尝试,但以军事政变收场。】


1965年1月10日夜间9时15分,内蒙古包头二十四顷地,台湾桃园机场飞来的黑猫中队3512号夜间型U-2高空侦察机,被解放军地空导弹第1营击落,少校飞行员张立义被俘。导弹一营荣立集体一等功。照片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的U-2残骸。

1965年,浙江宁波人陈松(23岁),与另外六男一女,共八位青年乘船偷渡至台湾。起因是他们听信收音机里的台湾台北“自由中国之声”政战广播,所宣传的台湾美好生活,诸如台湾风调雨顺、气候良好,大米吃不完等。八人至台湾后,被国民党宣传为“反共义士”到处做演讲。然而三个月后,陈松因为上过解放军军校,参加过共青团,而被国民党指控为中共间谍,被判刑关押六年,直至2005年被陈水扁政府平反。2015年3月,刘吉雄导演的记录片《宝岛夜船》讲述了这一历史事件。【“自由中国之声”由逃亡台湾的中国广播公司于1949年10月开播,冷战时期负责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心理宣传战,长期对中国大陆进行敌对宣传,直至1997年停播。近年来,台湾军方政治心战部门,将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做为重点渗透进攻对象。】

1965年,上海无线电二厂生产的飞乐牌265-1型6灯电子管三波段收音机,当年售价162元。使用至今长达五十年,仍能正常工作,收音放音效果很好。电子管出厂日期为1963年。

1964年11月到1965年4月,解放军击落五架入侵中国领空的美军高空无人侦察机。1965年3月24日、3月31日、8月28日,解放军空军在海南岛击落三架美军BQM-34A“火蜂”式高空无人侦察机。从1964年到1970年,中国空军、海军航空兵共击落20架美制无人机。中国以火蜂为原型,仿制为长虹系列无人机。

1965年1月20日,美国华盛顿,国会大厦,林登·约翰逊宣誓就任美国总统。联邦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主持宣誓仪式。Mario Torrisi拍摄。沃伦是肯尼迪刺杀案的调查委员会主席。

1965年,越南,美国海军陆战队下士James C. Farley,乘坐CH-34直升机,架起M60机枪,进行空中巡逻。Larry Burrows拍摄。




1965年1月14日,苏联,乌克兰,黑海尼古拉耶夫造船厂,莫斯科级反潜巡洋舰下水。该舰是苏联第一代载机母舰,主要用来对付美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舰体前半部为典型的巡洋舰布置,舰体后半部则为宽敞的直升机飞行甲板。

1965年1月,北京八达岭长城,山西大寨村参加三届人大会议的代表陈永贵、郭凤莲留影。1971年陈永贵当选山西省委副书记,1975年至1980年就任国务院副总理。

1965年1月,四川省江津专区青杠公社(现重庆璧山区青杠街道),来自各地的建设者们响应祖国“三线建设”号召,为“三线建设”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终身。三线建设时期,重庆规划为常规武器军工基地,五机部在重庆新建扩建56个项目,扩大重庆钢铁公司产能,对重庆第二(特殊)钢厂进行技术升级,新建江油长城特殊钢厂,总计安排84个项目,总投资14.1亿元(折合5.7275亿美元,约467.4吨黄金,现值197.6亿美元,或1227亿元人民币)。

重庆兵器工业基地分为南北两线,南线(以重庆为中心的南边,綦江、万盛、南川一线)主要有双溪、平山、晋林、兴无、红山、红泉等厂;北线有308、338、398、陵川、华川、红宇等厂。从万县以上,沿长江一线到江津,建立了船舶工业基地,主要有429、432、重庆重型铸锻厂、四川柴油机厂等十六个厂,形成了完整的造船基地,能够生产发动机、变速箱、成套船用仪器仪表以及部分舰船武器,制造中型军用舰船和潜水艇。除了军用还有一系列民用的,包括轻纺、原材料,比如西南合成制药厂,是当时西南乃至全国最大的四环素生产厂。四川染料厂是全国第二大染料厂(吉林染料厂第一)。三线建设使重庆形成了以机械、冶金、化工为主体,轻、重工业并举,门类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可以说,没有三线建设,就没有重庆今天的工业实力。也不会有西铝、川仪、重汽、川维等全国一流的几个大厂。这是几代人忘我牺牲奉献的结果。

1965年1月,按照三线建设规划,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上海华东化工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4所重要大学,在四川建设分校,上海华东化工学院在四川自贡,建设西南分院(现四川理工学院),简称“652”工程。照片为652工程建设情景。

196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正人,写给薄一波的《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信上,做出重要批示:“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毛泽东强烈要求领导干部深入工厂、农村参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与工人农民实行“三同”参入管理,积极进行调查研究。

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1964年10月上旬,时任八机部部长的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调查研究,白天在装配车间工段参加体力劳动,一日三餐和工人一道排队吃大食堂,没有丝毫的特殊化。陈正人学会了开拖拉机、操作修理机床,与众多工人谈心交朋友,深得工人们的爱戴和拥护。陈正人从亲身经历中感悟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 】

1965年1月2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一万多人隆重集会,欢迎由印尼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率领的印尼代表团。周恩来、彭真、陈毅、罗瑞卿等出席会议。丁峻拍摄。印尼总统苏加诺向中国靠拢,使得美国认为中国是印尼共产党的后台,直接导致了1965年印尼930军事政变。印尼共产党遭到屠杀清洗,苏加诺被迫下台。

1965年2月8日,周恩来总理会见来访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成员、书记处书记格瓦拉。毛泽东与格瓦拉进行了第二次会面。
格瓦拉说:中国革命给其他国家人民树立了一个榜样,他要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干杯。1965年4月,格瓦拉离开古巴,到刚果(金)、玻利维亚等国试图发动共产主义革命。1967年10月8日,他在一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军事行动中被捕,10月9日被玻利维亚军队杀害,年仅39岁。格瓦拉牺牲后,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英雄,和西方左翼运动的象征,成为一个革命、理想、激情的时代标志。

1965年2月,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下令对北越展开代号为“燃烧的标枪”的大规模报复性空袭。图为3月间,美国海军“汉考克”号航母甲板上,一架海军A-4“天鹰”攻击机准备起飞空袭北越。

1965年2月9日,北京《大公报》头版,我国政府声明美国侵犯越南就是侵犯中国,中国绝不会置之不理而且是做了准备的。强烈谴责约翰逊政府扩大越南战争的强盗行径。

1965年2月10日,北京天安门,毛泽东主席出席首都各界人民声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大会。集会人数有150万人。天安门城楼前立起一幅长达几十米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从印度支那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它侵占的一切地方滚出去!

1965年2月21日,美国纽约曼哈顿,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尔克姆·X,准备在奥杜邦舞厅发表演讲时,台下从冲上来3名持枪者,在近距离向他连开15枪。39岁的马尔科姆·X被当场打死。

1965年2月26日,西德,斯图加特国际无线电展(International Radio Exhibition in Stuttgart),展出的新型可视电话。

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李井泉任总指挥,程子华、阎秀峰、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同时还组成了以刘澜涛为首的西北三线总指挥部。4月,中央、国务院再次决定成立国家建委,由谷牧任主任,负责三线重点项目建设。

1965年3月,东风三型中程弹道导弹通过总体方案,到1965年底基本完成了各分系统的试制,并陆续开始各项地面综合试验。1966年9-10月,全弹短程与全程热试车成功,各分系统工作正常,达到预定的目的。照片为东风三型中程弹道导弹生产车间。

1965年四川绵阳风洞基地建设老照片。三线建设时,四川重庆规划为常规武器研制基地,成都发展电子工业与轻工业,绵阳、广元发展核工业、航空工业、电子工业。绵阳的重点项目包括: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核武器研究院),国防科委29基地(风洞基地),燃气涡轮研究所(624所)、西南应用磁学研究所,西南自动化研究所(58所)、长虹机器厂(780厂)、九州电器厂(783厂)、江陵电缆厂(608厂)、涪江有线电厂(730厂)、华丰无线电器材厂(796厂)、朝阳机械厂(5023厂)。来自全国的建设者,硬是在绵阳荒僻的穷山沟里,建起了中国西部最重要的科研基地。当年创业条件之艰苦,是今人所难以想象的。

1965年,吉林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对红旗CA72轿车进行全面重新设计,研制红旗CA770高级轿车。在七个设计方案中,汽车造型设计师贾延良,设计的油泥模型方案被选中。贾延良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当时年仅25岁。该车在当时是世界顶级的行政轿车,采用V8发动机、自动变速箱、隔音玻璃、电动调节座椅等先进技术。红旗CA770严格按照科学流程研制,经过了风洞试验和碰撞试验。从1966年投入量产到1981年6月停产,红旗CA770系列轿车共生产了超过1300辆,是红旗系列轿车最成功的车型,衍生出多个型号。1965年该车出厂价为4万元人民币,折合1.626万美元,约14.45公斤黄金,现值404.5万元人民币。1978年改革开放后,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僚集团全面复辟,声称红旗车油耗太高,红旗于1981年正式停产。同时期全国各级政府机关,购买了几十万辆走私进口豪华轿车。光是1985年进口轿车10.6万辆,就花了29.5亿美元。中国国产轿车工业就此彻底垮掉,被迫走上合资之路。1994年到1998年,中国外交部共进口了75300辆免税汽车,免税税值达190亿元人民币(合23亿美元)。

1965年,吉林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研制红旗CA770高级轿车,搭载一汽开发的5.65升V8四冲程水冷化油器式汽油发动机,最大功率210马力(164千瓦)/4400rpm,最大扭矩420牛米,百公里油耗20升。该发动机在CA72发动机基础上改进,化油器为四腔分动。该款发动机当时在世界上处于先进水平。【1964年丰田推出日本第一款V8发动机车型Crown Eight,配备一台2.6升V8发动机。】

1965年,德国奔驰,Mercedes-Benz 600 pullman(W100)轿车,是奔驰最后一款采用手工打造的豪华量产车,仅生产428辆,售价2.4万美元(合21.33公斤黄金,现值597万元人民币)。奔驰600系列诞生于1963年,帮助奔驰一举登上世界级豪华轿车的地位。中国政府曾于1965年从西德进口了两辆奔驰600 Pullman轿车,其中一辆配给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陈毅作为专车使用。另一辆给邓小平、邓颖超、西哈努克亲王等人使用。1972年陈毅去世后,这辆奔驰600 pullman被送到上海汽车厂,用做设计新一代豪华轿车的参考资料,随后被废弃。1985年上海大众合资后,德国工程师Hans Luwich在库房里看到了那辆遗弃多年的奔驰车,里程表显示仅有21160公里。1993年这位工程师将车辆运回德国。2014年该车在德国斯图加特奔驰博物馆,以17.25万欧元的拍卖价格成交,约合人民币137万元。奔驰600搭载6.3升燃油喷射V8发动机,最大功率250马力/4000rpm,最大扭矩500牛米,采用4速自动变速箱。

1965年款日本丰田皇冠Eight,拍摄于1966年。这是日本第一款V8发动机轿车,配备一台2.6升V8发动机。该车原本准备交给宫内厅,作为日本皇室用车,但最终输给了王子汽车的Prince Royal车型。

1965年,日本王子自动车株式会社,为日本皇室研制的Prince Royal豪华轿车,仅生产了8辆。这是日本第二款采用V8发动机的车型,代表当时日本汽车工业的最高水平,使用了39年,直至2006年被丰田Century Royal替代。1966年王子汽车陷入经营困境,与日产汽车合并。该车采用6.437升的V8顶置气门发动机,最大功率256马力。配备美国通用汽车研制的THM400三速自动变速箱。

1965年,西德,大众汽车集团,为了解决甲壳虫轿车产能不足问题,从奔驰公司手里收购了汽车联盟公司(AUTOUNlON),打算将其生产线全部改产甲壳虫轿车。1965年8月,汽车联盟的Ludwig Kraus博士,率领工程师团队,瞒着大众集团研制出第一款4缸发动机。8月13日,第一辆奥迪72轿车在英格施塔特下线。这是奥迪在二战后研发的首个车型。项目曝光后,大众汽车集团被这个车型的前瞻技术打动,决定量产。1968年,第一代奥迪100正式亮相,至1976年销售了827474台。这就是奥迪A6的前身。1988年,吉林长春一汽与德国大众合资生产奥迪100轿车。1990年4月20日,奥迪取代红旗开下了长春一汽的总装线。至1997年,一汽共生产了123294辆奥迪100和换标的红旗,国产化率82%,累计销售收入311亿元。大部分奥迪100的采购方是政府部门。从此奥迪成为中国政府“官车”。红旗轿车彻底垮掉。

1965年前后,四川省成都市,拍照的女青年。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当时的时髦风潮。

1965年,江苏省南京市,市民拿着猪肉票排队买凭票供应猪肉。晓庄拍摄。肉票从1959年开始使用,直至1993年才退出市场。各省供应情况有差别。1959年北京的供应标准为每人每月发3张肉票,每张肉票供应0.15斤至0.3斤。1964年山东青岛的平价猪肉分为三等出售,一等肉每斤0.9元,二等肉每斤0.84元,三等肉每斤0.74元。直至1980年猪肉价格长期稳定在每斤1元以内。1985年以后,由于中央银行滥发货币引发高速通货膨胀,肉蛋价格快速上涨,政府被迫加强价格管制。1993年各地放开肉蛋菜价格后出现价格狂涨,猪肉达到每斤6元。1994年部分省市的猪肉价格涨至每斤7元。大量农村家庭和城镇下岗失业家庭,根本吃不起猪肉。2005年,广州一位叫余成福的外来工,因为抱怨饭菜中没肉而被老板开除。2013年1月,全国猪肉平均价格为每公斤24.43元

1965年,黑龙江省,哈尔滨汽轮机厂生产车间。1964年哈尔滨汽轮机厂研制出中国第一台10万千瓦汽轮机组,安装到北京高井电厂。1971年哈尔滨汽轮机厂研制出中国第一台20万千瓦汽轮机组。1974年,中国第一台30万千瓦燃油发电机组在江苏望亭电厂投产。1986年,哈汽研制的中国第一台60万千瓦汽轮机组,安装到安徽平圩电厂。法国玛格南图片社摄影师勒内·布里拍摄。

1965年,黑龙江省,大庆油田炼油厂一角。该厂始建于1962年,1963年12月6日,一期工程年处理量100万吨原油常减、热裂化两套装置投产一次成功,第一车成品油外运。这是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组织施工投产,主要设备由中国自制的大型炼油厂。1966年大庆炼油厂原油加工能力达到300万吨,成为全国最大的炼油厂。1973年大庆油田对日本出口原油。

1965年,北京石景山钢铁公司,顶吹氧气转炉炼钢厂一号30吨转炉在吹炼。这是中国研制的第一台氧气顶吹转炉。1952年德国林茨(Linz)钢厂建成世界第一座30吨氧气顶吹转炉。1956年苏联建成三座20立方米氧气顶吹转炉。1957年日本八幡钢厂从奥地利购买特许专利,建成日本第一座氧气顶吹转炉。中国在面临技术封锁的情况下,由化工冶金研究所所长叶渚沛大力推动,联合北京钢铁研究总院、北京钢铁学院等单位进行研究。1972年攀枝花钢铁厂和本溪钢铁公司建成120吨氧气顶吹转炉。1979年中国氧气转炉钢产量超过了平炉钢。1978年前后,西德蒂森钢铁公司布鲁克豪森厂,建成两座世界最大的380吨顶底复吹转炉。1983年鞍钢建成180吨顶底复吹转炉。1985年上海宝钢从日本引进300吨氧气顶吹转炉。2015年宝钢湛江基地建设两座350吨顶底复吹转炉,是目前中国最大的转炉。

1965年,北京,妇产医院,正在给婴儿哺乳的母亲们。法国玛格南图片社摄影师勒内·布里(Rene Burri)拍摄。

1965年,北京郊区一户农村家庭在吃午饭。这户农家已经住上了新盖的砖瓦房,墙上贴着毛主席万岁的画像。法国玛格南图片社摄影师马克-吕布(Marc Riboud)拍摄。

1965年,北京郊区一户农村家庭在吃午饭,房里的电灯,和墙上的照片,显示了中国,这个千年农业帝国在向工业化转型过程中,普通人的生活变化。这是一个极为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直至1990年代,中国仍有大量农村家庭没有使用上电灯,或是农村经常停电。法国玛格南图片社摄影师马克-吕布(Marc Riboud)拍摄。

1965年,可能拍摄于北京郊区的山区农村,庄稼地里已经用上了工业化生产的塑料薄膜。法国玛格南图片社摄影师马克-吕布(Marc Riboud)拍摄。

1965年第二期《人民画报》,北京市红星人民公社德茂大队的乳牛饲养场,培育的北京黑白花乳牛。这种乳牛是用荷兰乳牛与中国滨州牛、蒙古牛杂交选育而来,体形大、产奶量多、适应性强。

1965年,中国广西的水稻田。法国玛格南图片社摄影师勒内·布里(Rene Burri)拍摄。在1965年全面启动三线建设之前,中国西部省份处于极为落后的原始状态,除了重庆、昆明几个大城市有少量工业基础外,其他省市仍以农业为主。三线建设将大批东部沿海省份的工业资源转移至西部,使得中国工业化从仅仅覆盖东部沿海省份,向中西部内陆纵深地区覆盖。在纵深2000-3000公里范围的广大地区,进行大规模工业基础建设,在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对于中国这个基础薄弱的穷国,所付出的是无数劳动者的汗水、鲜血、青春、生命。以至子孙的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命运牢牢捆绑在一起。急剧推进的工业化进程,同时也激化了社会矛盾。

1965年,中国广西,参加工农业建设的解放军战士。法国玛格南图片社摄影师马克-吕布(Marc Riboud)拍摄。战士的扁担上挂着块牌子,上面写道: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担子有轻有重。有的人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拣轻的挑。这就不是好的态度。【下文为:有的同志不是这样,享受让给人家,担子拣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这种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我们都要学习。】

1965年3月4日,苏联莫斯科,大约两千名中国和越南留学生,再次在美国大使馆外举行示威游行,投掷石块。苏联政府出动一千名军警保护美国使馆,并对示威者武力清场,9名中国留学生受重伤。中国政府将受伤学生接回国。国内激起了中苏论战以来的第一个反苏浪潮。

1965年3月7日,美国阿拉巴马州塞尔玛,黑人为了获得选举投票权,举行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游行示威活动。阿拉巴马州长乔治华莱士,下令驱散示威游行人群,州国民警卫队施放催泪瓦斯,士兵挥舞警棍,殴打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约翰·李维斯(John Lewis)。历史学家将这一天称为“血腥星期日”。

1965年3月12日,江西省,收缴退赔款的收据,计128.48元。四清运动时期,查出了许多社会主义的蠹虫,他们多吃、多拿、多占,采用退赔认罚的方式予以处理。这笔128元的退赔款,相当于普通工人四个月的工资。

1965年3月17日,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县茅台人民公社,茅台酒厂试点工作展开,周恒刚是我国著名酿造专家、白酒界泰斗。茅台酒形成于清康熙42年(1704年),兴盛于道光时期,有华茅(成义烧坊)、王茅(荣和烧坊)、赖茅(恒兴烧坊)之分。1915年茅台酒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奖章。1953年通过对私营烧坊赎买,成立国营茅台酒厂,共拨款150万元。1957年茅台酒厂产酒183吨,出口50吨。1964年茅台酒出厂价为每斤3.4元。1970年代为每斤7元左右。当时茅台酒不是普通人能喝到的。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国宴后,都要把瓶里剩下的残酒并起来,重新装瓶对内部供应,每瓶2元。国家副主席王洪文喜欢喝茅台,但工资低,每月只有68元,只能买这种拼装茅台喝。1976年军事政变后,官僚集团彻底翻身。到1980年,全国公款吃喝规模达到惊人的200亿元。茅台酒成为走后门、拉关系的重要物资,价格成倍攀升。1988年茅台酒零售价达到140元。市面上大量出现假冒茅台酒。

1965年,辽宁沈阳,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师昌绪(左2)为首的一批科技人员,为解决我国航空工业的急需,与抚顺特殊钢厂合作,利用稀土材料,研制出第一代多孔铸造空心叶片,及航空发动机涡轮盘材料——GH135合金(铁基高温合金-808),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能研制发动机空心叶片的国家。

1965年第二期《人民画报》,辽宁省,沈阳变压器厂生产的中小型变压器,供应农村市场。张峻拍摄。

1965年,北京大学化学系、生物系和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有机化学研究所,完成了人工合成胰岛素。此后又与生物物理所、物理所共同完成了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定。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是在多肽化学基础相对比较薄弱的情况下,迅速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的。这是研究人员在人工合成B链肽段和A链肽段。1966年对外公布后,《纽约时报》用大篇幅报道了这一消息,上百名著名科学家来信祝贺。

1965年,上海手表厂在A581型手表基础上,参考瑞士劳力士日历表,研制了A623A型日历防震手表。上海牌A623A手表是中国生产的第一批日历手表,配发给肖克、李德生等军队首长使用。周恩来总理自己掏钱买了一块,一直佩戴到逝世。该表现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界因此称此款为“总理表”。

1965年,瑞士欧米茄(OMEGA)De Ville 166.020男表,采用Cal.562自动上弦机芯,不锈钢表壳,有机玻璃表面。【1925年,英国人John Harwood发明了第一只自动上手表。】

1965年,中科院北京109厂,与半导体研究所、156工程处(计算所二部)合作,在国内率先研制成功专用混合单片集成电路,用于研发156计算机。至1970年8月,中科院109厂共完成了8台156计算机所需的混合单块集成电路3万余块,及晶体管芯片4万余个。109厂还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代东方红卫星用航天级集成电路,银河计算机的几乎所有集成电路。为了使整机能承受太空环境考验(-45℃~ +85℃温度范围)和贮存5年的要求,技术人员做了许多试验,于1967年开始提供整机用电路。

1965年3月18日,苏联发射载有别列亚耶夫、阿里克谢·列昂诺夫的上升2号宇宙飞船(Voskhod 2)。飞行中,阿里克谢·列昂诺夫(Aleksey Leonov),进行了世界航天史上第一次太空行走,在离飞船5米处活动了12分钟。列昂诺夫穿的是一套多层特制宇航服,能保持恒温,提供一小时舱外工作的生命保障系统。完成太空行走后,他突然发现因为宇航服发生膨胀,自己已经无法返回飞船了。在多次排放掉宇航服内气体后他才最终进入气闸舱内。长达210秒的危机处置过程,让他承受了巨大压力,每只靴子里积聚了3升汗水。飞船返回过程中,两名宇航员陷入昏迷状态。飞船偏离预定着陆地点3200公里,落在西伯利亚的森林里。经历两天饥寒交迫的等待后,两人步行9公里,找到了临时机场。【2008年9月27日,中国宇航员翟志刚进行第一次太空行走。】

1965年3月23日上午09时24分(美国东部时间),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泰坦火箭发射双子座3号载人飞船,首次搭载了两名宇航员,维吉尔·格里森、约翰·杨。
1967年1月,格里森在测试阿波罗1号飞船时,与另外两名宇航员,被烧死在太空舱内。1972年4月,约翰·杨执行阿波罗16号任务,成为第九个登上月球的人。

1965年,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高度192米的盖特威拱门,采用不锈钢制造。美联社Horace Cort拍摄。

1965年3月26日,台湾省,台北,万新铁路景美站(今罗斯福路与车前路口),铁路正由铁路局工务段督工拆除中。万新铁路建于1921年,从万华到新店,全长10.4公里。1965年停驶后拆除,在台北市成为汀州路,台北县成为北新路。

 1965年3月30日,在越南西贡美国大使馆附近,一枚炸弹爆炸。伤员们躺在街上接受急救。路上的残骸浓烟滚滚,据查,包括至少两名美国人和若干名越南人在这次爆炸中丧生。

1965年3月,越南西宁省。美军直升机编队贴地面飞行,配合地面部队地毯式搜查隐蔽在丛林中的越共军队。

1965年4月,美国总统约翰逊下达进攻多米尼加的命令。数日内,美国出兵35000人,380架飞机和40艘战舰,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镇压人民起义,杀害了多米尼加两千八百名以上的军民,直到1966年才撤军。照片为1965年5月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街头搜查一名多米尼加男子。

1965年4月6日,美国成功发射了世界第一颗半实用、半试验的静止轨道通讯卫星——国际通信卫星1号(INTELSTA-1),正式为北美和欧洲之间提供服务。卫星定位于大西洋上空的静止轨道。通信容量为240路电话或1路电视。以后,陆续发射了2、3、4、5和5A各型卫星,分别定位于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上空。

1965年4月23日,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通讯卫星“闪电-1号”(Молния-1),运行于椭圆轨道。照片为莫斯科航天纪念博物馆(Мемориальный Музей Космонавтики)展出的闪电-1号1比3模型。该星为试验性质,用于莫斯科到海参崴之间的双向电视、电话、电报、传真转播。两地距离超过8000公里。

1965年4月,北京,学生进行刺杀格斗训练。拍摄者Gökin Sipahioglu - Pekín (China)

1965年4月,上海吴泾化工厂试验成功中国第一套年产4万吨尿素生产线,全套设备国产。1974年11月,吴泾化工厂建成国内第一套年产8万吨甲醇装置。
1978年该厂生产总值为10923.7万元。1979年12月,吴泾化工厂建成中国第一套自行研制的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24万吨尿素联合装置。1990年代国家放开成品油价格后,使得以石油为原料的吴泾化工厂,生产成本急剧上升。曾经辉煌的吴泾化工厂陷入经营困境。1997-1999年公司累计亏损2.18亿元。职工只拿每月393元的最低工资。2000年,吴泾化工厂实施债转股改制,由上海华谊集团等四家公司收购股权。

1965年4月16日,上海闵行区,上海重型机器厂,各界群众参观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水压机。万吨水压机的制造成功,大大提高了我国重工业的生产水平。1990年起,上海重型机器厂陷入长期亏损,每年亏损三四千万元,到2001年已经濒临破产倒闭,潜亏5亿多元。职工每月工资只有600多元,为了买菜,连一毛钱都要吵架。厂里拖欠电费287万元,供电局把电闸都拉了。

1965年第四期《人民画报》,江苏省,常州内燃机厂生产的窄轨内燃机车,用于林区和厂区运输。
该厂建于1964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小型内燃机车的中型工厂,也是全国唯一能生产工矿电机车型谱全系列种类的专业工厂。2007年该厂进行改制,被私营的江苏今创集团收购。2013年今创集团产值61.8亿,卷入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受贿案。今创集团总裁戈建鸣,向张曙光贿赂800万元。戈建鸣的父亲俞金坤、今创集团的董事长,是张曙光的常州老乡。1990年代初,张曙光是铁道部车辆局客车处副处长,与俞金坤在一次会议上认识。俞金坤当年创办的武进剑湖五金塑料厂,主要生产铁路客车衣帽挂钩、灯罩和电路开关等产品。两人因为老乡关系,来往密切。2005年,俞金坤把儿子戈建明推荐给张曙光认识。2006年后,因参评院士需要“花费”,张曙光共接受了戈建鸣800万元现金。贿赂的现金全部用旅行箱装满,交给张曙光。2006年铁道部进行客车厨房设备招标采购,今创集团凭着关系,将广东和青岛的公司踢出局。中国高铁大发展时期,今创集团在动车内饰市场占据了45%以上的份额。

1965年,上海展览中心,工业博览会上的国产机床。俄裔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拍摄。

1965年,上海江南造船厂参观时机加工车间。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俄裔犹太人,1909年生于满蒙边界地区),曾多次访问苏联,1964年到1970年之间,他还数次访问了中国,并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两次私人会晤。曾在多伦多《每日星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读卖新闻》、《芝加哥每日新闻》等报纸刊物发表文章。通过对中国各地的考察,马克·盖恩评价说:毛泽东统一了中国,给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观,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

1965年,上海电缆厂的生产车间里,挂着支持多米尼加人民的横幅。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拍摄。

1965年,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在中国拍摄的宣传海报。右侧海报为反动会道门进行反革命复辟,指1961年2月,江西省南昌县新联公社石墓大队大队长陈金林,与宋家塘大队的杨关林、李梦熙等人结拜兄弟。陈金林自封为安乐王、杨关林自封为圣帝。杨关林借菩萨托梦为名,发动同伙到灵山洞搭建佛庙,上写万年香火明照,中华民国五十一年三月重修等字样,进行反革命活动。左图海报指1962年7月,浙江省金华县临江公社,地主陈金秋、余邬金、伪保长朱凤田等人策划捐修庙宇,大搞迷信活动。他们向社员宣传修庙可以避风雨、放东西,又不需要队里花钱。在得到两个大队的部分干部支持后,他们招摇撞骗,说大蛇盘屋柱,庙公显灵了,共骗得捐款两千多元。

1965年,河南省洛阳市的街道,左侧是一家废品经理部。这座古老的城市,已经成为华中地区的工业中心,中国最大的拖拉机厂就落户在这里。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拍摄。

1965年,山西省农村,用骡马拖拽的板车,已经用上了橡胶充气轮胎。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拍摄。

1965年,陕西省西安市街头的小人书摊。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拍摄。

1965年,北京造纸厂的工人参加反美示威游行。高举的海报上写着“约翰逊又在发疯”。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拍摄。
1965年5月1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来源顾保孜著 《中共高层人物命运沉浮,中南海人物春秋》

1965年前后,中南海福禄居前,刘少奇的女儿们。刘少奇结婚六次,留下四男五女。其中长子刘允斌(24年生)、次子刘允若(30年生)、三子刘允真(46年生),四子刘源(52年生)。照片左起,四女刘亭亭(52年生)、长女刘爱琴(27年生)、王光美、二女涛涛(刘涛,44年生)、三女刘平平(王晴,49年生)。前,五女小小(刘潇潇,60年生)。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仅比王光美小6岁,何葆贞所生。1966年文革爆发后,王光美、刘涛、刘源、刘亭亭、刘平平均是风云人物,打着文革旗号肆意迫害人民群众,涉及命案。1967年刘少奇、王光美被打倒后,刘源和刘平平、刘亭亭被赶出了中南海。

1965年5月9日,苏联莫斯科红场,纪念欧洲战争(二战)结束二十周年时,进行盛大的胜利日阅兵游行。照片为苏联最新装备的SS-9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SS-9有四种型号,弹长25-37米,弹径3.05米,采用井下发射,发射重量200吨,最大射程12000公里,采用2000-2500万吨当量的单一弹头,或三颗500万吨当量的集束式弹头。SS-9共生产288枚,至1985年全部退役。

1965年,苏联第一种装备集束式热核弹头的洲际导弹R-36(SS-9)服役。SS-9有4种改进型号,1、2、3型为单弹头,当量2000-2500万吨;4型为集束式弹头,装备3个500万吨当量弹头。

1965年5月13日,黑龙江省阿城县阿什河公社民合大队,在四清运动中,被批斗的“富农”袁凤祥(大队会计)和“坏分子”邓国兴。袁凤祥被指贪污盗窃大量财物。县法院宣布对两人依法判处管制。

1965年5月13日,黑龙江省阿城县阿什河公社民合大队,在四清运动中,富农分子袁凤祥(大队会计)的几间草房,被当作“地主庄园”,组织全县农民和中小学生分批参观,接受阶级教育。袁凤祥被指隐瞒成分钻进生产队当了会计,贪污盗窃,迫害贫下中农。屋梁上挂的牌子写着:红绿彩灯满屋照,五百元的瑞士表;鹿皮夹克八十二,土改藏的缎旗袍;三尺长的玻璃袜,高级皮袄滩羊毛。摄影李振盛。

1965年5月,山西省原平县大牛店公社大牛堡生产大队,《四清案件定案审查结论》,关于大队会计刘尚文所犯错误的卷宗。刘尚文主要错误有贪污盗窃等12项,共计盗窃粮食482斤(全为粗粮)、现款335元、化肥80斤(折价19.2元)、布票69尺、虚报冒领2项计80元。刘尚文本人在卷宗后签名盖章,确认上述事实。由于刘尚文积极认罪悔过、检举揭发别人问题。大牛堡四清委员会和群众讨论决定,免于一切处分,需要退赔赃物折价款。

196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烈火中永生》。剧照许云峰与江姐。
1949年11月14日,江姐在重庆军统渣滓洞监狱,被国民党杀害并毁尸灭迹,牺牲时年仅29岁。

196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年轻的一代》,达式常(左)扮演林育生。主要剧情为:萧继业的小分队在青海高原发现了新的矿藏,领导让他们回上海参与地质报告审批答辩。回上海后发现林育生害怕艰苦并伪造疾病证明。这时萧继业检查出自己腿伤是骨瘤,有截肢的可能,但他仍以诚恳严肃的态度指出林的错误。林育生养父林坚拿出他生母的遗书对他进行教育。不久萧治好了腿,地质报告也被通过,萧继业、夏倩如等一起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965年前后,宁夏吴忠,黄河青铜峡水电站大干期间职工家属也纷纷上场助战。

1965年,上海宝石轴承厂的精加工车间,该厂生产的人造宝石轴承是精密仪表不可缺少的零件。
该厂位于九江路45号,前身是勤艺琢玉社,1952年9月开始生产电表、万用表等表具上的宝石轴承和玛瑙轴承,并改名为勤艺仪器用品工业社。1956年,改称勤艺仪器厂。1958年6月,更名为上海宝石轴承厂。1960年,工厂迁至现址。1966年,改名为上海仪表晶体元件厂,生产刚玉球形轴承、微晶轴承等高端产品。1990年有职工278人,建筑面积4430平米。2000年改制为私营企业,现为上海晶体元件有限公司,位于民和路195号。

1965年,左图为上海船厂,由上海中原电器厂研制的超声波脉冲式晶体管测厚仪,在船厂投入使用。这是工人们用测厚仪检查钢板腐蚀情况,右为测厚仪的主要研制者杨君劲工程师。右图为上海机床厂研制的12米深孔钻床。

1965年,江苏省南通磷肥厂制酸四班被评为先进班,公私合营丽华照相馆洗印。南通磷肥厂建于1962年,位于船闸西路66号。2003年进行改制后,成为私营的南通大伦化工有限公司。原南通磷肥厂工人住房补贴、养老、医疗、股份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2011年2月19日,南通磷肥厂退休工人堵住工厂大门讨要说法。企业改制造成国有资大量流失,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严重激化社会矛盾。

1965年5月,浙江省金华县汤溪公社溪东大队,孩子们拿着木头做的枪支,在河里玩得不亦乐乎。

1965年5月,根据三线建设要求,中央专委批准建设核武器研制基地,代号“九〇二工程”,选址在四川绵阳和广元山区。主要基地在梓潼县长卿镇长卿村八社,长卿山西坡山脚“白家湾”内,1965年开始建设,占地面积581418平方米,建筑167栋,1969年初步建成。从1969年至1993年,这片不起眼的黄色砖瓦房,就是中国最机密的核武器研究中心。1993年九院搬迁至绵阳科学城后,此地荒废十年无人管理,现为旅游景点。

1965年5月14日10时整,中国首次原子弹空爆试验成功,首次空投原子弹的载机为图-16(50671)轰炸机,由第一飞行员李源一、第一领航员于福海、第二飞行员刘景新、第二领航员张公祥、通讯员孙兴富、射击员韩惠安组成的机组驾驶。该机现收藏在中国航空博物馆。

1965年5月15日,《甘肃日报》,我国又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次执行空投原子弹试验任务。

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回到了他在28年前创建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江西井冈山,走在黄洋界上,钱嗣杰摄。4月27日,毛泽东将中南局书记张平化,从广州召至武昌,提出要重回井冈山看看。4月28日,主持军委工作的贺龙、总参谋长罗瑞卿、及杨成武抵达武汉东湖。当晚,三人向毛泽东汇报了备战计划。4月28日起,汇报解放军取消军衔后的服装徽章样式,以及军队减薪问题。4月29日晚,毛泽东一行从武昌到达长沙。5月1日,毛泽东得了严重感冒。此时国内外形势复杂纷呈。胡志明听说毛泽东在长沙,特意来看望。5月21日,专列沿长株铁路,沿途经过株洲、醴陵,让毛泽东回忆起大革命失败时期的教训。毛泽东严肃地告诉张平化,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5月21日下午2点,专列缓缓地在醴陵阳三石火车站,临下车,毛泽东感慨地对张平化说:“你懂得了这些历史,就懂得了北戴河我为什么将‘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不太清楚,上了井冈山后我们再说。”5月21日下午,毛泽东一行抵达茶陵。

5月22日,毛泽东一行抵达永新县,途径三湾改编旧址。22日下午4时抵达井冈山茅坪。傍晚6时半,毛泽东一行抵达井冈山山顶小镇——茨坪。街上已亮起路灯,喇叭里播着十送红军,毛泽东在车上高兴得说:井冈山上有电灯了。5月23日,毛泽东在散步时说:“井冈山时官兵生活一个样,除了作战指挥权以外,不分上下。现在我们官兵待遇区别比较大。”他叫总参做过一个调查,上将的工资是上士的17倍多,1964年后有所下降,仍有10倍以上。他说:苏联上将工资是上士的30多倍,美国是20多倍。我们比苏联、美国好一些,但比战争年代区别大多了。我们高级干部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站岗的。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毛泽东是在严厉批评党内一些脱离群众的问题。毛泽东还说:“鲁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其为路。井冈山的道路是这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这样。不过,走这条路比井冈山时期还要难。搞不好,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苏联不就是这样吗?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已失去人民的拥护,将来帝国主义一打压,搞不好甚至会亡党亡国。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会见当地群众。5月25日上午,张平化要赶回长沙主持一个会议,毛泽东亲自出来送行。他说:“你是没有忘记专列上我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泽东在回忆当年的战争岁月时说:井冈山的斗争是伟大的,这些为革命牺牲的青年人是伟大的。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

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华,第二年转过去。陈赓那时还活着,当校长。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军工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1965年5月,毛泽东重回井冈山时,作词两首,分别是《念奴娇·井冈山》与《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江西省副省长王卓超回忆,那天毛主席反复强调这些,那个年代报纸上也比较注意宣传反修防修的问题。提到苏联时,毛泽东又讲了这么一段: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王卓超回忆说:“五月二十五日那天下午,汪东兴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毛泽东则提出了制度建设的问题。井冈山时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推行,铸造了全军上下的主人翁精神。形成了群众管理,而不是行政管理。连长可以管战士,战士也可管连长。士兵委员会有个经济委员会,专门负责经济管理,杜绝了贪污。在那种特别艰难的情况下,这种优良的革命传统、民主作风,构筑了井冈山艰苦奋斗、官兵一致的精神品质和红色政权的政治基础。

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刘俊秀提出:现在工厂不是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毛泽东说:“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毛泽东继续说,早几年他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

现在干部的特权对我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从小读的是干部子女小学、干部子女中学。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容易入团、入党。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可以看内部电影;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有些现象令人担心。5月29日,毛泽东离开井冈山时,步行一里多路才肯上车,沿途接见群众三千多人,茨坪男女老少倾巢而出。

1965年5月12日,日本东京新桥站西口(港区)。新桥站建于1872年,是日本第一条铁路的始发站。

1965年6月3日15时16分,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双子座4号(Gemini IV)载人飞船,搭乘麦克迪维特上尉(指令长)和爱德华·怀特上尉。当天19时34分,飞船舱门开启,爱德华·怀特执行出舱任务,到20时06分舱门关闭。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太空行走(人类历史上第二次)。

1965年6月3日,美国双子座4号宇宙飞船,埃德·怀特上尉成为美国第一个进行太空行走的宇航员,缆绳长8米。

1965年6月3日,美国双子座4号宇宙飞船,埃德·怀特上尉成为美国第一个进行太空行走的宇航员。由于双子座飞船没有气闸舱,而是直接打开舱门进入太空,另一名航天员麦克迪维特上尉,也暴露在宇宙真空环境中。

1965年6月6日,南越,同帅(Dong Xoai),满脸鲜血的妇女和儿童,在美军空袭轰炸后爬出掩体。

1965年6月,越南南部(南越)同帅市(Dong Xoai),在持续两天的激战之后,几名幸存的越南村民拥抱在一起。美联社Horst Faas。当时爆发同帅战役,越共获胜。南越阵亡416人,美军有33人伤亡或失踪,越共至少有126人阵亡。

1965年6月6日,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特伦顿,2500名三K党分子举行集会,围着一根15米高的十字架绕圈。

1965年6月,西德在慕尼黑国际运输展上,推出了4种E03型电力机车(后编号为BR103.0),在试运行期间时速达到200公里,但是机车功率较小,因此在量产车型中试用了更大功率的电机。1970年5月27日,第一批量产的BR103.1投入使用,可牵引400吨列车达到200公里时速。由此至1987年,BR103几乎是德国唯一的高速列车,后被ICE取代。2003年后全部退役。照片为2001年9月22日E03-001停靠在慕尼黑中央车站9号站台。

1965年,北京吉普212敞篷越野车。该车畅销不衰长达三十年,累计产量超过60万辆。

1965年3月,三机部批准哈尔滨飞机厂研制701型直升机,该机以1962年中印战争中缴获的美国贝尔47G-3轻型直升机为蓝本,配备国产活塞6丙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1.3吨。1968年停止研制,1970年恢复项目,只生产了4架。04架直升机最终交给南京航空学院做了教具。

1965年6月4日,南昌飞机制造厂研制的“强-5”原型机首飞成功。该机是新中国研制的第一款喷气式对地攻击机,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由第三世界国家研制的喷气式攻击机。
从1970年到1979年,强-5基本型生产了515架。

1965年6月,上海沪东造船厂试制的8820匹马力的两冲程低速柴油机(7ESDZ75),装备新中国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该机是中国第一次研制船用重型低速柴油机,于1958年8月开始研制,由一机部、交通部主持,沪东造船厂、上海交通大学等5个单位合作攻关,于1960年9月完成总装。该机曲轴重达44吨,回转半径达1.1米,对材料、加工工艺、试验条件提出了大量挑战。

1965年,湖南省湘阴县,医院派出专家下乡巡诊。6月26日,在同医务人员谈话时,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卫生部的工作,发表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据统计:1964年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县及县以下,下同),其中县以下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57%,农村占43%,其中县以下占27%。全年卫生事业费9.3亿元,其中用于公费医疗2.8亿元,占30%;用于农村2.1亿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占16%。830万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农民的还多。
1965年,为响应“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当时的万山守备部队卫生队,从万山渔业大队民兵营里挑出9女2男培训,组成了民兵营卫生班。1968年,在此基础上成立“十姐妹班”。当时,万山大队共有10条船,“万山十姐妹”刚好每人跟一条船。其实就是海上的“赤脚医生”。

1965年6月19日,澳大利亚悉尼,正在建造中的悉尼歌剧院。
由丹麦建筑师约恩·乌松设计,共耗时14年,斥资1200万澳币,于1973年10月20日正式竣工开幕。 

1965年7月1日,北京地铁一号线开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奠基挥锹铲土。
1971年1月15日,北京地铁一期工程线路开始试运营。

1965年7月14日,美国水手4号火星探测器,用无线电向地球发回第一幅火星地表照片,拍摄位置距离火星表面约10000公里。

1965年7月16日,甘肃省陇西县三品石,西北铝加工厂(国营113厂)建厂誓师大会。该厂是中国西北最大的铝加工基地,大部分人员设备由哈尔滨101厂(东北轻合金厂)迁入。现为中铝集团西北铝加工厂分公司。

1965年7月20日,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从海外归来,在北京首都机场受到热烈欢迎。左起:彭真、贺龙、周恩来、郭德洁、郭沫若、于立群、张洁清。杜修贤拍摄。

1965年第七期《人民画报》,上海感光胶片厂片基车间。
该厂建于1958年,建厂时以生产黑白感光材料为主。1960年试制成功水溶性彩色电影正片。1963年,新建一个片基车间,1964年制出中国第一批三醋酸纤维素酯透明片基。主要产品有胶卷、相纸、电影胶片、医用X光片、特种胶片等。至1990年形成一个总厂二个分厂,2789人规模。建厂三十年来累计上缴利润33.06亿元,税金5亿元,相当于固定资产原值的51.5倍,是上海市100家利税大户之一。1990年代初,上海感光胶片厂投资2亿多元,在漕河泾新建一个涂布车间。项目即将建成投产时,美国柯达公司出资2100万美金,买断上海感光胶片厂的生产权。即不要厂房设备,也不要任何人员,只要求该厂停产彩色胶片,也不能与其他国家合资。在上级部门通知下,上海感光胶片厂收了这2100万美金,就此走向破产。2000多名职工全部下岗失业,失业者按每一年工龄补贴1300元,与企业买断。260多亩土地使用权卖给一个房地产开发商。该厂现改制为上海申贝感光材料厂,生产黑白胶片。

1965年7月,上海电子光学技术研究所、长春光机所等单位,联合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DXA3-8型20万倍大型电子显微镜,加速电压为100千伏,点分辨率达到7埃(0.7纳米,或0.0000007毫米)。中科院北京科学仪器厂研制的DX-2型25万倍电子显微镜,分辨率达到4-5埃,生产了8台。当时世界上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可以制造这种一级大型电子显微镜。1970年上海电子光学技术研究所研制的DXB1-12型40万倍透射电镜,点分辨本领达0.5纳米。1977年该所研制的多功能DXB2-12型80万倍透射电镜,分辨率达到0.2纳米。至1997年,DXA3-8型电子显微镜共生产了70台,出口欧洲和非洲。1990年代以后,中国大量进口外国电子显微镜,本国电镜研发投入资金严重不足,导致中国电子显微镜与国外差距越拉越大。进口一台高档电子显微镜的价格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

1965年7月18日,日本东海道新干线新大阪站,一名青年旅客下车后与O系列车合影留念。47年后,他在网站上贴出了这张照片。

1965年8月,毛泽东与来华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的日本共产党书记处书记砂间一良(左二)交谈。
1966年9月起,日本共产党的一些基层组织受到中国“文革”的影响,在山口、佐贺、爱知、福冈、兵库等县建立了日共县委“革命左派”,对日共中央“造反”。日共中央认为,这是中共插手其内部事务,造成了日共的分裂,于是在1967年8月召回其驻中国代表砂间一良,和日共中央《赤旗报》驻北京记者绀野纯一,两党关系彻底断绝。此后日共即被中共称为“日修”或“宫本修正主义集团”。

1965年8月,四川绵阳,国营长虹机器厂第12车间技术组合影。

1965年,美国NASA的X-15超音速试验飞机,和美国空军试飞员Pete Knight。他共驾驶X-15飞行了16次,最高速度6.7马赫(时速7274公里),最高高度85496米,是X-15中的速度纪录保持者。X-15是美国第一个载人亚轨道飞行器。

1965年,美国加州伯班克,洛克希德公司臭鼬工厂,正在组装的SR-71高空高速侦察机。照片来源,美国中央情报局。

1965年7月26日,美国芝加哥市中心,马丁·路德·金率领一万余名抗议者举行游行,抗议学校的种族隔离政策。

1965年8月11至17日,美国洛杉矶附近的瓦特,发生严重暴乱。瓦特是一个黑人聚居的低收入社区,约有35万人,除了高失业率,贫穷和种族歧视,黑人居民也不时遭受警察的暴行对待。这些怨恨和不满的情绪,转向暴力。8月11日,加州公路巡警逮住一名醉酒司机,一小撮人围观,其后投掷石块,随即骚乱发生。沦为暴力事件六天,全市损失4000万美元,死亡34人。动乱成为历史上最严重的事件之一。

1965年8月,美国洛杉矶瓦特骚乱,加州政府出动4000余名国民警卫队和警察进行镇压。在六天里,共有34人死亡,1032受伤,3438人被捕。近1000幢建筑遭到破坏或焚毁。

1965年8月3日,越南岘港,美国海军陆战队两栖登陆行动中,对岘港空军基地附近15英里范围的民宅进行扫荡。一名老人被美军士兵押走。

1965年8月5日至8月6日,解放军南海舰队与台湾国民党海军,在福建东山岛海域,爆发“八六海战”。照片为被解放军击沉的国民党“剑门”舰。
1964年12月22日,美军将剑门号扫雷舰移交给台湾国民党,编号45(该照片拍摄于移交时),满载排水量1250吨。1965年8月5日,剑门号从高雄左营港出发,企图将国民党特务送入福建东山岛时,被解放军鱼雷艇发射三枚鱼雷击沉。同时被击沉的还有PC-118章江号。解放军俘虏了剑门号舰长王韫山及中校参谋黄致君等33人。我海军牺牲4人,伤28人。此次海战,国民党海军损失两艘军舰,上百名官兵,得以撤回台湾的仅仅只有五名。蒋介石极为震怒,在8月30日下令撤掉海军总司令刘广凯。

1965年台海海战功勋卓著的解放军025级鱼雷艇。
1959年,苏联根据第二次海军技术援助协定,向中国提供了铝质水翼鱼雷快艇的技术资料和施工图纸。1962年上海沪东造船厂开始仿制,但因缺乏大功率柴油机,只得修改设计先制滑行艇,后造水翼艇。1963年制成滑行艇,1964年制成水翼艇,1966年又造出收放式水翼艇,代号025型。艇长21.8米,宽6.3米,满载排水量46吨,三台M50F柴油机,总功率3300马力,最大航速55节,最大航程900公里,两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
1965年8月9日,马来西亚国会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同意将新加坡驱逐出联邦。新加坡共和国正式成立,李光耀为总理,尤索夫·伊萨为总统。照片为新加坡河。新加坡独立后,由于担心马来西亚的军事威胁,于1965年9月21日加入联合国。同年10月,新加坡加入英联邦。当时新加坡有188万人,人均GDP512美元,失业率达14%。为英国军事基地服务的第三产业,占到新加坡经济的半壁江山。1967年英国军队从新加坡撤离后,李光耀转而投靠美国。美国对新投资,成为新加坡发展出口加工业的重要靠山。

1965年8月,日本索尼发布了世界第一台家用录影机CV-2000。
由于盘式录影带使用不便,索尼在1969年10月推出了卡式录影带,并于1970年制定了工业标准。家用录影机面世之初,售价高达1000-2000美元,远非普通家庭能够消费。1972年,美国公司推出了一款1600美元的录影机,销售极为惨淡。直至1980年代,卡式录影机和录影带价格大幅下降,才得以进入民用消费市场。1984年,中国出现第一家录像厅。从此城乡出现大批录像厅,很多人沉迷于录像厅里播放的港台武侠片和好莱坞盗版枪战片。

1965年8月27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科幻冒险电视剧《迷失太空》首映。该剧从1965年9月15日播放至1968年9月11日。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使美国影视届制作了大量太空题材的作品。

1965年8月下旬,美国宇航员从双子座5号载人宇宙飞船上,拍摄美国加州帝王谷、索尔顿湖。太空军事侦察使得地面活动无所遁形,由此引发了美苏反卫星项目及地面欺骗技术的发展。

1965年8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宣布启动空军载人侦察空间站(MOL)项目。1966年11月3日,一枚“大力神IIIC-9”在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失败,所装的载荷就是MOL项目的首个无人试验飞船。虽然MOL很快被放弃。但苏联感受到压力,开始研制自己的载人空间站。

1965年,美国生产的ADM战术核地雷,代号“山脉”。每个ADM大约重180公斤,按战术目的的不同,可以做到1到15千吨级的核爆炸威力。在1965年到1986年生产,但数目不详,10分钟便能安放一枚。

1965年8月,北京中南海,刘少奇主席在家中听取儿子刘源(14岁)汇报。刘源当时在北京第四中学读初一,趁着暑假期间,前往北京郊区的北京卫戍区骑兵连学骑马。1966年6月,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几个高干子弟,从父辈那里听到中央有意废除高考的消息,于是炮制了《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革命师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高三(五)班将信交给读初二的刘源,说是要造反,要造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反。刘源将信放到了刘少奇主席的案头。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此信。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标志着从1952年以来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取消。1966年至1976年,全国统一高考暂停了十年之久。

1966年7月,刘源在北京卫戍区警卫3师9团某连军训。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源被部队退回。其后刘源在北京四中,加入臭名昭著的高干红卫兵组织——西城区纠察队(西纠)。1967年1月,联动西纠等高干红卫兵,组织五六百名暴徒,第六次冲击公安部大楼,要求公安部释放被抓捕的联动分子。1967年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说:“ 联动是反动组织,头头是反革命”。刘源等高干子弟被抓捕。1968年冬,刘源从监狱里出来,即被中央办公厅派人押送到山西省雁北地区山阴县白坊大队,下乡改造七年。1975年回到北京起重机厂当铆工。1977年恢复高考,刘源成为第一批被录取的大学生。1988年成为河南省副省长。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图为大会召开时的情形。摄影蓝志贵。

1965年9月4日,南越,一名南越政府军军官,用力抓住越共游击队员的胳膊,脸上一副咬牙切齿的表情。在这场美国、苏联发动的代理人战争中,越南南北双方的同胞兄弟大打出手,到了不死不休的程度。这一场景也发生在朝鲜三八线、台湾海峡,以及柏林墙两侧。

1965年,美国加州奥克兰陆军基地的士兵,登船参加越南战争前,喝下送别的最后一杯咖啡。

1965年9月5日,南越归仁港,美军第一骑兵师约20000人全部抵达,随即进入安溪简易机场,建立作战基地。从10月23日至11月28日,第1骑兵师以基地为依托,在波来梅地区进行了持续37天的直升机机降作战。前后使用了6个步兵营和1个炮兵营,出动直升机6000余架次,飞行2.7万小时,空运物资1.3万吨以上。这是世界第一次大规模的直升机机降作战。

1965年9月25日,越南南部(南越)宾葛县丛林地区,美军173空降旅2营的伞兵,把最新装备的AR-15自动步枪举过河面,冒雨涉河搜寻越共据点。

1965年9月,越南,美国空军出动四架C-123运输机,向丛林里喷洒橙剂。大规模的喷洒行动一直持续至1971年。

1965年9月20日上午10时47分,美国空军479联队一架F-104C型(56-883号)战斗机入侵中国海南岛西岸,并继续向广东徐闻方向深入飞行,企图横穿琼州海峡。10时58分,海军航空兵4师10团高翔、黄凤生奉命驾驶两架歼-6,打开加力进行高速拦截。11时33分,高翔率先从距离敌机291米处开炮,一直打到29米!3门航炮的炮火将F-104C打得凌空爆炸。

1965年9月30日,印尼军队发生哗变,杀害陆军司令在内的6名军方首脑,强迫苏加诺总统解散国会。时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迅速接管军权,宣称这是一次“共产主义政变”。印尼共产党支持九三O运动,导致军方决心摧毁印尼共产党。印尼陆军在苏哈托的领导下,随即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大清洗。总统苏加诺的权力被架空。美国人在印尼930军事政变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1965年10月1日,毛泽东与西哈努克亲王在天安门城楼上。钱嗣杰摄。西哈努克如是评价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我们两人之间,既不需要做作的同情,也没有相互反感之处,直到毛去世,连接我们的一直是一种自然流露的相互尊重和友谊”。

1965年10月,参加国庆游行的天津大学方队。

1965年10月6日,上海《文汇报》,广西地区上空我击落美机一架。1965年10月5日,空9师25大队副中队长张运宝,在广西凭祥、宁明地区上空击落美国RA-3D侦察机1架。 中国是二战后击落美军飞机最多的国家,在国土防空中,共击落33架美军飞机,包括P4M-1Q电子侦察机、F-104战斗机、F-4鬼怪战斗机、F-105战斗轰炸机、A-3B重型攻击机、A-6A攻击机、A-1H舰载攻击机等机型。

1965年10月10日,台湾省台北市,双十节游行,驻台美军Les Duffin拍摄。国民党败逃台湾后,蒋介石进一步强化“尊孙中山为国父”的中华民国史观,浑然不顾孙中山建立中国国民党,推翻中华民国政权的历史事实。

1965年10月,韩国釜山港第三码头,韩国陆军首都机械化步兵师与海军陆战队第2旅,登船开赴越南战场。1964年至1973年,韩国累计出兵32万人赴越南。韩国通过越南战争,从美国获得10.22亿美元经济利益(约834吨黄金,现值352.6亿美元)。80余家韩国企业跟着韩国军一起进入越南,其中现代建设、韩进商事、大宇和三星等企业,都在越南发了战争财,奠定了日后发展为财阀的基础。韩国军队在越南制造了大量屠杀平民事件。

1965年10月28日,韩国的一家钢笔试制工厂,规模极小。

1965年第十期《人民画报》,上海电机厂生产的五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投入运行。上海电机厂成立于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曾经视察过该厂。1998年改制成为上海电机厂有限公司。

1965年根据三线建设要求,辽宁沈阳中捷友谊机床厂(沈阳第二机床厂)立钻车间,整体搬迁至宁夏中卫县,建设宁夏大河机床厂。1991年宁夏大河机床厂搬迁至银川,2003年进行国企改制,一分为三。

1965年10月,山西大寨村,“铁姑娘”郭凤莲(左二,18岁)陪同外宾参观大寨,摄影顾棣。1973年至1980年,郭凤莲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1980年9月,郭凤莲收到昔阳县委组织部通知,即日起你调离大寨村,工资定为行政24级,工龄从今天算起。
1982年底,昔阳县委书记挂帅的工作组进驻大寨,强硬推行包产到户。留足每人半亩口粮田和二分半自留地后,其余土地按劳力承包。大寨村实施包产到户后,集体经济迅速被各级干部瓜分一空。到1990年,大寨村集体经济出现“破产潮”,除了吃资源的煤矿,其余产业一片萧条。让郭凤莲重回虎头山的呼声越来越高。1991年,44岁的郭凤莲被强行拉回了大寨村委班子。她原本是不愿意回来的。让村会计一划拉,郭凤莲才发现,大寨村已成“空壳”,每年全靠煤矿的一点上交款勉强过日子。村里的街上坐着满满的人,都是闲坐、闲说,更是没钱花。1992年,大寨村进行二次创业,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成立,郭凤莲出任总经理,建的化工厂、地板砖、家庭草编等项目都遭失败,羊毛衫厂获得成功。1994年,大寨上马了煤炭铁路发运站和投资2100万的中外合资“大寨中策水泥”,成为村里的创收大户。旅游业成为村里的另一大收入来源。

1965年,陕西省西安市龙首村,繁忙的水果市场。王凌拍摄。

1965年10月20日,京剧《谢瑶环》的主编田汉,带着秘书黎之彦,下放到北京顺义县牛栏山劳动改造。(杜近芳饰谢瑶环,陈真治饰来俊臣。)田汉,湖南长沙县人,1898年生于破落地主家庭。1916年田汉得到舅父资助,赴日本留学,与李大钊相识。1928年在上海组织南国社,颇具影响力。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为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词。1949年建国后进入文化部任职。1961年田汉根据碗碗腔《女巡按》改写成京剧《谢瑶环》。1964年1月3日,刘少奇主席召集中宣部和文艺界30余人举行座谈会。他提出田汉编剧的京剧《谢瑶环》的问题。说:“我在昆明看了那个戏,恐怕也是影射反对我们的。吴三思的儿子瞎胡闹,替武则天修别墅,也是影射的。”。身为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刘少奇,开了用中央首长点名的方式,把两名著名的党员作家(孟超和田汉)打成“反革命”的先河。除了田汉和孟超,刘少奇还点了画家陈半丁的名。1968年12月,田汉因肾病、尿毒症、糖尿病、心脏病并发,死于北京301医院监护病房,时年70岁。

1965年10月,苏联政府批准了由切诺梅提出的代号“钻石”的军用侦察载人空间站项目。一开始“钻石”项目由于登月工程而被放到了次要位置。随着N1的惨败,苏联领导层将目光重新投向近地轨道,军事价值重要的载人空间站项目获得重视。1973年至1977年,苏联以民用的礼炮号空间站为掩护,共发射了三个钻石军用空间站,在轨飞行15-50天。事实证明:载人侦察空间站,与自动照相侦察卫星相比,并不具有明显优势。

1965年10月23日,美国加州瓦列霍,马雷岛海军造船厂(MINSY),玛利亚诺·G·瓦列霍号(Mariano G. Vallejo,SSBN-658)弹道导弹核潜艇举行下水仪式。该艇为富兰克林级,长130米,水下排水量8382吨,安装16枚潜射北极星洲际弹道导弹(每枚有3个20万吨当量的W58核弹头),1966年12月服役,1995年退役。

1965年11月5日,越南,美军出动B-52轰炸机,投下一摞750磅炸弹。美联社

1965年11月9日,美国纽约长岛发生大规模停电。这次停电事故长达13个小时,美国东北部的纽约、新泽西、佛蒙特等7个州及加拿大安大略,2200万人受到影响。大规模停电显示了人类能源体系的脆弱性。

1965年11月,美国纽约曼哈顿,东42街向西看街景。
这条街上排列着纽约一些最重要的建筑,从东到西依次是联合国总部、克莱斯勒大厦、大中央车站、时报广场和纽新航港局客运总站。

 1965年11月27日,一名越南运尸工将脸捂得紧紧的。在他身后的小路上躺满了美军和南越军队的尸体。他们都是在西贡东北部地区45公里外,米其林橡胶种植园附近,被越共游击队伏击而亡的。在这次战斗中,游击队员打死了至少100名美军或南越军人。

1965年11月,越南Cape Batangan,美军与越共军队激战,吓坏了的妇女,抱着浑身是血的孩子逃命。Paul Schutzer拍摄。 

1965年11月,印度尼西亚,持枪军警大肆抓捕印尼共产党成员及嫌疑者。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后来的调查报告,截至1966年4月,大约有25万到50万人被杀。据印尼官方在1975年公布的数据,被杀人数在45到50万左右。这场屠杀将苏哈托带到了印尼权力的巅峰。亲美反共政策使得苏哈托军事独裁政权,得到美国和西方的认可。

1965年11月,驻越美军就将台湾正式列为渡假地。据统计,美军50万越战官兵中,有超过21万人曾到过台湾,数年间的直接消费金额高达5280万美元。因为台湾服务业价格便宜、服务良好,一时之间台湾成为美军挥霍享乐、流连忘返的逍遥地,也在台湾留下了数以千计的混血儿。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解放日报》编委姚文元撰写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59年4月,鉴于大跃进期间各级干部虚报浮夸的现象,毛泽东提出要向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学习。1960年11月,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编写了《海瑞罢官》剧本。1961年初,京剧《海瑞罢官》公演。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急于使全党摆脱大跃进的责任问题,急不可耐地逼迫毛泽东主动责任,毛刘矛盾显现迹象。但此时刘邓势力坐大,已经羽翼丰满,北京市委、中宣部、国家计委等等单位形成了一座座山头。毛泽东势单力孤,受到孤立。1963年底,江青开始领导京剧与芭蕾舞剧的革命。至1964年10月,江青在北京找到文艺评论员李希凡等人,企图组织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没人敢写。1965年1月刘少奇连任国家主席后,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从政治上拿下刘。以北京市委为突破口,卸掉刘少奇的左膀右臂。

1965年初,江青前往上海,找到副总理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帮忙。柯庆施将任务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由张春桥推荐了姚文元,秘密组织写稿。但1965年4月9日,柯庆施在四川成都突然去世(1966年文革爆发后,有人揭发是贺龙和李井泉,谋害柯庆施,弄得举国哗然)。自1965年8月底,定下批判《海瑞罢官》的初稿,到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其间十易其稿。但这篇文艺批判性质的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报纸陆续转载,表明政治态度,只有北京各报纸在18天内未刊登。《北京日报》社长范瑾,曾两度打电话给上海《文汇报》的熟人,探问此文的背景。她还曾两度打电话给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请示是否在《北京日报》上转载此文。彭真表示:《北京日报》不必转载。直至11月29日,彭真在压力下指示《北京日报》转载此文。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但都分别加上了彭真和周恩来定稿的按语。

1965年11月10日,文章发表的当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任命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杨尚昆的中办主任职务11月11日,毛泽东乘火车秘密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和杭州。12月8日至13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等人指责罗瑞卿(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篡军反党”。毛泽东问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假如北京发生政变,你怎么办?”。12月8日,《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批判翦伯赞、吴晗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直到12月21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全国吵得沸沸扬扬,吸引了全部的眼球,毛泽东这才投下重磅炸弹。12月21日,毛泽东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959年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这是党的决议。《海瑞罢官》对此影射,就是反党。

从姚文发表,直到1966年《五一六通知》,打了7个月笔墨官司。彭真和陆定一不甘坐以待毙,不断抵抗,不断失败。再抵抗,再失败。但是他们越抵抗,也就越暴露其与吴晗沆瀣一气的“反党”面目。1966年5月16日,刘少奇主持会议,中共中央发布通知,点名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由此吹响了“文革”号角。(彭真是1964年中央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1965年底至1966年上半年,毛泽东一直在上海、杭州、武汉等地,直到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历时长达九个月。】

1965年11月,刘少奇身患肺病后休养期间,与王光美在北京颐和园游湖。1967年刘少奇被打倒后,1968年肺炎复发,专家医疗组对其进行精心救治,24小时护理。
1969年11月12日晨6时,刘少奇因肺炎、高血压、糖尿病等长期疾病,病死于河南开封,时年71岁。

1965年12月,湖北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在湖北江陵马山5号楚墓,出土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剑。虽深埋地下2300多年,仍锋利无比,因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而千年不锈。剑通高55.7厘米,宽4.6厘米,柄长8.4厘米,重875克,极其锋利。刻有“钺王鸠浅,自乍用鐱”八字。

1965年,山西省长治市分水岭古墓群,出土的战国时期错金夔纹豆,高19.2厘米,口径17厘米,盖顶有喇叭形捉手,通体错金夔龙纹、莲瓣纹、垂叶纹、斜角云纹等。错金纹饰细腻,工艺精湛。山西博物院藏。

1965年12月,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市,反对越战的示威人群。

1965年12月初,用鱼眼镜头拍摄的双子座7号载人宇宙飞船内景。下面是两个宇航员座椅,正面是控制面板,顶部两个独立的舱门已经打开。

1965年12月4日,美国NASA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用大力神Ⅱ火箭,发射双子座7号宇宙飞船,搭乘宇航员博尔曼和洛弗尔。该飞船重3289公斤,发射6分钟后入轨。12月7日发射双子座6A号飞船,搭乘希拉与斯塔福德。12月15日,在宇航员操纵下,双子座7号飞船与双子座6A号飞船,实现手控交会对接。这是美国登月计划前的重要步骤。1969年1月16日,苏联联盟-4和联盟-5号载人飞船,首次成功进行了载人空间交会对接。【2012年6月18日14时07分,中国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实现载人交会对接,三名宇航员是景海鹏、刘旺、刘洋。】

1965年12月15日,太平洋上空近地轨道,双子座6A载人宇宙飞船,正在靠近双子座7号,首次进行载人交汇对接。

1965年12月16日,越南战争期间,在一个最初由五名工人、三台缝纫机发展起来的军装厂中,女工们在利用缝纫机加紧生产。新华社记者郭纪摄。



1965年中国经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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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口:72538万人,其中男37128万人,女35410万人,农业人口59493万人,非农人口13045万人,人口出生率37.88‰,死亡率9.50‰,人口自然增长率28.38‰
GDP(国内生产总值):1716.1亿元,其中第一产业651.1亿元,第二产业602.2亿元,第三产业462.8亿元,人均GDP236.6元(折合96.1美元,约85.4克黄金,现值20346元人民币)【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41908元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下降1.2%
全国职工工资总额:282.3亿元,其中国有单位235.3亿元,集体单位47.0亿元。
城乡储蓄存款余额:65.2亿元,其中定期存款43.4亿元,活期存款21.8亿元。
财政收入:473.32 亿元,其中各项税收204.30亿元,企业收入264.27亿元,其他收入4.75亿元。
各项税收:204.30亿元,其中工商税收165.49亿元,关税5.70 亿元,农业各税25.78亿元,盐税7.33亿元。
财政支出:459.97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支出158.49亿元,增拨企业流动资金27.55亿元,教育支出35.90亿元,农业支出54.98亿元,抚恤和社会福利支出10.94亿元,科学研究支出27.17亿元。
黄金储备500万盎司(155.5吨),外汇储备2.81亿美元。
进出口贸易总额118.4亿元,其中出口63.1亿元,进口55.3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基本建设投资179.61亿元,更新改造投资37.29亿元。
工业总产值1402.0亿元,其中轻工业51.6%,重工业48.4%。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833亿元。
粮食产量19453吨,棉花产量209.8万吨,油料产量362.5万吨,猪年底16693万头,羊年底13903万只。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70.3亿元,其中国有单位355.5亿元,集体单位289.3亿元,个体12.5 亿元,其他13.0亿元。
运输:铁路3.64万公里,公路51.45万公里,客运量96334万人,货运量121083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


这就是五十年前的历史。




 

工业革命——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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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
——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二十一)


1966年1月1日,南越,西贡以西20英里的Bao Trai正在激烈交火。一群村民躲在河岸边,被妈妈抱在怀里的儿童,惊恐地看着一名手持M79榴弹发射器的美军伞兵。美联社Horst Faas拍摄。至1971年,美国春田等五家兵工厂,生产了超过35万支M79榴弹发射器。韩国大宇公司和南非Milcor公司获得授权仿制。越南战争长达20年,美国投入的军费超过1680亿美元(约合14.9万吨黄金,现值63120亿美元)。这是个极其惊人的数字:相当于美国二战军费的一半,相当于1966年中国GDP(761亿美元)的两倍多,相当于2010年中国全年GDP。

冷战时期,美国军费开支长期占GDP总额的10%左右。1964年美国军费开支525.85亿美元,1970年达到801亿美元。越南战争刺激了美国工业生产,使以军事工业综合体为牵引的美国工商业体系,得以维持运行。美国军工产业吸纳了超过300万就业人口。国防工业雇佣了全国59%的航空工程师,22%的电气工程师、20%的普通工程师。全国三分之一的企业与军事工业相关。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跟在美国后面发了战争财。而美国政府透支国力,背负巨额财政赤字,国际收支恶化,国债规模迅速膨胀。1969年美国再次陷入经济危机,被迫转向战略收缩。苏联趁机进入战略扩张阶段。1970年代石油价格暴涨,使得苏联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与出口国,获得上千亿美元外汇收入。过于依赖石油出口,给苏联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间接导致苏联解体。

到1980年代,美国依托军工产业积累的巨大技术资源,向民用产业进行产业转移,形成显著的技术竞争优势。如波音、IBM、德州仪器、摩托罗拉、通用电气、通用动力、杜邦、陶氏化学、美国铝业、埃克森石油、固特异等企业,成为难以撼动的产业巨无霸。到1990年代,随着苹果、微软、英特尔、雅虎等新兴企业的崛起,美国进入新产业变革时代。同时期,中国由于全面摧毁肢解军工产业、压缩军费开支,转而发展低端出口加工业,使得全国重工业体系陷入破产衰败状态。全国下岗失业人口超过4000万人,数十万家国有企业破产倒闭。

1966年1月,南越,西贡东北部,美国陆军出动UH-1直升机,进行机降作战。美联社Henri Huet拍摄。蝗虫般漫天飞舞的UH-1,成了越战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从1956年至1976年,美国共制造了超过1.6万架UH-1直升机,耗资上百亿美元。光是在越南战场就投入了超过7000架,损失2500余架,阵亡飞行员2200余人。在产量上只有苏联的米-8中型直升机能够匹敌(生产了1.2万架)。1980年代后,UH-1逐渐被UH-60黑鹰直升机取代。2012年中国直升机年产量,飙升至近200架。由此可见冷战时期,美苏高强度军备竞赛的疯狂规模。

1966年1月8日凌晨,福州军区守备7师F131号登陆艇,战士吴文献,伙同吴珍加及吴春富两人,枪杀艇长甘久郎和其他6名战士,将登陆艇驶至马祖岛投敌。当晚,解放军通过情报系统获悉,台湾军方将以专机将他们接返台湾本岛。1月9日下午3点半,台湾军方派出的HU-216(SA-6)信天翁式水陆两用机,搭载吴文献等人从马祖起飞(如图)。三分钟后,福州军区通过预警雷达发现该机,空军第24师出动两架歼五、两架歼六,将该机击落,机上17人全部丧命。歼五飞行员李纯光、胡英法记一等功。台湾国民党中央社将其斥为“谋杀反共义士”。

1966年1月14日,苏联运载火箭之父科罗廖夫,因癌症手术失败,死在手术台上,年仅59岁。这位天才设计师杰出的项目管理能力,保证苏联赢得了美苏太空竞赛的头一个阶段。他的猝死,对于被内耗和官僚主义困扰的苏联登月工程来说,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照片为拜科努尔航天城内的科罗廖夫纪念碑。

1966年1月15日上午10时22分,
西班牙沿海的比利亚里科斯村和帕洛玛雷斯村上空,美国战略空军的一架B-52G轰炸机,和一架KC-135空中加油机,进行加油训练时,在万米高空相撞爆炸解体。要命的是,B-52轰炸机上带着四颗B28RI(MK28)氢弹,爆炸当量145万吨。美军紧急出动进行搜索,在陆地找到三枚摔坏的氢弹,第四颗掉到了海里。美军动用了3000多人,耗资2000万英镑,在海底搜索3个月,最终在4月7日8时45分,将第四颗氢弹从864米深的海底,捞上了海燕号(ASR-14)潜艇救援舰的甲板。MK-28是美国最长寿的核弹头,威力7-145万吨,从1958年服役至1991年退役,服役期长达33年,总共生产了4500枚(起码耗资百亿美元)。中国在1967年空投爆炸的第一颗氢弹,即达到了MK28的水平,一步抹平了与美国核武器二十年的差距,堪称奇迹。1979年9月13日,中国的一枚空投氢弹因降落伞失效,在新疆罗布泊直接坠地破裂,造成放射性污染。工程兵将氢弹用混凝土就地掩埋。邓稼先博士在查看事故现场时受到大剂量辐射,1986年因直肠癌去世,年仅62岁。

1966年1月17日,沈阳飞机厂,试飞员葛文墉驾驶02架歼七原型机,首飞成功后跨出机舱。歼七根据苏联提供的米格-21F战斗机技术资料进行仿制,是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单发单座两倍音速喷气式战斗机。葛文墉试飞时所穿飞行装具,是1963年台湾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徐廷泽驾机起义时,带回的F-86战机所用的美制P-4A防护头盔及抗荷服。歼七服役时列装的是根据苏联ГШ-4МС头盔仿制的TK-1型头盔,和DC-2型高空代偿服。

1966年1月31日,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在白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恢复对越南(北越)的轰炸。该照片拍摄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纽约工作室的监视屏幕。美联社Marty Lederhandler拍摄。
据美国国防部数据,1965年2月至 1968年11月,美国空军对越南北方的空袭,已达到10.77万次,投掷炸弹258万吨,北越平均每平方公里落弹16.2吨,投弹密度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炸弹估值超过300亿美元)。“饱和轰炸”及“焦土政策”在越南留下超过2600万个炸弹弹坑,导致上百万平民死亡,战争难民超过1430万人,30万孩子沦为孤儿,8.3万人截肢,4万人失明或失聪。1965年6月到1970年7月,越南战争最激烈阶段,中国共派出了32万支援部队,在越南北方执行防空、通讯、工程等任务。高炮部队共有63个团,总计15万余人赴越南执行防空任务。共作战2153次,击落美机1707架,击伤1608架。1965年至1978年,中国共向越南援助超过200亿美元的物资。其中无偿援款占93.3%,无息贷款占6.7%。

1966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南部市中心佛克恩大街(Folkungagatan)。
瑞典是北欧第一大国家,从1860年代起发展工业制造业。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均为中立国而逃过了战火侵袭。一战期间对钢铁、滚珠轴承、木材等战争物资的出口,使瑞典获利颇丰。1876年创立的爱立信(ERICSSON),1883年成立的斯德哥尔摩电气公司(ABB前身),1908年成立的SKF瑞典轴承公司,1927年成立的沃尔沃汽车公司,成为瑞典工业的支柱。最著名的当属以炸药起家的诺贝尔家族。二战期间,瑞典继续以中立国身份从中获利,同时向美国和纳粹德国出口轴承、优质铁矿砂等战略物资。瑞典的军事工业也在二战期间得到迅猛发展。1951年瑞典Saab飞机公司开始研制Saab-35多用途超音速战斗机。1967年首飞的Saab-37战斗机,是世界第一种鸭式气动布局战斗机。与美国、苏联同时期生产的飞机性能相当。瑞典尖端工业的发展,建立在政府对职业教育和工业技术研发的高额投入之上。1960-1980年代,瑞典的失业率长期保持在2%以下,让被失业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西方国家颇为羡慕。

1966年,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1948年铁托与斯大林决裂后,开始脱离苏联计划经济模式
1950年南斯拉夫因灾粮食产量减半,出现严重饥荒。铁托访问美国,接受美国经济援助。1951年铁托集团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道路。到1963年,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达到11.5万余家。给私营业主提供高利贷者,被称为私人银行家。各企业相互竞争,盲目扩大投资,出现了经济比例失调和通货膨胀等问题。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泛滥,农村的贫富两极分化极为迅速。失地农民沦为廉价劳工,使得南斯拉夫国内社会矛盾加剧。1989年东欧剧变后,同时发生世界经济危机。西方国家趁机利用“经济援助”换取南斯拉夫“同意实行多党制”。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全国各地就出现了1000多个政党。新成立的政党在4个加盟共和国取代共产党上台执政。1991年6月,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相继宣布独立。其后波黑和马其顿宣布独立。仅一个波黑就一分为三,从此穆斯林族、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间,爆发了一场3年多的波黑战争。这是二战结束后,欧洲大陆伤亡最惨重的一场战争。波黑战争直接损失1000多亿美元,难民100多万,10多万人死亡,40%的桥梁被破坏,公路完全被毁,经济倒退20多年

1966年,上海打浦路越江公路隧道工程,采用直径10.2米超大型网格挤压盾构掘进机施工。该机由上海隧道工程设计院(1958年成立)设计,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 辅以气压稳定开挖面,在黄浦江底掘进1322米。同年,北京地铁一号线开始研制直径7.1米的压缩混凝土盾构掘进机,1968年进行试验挖掘。1980年上海地铁一号线试验段挖掘试工,采用国产6.41米刀盘式盾构掘进机。到1990年代中国沿海城市地铁项目开始上马时,各单位花费巨资进口日本、德国、美国生产的盾构掘进机,动辄数亿元。1990年代中国重工业企业正处在破产浪潮中,无力投资研发盾构掘进机。2006年后,随着各省市地铁项目遍地开花,中国出现了大大小小20-30家盾构机生产厂,但核心零部件全部靠进口。年产值上千亿元的盾构产业,其中60%属于外国进口零部件。盾构机的三大关键部件:主轴承、液压件和电气控制组件依赖进口,长期无法实现国产化。

1966年初,贵州省六盘水地区,水城钢铁厂动工兴建,1970年建成投产。该项目是三线建设中,贵州省最大的冶金企业,年产120万吨生铁、60万吨钢、55万吨线材。六盘水是完全因三线建设而诞生的年轻城市
1964年中央在规划三线建设时,决定在贵州西部煤炭资源丰富的安顺六枝县、盘县、毕节水城县境内,建设重点煤炭基地。1965年成立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1966年4月成立六盘水地区工业建设总指挥部。10万建设者、50多万吨物资运往六盘水,在这片原始地带创业。建设项目包括六盘水矿区、水城发电厂、水城水泥厂,盘县发电厂、六盘水煤矿机械厂等上百个项目。水城矿物局机厂职工庄均福回忆,1965年他从安徽淮北到贵州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荒山野岭,没有电,不通公路连简单的民用建筑都没有。住的是油毛毡房,喝的是山泉水,吃野菜、吃包谷,生活十分艰苦。刘凤林回忆,当时职工们由于长时间洗不上澡,理不了发,许多人身上都生了虱子。工人甚至赤着脚劳动,磨出血泡也没有叫苦的,心甘情愿为国家做贡献。

到1978年,经过十几年艰苦创业,六盘水煤炭产量达到730万吨,洗精煤186万吨、发电量4.2亿度,水泥43万吨;工业总产值3.95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7.9%。1964年到1984年,国家对六盘水的工业基建投资为24.85亿元,其中煤炭业占19亿元。1990年,国家放开产品市场价格调控后,煤炭行业生产成本暴增。当时国有重点煤矿吨煤成本为58.6元,售价仅43.85元。全国煤炭行业亏损57.56亿元。六盘水的日子很不好过,国有工业企业濒临破产。六盘水境内两大矿务局开始接连崩溃。由于大批工人下岗致使社会购买力不足,导致城市服务业凋敝。2000年前后,六盘水进行经济转型,招商引资、鼓励发展私营个体户、大力发展房地产业,经济规模迅速膨胀。六盘水境内有超过2400家私营小煤矿,诞生了一批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死于煤矿事故的打工者,每年近百人。

1966年2月3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刘少奇主席于2月5日召集包括邓小平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后表示同意。2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签发了《二月提纲》。《提纲》认为: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大辩论,是“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它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提纲》特别提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二月提纲》主要是为了把已开始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避免把学术界的思想斗争发展为政治运动

身在上海的毛泽东主席,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4月16日至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和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扳倒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中宣部长陆定一。起草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1966年3月14日,山东省广饶县辛店公社东营村,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总指挥部召开2500多名职工、家属参加的建设胜利新村誓师大会。会议要求各参战单位职工、家属积极行动起来,贯彻油田矿区建设的总方针,全年建成8万平方米的“干打垒”房子,修好二支渠30条排、灌渠,耕地3000亩。东营靠近渤海湾,现在是山东省地级市,但在50年前,它只是一个小村的名字。1961年在东营村勘探出工业油流,揭开了中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的开发序幕。
1965年1月,东营胜利村坨11井发现85米巨厚油层,获得日产1134吨高产油流。胜利油田由此得名。现河采油厂总工程师赵久尚回忆,1966年他从新疆独山子煤矿来东营时,还是一片荒凉的盐碱地,职工住的干打垒房子,喝的地沟水。干打垒是大庆油田开发时,学习东北老乡的建房方式,用两块木板夹起来,中间填入黏土,夯实后做为墙体。屋顶架木梁,铺防水油毛毡。经过17年艰苦奋斗,到1978年,胜利油田原油产量达到1946万吨,仅次于大庆油田。职工也从干打垒房子,搬进了新建的住宅区。1972年孤岛采油厂建设时,招了一名17岁的修井工叫蒋洁敏,由于吃苦耐劳,提拔为作业大队长。1980年被推荐去山东大学深造。1989年蒋洁敏升任孤岛炼油厂党委书记,2000年升任青海省副省长,2007年成为中国石油集团董事长、总经理。2015年3月,蒋洁敏因受贿罪被提起公诉。 

1966年3月14日,台湾省海域,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企业号核动力航母(CVN-65),从菲律宾前往越南战场时,与台湾国民党海军进行联合演习。蒋介石和儿子蒋经国、孙子蒋孝勇等共14人,登上企业号航母参观演习。1965年陈诚病死后,蒋经国已经确定成为蒋介石的接班人,就任伪"国防部长",掌控台湾国民党军权,全力煽动反共军事行动,对中国大陆进行武装渗透。
1965年4月,蒋经国下令成立“石门科学研究院筹备处”,7月改称中山科学研究院筹备处,正式开展台湾原子弹研制计划。1967年文革高潮时期,蒋经国拟定了数个以特种兵、空降兵为主的反攻大陆作战方案。两蒋十分清楚,以台湾省的军力,来对付手握核武器,处于高度战备状态的中国大陆,无疑是蚍蜉撼树。冷战时期,国民党在台湾极力煽动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仇视,间接助长了台独势力。

1966年,台湾省台北市,中华商场前,美军人员乘坐的人力三轮车。驻台美军拍摄。1965年台湾成为越南美军休整基地后,每月有上千名美军乘飞机到台湾五日游。美军赴台湾买春、强奸案件频发。
1966年7月11日,台湾省警务处处长周中峰(后任伪国安局长),给台湾省主席黄杰的机密报告称,历年来处理美军的”涉外案件年约二千至二千五百件之间,双方均能顾全大体,符合弭祸於无形,制乱於初动之要求“。蒋介石担心美军强奸案引起民愤,加上美军在台又有治外法权,国民党只好扮演”龟公“的角色,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强奸案最后都是”和解“收场。最夸张的是一起”美军强奸,国军赔钱案“。1966年6月19日凌晨二时,驻台中的美国空军一等兵圣米格尔,在旅馆召妓不遂、竟然萌生歹念,持刀强奸旅社李姓女服务生。台中警察将其当场逮捕。然而由于被害女性的丈夫是国民党空军第三联队士官。国民党以“维护军心士气”为由,向受害者先行垫付遮羞费10万元新台币,再由女性被强奸者向台中地检处撤销诉状。

1966年3月15-16日,美国加州洛杉矶郊区的瓦特,再次发生暴乱,有2名黑人遭到枪杀,25人受伤。加州政府出动军警镇压,31人被捕。(March 1966 Watts Riot)

1966年3月16日,美国NASA发射“双子座8号”载人宇宙飞船,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控制飞船与无人目标飞行器“阿金纳”,完成了首次太空对接。对接半个小时后,双子座8号的一个姿态控制发动机意外点火,造成飞船出现灾难性的翻滚
阿姆斯特朗以手动控制,脱离了与目标飞行器的连接状态。双子星8号脱离阿金纳后,发生了更剧烈的翻滚,致使两名宇航员差点昏厥。飞船最终坠落在日本冲绳县以东800公里的太平洋海面。

1966年3月17日,美国双子座8号载人宇宙飞船,在发射11小时后,因故障被迫返回,坠落在太平洋海面上。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大卫·斯科特,正在等待救援人员将其拉出舱外。1969年7月21日,阿姆斯特朗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地球人。【2015年曝光的中国20吨级载人登月宇宙飞船,采用陆地/海上降落方式。】

1966年3月17日,美国贝尔公司研制的X-22A倾转翼垂直起降试验机首飞。该机长12米,翼展11.97米,起飞重量8吨。前部紧贴机身安装2台通用电气YT53-GE-8D涡轴发动机(1267马力),另两台安装在机尾横梁上,有四个直径2.13米的可旋转刚性函道螺旋桨,最高平飞时速409公里。首架原型机在8月8日坠毁,第二架原型机在1967年8月26日首飞,一直飞行至1988年。1986年贝尔与波音联手,拿下了美国国防部价值37.14亿美元的V-22鱼鹰倾转旋翼机研制合同。从二战开始,倾转翼飞机前后耗时七十年进行研究,经历无数挫折,才最终投入实用化。总投资在500亿美元以上。【2013年9月,中航工业在天津展出“蓝鲸”倾转旋翼机模型。】

1966年,陕西省,西安航空发动机厂(红旗机械厂)研制的涡喷-5乙(WP-5B)发动机,用于米格-15比斯飞机。该机长2.779米,直径1.27米,重989.24公斤,属于单转子涡喷发动机,是涡喷5的非加力改型,不带加力燃烧室。

1966年,湖北省,国营武汉重型机床厂,生产出中国第一台6.3米重型立式车床。该机床重200多吨,可以加工直径6.3米、长度3.2米、重达80多吨的圆柱体工件,椭圆误差不超过0.03毫米。它的性能和质量,达到当时国外同类型机床的先进水平。该厂建于1956年,当时是亚洲最大的重型机床厂其中最大的超重型车间,单层厂房占地3.4万平方米,建筑长度超过280米,相当于4个足球场!企业最高峰时员工总数多达3万人。1980年7月,武重研制出中国第一台专门生产导弹封头、壳体的W029型强力旋压机。1989年,武重研制出中国最大的CK53160型超重型16米立式车床,自重近700吨,工作台承重450吨。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超重型机床供应国之一。但是到1990年代,该厂陷入连年亏损。至2001年已经濒临破产,负债率高达95%。武汉重工业工厂云集的中北街,被称为亏损一条街。外资巨头在武汉办起了“瓜分盛宴”。2005年3月,武汉另一家骨干企业——武汉机床厂,仅以75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美籍华人JC周(原为桂林某机床厂技术员,1987年出国),成为外商独资企业。

1966年,公私合营上海协昌缝纫机厂,更名为上海东方红缝纫机厂,并将商标由无敌牌更名为蝴蝶牌(上海话中无敌与蝴蝶发音相同)。从此蝴蝶牌缝纫机红遍全国,曾是很多年轻人结婚时,梦想拥有的三大件之一。1974年蝴蝶缝纫机的产值达8198万元,上交利润2468万元,将技术转让给全国众多合作工厂,如河南开封缝纫机厂。1979年蝴蝶缝纫机产量突破100万台。1980年代起,大批乡镇企业和私营作坊,从生产缝纫机零部件,向组装整机转型。大量廉价缝纫机冲击市场,陷入无序竞争状态。同时由于群众从自己做衣服,向买衣服转变,家用缝纫机消费迅速萎缩。到1996年,上海的缝纫机厂陆续破产倒闭,只有蝴蝶牌活了下来。
目前,全球缝纫机的年销量约1000万台,中国市场却仅有10万至12万台。

1966年,天津手表厂生产的东风牌19钻手表,采用最新研制的ST5型19钻机芯,月差20秒左右。东风牌手表的前身就是中国第一块国产机械表一一五一牌手表。东风是内销品牌,海鸥是出口外销品牌,1973年开始出口。1974年至1978年生产了1183万只海鸥表,为国家创利税6.82亿元。天津手表厂一度是天津人的骄傲,到80年代有职工五六千人,转产电子石英表。到1990年代,全国钟表行业出现全面崩溃,38家大型手表厂全部停产。天津手表厂亏损两千多万,2000多名工人下岗失业。1998年厂里卖掉了最后一块40多亩的地。天津手表厂的巨额国有资产遭到瓜分掏空。2002年天津手表厂厂长王德明等人,以股份制改制名义,另外注册了天津中欧表业公司,生产海鸥牌手表。王德明等厂领导实际控制股权。2007年香港宜进利集团收购天津海鸥表机芯厂。2008年天津中欧与香港周大福合资,组建天津海鸥集团。周大福接手宜进利股份,并出资收购厂领导的私人股权。2011年初,原领导班子突然被撤换。新领导班子上任,继续张罗合资。
自2007年至2010年三年时光,海鸥表厂主导产权三易其主。历经几代人血汗打拼出来的亿万国有资产,就此成为瓜分肥肉。

1966年前后,四川宜宾五粮液的厂房。
五粮液出自宋代宜宾姚氏家族私坊酿制的“姚子雪曲”。后由晚清举人杨惠泉改名为“五粮液”。1954年,五粮液传人邓子均的利永川酒坊,向国家献出配方。1959年邓子均去世后,成立国营宜宾五粮液酒厂,厂房设在宜宾翠屏山和真武山脚下,年产300吨。1963年五粮液获得国家名酒称号。1964年,国家名酒标准化工作启动。五粮液在1966年完成了蒸馏和勾兑实验等分配项目,至今在酒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1949年中国白酒产量10.8万吨,1978年增长到143.74万吨。1980年代各级政府公款吃喝,走后门送礼风潮起来后,白酒消费量猛增。茅台、五粮液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即花钱买酒请客送礼,喝酒的人自己不掏腰包。2012年中央出台禁令限制三公消费后,五粮液市值在两年内蒸发800亿元。

1966年3月,四川自贡马鞍山,按照三线建设要求,从哈尔滨锅炉厂、上海四方锅炉厂、上海新建机器厂、上海汽轮机锅炉研究所等单位抽调建设者,来到四川自贡,建设第一机械工业部东方锅炉厂。该厂原本选址在德阳、江油,但江油布局项目已经不少。一机部长段君毅勘察后拍板,在自贡马鞍山建厂。由当时中国锅炉制造的老大——哈尔滨锅炉厂包建,其他单位协作,到1971年12月26日投产,主要生产燃煤电厂用大型锅炉。1964年国家规划三线建设时,中国已经有了哈尔滨、上海两大发电设备制造基地,能够研制全套电站装备。出于战略布局考虑,在四川建设第三个电力设备制造基地,包括德阳东方电机厂、绵竹东方汽轮机厂、自贡东方锅炉厂,分别由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哈尔滨锅炉厂援建。这些大型工厂在筹建过程中,涉及到数以千计的成套生产装备。全国采取大协作方式,对当年从苏联获得的技术装备进行消化吸收,成功完成了“工业复制”过程。三线建设对于中国工业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使当年中国从苏联获得的“移植型工业体系”,转向自主升级型,完成了技术自主化。世界上能做到这一步的发展中国家屈指可数(韩国算一个)。这是几代人血汗打拼的结果,而毁灭它,只需要几年。东方锅炉厂能在1990年代的中国国企破产浪潮中活下来,很不容易。
1966年3月8日5时许,河北省邢台地区隆尧县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烈度为9度,余震不断。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在人口稠密地区发生强震。3月9日,周恩来总理乘坐直升机飞赴邢台。3月22日16时,邢台宁晋县发生震级为7.2级地震。邢台地震共死亡8064人,伤38451人,倒塌房屋508万间,毁坏公路桥梁77座,经济损失10亿元,受灾面积2.3万平方公里。震后河南、河北、北京等40个县市地震谣言泛滥,引起群众恐慌,影响工农业生产。(袁汝逊摄)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人民解放军迅速投入抗震救灾,救灾物资源源不断运往邢台地震灾区。
参加救灾的达100多个单位、36674人,其中解放军官兵24411人、医务人员7095人,汽车881辆,飞机38架。灾区成立了以部队为主的党、政、军联合指挥部。各受灾地区、县也相应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

1966年3月26日到4月19日,国家主席刘少奇与夫人王光美,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三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夫人张茜陪同,分乘两架伊尔-18专机,从北京经新疆至巴基斯坦。4月19日,专机从缅甸仰光返回云南昆明机场。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就在刘少奇访问期间,国内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揪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是刘少奇的左臂右膀;第二件大事,中央下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成立了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就在刘少奇、陈毅准备从昆明乘汽车赴西双版纳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紧急通知,要他们马上到杭州去,出席4月16日起由毛泽东主席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第二天,刘少奇、陈毅等人乘坐飞机抵达杭州。会议上,毛泽东作出了撤销彭真为首起草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以及由彭真担任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建立了新的“文化革命小组”,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草案。杭州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回到北京。5月16日,刘少奇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正式定性“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1966年3月前后,山西省大同市的一条街道,屋角挂着苏元章拔牙所的招牌。旁边墙上贴着“大同市曲艺馆”的演出海报,节目有“快书”“魔术杂技”,票价“一律一角”。法国驻华使馆秘书索朗日·布朗(Solange Brand)拍摄。这一年冬天,中科院考古所在山西大同挖掘出侵华日军奴役矿工形成的“万人坑”。这一年,山西大同矿务局开工建设年产270万吨的特大型矿井——云岗煤矿,1973年3月31日投产。
退休工人李佐帮回忆:1966年国营煤矿招收农民工,他到大同矿务局同家梁矿工程队当了一名碹工,吃国家供应粮。矿上每年只发一身工作衣,磨损特别厉害,下了班除了到食堂吃饭,就是缝补衣服。老工人张大力回忆:他到雁崖矿工作的时候,矿上没能力为员工们解决住房问题,十几名员工挤在一间小工棚里休息。工人利用休息时间,自己动手搭建了平房,把老婆孩子接到矿上安家。到1970年代矿上的住房条件有所改善。

1966年4月,王光美随同刘少奇出访阿富汗。阿富汗霍梅拉王后在王宫举行宴会,照片为宴会前宾主合影。右四王光美、左四张茜(陈毅夫人)。王光美是资本家大小姐出身,张茜是演员出身,夫人外交的带头人。1956年到1966年底,张茜共出国访问21次,到过12个国家。文革爆发后,张茜遭到游街批斗,红卫兵指其生活腐化。当中国老百姓节衣缩食建设国家时,共产党高级干部及妻儿子女,依靠政治特权,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老百姓岂能看得惯。文革起来后,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成为北京八中革委会主任,一度猖狂至极,甚至勒令民主党派在三天内解散。1966年8月19日,陈小鲁主持批斗会,凌虐毒打北京八中党委书记华锦、八中校长温寒江。8月22日,华锦因不堪虐待上吊自杀。八中教师高家旺自杀身亡,党支部副书记韩玖芳被打致残。8月25日,陈小鲁发起组织了臭名昭著的“西城纠察队”。1967年二月逆流事件后,中央文革小组试图抓捕陈小鲁,但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下,将陈小鲁安排到了辽宁盘锦的39军。文革结束后,陈小鲁逃脱了法律审判。

1966年,粮食部审定的全国通用粮票,面额半市斤、一市斤、三市斤、五市斤。65年、66年版全国通用粮票发行量极大,几乎就是粮票的代名词,直至1993年退出市场流通。计划经济时期,粮票只是购粮凭证,不准买卖。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全国通用粮票等同于现金。各省市发行有地方粮票,只能在当地指定国营粮店,凭户口本购买食物,限期使用。职工要到外地出差时,由单位开具介绍信,兑换全国通用粮票,无时间限制。全国通用粮票因此具有极大的优越性。7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产业收割期,粮食供给日益宽松,一些农村小商贩进城,用鸡蛋换取城市居民手中节余的全国粮票。10斤全国粮票能换12只鸡蛋。当时,干部贪污挪用粮票,也是经济犯罪的主要形式之一。【毛泽东每月粮食定额是24斤。大学生每月定额33斤,中学生22-24斤,小学生15斤。教师医生每月27斤。城镇居民每月24斤。部分省市县发行干部专用粮票,区乡干部每月33斤。各省市粮食定额略有差异。毛泽东时期,中国老百姓一口一口省下的粮食,转化为工业建设原始资本,建起了超过30万家工业企业。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这批国有企业积累的巨额资产,成为官僚权贵集团瓜分的肥肉,转化为私营企业。】

1966年4月20日,河南省林县举行红旗渠竣工通水典礼,三条干渠同时竣工,总干渠和干渠全长171.5公里。红旗渠从1960年2月开工,为改变因缺水造成的穷困,林县组织数万民工,开凿渠道从彰河引水,苦战十年,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干支渠总长1500公里,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先后有189名建设者牺牲,256人重伤致残,年龄最大的63岁,最小的17岁。红旗渠的建成,彻底改善了林县人民十年九旱、靠天等雨的恶劣生存环境,解决了56.7万人和37万头家畜吃水问题,54万亩耕地得到灌溉。被林州人民称为"生命渠",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新中国两大奇迹之一。

1978年改革开放后,修建红旗渠的功臣遭到打击迫害。林县县委书记王德政,县委干部雷庆祥,借着中央“清查三种人”的机会制造冤案。林县县委常委17人中有14人被处分,任羊成和一批红旗渠元老,成为“假劳模”、“真帮派”,数千人被关进“学习班”。有3人被迫自杀,3人自杀未遂。第一任红旗渠工地指挥长周绍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含冤而死。副县长、红旗渠工地指挥长马有金,被逼服毒自杀未遂,赶回农村含冤而死。铁姑娘队长郭秋英、英难炮手常根虎被批斗后免去职务、清除出党。过去宣传过红旗渠的人,如作家华山、诗人郭小川受到点名批判。

到1980年代,随着中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集体经济崩塌,红旗渠渠道废弃。水源地用水紧张,红旗渠常年见底。渠道无人看守而破坏日盛。农民们将渠内的石块搬回家盖房子或砌猪圈。任羊成家门前的沟渠,常年被生活垃圾和污水淤塞,散发出难闻的臭味。1991年,红旗渠成立风景管理区,旅游收入寥寥。灌区管理局共有员工512人,工资都发放不下来。1977年红旗渠引水量为4.57亿立方米,到2000年仅剩下0.73亿立方米。360个配套水库毁弃。2003年,林州市政府打算将红旗渠风景区打包拍卖,政府入股分红。2014年6月26日凌晨,红旗渠局部坍塌,76间民房被冲毁,400亩农田被淹。2014年1-9月,红旗渠景区接待游客27.8万人,旅游收入1985.7万元。

1966年4月1日,直布罗陀以西1400英里,大西洋海域,美国海军福莱斯特号航母(CVA-59),出动8架战机驱逐苏联的图-95轰炸机。照片里是VF-74中队的150425号F-4B鬼怪II式舰载攻击机,和VAH-11重型攻击机中队的F-3B战斗机。美苏两国飞行员甚至能通过玻璃座舱,看清对方的脸和手势。

1966年5月,南非约翰内斯堡,白人公园里的长凳,只限照顾白人小孩的黑人保姆坐,其他黑人只能坐在地上。

196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郊区的贫民窟。因工业化而流入城市的廉价劳动力,居住在简陋破旧的棚户区内。社区领袖Elies Ortiz招募志愿者,组织人口普查,修建图书馆、成人学校,宣传社会主义理想。佛朗哥独裁时期,西班牙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直至1975年佛朗哥死后获得合法政治身份。

1966年5月7日,越南战场,美国侵略军出动UH-1直升机,在丛林里实施机降,搜索越共游击队。美联社照片。

1966年5月,台湾省高雄港内,停靠的美国海军艾伦·萨姆纳级驱逐舰。这是美国在二战中建造的最好的驱逐舰,共70艘,满载排水量2800吨。照片里的DD-745在1969年移交台湾(襄阳舰),DD-786在1977年移交台湾(开阳舰),DD-845在1987年作为靶舰被鱼叉导弹击沉。DD-684在1972年报废。最右侧的DDG-18,是亚当斯级导弹驱逐舰,满载排水量4500吨,共建造23艘,是50年代世界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到1992年全部退役。国民党逃亡台湾后,一共从美国接收了37艘退役驱逐舰,组成了庞大的阳字号舰队,对解放军海军形成压倒性优势

中国大陆采用飞潜快战术,在发展造船工业的基础上,从最初建造50吨级快艇、1800吨级潜艇起步,到1970年建成攻击性核潜艇,1975年建成第一代中型导弹驱逐舰(051级),满载3600吨级。其后由于1980年代裁减军费,海军发展缓慢。直至1992年才建成第二代导弹驱逐舰(112舰),满载4200吨级。1996年台海危机后,中国耗资22亿美元,从俄罗斯进口了四艘现代级导弹驱逐舰(满载8000吨级)。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经济爆发式增长,海军舰船加速投产,相继建成052B、051C、052D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驱逐舰,并在数量和质量上,对台湾国民党海军形成压倒性优势。台湾省没有大型作战军舰研制能力,主要依靠购买美国退役军舰,舰龄普遍在30年以上。同时期,韩国在发展先进造船工业基础上,实现了大型军舰国产化,但是关键系统要靠进口。中国与日本,是亚洲仅有的两个具备尖端军事工业体系的国家,背后是几代人的艰苦奋斗。

1966年5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67师,奉命进驻越南(北越)安沛省,负责滇越铁路老街-安沛段的防空守卫任务。5月31日清晨3-6时,敌军出动30批109架次飞机,被我击落16架,击伤10架,俘获敌飞行员4名。战斗极其激烈,高射炮管都打红了。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了中央军委的嘉奖令。照片为5月31日战斗中被俘获的美国飞行员。67师607团5连全连7名战士牺牲,他们是: 指挥仪班长兰海平; 指挥仪七测手李学成; 指挥仪八测手居学军; 指挥仪九测手孙永芳; 炮四班班长黄永龙; 雷达传诵班战士郑绍杭;有线电话班班长姚宝兴。这七位烈士的遗体安葬在越南红河畔的安沛市烈士陵园内。

1966年5月,河南省安阳专员公署粮食局,制作的丰收不忘节约宣传画。号召人人节约粮食,支援国家建设。新中国每一分钱的工农业原始积累,都是全国亿万劳动者,几十年省吃俭用攒下的血汗钱。

1966年5月1日,山东省国营淄博昆仑机器厂,研制的鲁山牌1.5吨载货汽车,后改名为长征牌。该厂建于1956年,1971年改名为淄博汽车制造厂, 生产泰山牌载货汽车、212吉普车。1996年转产轻骑摩托车。2005年改制为私营企业。现为山东唐骏欧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有资产7亿多元。这家私营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就是原来的国营淄博汽车制造厂厂长、党委书记薛兴震。

1966年,韩国大邱,新进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的客车组装厂。该厂成立于1961年10月27日,与美国通用汽车合资生产客车。1983年改组为大宇汽车公司,1984年对美国出口汽车。大宇集团创立于1967年,一度是韩国第二大财团,资产高达650亿美元,全球雇员32万人。大宇创始人金宇中,曾被韩国人视为民族英雄。但高速扩张带来的高负债率,导致大宇集团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破产,负债800亿美元。金宇中潜逃国外。2000年12月,大宇汽车宣告破产。2001年9月,美国通用汽车以12亿美元,并购韩国大宇汽车,中国上汽集团占股10%。

1966年,韩国新进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大宇汽车前身),与丰田合资,进口日本零部件,组装丰田CORONA 1500轿车。这是韩国汽车工业跨出的第一步。1962年韩国政府出台了《汽车工业保护法》,严格限制外国汽车及零部件进口。韩国大宇、双龙、现代、起亚等汽车企业,从1960年代开始引进日本、美国零部件组装轿车,到1990年代实现技术自主,具备汽车研发能力,花了足足三十年时间,期间因为技术质量问题饱受挫折。1980年代韩国出口至美国的廉价小型轿车,以质量低劣而臭名昭著。韩国企业因此下大力气进行质量管控体系建设。
直到1987年,韩国政府放进口车限制,加收60%关税,进口了第一批轿车。1989年,韩国汽车年产量破百万大关,达到113万辆。1991年,韩国现代公司制造出第一辆国产化率100%的国产车Accent(雅绅特)。1999年,韩国现代跻身世界第11大汽车制造商,标志着韩国汽车工业崛起。如果不是韩国政府严格的市场保护政策,韩国汽车工业在产业培育期,肯定被拥有技术市场优势的日本、美国、欧洲轿车冲垮,根本熬不到产业收割期。到2007年,外国进口汽车在韩国市场占有率仅有4.5%。2011年韩国汽车出口量315.19万辆,中国仅为81万辆。

中国大陆、台湾的汽车代工业都是活生生的失败例子。2014年中国汽车产销量突破2400万辆,高居世界第一位。但其中:国产自主品牌轿车仅占277.44万辆,多数是15万元以下的中低端廉价车型。排名最高的吉利帝豪EC7仅位居21名(16.5万辆),甚至还不如排名第18位的东风悦达起亚K3(17.4万辆)。中国轿车销量前20名,全部被德国大众、美国通用、美国福特、日本丰田、日本日产、韩国现代占据。改开三十年后,美国德尔福、江森自控、伟世通、博格华纳、李尔、日本电装、爱信、三菱、德国博世、采埃孚、法国法雷奥等零部件巨头,全面控制中国汽车产业的变速箱、发动机、底盘悬挂等核心部件。中国汽车制造业70%的利润被外资拿走。

1966年5月,阿尔巴尼亚,工厂内使用中国援助的锻压机床。中国应阿方邀请,由摄影学会派袁毅平、《解放军画报》总编高帆、新华社记者唐茂林,前往阿国拍摄。从4月28日至6月6日回国,获得高规格接待。袁毅平拍摄。

196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号外,我国进行含有热核材料的核爆炸成功。这是
一颗助爆增强型原子弹,代号629,采用轰-6甲空投爆炸,威力20-30万吨当量。核装药中加入了高浓缩
氘化锂6,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裂变-聚变-裂变反应,为氢弹理论研究提供了实测数据,用于改进氢弹扳机的设计。氢弹通常采用原子弹的裂变能量作为引爆扳机。氢弹扳机和被扳机,是氢弹研制过程中的难点。王淦昌、彭桓武、陈能宽、周光召、于敏等科学家,在三个月内进行了上百次爆轰模拟实验,反复测试分析,最后确定了扳机系统的结构方案。核工业系统工厂加班加点,完成了氢弹核部件加工组装。中国核工业,是改革开放后,少有的几个没有被合资风潮搞垮的产业。那些鼓吹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不妨试试看,去跟美国人合资生产核武器。

1966年5月9日,《北京晚报》头版,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愤怒声讨原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头版刊登文章:《北京日报》为什么包庇邓拓,决不准把党报变成反党工具。1912年,邓拓(原名邓子健)出生于福建闽县,父亲为清末举人。1931年入读上海政法学院,参与学生运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进入晋察冀边区,改名邓拓。历任《晋察冀日报》社长、总编,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等职务。建国后出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毛泽东多次斥责邓拓负责的《人民日报》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邓拓请求辞职,毛泽东说,你只知道养尊处优,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邓拓辞职后由吴冷西接掌人民日报。邓拓极其爱好字画收藏,1959年出任北京市委书记,兼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领导小组组长。1961年邓拓斥资5000元,从白坚夫(吴佩孚的秘书长)手里购买了宋代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1964年,邓拓为避风头,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145件(套)古代书画精品。包括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及明代石涛、唐伯虎、倪瓒、仇英、沈周、八大山人等名家的绘画精品。一个共产党革命干部,手里居然有这么多古代名画,实在让人匪夷所思。1966年5月18日,邓拓在北京家中服安眠药自杀。1979年胡耀邦为其平反,称其为“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966年5月16日,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刘少奇主席主持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当时毛泽东还在外地。五一六通知由毛泽东主席主持,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峰、戚本禹等人起草,先后八次易稿。4月24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通过了草稿,并决定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五一六通知:一是前言,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二是列举《二月提纲》10条罪状,逐条批判。指明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违反党纪党规,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盗窃中央名义,擅自发布《二月提纲》。批判彭真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反击《二月提纲》中用暗语批评毛泽东为“以势压人的学阀”。不点名的反击刘少奇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五一六通知》点明这次斗争的原因:“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接班人、赫鲁晓夫等词汇,实际是隐晦地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刘少奇。通知点明这次斗争的范围和方式。《五一六通知》写道:“要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五一六通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夺权”,并且确定夺权的范围,只限刘少奇掌控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并不准备夺经济界和军队的权。这也是告诉周恩来和林彪,这场夺权运动不会波及到国务院与军队势力。所以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和林彪也积极帮助毛泽东“夺权”。林彪在5月1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用大量篇幅讲反革命政变问题,林彪说:“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国家中,先后发生61次政变,搞成功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下来当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每年平均11次。”。然后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法语‘政变’的音译)’。我们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

《五一六通知》发布后,刘少奇采取了“丢卒保车”策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揭发批判。通过中央决议,撤销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副委员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罗瑞卿(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陆定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将其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刘少奇长期作为党内二把手,拥有众多党羽,如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副总理)等实权人物。刘认为毛泽东要夺文化宣传领域的权,那就干脆让给他,自己仍然大权在握,也不至于被打倒。5月30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周恩来开会讨论,主动提出把《人民日报》、新华社的大权交给毛泽东控制。毛泽东迅速派陈伯达接管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掌控了最关键的舆论喉舌。

但是众高官都误解了毛泽东的意图,以为毛泽东只是要夺刘少奇在文化宣传领域的权。早在1949年建国之前,毛泽东就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正是要“消灭不拿枪的敌人,消灭党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敲打敲打那些得意忘形的共产党官僚集团。

《五一六通知》在发布后的一年内,都属于中国共产党二级机密文件,只有17级(县级)以上的干部才能接触。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发表(即本图片),从此成为公开文件。

1966年5月25日下午2点,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以北大校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为首的哲学系七名党员署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炮轰北大党委遵从上级的修正主义路线,压制群众革命。当时陆平是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彭珮云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彭德怀侄女)。陆平掌管北大时,严格执行刘少奇路线。他在1964年的社教运动中,打击迫害教师学生,引发左派愤怒并与其斗争。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一直保护陆平。1965年7月,彭真公然假借毛主席名义,说陆平是个好同志;并指示邓拓(北京市委书记)、许立群(中宣部副部长),利用四清运动之机,陆续组织斗争迫害了100多名北大左派,时间长达数个月。聂元梓等人写大字报,实在是忍无可忍。

5月25日晚,北大校长陆平召开全校党员大会,强调党员的组织纪律性,得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等人支持。5月26日,北大校党委派副校长黄一然,找聂元梓谈话,要聂“主动检查,把大字报撕下来”,聂表示拒绝,由此遭到围攻。

 6月1日中午,身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康生从北京密报来的聂元梓大字报抄稿。毛泽东直接给康生打电话说:“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是写不出来的。但是左派们写出来了,我看好得很!“。毛泽东在材料上批语:“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下午4时,批示送到康生手中。6月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顿时震惊全国。截至23时45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接到质问的58次电话,绝大多数是从北大打去的。 6月1日晚,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宣布停止北大党委职权,派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率领工作组进驻北大。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批驳了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说的“加强领导,坚守岗位”,声称“为陆平、彭珮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 文章第一次明确地告诉当时只知有“三家村”和三反分子的广大群众:你们过去一贯尊崇、服从的党组织,是要分析和区别对待的,有的是假的、修正主义的“共产党”!当然,对领导者也要分析。不要再盲从下去了,要造反! 

从6月1日至6日的六天内,北大校园内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校内贴出大字报5万余张,对以陆平为首的原校党委展开了全面进攻。外地声援聂元梓等人的信件和电报,雪片似的从全国各地飞进北大。对事态的急剧转变,让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感到惊愕。6月3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决定: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从而间接地告诉人们,彭真、刘仁被罢官了。 

6月3日起,刘少奇、邓小平为了掌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开始向北京以及各地的重点大学、中学派驻“工作组”,组建“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名义上是领导文化大革命,实际是与学校的干部子弟联手,镇压教师、学生自发组织的各种革命活动。在此后的短短五十多天里,制造了西安交大6.6事件(王永婷跳楼身亡,李世英自杀未遂)、清华大学6.7事件、北京金融学院6.10事件、北大6.18事件、北京地院6.20事件、北师大6.20事件、北京林学院6.20事件等诸多对抗性的校园事件。而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仅北京就有1万多名的教师、学生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更有近千人被抓捕,为了抗议“工作组”,发生多起教师学生绝食、自杀事件。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都被工作组整得很惨,一度以绝食抗议。刘少奇等人的倒行逆施,引发群众强烈抗议。【1947年土地改革、1957年反右、1963年四清运动、1966年文革,刘少奇负责的工作组均制造了冤假错案,导致大量人员自杀死亡。】

1966年5月29日,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骆小海(干部子弟)、卜大华(军队子弟)、邝桃生(军队子弟)、王铭(干部子弟)、熊刚(干部子弟)、张承志(回族)、张晓宾、陶正、高洪旭、袁东平等17名学生,在学校附近的圆明园废墟上集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这些学生主要是干部子弟。其中卜大华是七机部某分部政治部主任卜文达之子。王铭是副总理罗瑞卿秘书王仲方之子。同日,北大附中学生彭小蒙,组织成立了“红旗战斗小组”。彭小蒙的父亲彭炎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其母阮波是女作家。

清华附中前身是抗战时期的成志学校。建国后成为北京录取分数最高的中学,有一大批北京党政军各部委中高层干部子弟。校内矛盾非常尖锐。如某些干部依靠特权,将子女转入清华附中(指王铭)。1964年发生的娄琦熊刚打架事件。只是因为熊刚的父亲是驻古巴外交官,校长万邦儒(地主出身)不问是非,公然袒护干部子弟。由于校领导多数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出身,怕犯政治错误,不敢得罪高干子弟,引发平民子弟不满王铭靠特权入校后,生活散漫,难以通过入团申请。他居然给团中央写告状信,说清华附中领导不执行阶级路线。吓得校领导跑来安慰,并责令班上的团支部发展他入团,立即担任支部组织委员,继而又升任清华附中分团委委员。

骆小海、邝桃生、张承志等干部子弟(官二代)都是如此,除了有个级别不高的干部老爹,功课平平,身无特长。在清华附中形成了一种束缚压抑心态,对出身不好、成绩优秀的平民子弟心怀嫉恨。1965年11月批《海瑞罢官》后,政治风潮已起。骆小海在教室黑板报上写了一篇“造反精神万岁”的短文,与卜大华、邝桃生等干部子弟逐渐形成小圈子。校领导怕犯政治错误,对其进行限制,自然引起骆小海等人的不满,对校领导贴大字报。到1966年3月,骆小海等人的矛头,明显指向了出身不好的“白专学生(平民子弟)”。指责校领导重用平民子弟,占了他们的位置。干部子弟声称:天下是他们的天下,国家是他们的国家。干部子弟试图维护政治特权的抱负,便是他们最初组建红卫兵的目的。一些出身不好的平民子弟,开始主动投靠干部子弟,跟在屁股后面供其驱使。从1966年5月成立红卫兵,到1967年1月联动西纠遭到打击,北京出现的第一批红卫兵队伍,主要以中高级干部子弟为主,维护的是其老爹老妈的干部特权阶层利益,犯下了累累罪行。高干子弟的暴行,引发平民子弟的强烈反抗,由此产生了大量由平民群众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即造反派

这些干部子弟谁也想不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正是要砸碎他们的特权阶层爹妈。到1967年干部阶层遭到沉重打击,干部子弟抓入监狱后。这些鄙视人民群众的高干子弟沦为黑帮分子,他们对毛泽东、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恨之入骨。全国上千万平民家庭出身的红卫兵,在毛主席主持下,成为文革主力。这些平民子弟鱼龙混杂,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引发了大量武斗事件。

文革时期部分红卫兵组织的袖章。红卫兵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并不能反映这个群体的真实面貌。他们实际是完全敌对的群体。红卫兵运动从1966年出现,至1978年遭到政府取缔,延续长达13年,规模达数千万人。主要动乱时期为1966年8月至1968年10月。期间在全国诞生了数以万计的派别组织。单是一所学校或工厂,都可能存在数个相互敌视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从组织目标来分,可分为“保皇派、造反派、伪造反派、逍遥派”四大类。红卫兵袖章有“红底黑字、红底黄字、红底白字”三种。其中红底黑字袖章,是干部子弟红卫兵的专有标志,出现在文革初期,存世量较少。为了防止伪造袖标,当时采取在袖标上加盖公章的方式。

文革初期,参加红卫兵有着严格的身份要求,必须是出身“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红五类)家庭。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没有农民,工厂和工人数量有限,因此在红卫兵运动发起时,最活跃的北京海淀、西城、东城区,实际上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这些人占学生数量的20%左右。如清华附中1500余名学生中,红卫兵不到300人。这批干部子弟(官二代)组成的第一批红卫兵,也称为保皇派。

保皇派兴起于1966年6月,至1967年1月失势,由干部子弟发起,主要以武力保护老干部集团,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打击迫害群众,转移文革斗争方向。这一派的特征是组织能力强、信息渠道强,敢打人杀人,有高层干部在背后支持,但缺少群众支持。在1966年至1967年,老干部集团未被彻底打倒前,保皇派一度猖狂至极,犯下众多惨无人道的暴行。保皇派代表组织有北京东纠、西纠、海纠、联动,济南黑字兵、沈阳红后代等。造反派兴起于1966年8月,至1968年10月失势,以中下层群众或左派群体为主,多因反抗官僚集团或保皇派红卫兵迫害而起,主要佩戴红底黄字袖章。这一派的特征是鱼龙混杂,规模庞大,有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能从群众中吸收大量成员。还有一种造反派是在保皇派失势后,官僚集团为了保护自己,组织的“伪造反派”,用打手冒充革命群众,借其势力与造反派斗争。在1967年老干部集团被打倒后,造反派、伪造反派之间争斗激烈,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逍遥派是以红卫兵的身份为掩护,企图逃离派别斗争;如无力自保,也无法逍遥其外。1978年老干部集团复辟后,平民子弟出身的造反派遭到清算打击,数十万人被捕入狱,牵连300万人以上。而高干子弟组成的保皇派红卫兵,即使文革时期犯有杀人命案,最终也被老干部们包庇过关。高干子弟(官二代)现今控制着中国政权。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当晚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猛攻北京市委。毛泽东发动的舆论攻势,引发了刘少奇、邓小平等干部集团的反击。

6月2日,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学校贴出向修正主义开火的大字报。6月8日,北京四中、八中的上百名高干子弟骑着自行车来清华附中声援,如孔丹、孔栋兄弟,秦晓、王尚荣及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永、薄熙成兄弟等。副校长韩家鳌亲自到校门口劝解,根本不被这些高干子弟放在眼里。有人调侃“十七级干部,我们家有好几个呢!”。这一下子激怒了那些对校领导有深厚感情的平民学生。高三二班的宣夏芳(女,工人出身),愤然写下以“宣战”为笔名的大字报,“什么是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宣夏芳由此遭到干部子弟的切齿痛恨。

6月8日当晚,共青团中央指派中央团校校长刘晋为首的工作组,宣布接管清华附中。当时共青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是该校高一学生。工作组一进校就宣布支持红卫兵(干部子弟)。组长刘晋每天要向团中央书记胡启立汇报情况,胡启立则直接向刘少奇汇报。从6月9日开始到七月底工作组撤走,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等人遭到干部子弟批判殴打。每天晚上,在教学楼前挑灯夜战,高音喇叭中声嘶力竭的哭诉。那些出身不好的平民子弟遭到批判整肃,甚至被拳脚相加、剃阴阳头。动手打人最积极的是那些跟在干部子弟(官二代)屁股后面,出身不好的学生。

7月底后走向社会的破四旧、抄家、打人、焚毁图书,甚至杀人。都是这群极端狂妄、无法无天、蔑视普通老百姓的干部子弟所为。因为他们背后有老子撑腰。8-9月被称为八月红色恐怖,北京各学校单位被打死1772人,相当部分是学校老师。这群高级干部子弟,最终居然狂妄到胆敢冲击公安部大楼,去救那些被公安部门抓捕的干部子弟。在半年疯狂之后,1967年1月,随着联动西纠遭到打击,和二月逆流事件爆发。老干部集团倒台后,失去爹妈支持的干部子弟,一下子沦为“黑帮子弟”,保皇派就此失势。

1966年6月2日,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谭厚兰、刘兴隆等四名学生贴出大字报,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捣毁‘三家村’一切分店”,揭发北师大党委书记程今吾。质问什么禁止贴大字报?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难道是由于学的太窄了吗?谭厚兰于1937年出生湖南望城一个贫农家庭,1958年在湘潭一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同年入党。1961年以干部身份保送北师大政教系学习,其人身材娇小,戴副眼镜,生活勤俭,学习刻苦。

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成立于1902年,是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师大,原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调任北师大校长。1959年北师大成为首批全国重点大学。北师大校内关系比较复杂。如陈垣是国民党时期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北师大党委书记程今吾(副校长),曾任延安抗属小学校长,后在中宣部任职。党委副书记马建民的妻子是著名作家杨沫。彭德怀元帅的妻子浦安修是党委委员。朱德元帅的女儿朱敏在校任教。中文系的闻蕙老师是闻一多的女儿。北师大的学生里既有干部子弟,也有贫寒子弟。

1966年6月,谭厚兰最先响应聂元梓,在北师大贴出大字报,矛头指向校党委,引发全校辩论。北京市委随即派遣工作组进驻北师大,组长是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孙友余,组员有刘卓甫(全国物价委员会副主任)。工作组进校后,既批校党委,又批带头造反的学生。6月20日晨,谭厚兰等17人贴出大字报《孙友余把运动引向何方?》,反对工作组长孙友余。又有3人贴出大字报《郭影秋你是什么人?》,就北京卫戍部队准备在暑假中,暂住人民大学一事,质问郭影秋此举是否彭真的阴谋。孙友余作广播讲话,认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北京新市委,也就是反对党中央,提出了“反对干扰”的意见。谭厚兰等反工作组的学生,随即遭到工作组严厉打击,被打成反革命分子。7月12日,中央文革小组派曹轶欧(康生夫人)等人到北师大调查“六·二〇”事件。7月13日,中央文革小组严厉指责孙友余,要求他向北师大全体师生员工作检查。孙友余拒绝检查。7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撤销孙友余的工作组组长职务。7月27日,江青、康生带中央文革小组到北京师范大学开会。康生说:“首先,师范大学斗黑帮分子程今吾斗得好。我们经过调查,孙友余这个组长,没有把程今吾这个黑帮分子紧紧抓住,而是把矛头指向了我们同学。”他实际上宣布打倒孙友余。康生在讲话中宣称彭真2月底3月初要搞政变,宣布为反工作组的谭厚兰平反。

8月23日,谭厚兰组织了北师大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9月9日中央文革支持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三司”的造反组织。在这个组织的推动下,地质学院的王大宾,首都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也日渐壮大起来。谭厚兰与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同为“地派”领袖。天派是指以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为首的造反派红卫兵,地派是指以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为首的造反派红卫兵。12月26日,谭厚兰以“井冈山战斗团”为核心,联合其他群众组织成立了井冈山公社。1968年造反派红卫兵失势后,谭厚兰被下放到农场劳动,1970年调回北师大接受隔离审查。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谭厚兰。1981年,谭厚兰被检查出患有宫颈癌,保外就医。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作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1982年11月,谭厚兰病死于湘潭医院,年仅45岁。

1966年,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家的三个女儿,戴上红卫兵袖章,左起邓榕(16岁)、邓楠(21岁)、邓琳(25岁)。其中邓琳是中央美术学院革委会副主任,1967年毕业。邓榕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是邓小平的传话人。邓楠在北大技术物理系读二年级,邓朴方在北大技术物理系读四年级(团支部书记、预备党员)。

北师大女附中建于1901年,位于中南海西侧一公里,1949年与华北育才中学女生部合并,成为北京第一批重点中学,也是高干子弟学校。高干子弟包括:刘亭亭(刘少奇女儿)、邓榕(邓小平女儿),陈伟华(陈云女儿),宋彬彬(宋任穷上将之女),刘进(河南省委书记刘仰峤之女)等。由于高干子弟众多,高官夫人们对该校校长职位争夺很激烈,只得长期空缺。副校长卞仲耘等人实际主管学校,对高干子弟进行特殊照顾。班级和学生会干部中有不少高干子女,自然引起平民子弟不满。然而文革初期,率先向校领导发难的,居然是高干子弟。

1966年6月2日早上,刘进在跑步时听到广播播放聂元梓的大字报。随后她找到宋彬彬,问愿不愿意写大字报。上午10点,刘进、宋彬彬、马德秀三人联名,贴出了北师大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攻击校党委,立刻引起全校各班大辩论。6月3日上午,为了抓住文革斗争方向,刘少奇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制定8条要求。共青团中央常务书记胡克实列席会议,并向共青团系统传达指示,决定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负责北京西城区文革工作的团中央书记胡启立,根据邓小平指示,决定把北师大女附中作为运动“典型”,向该校派出工作组。

6月4日上午,由共青团中央干部张世栋(组长)、马娴华(副组长,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叶礼艳组成的工作组进校。胡启立到校视察。工作组进校后,根据宋彬彬等人的揭发大字报,夺了校领导的权。校党总支书记卞仲耘(副校长)、副校长胡志涛、副校长刘致平、教导主任汪玉冰、副主任梅树民,通通靠边站。唯一留任的是主管后勤总务的李副校长。在工作组支持下,建立革命师生代表会。刘进一跃成为统管全校学生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宋彬彬、马德秀、耿丽兰、尹斐担任副主席。刘亭亭与邓榕成为年级代表。随即各班的团支部、班委会被废除,班主任靠边站,成立班核心小组。掌权的全部是高干子弟

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学生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在教师宿舍区贴上"狼狗窝"。一些师生对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非常不满。6月17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13人,贴出了《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在工作组策划下,当晚全校召开大会,就这张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在工作组的煽动下,不少学生跳上台去大叫在学生中也有5%,也有右派,现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等等。另一方面,梁二同(父亲在空军任职)等高中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对反工作组学生的围攻直到深夜十二点,而后又叫各班回去继续和反工作组的学生进行"辩论"。会后邓榕赶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小平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邓小平一句话,导致许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6月21日,在工作组指挥下,举行了第一次对卞仲(女)、胡志涛(女)、刘致平,汪玉冰(女)、梅树民等校领导的揭批会。女教师袁淑娥跳上台,大骂卞仲耘有生活作风问题。1959年卞校长住院时认识了袁淑娥,从此两家成为朋友。1963年,袁通过卞校长,把丈夫丁某从北京空军转业到女附中做英语老师,随后两人婚姻破裂。袁因此哭诉卞破坏其家庭。还有一名教师揭发卞仲是刘仁介绍入党的假党员。学生立即群情激愤,将卞仲打得当场呕吐。6月22-23日揭批会继续开,工作组继续煽动学生殴打校领导。卞校长挨打最多,被迫给上级领导写求援信,并传到了邓小平手里。工作组的倒行逆施引起部分学生反抗。

6月27日,梁二同等18名高三学生,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对此邓小平十分恼火,让卓琳打电话给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要刘了解梁二同父亲(军人)的情况。邓小平通过邓榕向工作组指示: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管不好,这样会使他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作组可以和他们展开辩论。7月5日上午,胡启立、张世栋带刘进和宋彬彬,去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学校的运动情况。在场的只有邓和夫人卓琳,主要由张世栋汇报,胡启立补充。此时刘进的父亲刘仰峤已经作为”黑帮“被停职。邓小平对刘进说:刘仰峤是个好同志。汇报过后,邓小平做出指示:发动学生对反工作组的学生进行辩论,不允许学生成立党团以外的组织(红卫兵此时还处于地下状态)。

7月5日下午,张世栋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动员部署大辩论,主题是"运动要不要工作组的领导",辩论对象是李黎黎、梁二同、王南芬等反工作组的学生。当时上升到了"反夺权"的高度。说他们想夺权,仇视干部子弟(背后说坏话),仇视党的阶级路线。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叫各班按着工作组树立的"样板"抓右派。当时高二(二)一个班就斗争了12名被斥为"右派"的同学,其中张XX、朱XX被定为"反革命"。张XX被斗了两天一夜,朱XX只许在"牛鬼蛇神圈"里活动,剥夺了她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并被监视起来。有的同学被逼出了精神病。

从1966年6月至8月,邓小平主抓的北师大女附中,六名校领导中有五名被斗,六个教研组长有五名被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半数教师遭到批斗。从7月23日开始,工作组组织了包括即将退休的老教师和半退休病号在内的师大女附中干部、教师"集训",按照"四清"的操作方式,集中解决他们"洗澡下楼"问题。每个干部、教师都跟着一个"左派学生",随时叫他们交代问题。集训期间,干部教师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残,很多干部教师都讲,去集训就象进了"集中营",有的教师说:"再过几天,我就要被逼疯了!"有的教师写了遗嘱、绝命书。

7月31日,反工作组学生贴出来一张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大字报",她们坚决反对工作组。8月5日下午,卞仲耘副校长被学生殴打致死(打死卞仲耘的不是红卫兵。成为北师大女附中第一名被打死的干部。当晚,刘进等人向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汇报。8月8日,北师大女附中成立"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刘进为主任。高干子弟摇身一变成了红卫兵,依然牢牢掌握着大权。直至1967年,毛泽东将老干部集体打倒,平民子弟才翻身解放。

1966年夏,北京饭店,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妻子胡明和子女合影。前排左起薄熙宁(四子,12岁)、薄熙来(次子,17岁)、薄熙成(三子,15岁)、薄熙莹(长女)、薄一波。后排左起胡明、薄洁莹(次女)。胡明时任第二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局局长。北京饭店建于1900年,解放前是北京首屈一指的高档饭店。建国后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接管,成为高级干部及外宾的聚会场所。除了开会、吃饭、住宿,还可以理发、娱乐。饭店厨师是从各地抽调的名厨,有川、粤、淮扬等菜系。周恩来还专门把谭家官府菜安排到北京饭店。1966年文革爆发后,北京饭店驻扎的大批外国记者,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报道。1966年9月6日,薄一波以摔倒为由,向周恩来请假外出休养,实为避风头,周恩来批了半年假。薄一波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去了广州,住在珠岛宾馆。薄熙永留在北京,成为西城纠察队副主任。1967年1月,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薄一波被红卫兵揪回北京。1月17日,胡明在广州返回北京的16次特快列车上,服安眠药自杀,死因存疑。薄一波倒台后,在北京四中读书的薄熙永、薄熙来、薄熙成兄弟,一下子成了黑帮子弟,被关入监狱,直至1972年8月释放。毛泽东逝世后,薄家重新得势,成为权贵家族之一。

1966年6月9日,一支规模多达528人的全国最大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是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副部长级,左图),副组长是冶金部副部长周赤萍、林业部副部长杨天放。工作组正式接管清华大学。6月初,北大教师聂元梓贴出大字报后,清华大学先是出现揭批彭真的大字报。然后干部子弟将矛头转向了清华校党委,指责蒋南翔校长(教育部副部长),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是“教授治校”。将清华108名教授称为“108将”。蒋南翔为首的校党委,与师生展开辩论以自卫。

当时在清华大学的高干子弟包括:刘涛(刘少奇女儿)、贺鹏飞(贺龙元帅之子)、李黎风(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之子)、刘菊芬(副总理刘宁一之女)、乔宗淮(外交部长乔冠华之子)。高干子弟在工作组支持下,将蒋南翔为首的校党委打成黑帮。6月13日,北京新市委郭影秋宣布,蒋南翔停职反省。但工作组也对造反学生十分不满,批评学生的串联活动。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蒯大富(右图,江苏滨海人,父母为中共党员)等人,对工作组表示不满,要求与工作组组长叶林辩论,炮轰工作组压制文革。6月19日,蒯大富提出赶走以叶林为组长的工作组。同一天刘少奇要王光美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两天后王光美加入工作组,出任工作组顾问。

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对其进行批评。蒯大富以绝食抗议,还跑到清华火车站,准备卧轨自杀。工作组并未因蒯大富绝食而退让,决定让校共青团来解决闹事学生的问题。蒯大富所在班团支部召开全体会议,对其批评教育,蒯大富则口若悬河地进行辩论。最终多数人同意开除蒯大富的团籍。这意味着今后他再也不会受到重用。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学校将蒯大富软禁了起来,关了18天。

没想到事件出现转机。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询问情况。7月29日,清华大学工作组撤销。7月31日凌晨2点,周恩来总理乘坐汽车至清华大学甲所宾馆,听蒯大富汇报文革状况,一直讲到清晨5点还没说完。当晚7点,周恩来将蒯大富约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带着山东省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继续听蒯大富告工作组的状,一直讲到晚上10点,并做了全部记录。第二天,8月1日,八届十一次全会开幕。毛泽东与刘少奇彻底摊牌。

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随即蒯大富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副司令。

文革初期,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夺权后,针对的斗争对象是旧北京市委和北大校党委。清华大学由高干子弟掌权,针对的是以清华校长蒋南翔为代表的校党委,和以蒯大富为代表的普通教职员工和学生。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组织由此分裂成两派,以“清华大学红卫兵”(刘涛、贺鹏飞、李黎风、刘菊芬等高干子弟为主),和以蒯大富为中心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前身,平民子弟为主)。1968年5月30日,清华两派武斗,导致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身伤残。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任务。 蒯大富返回清华后,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打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于是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而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后来王光美留下并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准备批斗,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返回家中。1978年4月,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师生大会上,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判处17年徒刑,1987年释放。

1966年6月3日,《北京晚报》头版,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改组北大党委。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由新市委直接领导文革工作。撤销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一切职务,派驻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决定调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彭真是刘少奇亲信,但换上的李雪峰,曾在邓小平手下工作24年,依然是刘邓派系的亲信。1967年1月至4月,李雪峰被毛泽东派到天津躲避文革风头。1968-1970年出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1971年被划入陈伯达反党集团,入狱关押八年,开除党籍,1982年平反。1976年,李雪峰的女儿李丹宇和薄熙来结婚。

北京师大附中,建于1901年,位于中南海以南一公里,是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钱学森、王光美均毕业于该校。1953年该校改组为北师大一附中,成为北京第一批重点中学,有大批高干子弟,如刘平平(刘少奇女儿)。1966年6月,邓小平将北师大女附中作为文革典型,派驻工作组。刘少奇则将北师大一附中作为文革运动典型。6月9日,第一批工作组进驻北师大附中,揪出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6月17日,以勾德元(共青团中央青工部长)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当天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6月19日晚,刘平平放学回家后,告诉刘少奇,学校有人正在写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其他几个学校也出现反工作组的苗头,而且这些人私下串连,有可能酿成风潮。

6月20日,北师大一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干出身、中共预备党员)起来造反,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6月20日当天,刘少奇亲自接见北师大一附中的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刘少奇亲自将校长刘超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6月21日,王光美以顾问的身份,加入清华大学工作组,住在万寿庄招待所,配有两名秘书,实际在背后操纵清华大学的文革斗争。

从6月24日到30日,根据刘少奇指示,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对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批斗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一次批斗会就开了八小时。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陈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三次批斗会后,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该校将近90%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77%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甚至毒刑拷打。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一天到晚谁也不和他们说话,何方方蹲在教室里的一个角落里,弯着身体学毛选,一蹲就是半天。七月底串连开始以后她去北大看大字报,竟被人告密说她是"反革命头子",把她赶出了北大。

1966年6月,毛泽东身在杭州,周恩来出国访问,北京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天下。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制造了大量惨无人道的暴行。工作组主要从共青团中央抽调一千五百多名干部组成,仅北京市文教机关,就抽调了7239人参加工作组。这一轮疯狂的迫害行动,直至7月28日,工作组撤销为止。8月初,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摊牌后,以干部子弟(官二代)为主的保皇派红卫兵,在北京开始了疯狂的打人、杀人、抄家活动,被迫害致死者超过千人。

1966年前后,美国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MSFC),库房中堆放的F-1火箭发动机等待进行测试。

1966年6月,美国宇航员迈克尔·柯林斯,练习使用哈苏相机,配置500毫米长焦镜头,旁边是训练用的月球车。

1966年6月初,美国发射双子座9A载人宇宙飞船,指令长托马斯·斯塔福德,静静地看着舷窗外的地球。

1966年6月6日,美国黑人大学生詹姆斯·梅雷迪斯,为了打消黑人对外出的恐惧,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徒步220英里返回老家(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他在51号公路上遭到枪击,身中63颗铅弹。梅雷迪斯痛苦地躺在街道上。他大喊:“难道没有一个人来帮我吗?”拍摄这张照片的摄影师Jack Thornell,告诉他保持冷静,救护车就在路上。凶手奥布里·诺威尔(Aubrey Norvell)被判有罪,在监狱里不停地后悔自己没有用大号铅弹。

1966年6月12日,美国芝加哥Division街,因芝加哥警察枪杀一名波多黎各青年,引发延续一周的大规模骚乱,波多黎各移民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对少数族裔的歧视行为。伊利诺伊州出动军警进行镇压。

1966年,美国佛罗里达州,克利尔沃特(Clearwater),一群警察刺刀上枪,镇压骚乱。克利尔沃特位于佛罗里达半岛西海岸,距离肯尼迪发射场200公里。1966年夏天,美国43个城市爆发大规模骚乱,包括芝加哥、克利夫兰、俄亥俄、亚特兰大、乔治亚、和圣弗郎西斯科,各州政府出动军警进行镇压。

1966年,越南,美军A-1攻击机投下白磷弹,烧毁村庄。白磷弹内含有大量粘稠剂,爆炸后产生云状火焰,灼烧150米半径内的生物。粘到人体后能一直烧到骨头。1980年通过的《联合国常规武器公约》,将白磷燃烧弹列为违禁武器。

1966年6月29日,英国伦敦,一名参加反战示威游行的女性,被几名警察拖走。全美反战学生运动扩散至全球,后来成为全球和平运动。

1966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罗马尼亚,受到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的热情欢迎。1967年6月26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华盛顿会见毛雷尔,请他向中国政府传话:“美国与中国打仗是极其愚蠢的,美国只想与中国贸易,以中国所允许的方式与其相处”。1969年9月,毛雷尔访华时将尼克松准备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思转达给周恩来。2000年2月28日,毛雷尔因车祸在布加勒斯特逝世,享年98岁。

1966年6月10日,湖南省《长沙晚报》印刷厂,职工杨华生的退休证。退休年龄65岁,工龄21年,职务传达,月薪39元,退休工资为原每月工资的70%。内页退休费领取记录显示,1973-74年的每月退休金为29.8元。1951年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规定男工60岁、女工50岁退休。1955年女工退休年龄提高为55岁。

1966年6月15日,四川成都,四川汽车制造厂,引进法国贝利埃GCH重型军用越野车技术,试制的两台CQ260越野车样车装配下线。1984年10月1日,红岩汽车CQ261越野汽车参加国庆35周年阅兵,牵引东风五型洲际弹道导弹,驶过天安门广场。

1966年6月18日,《工人日报》头版,国务院改革高校招生办法的决定,决定推迟高考招生工作。

1966年6月21日,湖南韶山滴水洞,毛泽东主席与中央警卫局局长张耀祠、湖南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中央警卫处处长曲琪玉(后排从左至右)合影,钱嗣杰拍摄。1966年6月17日到28日,毛泽东从杭州经南昌,第二次回到了故乡,在韶山滴水洞住了11天。他日日夜夜看文件、材料、报纸等,没有见过任何外人。唯一的一次外出,不过走出洞口三百多米远。特别看了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报告。林彪说:“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结合,有的是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攻相结合,有的是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乱、大闹。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我们夺取了政权16年,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

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1966年6月,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写的唯一一首诗《有所思》。诗曰,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宇宙,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七亿人民有所思。6月26日,毛泽东会见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负责人时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离开韶山后,毛泽东经长沙赴武汉,7月18日回到北京。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主席在湖北武汉畅游长江,游了一小时零五分钟,游程30华里。游罢上船,他到休息室穿上睡衣后径自走进驾驶室,与驾驶员攀谈。从此,“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很快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政治口号。摄影钱嗣杰。

1966年7月17日起,日本圆谷株式会社制作的怪兽连续剧《宇宙英雄·奥特曼》,首次在东京放送(TVB)开播,创下收视纪录。平均收视率高达36.8%,最高时达到了42.8%。日本是个崇尚英雄的国家,但是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实际沦为美国殖民地,那些二战战犯岂能拿来宣传。经济上的日益崛起,与政治上的压抑,形成了矛盾的社会心态。因此虚幻的英雄打怪兽,拯救国民的影视节目开始在日本流行。这些打怪兽剧的主题,都是宣传正义、爱、团结等理念,在做生意的同时,向儿童灌输政治价值观。

1966年7月19日,法国幻影4A型轰炸机,携带AN-11核航弹进行了空投核试验。AN-11是法国的第一种实战核武器,用钚239作装料,重约1500公斤,爆炸当量6万吨,纯裂变弹。1962年5月首次试验,1963年开始制造,1964年10月服役。1967年AN-11开始被其改进型号AN-22替换,当量不变,重量减轻至750公斤。

1966年7月19日,黑龙江日报社编辑部记者李振盛,与体育记者刘文山(右)一起到松花江边野餐,三瓶啤酒,两个面包,两根黄瓜,一根香肠掰两截,把这些东西往报纸上一摆,就算是丰盛的美餐了。李振盛祖籍山东荣成,出生在辽宁大连,毕业于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当时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生活条件远好于普通工农群众,有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习气和优越感。1969年9月,李振盛和妻子被下放到柳河五七干校接受阶级教育,1972年回到报社。李振盛在文革时期利用记者身份,拍摄了大量文革照片。1990年代李振盛前往美国,将大量中国文革照片交给美国人研究。

1966年7月底,清华大学反对工作组镇圧群众运动的大字报。标题有:工作组为什么这样怕群众、怕民主、怕革命。工作组大方向错了。工作组大方向上有严重错误。工作组在打黑帮中的右倾错误应该辩论。做五十天老爷,犯二十条罪状。张兆美居心何在?致全校革命师生的公开信——工作组的错误必须批判。撤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老根就是刘少奇!

1966年6月3日至7月28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向大中专院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革工作。当时北京有53所大专院校,在校师生30余万人。在工作组向广大人民群众专政的50余天里,有12802名师生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学生”和“反革命”。平均每23.4个师生中就“抓”了1个“反革命”。其中“右派学生”10211名,“反革命”教师2591名,致使多人受辱自杀。在全国范围至少有上百万群众被打成了“反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专政令人发指!工作组把群众运动变为运动群众的恐怖做法,激起了多数学生教师的愤怒和反抗。

1966年7月28日《河南日报》,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7月26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新市委,在北京大学东操场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康生则宣布了工作组的两大罪状。江青要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讲话。李雪峰收起折扇,走到话筒前说,工作组在你们那里,什么时候批判,什么时候要让他们来,他们就来。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我们对具体的事情也不太了解。工作组都是四面八方来的人,情况不明,随传随到,奉陪到底。

李雪峰讲话简短,但是话中有刺,特别是他说‘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与康生说的‘毛主席一个也没有派’完全不同。“奉陪到底”隐含着挑衅意味。直至7月28日,北京新市委在毛主席施压下,被迫宣布从北京大中学校撤出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失势后,遭到各学校学生的反扑。一些工作组成员遭到学生殴打辱骂。如北京大学文革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河北省委书记),遭到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负责人彭小蒙,用铜头皮带抽打。

1966年7月29日《河南日报》头版,学习英雄刘英俊。愤怒声讨文艺界黑线总头目周扬的滔天罪行。7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中专学校万人大会。中央文革在会上宣布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撤销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检讨。邓小平发言称:工作组有的是好的,有的是比较好的,但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的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他们在压制群众,打击革命左派和不同意见的人,严重违反了党的方针政策,把运动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引起了广大师生的不满,以至要求撤换他们,这是完全可以的。

刘少奇主席对学生发言称: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饱了也不上课。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又吃饭又不上课干什么呢?干革命!就是要你们闹革命!如何闹,在这半年里,你们可能取得很大进步,我们也要跟着你们学习一些。。。。。清华大学一个学生,写了这么一个口号──“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同学们就揍他。这是反革命标语,一揍他,揍垮他了,只好拿去拘留,这是保护性拘留,如果你们保护他自由让他活动,不揍他,让他多写点反动标语,多发表点反动言论,不妨碍大局嘛!过后再作结论。。。。。那天,我在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你们那个薛恐,那个思想反动得很。让她活动,让她讲话,让她写大字报,在运动中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假革命,写反动标语,进行反革命活动,总的来讲不是坏事,是好事,让他们进行活动。只有杀人的,放火的,在食物里下毒的,在饮具里放毒确有危险的,把这些危险的抓起来,除此以外不抓,让他们活动,活动一个时期,最后做结论,你还没定案就不能向他施行专政。

1966年7月29日,北京工业大学三系(无线电系)学生谭力夫,以鬼见愁为笔名,贴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谭力夫是干部子弟(官二代),生于1942年,其父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右,死于1961年)。

谭力夫的对联意思很明确:老子是高干,儿子必然是英雄;父亲是“牛鬼蛇神”,子女则天生反动。这副对联一经贴出就立即在全国产生了轰动效应。8月1日,北航附中学生把对联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北京主要高校,于是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血统论”对联在北京迅速传播开来。凡是对联出现过的地方,无不发生激烈的辩论。8月2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时明确指出这是血统论。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陈伯达讲话不久,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学生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高呼“鬼见愁”对联,从而引起更大躁乱。干部子弟开始酝酿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后改称贫协)。清华、北大等校立即响应,以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两大派别。这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红五类和黑五类。

当时已经有一批高层领导干部被中央文革打倒。干部子弟(官二代)惶恐不安,眼看着世袭罔替的殊荣脱手而去,又不甘心做普通工农群众。于是一群十五、六岁的学生,替他们被打倒的干部老爹老妈,喊出了压抑已久的声音:共和国应对功臣们封妻荫子!见陈伯达不管用,中央文革又请出两尊更大的菩萨。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把斗争目标锁定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5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8月6日,干部子弟在北京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大会,公然宣传血统论。江青、康生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时,江青一再重复“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的新改对联,结果却催生出更多的血统论对联: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横批:理应如此。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横批:代代相传。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横批:谁敢翻天。

1966年8月,以干部子弟(官二代)组成的保皇派红卫兵,在北京街头展开了疯狂的打砸抢杀活动。公开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干部子弟要以武力保卫爹妈们的干部特权身份。谭力夫四处宣传血统论,为干部子弟提供理论支持。为了显示红色贵族与众不同,在谭力夫讲话的影响下,他们相继成立了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后来的“联动”就是以这三个组织为核心组织起来的。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各种场合多次不点名批判谭力夫。1966年12月18日,谭力夫被逮捕入狱。中央文革小组准备在北京召开万人大会,公开批判谭力夫。但是在周恩来总理干预下,1967年5月29日,谭力夫被释放出狱。1969年下放到农场,1970年入伍。1997年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1966年7期《解放军画报》,宣传一心为公的硬骨头战士张春玉。1965年6月30日,黑龙江省嫩林铁路朝阳1号隧道,铁道兵三师第十三团十六连施工时发生塌方事故。张春玉与其他战士冒险跑入隧道内,在顶部坍塌前,将战士郭凤堂推出洞外。张春玉被碎石压断左腿,右胸三根肋骨也被碎石砸断。战友挖了三个小时才把他从废墟里刨出来。另一战士王物件牺牲。

1966年7月20日,《江西日报》,学习刘英俊同志,江西农药厂积极生产农药支援晚稻灭虫,武宁县抓紧时机割青沤肥,全省各地拖拉机站职工全力投入双抢。1966年3月15日刘英俊和战友们驾驭着炮车行驶在马路上,受汽车惊吓,辕马在马路上狂奔,正值工人上班、学生上学之时,而就在炮车前面不远处,有六个孩子被惊呆。情况十分危急。刘英俊用肩膀猛抗辕马的脖子,使炮车拐向了右侧小道,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刘英俊却被马车压住身负重伤,经抢救无效牺牲。

1966年7月,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霍夫(Hough)爆发骚乱,俄州国民警卫队在屋顶上警戒,望着冷冷清清的大街。

1966年7月,美国纽约,从布鲁克林3号码头看曼哈顿岛。这一年,美国海军关闭了拥有160年历史的布鲁克林造船厂,大量员工失业。这一年6月30日,迈克·泰森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黑人贫民区。父母离异后,母亲带着他改嫁。7岁时泰森在纽约街头遭到性侵犯,就此混迹于街头。1978年,12岁的泰森因偷钱包被送入少年拘留中心,并被中学开除学籍。那时泰森认为他根本活不过25岁。所幸他在监狱里认识了拳击教练博比·斯图尔特。博比发现了泰森的拳击天赋,并将其引荐给71岁高龄的著名拳击教练库斯·达马托。1982年泰森母亲去世后,达马托成为泰森的监护人。1986年,年仅20岁的泰森,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重量级拳王。一向狂傲的泰森,将毛泽东作为最崇拜的英雄。那个时代,毛泽东是世界革命领袖,也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支持者。泰森通读过《毛主席语录》,并将毛主席头像纹在右臂上。2006年4月1日,泰森前往北京瞻仰毛主席纪念堂。记者问他的感受,泰森说: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他解放了中国人民,影响了全世界,但美国人恨他。


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千年历史上,唯一一次由国家领袖发起,支持社会底层群众,对当权派官僚集团进行夺权的政治运动。但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千年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官僚集团。文革初期,人民群众无论在理论、组织、物资、资金等方面,均处于绝对劣势,难以对抗官僚集团。尤其是干部子弟(官二代)为主的保皇派红卫兵,在高层干部支持下,对支持打倒官僚集团的群众,展开了疯狂的迫害行动。1966年8月,被称为“八月红色恐怖”,北京市大批群众受辱自杀或被毒打惨死。

五十年后,当年参与文革的干部子弟(官二代)非富即贵,权倾天下。
他们肆意篡改历史,将所有罪名都推到了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身上。
而那些被打倒的老干部都是“为革命做出贡献”,遭受文革“迫害”。

改开三十年来,官僚集团勾结资本势力对人民群众的血腥压迫,恰恰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正义性。



 

工业革命 ——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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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
——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二十二)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主席主持会议。出席全会的有中央委员74人,候补中央委员67人,社会各界47人列席会议。全会原定议程5天,主要讨论和批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审议并批准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的决定(停止彭罗陆杨职务)。8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措词十分激烈的讲话,尖锐批评了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的“路线错误”,全会即转入揭发批判刘少奇。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克思主义都是假的。……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往来,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有真正的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的批评,引发了刘少奇主席的强硬反击。刘少奇当众声称:“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而且决心顽抗到底:“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刘少奇的强硬态度,显然激怒了毛泽东。第二天(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虽未点名,但明显地是针对刘少奇,并且明确提出在党中央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8月7日起,中央全会转向全面揭发批判刘少奇的罪行。全会通过党内民主投票,刘少奇的党内地位迅速由第二名降到第八名。林彪由第六上升至第二

从1966年8月至10月,刘少奇虽然党内地位下降了,但仍然持强硬反抗态度。当时很多中共高官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目的就是要拿掉刘少奇,换上林彪。这些高官想:现在刘少奇拿掉了,林彪上来了,毛泽东应该心满意足了,文革也就应该结束了。周恩来当初也是这么想,认为刘少奇下台之后,文革这场运动就算是结束了。可是事情与众高官的想法相反,刘少奇拿下来之后,毛泽东仍没有结束文革的意思。当时任国家建委主任的谷牧回忆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党内绝大多数高级领导干部都处于一种‘很不理解’的状态,我们这些人都是如此。”。当时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继续搞文革的目的,可能是想搞一次思想教育性质的“灵魂深处”闹革命,以为文革的重点是“思想教育”,完全没想到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是“夺权”——让老百姓当家做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民主。而夺权,必然会侵犯到官僚阶层及社会精英群体的既得利益。他们又岂会“理解”文革。
1966年8月,北京人民大会堂,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场,钱嗣杰拍摄。毛泽东通过中央全会民主投票,将刘少奇拉下马。然后希望林彪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但是林彪借口身体原因,退缩了下去。这样中央日常工作就落到了周恩来身上。此后周恩来开始主持召集“中央碰头会”,这实际上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林彪主动放权给周恩来,毛泽东虽说不满意,但也拿林彪没办法。这样一来,中共的体制,变成了毛泽东是第一把手,周恩来是实际上的第二把手。但周恩来在中共历史上是犯有严重错误的领导人。1949年建国后,毛泽东通过扶持刘少奇、高岗、陈云、邓小平,架空制衡周恩来的势力范围。随着高岗、刘少奇、邓小平相继出事。毛泽东与周恩来直接相对,矛盾便摊上了台面。周恩来作为中共官僚集团的首脑,又岂会坐以待毙。文革延续长达十年,总是无法收场,根源即在此。
1966年8月初,四川省自贡市手工业办事处主任叶玉章,遭到职工贴大字报,检举批判其官僚主义行为。该组大字报有10张,在此展示其中两幅。其中女职工周碧清的大字报题为《不关心工人疾苦,官僚主义的叶玉章》。内容为:叶玉章任棉织厂的白巾车间主任时,我家庭遭受了突然的大变化。因为我的小孩子俩个受了食物重毒,当时抢救了一个回来,当时死了一个。一时没钱买匣子(骨灰盒)。反应他借钱,借不到,我才反应居委会主任,做好事,指定我到加工厂(公房)去拿一张门板来做。叶玉章又把我当着,不许可拿,当时我只有痛哭,只得回家将我的衣柜损坏来做匣子才解决了死人困难。从这个事实证明他是关心我们工人的疾苦吗。不但不解决问题,还加以为难,真是痛心。附注:叶玉章,我提了你的意见,不怕你在压我的生产。(66.8.3)。

第二张大字报写道:叶玉章主任,你好多次都在开会中说:“看起来干部要参加劳动”,你是挂羊头卖狗肉,每天东跑西跑,不然就在办公室坐起,你是什主任,你是啥子干部,你参加了好多劳动,你只晓得对别人就是马列主义,对自己就是自由主义。你学习毛主席著作究竟是怎样学的,很好检查下。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由机要秘书徐业夫誊清,张贴在中南海大灶食堂外。红纸黑墨的大字报,吸引了许多中南海工作人员围观。当大家看到毛泽东的署名时都吃了一惊。毛泽东在大字报里指出:“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里,不点名的批评刘少奇、邓小平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行为;并且明确提出在党中央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阻力,就是来自中共中央的高层领导人。

1966月8月5日晚,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党总支书记)卞仲耘(50岁),被该校学生殴打致死,成为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干部。照片为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拍摄,墙上贴满了辱骂大字报。如:警告卞母猪及她的猪崽子们,不许你们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扰不了你!凶神恶煞一付地主婆模样,任意欺压虐待劳动人民。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你再敢胡作非为,千刀万剐了你!

卞仲耘的死亡时间非常耐人寻味。北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重点抓的文革典型学校。从6月4日起由共青团中央派出工作组,与高干子弟(官二代)接管控制学校。高干子弟包括宋彬彬(宋任穷上将之女)、邓榕(邓小平女儿)、刘亭亭(刘少奇女儿)、刘进(河南省委书记刘仰峤之女)等人。在工作组唆使下,卞仲耘等校领导从6月21日起,长期遭到干部子弟的毒打辱骂。卞仲耘甚至为此给邓小平写求救信。而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同样被干部子弟扣上了“反革命分子”帽子,进行批斗。直至7月28日,北京新市委在毛主席压力下,被迫撤销工作组,对于校领导和反工作组学生的迫害行为,才告一段落。

然而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校领导未恢复职权,高干子弟(官二代)依然掌握着学校控制权,并于7月31日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当时能够参加红卫兵的主要是干部子弟,负责人有宋彬彬、邓榕、刘进等人。8月4日下午,卞仲耘、胡志涛等校领导,在集中学习的时候,被突然闯入的学生毒打。8月5日上午,胡志涛副校长(女)去北京新市委上访,要求保证人身安全。8月5日下午2点起,高一3班干部子女发起游斗校领导,继续对卞仲耘等五名校领导进行毒打辱骂,下手特别狠。下午5时许,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傍晚,昏迷的卞校长被刘进、宋彬彬、李松文等多位师生送到邮电医院,医生要求出示学校证明方可抢救,为此双方发生了争执,最后达成共识,由李松文老师牵头作保,院方予以抢救。经抢救无效,卞仲耘于当晚9点死亡。

当夜,刘进、宋彬彬与几位高年级学生,在北京饭店找到北京新任市委书记吴德,报告了卞校长被学生暴力致死的情况。吴德听完汇报,沉思良久,说:“死了就死了,以后不要打人了。”。8月8日,北师大女附中成立了文革筹委会,刘进任主任,宋彬彬等人任副主任。高干子弟(官二代)仍然掌握着学校大权。

卞仲耘死后,丈夫王晶被通知到了邮电医院。他看到的是妻子遍体鳞伤的尸体。特别是卞仲耘的头部,肿得很大,而且全是乌青色。王晶找到女附中负责人,要求他们写下名字。签名的7人中有宋彬彬、刘进等人。当时照相机是贵重物品,卞仲耘家没有照相机,王晶第二天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的遗体照片。为处置卞仲耘的遗体。王晶和他的大女儿见到了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邓小平女儿)。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遭到王晶垚反对。在医院开具的为火葬用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

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学校革委会依照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1978年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为她“昭雪”,把卞仲耘的惨死归咎于林彪、四人帮的颠倒敌我,纵容、支持坏人

1979年4月,王晶垚向北京市司法机关提交控诉书,要求调查处理杀人凶手。然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却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原因是“追诉时效期限”已过。

2014年1月12日,当年参与此事件的宋彬彬、刘进,对文革受害者发表《道歉信》,并为自己的罪行开脱。1月27日,93岁高龄的王晶垚在网上发表一份《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卞仲耘案只是1966年8月至9月,北京市被迫害致死的众多案件中的一个起点。从目前资料来看,行凶者以干部子弟组成的保皇派(官二代)红卫兵为主。显而易见,这种大规模杀戮迫害带有政治目的:第一,通过杀人来证明毛泽东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是错误的,你看工作组一撤,学生就开始杀人了。第二,通过杀人证明刘邓镇压学生运动是正确的。第三,通过杀人证明毛泽东支持学生运动打倒官僚集团的决定是错误的。第四,通过杀人转移社会矛盾焦点,使得被害者家属及普通群众厌恶文革,转移文革要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主要目标。你毛泽东不是要支持学生闹革命么,我就煽动干部子弟(官二代)带领学生去打人、杀人、抄家,否定文革的正义性。

1966年8月6日,北京西城区,天桥剧场,受谭力夫“血统论”对联的影响,西城区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等学校的干部子弟(官二代)红卫兵在此聚会,围绕“血统论对联”展开大辩论。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部到会。江青在会上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造反——理应如此。”并说:“不应该在枝节问题上消耗精力,大敌当前,要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据清华附中红卫兵头目卜大华回忆。当天辩论大会结束后,江青把他和彭小蒙(北大附中)、刘平平(北师大一附中,刘少奇女儿)叫到后台演员化妆室。江青批评刘平平,说:“平平,听说你在你们学校镇压革命学生了? 你应当向他们道歉,你应该为他们平反。”。刘平平一句话没说,被说哭了。然后江青对着卜大华、彭小蒙等人,劝他们不要再宣传血统论对联。暗示有人在利用血统论来反击毛泽东发起的文革路线

当第二天,江青的讲话以大字报的形式贴到北京各学校时,一些反对者撕掉了江青讲话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对血统论的温和批评,根本无力扭转干部子弟(官二代)维护自身特权利益的冲动。8月12日,谭力夫又写了一篇著名的《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把血统论从学校进一步推广到社会上,引起更大范围的辩论。8月20日,谭力夫在北京工业大学全校大会上发言,公然煽动血统论。谭力夫讲话一出笼,迅速通过长途电话、航空信件传到了全国。大批地方政府官员为谭力夫的“血统论”叫好。如福建省,在福建省委指使下,全省复制了几十万份“谭力夫讲话”,并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和农村。有的单位规定每天要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谭力夫讲话”。【8月20日的谭力夫讲话中,多次故意提到刘少奇。众多官员为刘少奇被拉下马而忿忿不平。因为刘少奇历来维护的是官僚集团利益。1967年1月,福建省委书记叶飞被造反派打倒。】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文革十六条》)。决定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严格区别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1966年8月10日,陕西省,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上街热烈欢呼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白延生摄。《十六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当时的人们还没搞清楚,这个当权派到底是哪些人。游行队伍里依然举着刘少奇、邓小平的画像。

1966年6月2日,西安交大在北大聂元梓大字报的影响下,学生开始贴大字报,矛头指向西安交大校长彭康。6月3日,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工作组到校,但很快引起学生不满。6月6日,西安交大学生要赶走工作组,还提出陕西省委有黑帮。学生的革命行动迅速遭到陕西省委镇压。带头反工作组的学生李世英,被工作组戴上高帽子“游校”,6月9日李世英自杀未遂。学生王永婷被逼跳楼身亡。全校1000多人被批斗,44名处级干部有29人被定性“黑帮”,63 人靠边站,912名学生干部中有680人被定性“反革命”,这在全国高校也是罕见的。

工作组的迫害行动持续长达40余天。直至7月份,毛泽东要求撤销工作组。学生们对工作组的痛恨可想而知。1966年8月,李世英成为西安地区大中专院校造反总指挥,11月成立了交大红卫兵总部,出现了成百个战斗队、兵团、调查组、通讯社等组织。1967年成立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斗批改”办公室,进一步组织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刘澜涛、霍士廉以及批判彭康等人。1967年1月,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被造反派打倒。保皇派红卫兵秘密将霍士廉护送到北京,被周恩来保护起来1967年10月下旬各班级开始复课。1968年3月28日,彭康在游街批斗时猝死,时年67岁。1973年,霍士廉再次出任陕西省委书记,死于1996年。

1966年8月,陕西省,西安市话剧院宣传队,在西安街头宣传《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王凌摄。

1966年8月12日,湖南省长沙市,群众大游行,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966年8月13日,北京市,革命群众打着横幅,抬着毛主席像,呼喊着口号游行到中南海西门,拥护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开展文革的《十六条》。《人民日报》摄影记者许林拍摄。

1966年8月13日,北京,革命群众打着横幅,抬着毛主席像,呼喊着口号游行到中南海西门,拥护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在游行队伍中,还有许多举着彩旗喊口号的小学生。《人民日报》摄影记者许林拍摄,苏制卓尔基135相机。

1966年8月,辽宁省,沈阳火车站前纪念碑,一个小姑娘在向周围群众宣传《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核心内容是:“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然而这些专业政治术语,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似乎过于深奥了。1966年8月10日晚,毛泽东来到中央群众上访接待站,向前来上访的群众挥手致意,并讲话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那个文盲率还比较高的年代,又有几个老百姓关心政治呢。——不关心政治权利,老百姓哪能保证自己的经济权利?

1966年8月前后,湖南长沙的大字报墙,标题有,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撤销大中院校文化革命工作组的英明决定。向革命师生学习。唐大柏拍摄。

1966年8月14日,云南省,《云南日报》出号外,宣传《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966年8月14日,辽宁省,《辽宁日报》,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认为,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就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要敢于革命,善于革命。不要怕出乱子。反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热烈支持革命的左派,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1966年8月14日,黑龙江省,北大荒七星农场良种站,哈尔滨女知青合影。前排左起,栾国华、张莲芳、王玉芹、×××、李延荣、滕玉芝;后排左起,张志霞、刘庆芳、×××、×××、鹿桂珍。张志霞提供照片。七星农场建于1954年,位于佳木斯市富锦县,靠近中苏边境。七星农场的知青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很多人扎根农场,为国家奉献了一辈子。

1966年8月,香港,第101期《银河画报》,刊登女影星陈曼玲搔首弄姿的明星照。1960年代香港黑社会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影视圈与黑社会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各黑帮靠着垄断卖淫、色情电影、贩毒、走私、诈骗、赌博、收保护费等门路敛财。女明星要想红,必须得敢“脱”,有人捧。众多香港女星靠着色相一脱成名。

1966年8月,香港,第101期《银河画报》,女演员文兰。文兰原名梁葆英,是粤剧丑角名家梁醒波之女,凭借父亲的关系进入影视圈,但表演水平一般,总是红不起来。梁醒波的三个女儿都是女艺人。

1966年前后,香港九龙总华探长吕乐,通过建立警匪勾结的贪污体系,聚敛了亿万身家,人称“五亿探长”。当年吕乐、颜雄、韩森和蓝刚四人被称为香港“四大华探长”。吕乐为四人之首。吕乐祖籍广东海丰,吕乐的姑丈是向华炎,向华炎是向华胜、向华强的大哥,香港黑社会组织新义安的首脑。1940年吕乐加入警队后,从着装警员做起,通过警匪勾结、贿赂上司同僚,一路做到只手遮天的总华探长。1959-1968年,吕家在全港购入大量房产,甚至整幢大厦。筲箕湾道299号便是其一,倘若未被拍卖持有至今,市值约值1.2亿元。1968年,当时48岁的吕乐急流勇退,靠着名下不动产收房租,过着舒适的退休生活。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吕乐成为头号查缉目标,当时吕乐便带着八名子女及妻子蔡珍一家人,急忙移居加拿大定居,1979年买下台北市东区敦化南路公寓豪宅,自此定居台湾。香港廉政公署对此无可奈何。
1966年前后,香港的四大总华探长。当时香港整个警察系统,就是最大的一个黑社会组织。吕乐、颜雄、韩森、蓝刚等警察首脑,与香港四大黑帮(新义安、潮州帮、14K、和胜和)有着密切关联。即使警察坐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干,四大黑帮也会送案件给他们上去交差。1973年6月8日,英籍香港总警司葛柏,携带巨款成功潜逃回英国,引发全港愤怒。新上任的港督麦里浩,被迫宣布成立香港廉政公署。廉政公署成立仅仅两年,就在香港警队内部,挖出了近二十个贪污集团,数名警司级的高级警察被捕,数百名警察遭到通缉。其中最大的一桩团伙贪污案涉及18名警务人员。1977年10月28日,2000多名香港警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廉政公署权力过大。

1966年,香港,香港仔的住宅区。香港仔位于南区。南区从香港开埠起就是工业区,筑有船坞,聚集了大量船民。1950年代起,香港的出口加工业开始起步,香港仔东部的黄竹坑,成为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加工区。到1960年代,随着中国大陆大量的非法偷渡者进入香港,香港人口已经超过300万人,为私人工厂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人多地少使得厂房租金迅速上涨。此时已经靠着卖塑料花,完成了原始积累的李嘉诚,趁着香港因劳工暴动楼市狂泻的机会,开始在观塘、柴湾、黄竹坑买地建工厦(工业用途大厦),取名“长德”、“长华”、“长汇”等,全部作收租用途。到1970年,长江实业光是每年租金收入便有400万,奠定了李嘉诚向房地产进军之路。1990年代之后,随着香港将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转移至广东珠三角,黄竹坑随之没落。香港商人在广东招募廉价劳动力,建起了大批“血汗工厂”,广东当地政府与港商官商勾结,长期非法侵害中国劳工利益。

1966年,香港,香港仔的船民和住宅区。

1966年前后,香港的贫民窟,居民主要是中国大陆逃港的非法偷渡者。美国LIFE杂志照片。

1966年,香港,从太平山顶俯瞰中环建筑群和对岸的九龙半岛,维多利亚湾里停着航空母舰。半个世纪以来,香港是资本主义丛林社会的典型案例。整个社会以私人财富划分等级。上等人买豪宅住太平山别墅,中等人贷款买大厦鸽子笼,下等人挤在九龙城寨等棚户区度日。这里对于富人(资产阶级)是天堂,对于穷人(无产阶级)是地狱。到2011年,香港以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等为首的40个财阀家族,占据了香港财富的69%,资产总量超过1600亿美元。香港极度的贫富分化,引发了全港社会严重冲突。

1966年,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书店橱窗里,展示的毛主席肖像和语录。尽管国务院负责港澳事务的廖承志指示不在香港发动文革,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依然对香港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橱窗左侧的毛主席语录写着: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1966年8月16日,河南省洛阳市,东方红拖拉机制造厂,引进法国贝利埃GBC型越野车底盘,和捷克太脱拉风冷发动机技术,试制的东方红DFH665型5吨重型军用越野车。该车于1967年月10月投产,1970年正式批量生产,并实现了出口。东方红DFH665型越野车,不仅是中国第一辆重型军用越野汽车,还是第一辆装备国产风冷柴油发动机的军用车辆。该车主要装备陆军炮兵部队,用于牵引130毫米加农炮、152毫米加榴炮等师属火炮。

1966年,北京摩托车制造厂(建于1958年)生产的长城BM020型货运正三轮摩托车,更名为东风BM021型。该车研制于1961年11月,由北京理工大学设计,采用仿捷克佳娃250摩托车发动机,卧式单缸风冷二冲程,22马力,后桥双轮驱动,额定载重350公斤。客运型号为BM021J,可载四人。这种轻型运输车辆在中国各地畅销不衰,服务了超过40年。1987年,北京摩托车制造厂与北京汽车制造厂合并,现为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966年前后,中国出现了一种颇受群众欢迎的新式食品机械——大炮手摇苞米花机。这种机器最早于19世纪后期出现在英国,也称为英式爆米花机。只不过20世纪电气化时代后在西方绝迹了,反倒在中国大行其道。1958年大跃进后,随着全国各地大炼钢铁,出现了大批县乡级的小钢铁厂、小铸造厂、小机械厂。这些小型集体企业为了生存,便将产品转向了民用领域。爆米花机能在中国大行其道,正是中国工业化的结果。那个时代,孩子们过年最重要的节目之一,便是从家里拿着粮食、玉米,去看炸爆米花。在嘭的一声巨响中,收获着生活的喜悦。

1966年8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比利时共产党中央书记雅克·格里巴(左二)。格里巴说:“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不仅对中国是有效的,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和作用。这些经验再次证明,一旦群众掌握了革命的思想,这种思想就成为一种不可战胜的物质力量。”。格里巴指出,腐朽的资本主义旧世界,看到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篡夺政权,幻想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同样的现象。他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决定性地打破了剥削者和压迫者,对于修正主义寄予的希望。”。

1966年,美国费城,霍姆斯堡监狱(Holmesburg),监狱里的医生所罗门·麦克布莱德(Solomon McBride,右二),正在对犯人进行人体医学实验,囚犯背后布满伤痕。美联社照片,坦普尔大学档案馆藏。冷战时期,美国军方科研机构,通过欺骗、付费等手段,对囚犯、黑人、妇女、儿童进行了大量人体实验,以测试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对人体的影响。研究手段有向人体注射微量钚、铀物质、注射二恶英(橙剂),注射吗啡、注射癌细胞、切除睾丸、散布肝炎病毒、蚊虫叮咬实验等。其罪恶罄竹难书。霍姆斯堡监狱建于1896年,1995年关闭。

1966年8月3日至10月27日,美军在越南发动“草原行动”(Operation Prairie),1329名美国士兵在这场行动中丧生。战地摄影师拉里·巴罗斯(Larry Burrows),拍摄了一系列战场照片。最著名的是这幅《伸手》,头部负伤的海军陆战队枪炮军士柏迪(Jeremiah Purdie),情不自禁地向奄奄一息的战友伸出双手。

1966年8月3日至10月27日,美军在越南发动“草原行动”(Operation Prairie),1329名美国士兵在这场行动中丧生。战地摄影师拉里·巴罗斯(Larry Burrows),拍摄了一系列战场照片。海军陆战队士兵哈蒙德战死,战友们找回他的尸体。跟在旁边的是著名女性战地摄影师凯瑟琳·勒罗伊。

1966年,越南,韩国猛虎师团在越南战争期间,坚持执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如在越南kuinyon村,屠杀了12岁以下的儿童22名、女性22名、孕妇3名、70岁老人6名,以及剩余其他村民。该部队将一名两岁幼儿扭断脖子杀死,将其挂在树上,将火点燃,焚烧尸体。该照片由荷兰战地记者科·伦特迈斯特(Co Rentmeester)拍摄。韩国军队在越南屠杀平民事件,被日本记者报道后,在当时的日本造成很大反响。

1966年,越南,韩国猛虎师团在越南战争期间,坚持执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荷兰战地记者科·伦特迈斯特(Co Rentmeester)拍摄。1990年代,在越南胡志明大学留学的韩国女大学生郑久秀,用三年时间走访了越南南方19个省,访问百余名大屠杀幸存者,搜集到韩军在越南先后屠杀8000名越南平民的史实。1999年秋天,郑久秀回到韩国,在杂志上披露韩国军队在越南的暴行,并引起舆论关注。韩国民众由此才知道这一段不光彩的罪恶历史。而韩国参战老兵对此感到愤怒,他们认为自己是国家的英雄,不应翻历史旧帐。

1966年,韩国釜山造船厂扩建,朴正熙总统亲自出席动工仪式。1962年,朴正熙政府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确立“工业立国”、“出口第一”的经济政策。但韩国仍然是典型的农业社会。1964年韩国粗钢产量仅有20万吨,而朝鲜是200万吨,中国是964万吨。建设工业需要庞大的启动资金。朴正熙通过将银行收归国有,推动日韩邦交正常化,从日本获得了每年1亿美元的战争赔款。1966年起,韩国通过出兵越南,从美国获得了巨额经济回报。当年韩国参战军人,以及赴越南为美军服务的韩国劳工报酬合计起来,韩国累计获得10多亿美元(相当于千吨黄金)的外汇收入,堪称韩国第二和第三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输血管”。这是韩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笔原始资本来源。

1966年,韩国农村的茅草屋与瓦舍,可能拍摄于汉城郊区。韩国是个典型的封建等级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国家,官僚士绅阶层在韩国处于绝对统治地位。1960年代初,韩国社会的腐败已经到了异常严重的地步,治安、司法、银行、税收、海关等各级政府部门中,腐败现象弥漫。连驻韩美军军官都指出:“如果不通过贿赂和收买,根本无法获取当地的物资和服务。”。朴正熙上台执政后,将“反腐败”作为重点,开始整顿官员队伍,开除1.7万余名腐化公务员、2000余名腐败军官,同时借机强行解雇了3.5万名旧行政人员。军政府所打击的官场“腐败”范围很广,不仅有官商勾结、受贿,还包括生活奢侈、任人唯亲等,甚至喝咖啡、听日本音乐、打高尔夫球也被视作腐败予以打击。但是这一系列重拳,并未能根治韩国的贪腐问题。1976年韩国开始“庶政刷新运动”,对320万名公务人员进行“精神教育”,从中选拔了32434名“先进标兵”。为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朴正熙推行了“建立健全的社会风气运动纲领”,誓言要惩戒懒惰、无条理、颓废、浪费、赌博、放荡行为等恶习。1977年,韩国政府中遭到惩处的行政人员多达51468人。朴正熙通过军政府的暴力手段肃清政治,虽然起到了效果,但是也将自己陷入危局。1979年朴正熙被自己的亲信刺杀而死。

1966年,韩国首都汉城俯瞰。

1966年,福建省发行的地方粮票,面额有半市斤、一市斤、三市斤、五市斤、十市斤。粮票上的图案有鹰厦铁路、福建三明钢铁厂等工业建设项目。1966年,福建汽车厂造出了福建省第一辆汽车(仿制北京212吉普),该厂现为福建新龙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的基础工业在60年代开始起步,覆盖纺织、船舶、汽车、钢铁、电子、石化、造纸等门类。但是由于长期受台海战备的影响,福建在全国并不属于重点工业投资地区,其工业资本积累,主要靠省内,即靠老百姓省吃俭用来兴办厂矿企业,因此工业基础较为薄弱。1978年改革开放后,福建省的私营经济快速发展。大量家庭作坊式的私营工厂,以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为业。如福建莆田,被称为“世界假鞋之都”

1966年,福建省闽候地区的侨汇肉票,面额为三市两,有效期至1967年6月止,剪角作废。从1860年鸦片战争以来,有大量福建人移民海外,总量达数百万人。外侨需要将钱款邮汇给国内亲属,福建省因此存在着大笔外侨汇款。1957年中国的侨汇总额为1.38亿美元,其中仅福建省就占到近3000万美元。1958年后随着全国公社化,动员侨户缴售家中的黄金、美钞,提倡全民办厂,挫伤了外侨汇款的积极性,导致全国侨汇总额急剧下降。到1962年全国侨汇仅有5090万美元。为了鼓励侨汇,国家调整了侨汇政策,对侨汇实施物资奖励措施。如1966年,广东省规定,每10元侨汇证,可领取粮食7市斤、肉类3市两、豆面1市斤、食油4市两、棉布1.9市尺、侨汇购物券2张。文革时期,中国的侨汇收入迅速增长,到1976年,全国侨汇总额达到4.23亿美元,是当时中国获得外汇收入的一个次要来源。

1966年7月29日,陕西省汉中市南海公社信用合作社,开立的活期储蓄存折,户主为板X沟大队代销店,开户时存入10元。存折显示,在7月29日至8月7日,共存入6次,支取2次,帐户最高余额为48元。存折封底写着:合理安排生活、发扬节约美德、踊跃参加储蓄、支援祖国建设。

1966年8月16日,北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接到通知,要他们准备参加8月18日的天安门广场集会。8月17日,学生们制作袖章,从毛主席题词中摘取“红卫兵”三字,刻成了木制模板。再用墨汁印刷在红布条上,制成红卫兵袖章。盖章后发给各班。当时买棉布需要布票,红布不容易找到,便用礼堂表演用的红色横幅布料裁减。制作匆忙,没有缝边。由于买人造棉不需要布票,后来制作的红卫兵袖章,多是人造棉材质。照片里的红底黑字袖标,是高干子弟(官二代)保皇派红卫兵的专用袖标,存世量极少。到1967年老干部权贵集团被打倒后,高干子弟成了黑帮分子。这种代表反动势力的黑字袖标便销声匿迹。此后红卫兵袖标以造反派使用的红底黄字为主。

1966年8月18日,北京天安门城楼正厅合影。左起陈云、邓子恢、朱德、毛泽东、林彪、贺龙、叶剑英、徐向前。这是自新中国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次穿军装,也是毛泽东和元帅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张合影照片

据毛主席的卫士长程长江回忆:为了接见红卫兵,半夜里毛主席说他要穿军装。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只好在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中寻找合身的军装。一中队刘云堂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把他的军装拿给主席试穿,毛泽东一试,正合适。关于毛泽东为什么非要穿军装,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表示他要拿出井冈山时代的勇气,重新投入一场新的革命。革命对象正是他的那些已经腐化堕落的革命战友们。

这天毛泽东通宵办公,清晨4点多钟他就准备出发,5点钟,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本来预定上午7点30分召开大会,按照官场惯例,毛泽东的地位最高,应该最后出场的,可是毛泽东却打破了这个显示官场地位和身份的惯例,大大早于其他领导人,第一个来到现场接见红卫兵,表现出他的谦虚和平易近人的态度。而且这天,毛泽东始终坚持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6个小时,而不是象征性地向大家招招手就走了。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后,“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响彻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看到沸腾的红卫兵,又走下天安门城楼,走进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群众队伍中,不断向群众招手致意。很快,毛泽东被紧紧地围在人海之中。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人海中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护卫毛泽东安全地返回了天安门城楼。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回忆中说:我看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很辛苦,一天要站立八、九个小时,而且全国的红卫兵到北京,要解决住宿和吃饭,国家不仅要花费很多钱,而且要选派大量服务人员,开支很大。眼看天渐渐冷了,大家有尽快停止接见红卫兵的想法。别人不敢说,我年轻胆大,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趁主席暂时在休息室里休息的机会,我向主席进言说:“主席一天站这样长的时间,身体受不了呀。”。我劝主席停止接见红卫兵。于是,毛主席向我讲了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的良苦用心。

毛泽东说:“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1966年8月18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胜利闭幕”,特地举行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百万人参加游行。这次大会被称为“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解放军总参谋部参谋张辉灿回忆:当天,天安门楼上楼下,两种气氛反差很大。尽管广场上红卫兵不时地沸腾起来,都不能改变城楼上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的愁容。这天情绪最郁闷的是刘少奇、陈云和贺龙元帅等人。刘少奇远远地站在毛主席东边,不言不语,红卫兵给他戴“红卫兵”袖章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右手往下扒拉,红卫兵只好作罢。刘少奇站累了进城楼正厅歇息时,这时毛主席已先他进入正厅歇息,坐在靠东墙的沙发上看报。刘少奇从毛主席的面前进入正厅,坐在靠北墙的沙发上,两人相距不到2米,可是谁也未开口说话,彼此也未打招呼,未点头示意。不少人感到意外,刘少奇不是毛泽东要打倒的对象吗?他怎么也跟毛主席一起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呢?其实刘少奇上天安门,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而是周恩来安排的

1966年8月至11月,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都是总指挥。毛泽东要利用接见红卫兵来给文革运动加温,而周恩来却要给毛泽东点的这把火上泼冷水。周恩来的泼冷水方式之一,就是让刘少奇——这个毛泽东要打倒的人,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向红卫兵显示刘少奇仍是党的领导人,以增加打倒刘少奇的难度。毛泽东亲自向周恩来明明白白地交过底,要拿掉刘少奇,可是周恩来装糊涂,违背毛泽东的意愿,安排刘少奇出席所有公开的重大活动。在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中,周恩来每次都安排刘少奇出席接见,报纸上也刊登刘少奇参加接见的照片。当刘少奇一个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下面的红卫兵不明真相,曾经高喊:“刘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

1966年8月18日,北京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接见全国百万红卫兵时,宋彬彬等高干子弟(官二代)红卫兵,趁机跑上天安门城楼。宋彬彬(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女儿)借此机会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

如前所述,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制作的是红底黑字袖标,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的也应该是红底黑字袖标。然而在现存图片中,竟然有两种版本。上面两幅照片,均有毛泽东佩戴红底黑字和红底黄字袖标,两种版本。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暗示。宣传者希望以此表现毛泽东到底是支持保皇派(官二代)红卫兵,还是支持造反派(平民子弟)红卫兵。

1966年8月初,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亲自支持全国学生发起红卫兵运动,指责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但在红卫兵运动初期,保皇派(官二代)红卫兵,已经占据了主导权。毛泽东准备通过文革打倒的党内走资派集团,正是这些保皇派(官二代)的爹妈。他们会打倒自己爹妈吗?走资派权贵集团正是钻了这个空子,煽动干部子弟(官二代)宣传血统论,来对抗毛泽东。如果毛泽东武力镇压干部子弟,这样就犯了跟刘少奇一样的错误,等于是自打嘴巴。可是不镇压这些保皇派红卫兵,任凭他们把血统论宣扬下去,那么毛泽东发起的文革就流产了。

毛泽东指望平民子弟出身的造反派红卫兵,只有依靠这些青年人才能打倒老干部权贵们。可是一般的平民学生,早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整怕了,他们不敢轻易起来造反,还在观望。因此毛泽东把红卫兵运动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借助保皇派红卫兵带头起来“造反”,把声势做大,带动鼓励平民子弟红卫兵也起来造反。一旦平民子弟红卫兵起来造反了,他们在人数上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完全能压倒保皇派(官二代)红卫兵。那时,毛泽东就能进入第二步,利用平民子弟红卫兵,来打倒保皇派(官二代)红卫兵,进而打倒党内的走资派权贵集团。然而那些权贵们又岂会坐以待毙。

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宋彬彬(宋任穷之女)向毛主席献红卫兵袖章。当天下午回到学校,反工作组的梁二同,就找刘进和宋彬彬谈话,质问说:你们保工作组,是犯了错误的人,怎么能给毛主席戴袖章呢?这是对主席最大的侮辱!梁二同一边说一边哭起来。刘进说要不然把你们的袖章给我,去换一下。后来刘进把她们的袖章送到王任重(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那儿,希望他转交给毛主席。8月19日,刘进写了大字报,列举了自己的错误,宣布退出"文革筹委会",宋彬彬也签字退出。高级干部子弟在不声不响之间,用红卫兵袖章,玩了一场政治斗争。斗的对象,正是毛泽东。

1966年8月19日,北京市第八中学,八中革委会主任陈小鲁(陈毅元帅的儿子)主持批斗会,凌虐毒打北京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八中校长温寒江。照片中间低着头的两名女性,应是北京八中教导处主任李阿玲(左)、北京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右)。她们脸上被涂上了黑墨汁,批斗会后被学生押着进行劳动改造。8月22日,华锦因不堪虐待上吊自杀。八中教师高家旺自杀身亡,党支部副书记韩玖芳被打致残。8月25日,陈小鲁发起组织了臭名昭著的“西城纠察队”。1967年二月逆流事件后,中央文革小组试图抓捕陈小鲁,但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下,将陈小鲁安排到了辽宁盘锦的39军。文革结束后,陈小鲁、孔丹、宋彬彬、刘进等保皇派(官二代)红卫兵头目,在中共高层领导庇护下,均逃脱了法律审判。

1966年8月19日,《光明日报》套红头版,毛主席和百万群众共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8月19日起,北京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并迅速传遍全国。照片为北京二十八中(时改为东方红中学)红卫兵,在前门街头宣读文革传单,宣传“造反有理”。《人民日报》摄影记者许林拍摄。

破四旧、抄家,原本并不是文革项目。文革初期只有“破三旧”,即打破旧北京市委、旧中央宣传部、旧文化部。最早提出破四旧的是周恩来等领导人。他们认为毛泽东搞文革,是要搞一场思想教育运动,破旧立新,也就提出了要“打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四旧破完,文革也就结束了。可是四旧是精神领域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于是,深刻领会高层旨意的保皇派(官二代)红卫兵们,通过抄家、打砸抢烧古董文物等方式,来让人们“看见”他们革命的积极性。

8月18日,林彪在红卫兵大会上提出要破四旧后,保皇派红卫兵开始活动能够看得见的“四旧”,第一就是街道商店的名字,这都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东西。于是王府井改成“东风路”,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街”,瑞福祥绸布庄改为“立新绸布店”,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颐和园改为“首都人民公园”,天桥剧场改为“红卫兵剧场”等等。甚至连生活用品也改名,洋火改为火柴,洋白菜改为圆白菜,西红柿改为鲜红柿,黄瓜改为青瓜(黄有黄色下流的嫌疑)

第二种看得见的“四旧”,是人们穿的服装,发型等。细腿裤、尖皮鞋、连衣裙之类,统统被认为是“旧风俗”,烫发,大背头也是“旧风俗”,于是红卫兵拿剪子上大街,看到细腿裤就剪开裤口,尖皮鞋剁掉尖头,烫发的当街改发型。还有口红、香水等,也都是资产阶级的四旧,不许卖了。大街上的“四旧”都破完了,于是保皇派(官二代)红卫兵想到抄家,掏“四旧”老窝。红卫兵一抄家,还真的抄出来很多“四旧”。有些“四旧”,甚至可以作为反革命的物证。比如抄出来的旧房契、旧地契,不就是当时宣传中的“变天账”吗?抄出来的国民党发的委任状、国民党时代的钞票,不就是盼着国民党杀回来吗?保皇派(官二代)红卫兵看来,这些人就是传说中的“阶级敌人”。一时间全国抄家成风。

文革初期的抄家、破四旧,打、砸、抢、抄、烧、抓、甚至杀人,实际上是干部子弟(官二代)红卫兵主导的。那个时期公检法机关还在正常运行,普通人都知道杀人要偿命,偷窃要判刑坐牢,平民子弟谁敢做这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只有背后靠着权贵爹妈撑腰的高干子弟(官二代),才敢做出这些无法无天的事情。抄家活动激化了社会矛盾,被抄家的户主,拿着菜刀砍杀红卫兵,或者被红卫兵打伤打死的事情时有发生。与此同时,保皇派红卫兵大规模的抄家活动,文革矛头引向社会底层,扰乱了文革要斗倒党内走资派权贵集团的主要目标,实际上保护了保皇派(官二代)红卫兵的爹妈们。

1966年8月,北京,保皇派红卫兵们发起了“改名运动”,北京许多商店、街道,都被改了名。北京王府井大街“四联理发馆”被改名为“北京理发馆”,门前贴着“剪刀不留情专截牛仔裤,推子要革命去你阿飞头”的对联,横批是“兴无灭资”。《人民日报》摄影记者许林拍摄。

1966年8月,北京外交使馆区“东交民巷”被改名为“反帝路、反帝巷”。群众在东交民巷观看“中国人民银行革命造反者”,张贴的《“反帝路”命名宣言》大字报。《人民日报》摄影记者许林拍摄。

1966年8月19日,南越,Long Tan战役后,袭击澳大利亚军队的越共游击队被击退,美军士兵用装甲车拖行一名死亡的越共游击队员尸体。这幅照片揭示了长久待在战区后,人们对暴行的冷漠。日本记者沢田教一拍摄。该照片获得普利策摄影奖。

1966年,越南,美军飞机投下凝固汽油弹,落在一队美军旁边。美联社照片。

1966年,美国纽约曼哈顿,哈林区东部(东100街)的贫民区,光着身子的孩子们,隔着纱窗探头向外张望,屋外是遍地的垃圾。玛格南图片社纪实摄影师Bruce Davidson拍摄。哈林区曾是纽约犯罪、毒品和贫困的中心,以黑人和中南美裔移民为主。他们多数居住在老旧残败的破楼房里,习惯了日常生活中的吸毒、抢劫、强奸、杀人、帮派斗殴。

1966年前后,美国哈佛商学院的学生喝下午茶,四人是Marlene Krauss、Mary Falvey、Annon C. Adams、Vicki Keller。哈佛商学院创立于1908年,是常青藤联盟中的名校。这些私立精英大学是美国精英阶层,为了确保自身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资产阶级通过花费巨资赞助名校,让自己的孩子在这些大学里上学,积累人脉资源,毕业后接管经营家族产业。哈佛大学正是靠校友捐赠,积累了几百亿美元的基金,成为世界最有钱的大学。教育上的阶级分层,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的阶级固化无法改变,资产阶级必然占据统治地位。穷苦家庭出身的小孩,从出生起就面临着完全不平等的生存竞争。

1966年8月23日,美国纽约谢伊体育场,英国披头士乐队第二次举办演唱会,吸引来大批疯狂的粉丝。三名男警察控制住企图翻越护栏的女粉丝。

1966年,美国纽约曼哈顿,哈林区东部(东100街),一名黑人女孩和一名白人妇女坐在一起就餐。白人妇女露出一脸的不乐意。玛格南图片社纪实摄影师Bruce Davidson拍摄。

1966年,英国坎布里亚郡沃金顿,霍尔登煤矿的矿工,换班后在更衣室洗澡,洗去身上的煤灰粉尘。英国摄影师Patrick Ward拍摄。该煤矿开采于1900年,1987年2月关闭,是一座年产百万吨级的中型煤矿,有数千工人。

英国坎布里亚郡沃金顿,霍尔登煤矿(Horden Colliery)的工人社区,生活条件并不好。这些矿工家庭的孩子,多数也是继续着祖辈、父辈的矿工职业。直至1980年代,英国煤铁工业完全衰败破产,数百万工人失业。

1966年,英国坎布里亚郡沃金顿,霍尔登煤矿(Horden Colliery)的矿工,打开头灯,进入电梯轿厢,准备下井采煤。生活就这样一天一天重复着。英国摄影师Patrick Ward拍摄。

1966年8月,北京市东城区三轮车夫,集结到北京市委大楼前集体请愿,要求转业,不再为资产阶级小姐、太太服务了。《人民日报》摄影记者许林拍摄。六十年代中国老百姓生活非常节俭,出门靠步行或乘坐公交车,条件好的骑自行车。当时电车、公交车票价只有3-5分钱。而人力三轮车的起步价为1元至1.5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资,绝非普通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有财力乘坐人力三轮车的人,多数是建国前的企业主、官僚、知识分子等有钱人。建国后,农村通过土地改革,剥夺了地主、富农的土地资产,城市通过公私合营,剥夺了资产阶级的经营性资产。但是即使如此,富人阶层依然掌握着大量私产,因此依然过着锦衣玉食的的生活。有些老派资产阶级(上海俗称老克勒),出门是绝不肯挤公交车的,请客吃饭要到指定的老牌饭店酒楼订酒席。国产最新型的手表、照相机、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售价相当于普通人一年的工资。而对有财力购买房产的资产阶级来说,不过是些小钱。资产阶级的奢靡生活,对于节衣缩食建设国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普通老百姓而言,形同犯罪。这批资产阶级的数量约在800-1000万人左右,包括旧社会的特权阶层,和建国后领取高薪的共产党干部人员,以及演员、作家、画家、医生、厂长、经理等高收入知识分子精英阶层。

上海市徐汇区高安路1弄11号花园别墅,建于1948年,是南京中国水泥厂经理徐美峰家的产业。四层别墅一楼有荷花池、酒吧,二楼玻璃花房,四楼有百余平米的健身房,浴室采用进口大理石浴缸。家里有佣人、奶妈、司机、厨师。据徐美峰的女儿徐令娴回忆,1949年上海解放后,共产党来了,资本家的生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徐令娴在上海市民庆祝队伍中扛起了五星红旗。他们家在高安路的洋房私产仍归自己所有。还经常有外国人来他们家参观,看看共产党统治下,资本家家庭的生活状态。当时的一些海外报刊,如《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时报》等,在相关的报道中,差不多一致提到:外国记者对上海资本家仍然过着奢华的生活大感意外。

还有一个例子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女作家程乃珊。她的家庭并不是巨富之家。但她的祖父程慕灏是南京西路花园公寓的股东。1956年公私合营后,她家每年从政府手里领取的定息(年终分红)是三万两千元。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工人月薪为40元左右,这笔金额至少相当于现在的300万元人民币)。程乃珊的丈夫更是出身豪门,其外祖父吴同文是哈同路(今铜仁路)上那座有名的绿房子主人。因他喜好跳舞,家中客厅配有弹簧地板,招摇的家庭舞会在1949年后也未停止,一直进行到1966年“文革”前夕。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子女,以戴雷朋太阳眼镜(Ray-Ban)、骑英国的蓝翎自行车(Raleigh),和拥有德国的罗莱佛来反光照相机(Rolleiflex禄莱)为荣,因为这三样东西的首字母都是“R”,所以“3R先生”(Mr. 3R)就成为了上海时髦青年人的代名词。

上海市徐汇区湖南路8号,三层花园别墅,建于1948年,原是大资本家吴中一家的产业,吴家撤往香港后,该房产收归国有。1962年至1979年由著名影星赵丹居住。其他住户还有周璇的儿子、上海市文化局长孟波等人。文革后吴家试图向政府要回该套别墅。

1966年4月至6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企业管理学教授Barry Richman(巴里·里奇曼),获得中国签证,从印度前往中国调查工业发展,他到访11个中国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38家工业企业,对不同级别的管理层官员、党员、工会干部、专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工人进行了访谈。当时中国约有30万名资本家,上海约有9万名资本家,多是小企业主或店主。但其中也包括大资本家,持有国营企业股份。

1966年5月,当Barry Richman抵达上海时,申新九厂总经理吴中一,开着崭新的捷豹轿车到虹桥机场接他,并带他去工厂参观了一天,然后回到豪华的家里。吴中一家的生活情况,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主没有什么差别。申新是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之一,创建于1915年,到1935年有10个大股东,全部是无锡荣氏和吴氏家族的人。1949年前,吴氏家族拥有申新公司30%的股份,控股上海9家纺织厂,在上海解放时撤往了香港。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新政府鼓励他们回国管理工厂。吴中一带老婆回上海定居,吴中一的老父亲和其他亲戚则留在香港。1955年申新公司公私合营时,申新九厂估值为1600万元,吴中一的个人股份估算为160万元。从1956年起,吴中一每年可获得8万元分红,按季度支付。吴中一每月工资380元,两个资本家副经理每月工资350元,另外6个资本家月工资在220-350元之间。党委书记和另外两个副经理月工资100-110元,工厂平均月工资为78元。

吴中一每周平均有3天在工厂,其他时间则花在各种社会和政治活动上。他是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的副主任委员,还是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执委。直到1966年,吴中一仍获准保留他在香港的纺织公司的利润,因此他有外汇购买进口商品,他的英国捷豹跑车就是通过这一渠道购买的。吴中一每年可以去几次香港,出差和看望老父亲。吴中一全家住在上海市区豪华的别墅里,有14个房间,几个佣人在他家工作。他的两儿两女都在读书。她的女儿甚至有一台昂贵的斯坦威钢琴。吴中一部分收入用于奢侈品、古董、艺术品、钱币和邮票收藏,银行存款有3%的利息。

在1966年8、9月抄家最密集的时期,全上海抄出的纯金条是三万两千五百公斤,金银首饰九十万件,珠宝玉器三十万件,美钞三百三十四万,其他外币三百三十万,银元两百四十万枚,人民币现款、公债等三亿七千万元。“文革”中上海被抄家的资本家家庭是四万八千家,抄家物资中贵金属与现款的总价值约为四亿八千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当时上海每户资本家家庭的不动资产,相当于一般工人二十年的收入,可见当时社会虽然经过解放后的种种运动,旨在消灭资产阶级,但实际上的财富差距仍然非常之大。1976年文革结束后,大量抄家私产归还给了资产阶级。

上海市徐汇区高安路99号,法式花园洋房,建成于1936年,是沪上著名会计师徐永祚的产业。庭院里有假山、竹亭,一楼中厅是中式客厅,东厅摆着4米长的柚木大餐桌,西厅铺着柚木地板。1959年,徐永祚去世,别墅主人变成了他的夫人。1966年文革爆发后,上海光学仪器修配厂拿着相关批文征用该别墅。徐家被赶出别墅,住到副楼,有的子女去了国外。1990年前后别墅还给了徐家七名子女后人。2008年该别墅被徐家以6000万元出售。

上海市徐汇区高安路78弄1-3号,建安公寓,建于1932年,当时是法租界核心区的西式高档公寓,钢筋混凝土结构,底层为车库。1968年11月22日凌晨,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影星上官云珠,在建安公寓北楼641号29室,从四楼窗口跳楼自杀,时年48岁。上官云珠原名韦均荦,江苏江阴人,1920年生于一个小镇教师家庭。1936年嫁给当地富家二少爷张大炎为妻。1937年全家为避战乱而到上海。1940年考入新华影业演员训练班,改用艺名上官云珠,并与姚克公开同居,后与张大炎离婚。在姚克举荐下,上官云珠在上海电影界打开局面,成为著名影星。上官云珠表演的角色,主要是富家阔太太、汉奸夫人、教授夫人、放荡风骚的交际花等形象。

1950年,上官云珠与剧院经理程述尧结婚,并育有一子。他们住在洋房里,开着私家轿车,直至1952年,程述尧在三反运动中被人举报贪污,接受调查。程述尧为了早点脱身,居然用钱贿赂查办人员,因此获罪。名利场上滚过来的上官云珠,断然与程述尧离婚。1954年上官云珠与副导演贺路结婚,搬到了建国西路641号集雅公寓。1956年文艺界评级定工资时,上官云珠被评为文艺四级(四级演员),月工资220元。这在当时是非常惊人的收入,相当于县级干部月薪的两倍,普通工人月薪的七倍。而上官云珠的月薪,在演艺界中并不算高。1966年上官云珠被确诊为乳腺癌,后来发展成脑血瘤,进行了手术治疗。此时恰好文革爆发,上官云珠受到红卫兵批斗。 她与姚克生下的女儿姚姚,竟然公开了她以往靡烂的生活方式,和混乱不堪的感情生活。并声称“因为有这样的母亲而耻辱”!上官云珠因此跳楼自杀。姚姚于1975年因车祸死亡。

1966年9月,中国某个煤矿矿工家庭居住的房屋。这些房屋是在建国初期“先生产、后生活”口号下,职工们临时搭建的房屋。有些经济条件好的国营企业,在1970年代开始为职工建设工人新村,有些国营企业经济条件差,职工们往往在这些临时生活区居住了几十年,直至企业破产倒闭或房屋动迁。

1966年,新疆喀什,麦盖提垦区农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召开大会热烈欢迎上海青年支援边疆建设。上海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最早见于1954年11月,520名上海知识青年奔赴新疆,大部分是初中毕业的女生。上海市三女中的初三毕业生徐胜男(女)说:如果谁都不愿到西北去发掘富饶的宝藏,社会主义怎么会来呢?我是青年团员,我应该去。她们入疆后成为商业系统和交通系统的工作者。1956年4月,又有300多名高小文化的上海青年,前往新疆石油公司、有色金属公司参加建设。1962年以前的上海知识青年,赴新疆的人数还相对较少。1963年至1966年,上海掀起了一股知识青年赴新疆的高潮。仅1963年就有4.5万名青年报名去新疆,批准了2万名。其中1.5万人分配到农一师,2 000人分配到农二师,另外3000人都是高中毕业生,他们经过一年劳动锻炼和二年专业训练后,分配到兵团所属其他各师担任政治工作和会计、统计、机务、教员等工作。其中仅位于塔里木的农一师,到1965年底,就接收了上海知青40962人。

1966年,新疆喀什,叶尔羌河畔的农三师团场,从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新招来的6000多名知青参加边疆建设。这些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原本生活条件优裕,受教育程度高。他们有的能够适应新疆繁重的体力劳动,有些则不适应,想着回到城市去。到1985年底,留在新疆建设兵团参加屯垦戍边的上海知青还有3万人。此后一些上海知青因退休,相继返回上海安度晚年。1980年代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新疆维吾尔族人口迅速增长,汉族人口占比快速下降。由此引发严重的边疆危机。

1966年8月,北京市海淀区新华书店员工,开着带有大红囍字的卡车,给郊区农民送《毛泽东选集》。领到书的农民在街上就读了起来。《人民日报》摄影记者许林拍摄。1944年至1960年修编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记录了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文献著作,是社会大众了解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途径。但是当时的书籍资料价格较贵,一般老百姓买不起。如1966年版精装《毛选》1-4卷,定价为7.5元,相当于普通工人月薪的五分之一。文革爆发后,为了向群众宣传毛泽东革命思想,各单位开始印制平装版《毛选》,免费发放给基层群众。1967年1月4日,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大会上,代表中央宣布当年印制《毛选》8000万套的任务时,要求节约纸张,节约公文用纸,集中力量印《毛选》。于是全国扩大印制点,到年底实际完成9151万套《毛选》。全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热潮。由于《毛选》篇幅巨大,另外大规模发行简化版的《毛主席语录》,即红宝书。从1966年到1968年底,印制70452万册。《毛选》、《毛语录》也因此成为那时,中国社会扫除文盲的重要工具书。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官僚集团篡党窃国,开始大量收回销毁毛主席著作,并停止发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89年事变后,大学生们在复杂的思潮下开始重新阅读《毛泽东选集》,导致毛选一度脱销。

1966年8月19日,北京清华大学,以刘涛(刘少奇女儿)、贺鹏飞(贺龙元帅之子)、李黎风(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之子)为首的“89”派,成立了“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刘涛为主任,贺鹏飞为副主任。文革之初,刘涛在清华大学的行动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也得到进驻清华“特派员”王光美的支持。8月23日,贺鹏飞率领“89”派和12所高校2000余名保皇派(官二代)红卫兵,撕毁了清华园内贴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又以破四旧为名,砸毁了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现有牌楼为1991年重建。】

1966年8月24日,就是西城纠察队正式成立的前一天,刘涛、贺鹏飞同清华附中一些人制订行动计划,赶制了西纠专用符号,组织北京12个学校保皇派红卫兵,企图武装占领清华园。他们先在清华附中操场集结队伍,贺鹏飞作战前动员,指责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时派人占领校广播台,控制了宣传机构。下午4时,刘涛、贺鹏飞带领12校联军冲进清华园,立刻包围了大字报区,先是宣读最后通谍,然后殴打看大字报的群众,不但撕去揭批刘、邓、薄等人的大字报,还特别认真地用相机拍下了大字报的作者,准备进行秋后算帐。最后,他们捣毁了以批判刘邓为主的“第一红岩”战斗组的老巢,并在校园游行一周示威。刘涛事后向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打电话汇报了情况,王任重表示:“‘八.二四’没什么问题。”。【1966年12月,王任重因参与湖北省委镇压学生运动事件被打倒审查,关押至秦城监狱,1975年释放出狱,1978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1966年8月19日,西藏自治区,拉萨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后,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起来。图为1966年,拉萨街头的革命集会。摄影蓝志贵。

1966年,西藏拉萨大昭寺,手持红缨枪的西藏红卫兵。摄影蓝志贵。8月24日,拉萨红卫兵举行了第一次革命行动,即捣毁大昭寺。参与者是拉萨师范学校和拉萨中学的红卫兵。拉萨中学创办于1956年,一度由14世达赖喇嘛担任名誉校长、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仁波切担任校长,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所中学,从当时拉萨仅有的三所小学吸收生源,由初中逐级升到高中。学校教师除了教藏文的老师是藏族人,其余主要科目由内地汉族援藏教师上课。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陶长松,就是一名援藏教师。大昭寺建于唐贞观年间,是藏传佛教各派共尊的寺庙,旧西藏噶厦政府就设在大昭寺内。大昭寺因此是旧西藏权力机关的象征

在旧西藏农奴制社会下,西藏文盲率超过90%,只有上层僧侣阶层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力。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之前,西藏实施的是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达赖喇嘛既是宗教领袖,也是最大的奴隶主。达赖家族在西藏拥有27个庄园、30个牧场,6000多名农奴。全西藏有世袭贵族197家,大贵族25家,每家占有几十个庄园。他们占据了西藏30%以上的土地,拥有数十万名农奴奴隶。经过千百年来的奴化驯养,农奴甚至失去了反抗意识,任由贵族阶层欺凌剥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百万红卫兵后。拉萨中学随即成立了红卫兵组织,领头的是援藏教师陶长松。拉萨师范学校领头的是一名藏族男教师。8月23日,拉萨中学召开动员大会,语文老师陶长松开导学生:虽然我们的红卫兵小将都是“翻身农奴”的子弟,但我们并不是歧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无法选择的,但关键在于他(她)的立场和表现,这是可以选择的。

当时拉萨中学有不少旧贵族家庭出身的学生。这是因为贵族、庄园主和商人之家,历来有送儿女上学的传统,但底层百姓苦于贫穷,哪里有能力让子女求学?为了改变藏人不再沿袭把孩子送到寺院接受僧侣教育的习俗。在文革前,但凡就读拉萨中学的学生,不论家庭出身,统统每月都可领到政府发的30块大洋(银元)。截至1966年8月,实行寄宿制的拉萨中学总共12个班(高中4个班,初中8个班),共计360多名学生,外加从其他县招收的两百多名出身贫苦的新生,一概住校。当红卫兵运动起来后,与内地相反,西藏能够率先参加红卫兵的,主要是翻身农奴子弟,而不是贵族(官二代)子弟。

1966年8月22日夜间,越南(北越)安沛省,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67师625团,遭到美军F-4C鬼怪式战斗轰炸机袭击。由于37毫米高射炮没有配置雷达,全团采用将枪炮对着探照灯方向射击的战术,打下一架敌机。照片为美军战机投掷的菠萝弹哑弹(筒形钢珠弹),散布区宽约200米,长约1000米,有4名解放军战士受伤。菠萝弹主要用于杀伤地面人员,弹重785克,装填162克炸药,有240-250枚钢珠,尾翼折叠,杀伤半径15米。一个投掷弹箱内装114颗菠萝弹。

1966年8月23日,美国月球轨道1号绕月卫星,在第16圈绕月飞行时,拍摄的第一幅从月球看地球照片。这是人类第一次从太空中,完整地拍摄自己居住的星球。该卫星搭载双镜头模式勘测相机,广角镜头用于拍摄月球,长焦镜头分辨率达到5米。相机系统由柯达公司研制,拍摄后可立即扫描胶片,将影像转换成连续视频信号,通过无线电传输至地球测控接收站。在当时,这是卫星所装载的最复杂的摄影仪器。这颗卫星的任务主要为阿波罗登月计划寻找合适的登月地区。

1966年,美国,阿波罗一号飞船的四名宇航员,进行水上降落训练,其中一位是替补宇航员。1967年1月27日。阿波罗一号的三名宇航员,在发射前进行舱内模拟训练时,由于电火花引燃飞船舱内的纯氧,导致三名宇航员被活活烧死在飞船内。该起严重事故迫使NASA对飞船指令舱进行重新设计。1966年9月1日,苏联政府批准了N1火箭载人登月计划。苏联与美国的登月竞赛进入白热化状态。

1966年8月22日,周恩来在北京清华大学冒雨参加群众大会,与周围学生的高兴表情相反,周恩来的情绪很复杂。在8月初,刘少奇被拉下马后。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非常微妙。毛泽东要用革命打倒官僚集团,让共产党高官在群众运动中“烧一烧”,知道革命的厉害,不要尾巴翘到天上去。而周恩来做为行政官僚集团的首脑,必须维护官僚集团利益,否则他就会众叛亲离,轻易被毛泽东击倒。因此周恩来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进行了软性抵制。表面上紧跟毛主席步伐进行文革,暗地里拉拢保护各路老干部,扶植自己的势力。到文革后期,周恩来周围聚拢了大批权贵,合力与毛泽东对抗。

1966年8月23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工大)红色造反团,揪斗主管文教的时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王一伦。王一伦弯腰站在桌上,胸前挂的牌子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一伦”,姓名被打上红色大叉。王一伦原名彝伦,1912年生于沈阳南郊农村。1933年考入东北大学边政系俄文本科,并参加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派往山西进行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回到东北,1949年调任哈尔滨市市长,1957年升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副省长。1966年6月,刘少奇下令向大中专院校派出工作组后,黑龙江省委向哈工大派出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王一伦就是责任人。

1966年7月28日,毛泽东明确要求撤销工作组。7月29日,前往北京准备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紧急给黑龙江省委达电话,下达四条指示,要求黑龙江省委、哈尔滨市委检查错误,坚决支持学生造反闹革命。到8月份,潘复生明确表示支持哈工大红色造反团,揪斗黑龙江省委班子。黑龙江省委书记李范伍(省长)、任仲夷、王一伦、李剑白、杨易辰、陈雷全部被打倒。潘复生因此成为全国第一个支持造反派的省委书记。文革初期,哈尔滨是全国瞩目的文革先进城市。黑龙江省委是走资派的“黑司令部”,但是这里面却有一个全国闻名的“红司令”潘复生。1967年1月,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全国掀起大夺权的“一月风暴”,黑龙江省又走在全国的前列。潘复生是全国第一个当上“新政权”——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原省委第一书记。

1966年8月24日,黑龙江省,哈尔滨极乐寺被群众捣毁,山门前开起批斗会。寺庙墙上贴满了标语,僧人们举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的横幅在寺院门前示众。墙上的大字报写着:极乐寺里的僧人们应该到农村去参加农业劳动,不要再过这种清闲的寄生生活了!虽然你们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你们应该对国家做点有益的事情。李振盛拍摄。【极乐寺建于1923年,是哈尔滨最大的佛教寺庙。1931年东北沦陷后,极乐寺僧侣与日本侵略者关系密切。1935年为了修葺寺庙,募集了1.5万银洋。1939年5月,伪满洲国成立佛教总会,极乐寺方丈担任会长。1945年11月,东北抗日将领卢冬生将军遇害后,其棺椁寄放在极乐寺内。1951年抗美援朝时期,极乐寺方丈静观法师成为积极分子。1966年极乐寺捣毁后,至1979年寺庙关闭。1980年12月,国家拨款150多万元对极乐寺重新修缮。千年以来,僧侣阶层绝非红尘之外的清修者,河南少林寺即是最明显的例子。】

1966年8月24日清晨6时许,作家老舍被人发现投太平湖自尽。老舍原名舒庆春,1899年生于北京,满族人,1946年至1949年在美国讲学生活。1949年回国后成为中国文化界的代表人物。1964年文化界整风,旧北京市委想要保全自己,便把老舍推了出去当靶子1966年文革开始后,老舍担任北京市文联革委会主任,积极参与政治运动。8月23日,久病初愈的老舍,像往常一样到北京市文联上班。当天下午,北京女八中红卫兵冲击文联,老舍与端木蕻良、骆宾基等30多位作家、艺术家一道,被挂上走资”、牛鬼蛇神、反动文人的牌子,押至北京孔庙大成门前,被押着向焚毁京剧服装、道具的大火下跪,遭到辱骂毒打。遍体鳞伤的老舍被押回市文联,又因还手“对抗红卫兵”,被加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遭到变本加厉的残酷殴打,随后被文联革委会副主任浩然,送到西长安街派出所,直至8月24日凌晨才放出来最后步入湖水自尽。死后,连骨灰也未保留。照片摄于1958年荷花池畔。

当天在孔庙批斗现场的作家杨沫认为,是北京市文联的侯文正(北大中文系66届毕业生),打电话叫来了女八中红卫兵。有人揭发文联大门上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出自侯文正之手。但遭到侯文正否认。老舍投湖自尽也与家庭问题有关。他的妻子胡洁青,对老舍的遭遇非常冷漠,要与他划清界限。一位老作家还记得看过胡洁当时写过揭发老舍的一篇大字报,内容是提老舍与一位红颜知己赵清阁的旧事。抗战时期,老舍一度与赵清阁在重庆同居,胡洁因此从北平赶到重庆大闹了一场。文革后,老舍成为官僚集团树立的“文革受害者”典型。胡洁、舒乙母子写了很多回忆文章,完全不提他们对老舍划清界限、落井下石之事。反而靠着老舍的名气混饭吃。舒乙本是学化学的,现凭着“老舍之子”的头衔,俨然成为中国文化界一位名流。知道舒家底细的人,有的直骂“无耻!”。

1966年8月25日,北京,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西纠),成立公告。照片来自互联网。这支由保皇派(官二代)红卫兵发起组织的所谓“纠察队”,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干的是反对文革的事。从1966年8月,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及一干高官后,官僚集团明显觉察到风向不对。既然毛泽东能组织学生运动起来打倒官僚集团。那些高官们为什么不能组织学生起来,武装保护自己呢。西纠、东纠、海纠、联动等保皇派(官二代)武装由此应运而生。
1966年8月25日,北京,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正式成立,总部设在九三学社。照片左起赵胜利(西纠后勤部长)、孔丹(西纠司令)、秦晓(西纠宣传部长)。这几个年轻人都是有深厚背景的人物。孔丹是中央调查部长孔原之子。中央调查部是中共情报系统的核心部门。孔原为情报系统首脑,1967年被打倒审查,关入秦城监狱,监禁七年。孔丹的母亲许明是国务院副秘书长。秦晓是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秦力生之子。

西纠的副司令有陈小鲁(陈毅副总理的儿子)、董良翮(董必武副主席的儿子)。西纠成立时受到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的支持。周恩来特别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许明指导他们的活动。西纠成立后,陆续发布了13道通令,内容庞杂,但核心只有一条——保护权贵老爹们。8月27日,“西纠”发出第三号通令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

但是等到9月份,随着老工人徐沛田、高二学生王光华,先后被西纠成员活活打死,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西纠、东纠、海纠一下子臭遍了大街。今天,当我们回顾文革历史,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未成年的孩子犯下如此滔天大罪?法律精英会脱口而出“目无法纪”,右派精英会大声呼吁“缺乏民主”。用阶级分析的办法来看,人们才会发现事情的真相——阶级斗争!

1966年8月底,北京东安市场被改名为“东风市场”。《人民日报》摄影记者许林和蒋铎两人,一起到改名后的东风市场拍照,看到几个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标的保皇派红卫兵,手持新的宽大军用皮带,扭着一个男子进到商场里,说是黑五类,用皮带抽打他。

1966年8月25日,黑龙江省委派驻《黑龙江日报》的文革工作组组长骆子程等五名成员,分别戴着“8.17事件凶手、打手、马前卒”等罪名的高帽子,在报社礼堂,全报社职工大会遭到批斗。指责他们“执行了一条镇压群众运动的修正主义路线”。李振盛摄影

1966年8月26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红卫兵广场(原哈尔滨八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揭发批斗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任仲夷头戴高帽,脸上涂满黑墨水,弯腰站在椅子上。李振盛拍摄。

任仲夷原名任兰甲,1914年生于河北邢台威县农村一个教员家庭,家境很好。中学就读于河北省立第一中学(现天津三中),1934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住在北平西单太仆寺街德权公寓。1935年任仲夷参加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北平地区的地下工作。1946年升任大连市委书记,1954年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1966年至1969年,任仲夷接受了230多次批斗会,后被下放至五七干校接受阶级教育。其怨恨可想而知。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官僚集团迅速翻身。1977年任仲夷出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全面清算造反派。任仲夷是中共党内最具欺骗性的“政客”人物之一。1980年,任仲夷被胡耀邦派到广东任省委书记。他俨然以党内“改革派”领袖自居,公开宣扬资本主义自由化,高调吹捧自由民主,并批评党内腐败现象。而他本人通过关系,将大儿子任克雷转户口到深圳(现为深圳华侨城集团董事长);又通过关系将二儿子任克非,从北京某工厂调至广东省委任外事工作。尔后任克非在90年代初任广州三元里“中央酒店”负责人。任仲夷主政广东期间,恰恰是广东省走私犯罪最为疯狂的时期。离休后,任仲夷与《炎黄春秋》那些党内右派们臭味相投,长期编纂文章丑化攻击毛泽东和革命历史。2005年11月,任仲夷死于广州。

1966年8月27日,美国,得克萨斯州,里奥格兰德河谷农场工人,在倾盆大雨中举行罢工游行,要求得到公平的待遇。工人们希望得到每小时1.25美元的最低工资。而当时美国雇主给墨西哥裔及外国劳工的报酬,仅有每小时40-85美分,尚不足以养家糊口。新移民家庭住在肮脏的铁皮棚里,孩子们的学业难以保障。

1966年,日本东京,躺倒在街头的男子。荷兰摄影师Cor Jaring(1936-2013)拍摄,阿姆斯特丹市档案馆藏。

1966年,日本东京,练习射击的警察。荷兰摄影师Cor Jaring(1936-2013)拍摄,阿姆斯特丹市档案馆藏。

1966年前后,日本横须贺街头,上街寻欢作乐的美国海军水兵。

1966年8月,公私合营上海华孚金笔厂生产的英雄牌12k金笔,枣红色,长14.1厘米,至今笔尖完好,铱粒饱满。1958年大跃进时,华孚金笔厂掀起了“英雄赶派克”的钢笔质量赶超竞赛,确立了抗漏、圆滑度、耐高温、耐寒等12项技术指标,力争在2-4年赶上美国派克钢笔。1959年,该厂新研制的英雄100型金笔,有11项指标赶超了著名的派克51型钢笔。至今,英雄100仍是中国最好的国产钢笔。1966年8月25日,华孚金笔厂创始人周荆庭在上海逝世,享年66岁。同年10月,公私合营华孚金笔厂改名为国营英雄金笔厂。1980年代,美国派克公司到上海英雄金笔厂考察时,认为英雄的一些技术设备,甚至要优于派克。英雄的经营状况非常好。1996年英雄的总资产7.03亿元,净资产高达3.72亿元,并在上交所挂牌上市。然而从1999年开始,英雄的主营业务便开始出现长期亏损。到2012年7月,英雄的净资产仅剩208万元。2012年11月,英雄钢笔挂牌转让,49%的股权转让价仅仅为250万元。英雄笔现在的质量已大不如前,质次价高,消费者凭什么买你帐。

2015年6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中国制造业座谈会。说他在达沃斯会议上,发现外国制造的笔很好用,因此询问相关部门,中国能否造和外国一样好用的笔。殊不知,就在李克强问这种话的时候,中国用半个世纪时间,发展起来的笔类制造业已经破产殆尽。著名的英雄钢笔、永生钢笔、丰华圆珠笔,早已破产的破产,倒闭的倒闭。仅剩下一家上海中华铅笔,在假冒伪劣产品的包围圈里挣扎求生。而浙江省那批生产廉价圆珠笔、中性笔、铅笔的私营企业,产品质量怎么可能跟国外数千元一支的高档笔相比?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结果。

1966年8月28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宣告成立(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江青、杨成武、谢富治、刘志坚到会讲话。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一司、二司是由一些高等院校中的高干子弟(保皇派)组成,要保护官僚集团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三司是由高等院校中的平民子弟组成的造反派,要打倒官僚集团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非常复杂。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革”与“保”。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后来明显支持三司,三司在全国的名声越来越大。在名声显赫的五大红卫兵领袖中,三司司令蒯大富的名声雄踞榜首。1966年底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继续分化重组。最终分裂为以北大、北航为主的天派,和以清华、北京地质学院为主的地派。

1966年8月29日,北京,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西纠),第四号通令。9月7日由浙江宁波甬江印刷厂红卫兵翻印。其标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整个“通令”有七个部分。第七条明确命令:查明斗争过的黑六类(地、富、 反、坏、右、资)分子,必须在9月10日前离开北京,遣回原籍,接受监督改造。作为实施这项通令的结果,1966年9月起,北京城区有85198名居民,被抄家后,又被注销户口,没收财产,驱逐出北京,押送往农村“监督改造”。西纠的这项通令,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就完成了。因为西纠的背后支持者——是周恩来、陈毅、董必武、贺龙、王任重、孔原。

1966年8月27日,山西省临汾二中转发北京七十九中学广播的“好消息”。说《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在北京被华为认出被捕。当时,他被双枪老太婆打了一枪,胳膊受伤后逃到北京,他为了隐其身份,弄了一脸大麻子。《红岩》中的看所长猩猩和秘书玛琍《解放后在北京大学当打字员》等三人被捕。文革时期此类谣言到处传,引发了大量问题。

1966年8月3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全国各地五十万红卫兵。那天是多云天气,没有太阳晒着,比较舒服。外地进京的红卫兵超过14万人。北京的所有大中小学的教室,都成了临时旅馆。机关单位也都腾出房子让给外地红卫兵住。

1966年9月2日,新北大东语系红卫兵周飒英(原名李佩珠),《请听听我愤怒的控诉》,揭发和控诉原北京市公安局长、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谭力夫之父),和前北京市委政法部长刘涵的罪行。控诉书大意为:周飒英是烈士子女,父亲周风在其出生八天后牺牲。母亲X若侠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1960年被栗剑萍(女)、谭政文迫害而死。栗剑萍原名栗荣芬,白洋淀赵北口村人,地主出身,其夫张德清参加过八路军,后叛变投敌成为汉奸,杀害七名八路军干部。张德清后被地方政府枪决镇压。栗剑萍逃到北京,嫁给了她的表弟张炎杰,购买了武王候胡同16号民宅。解放前他们逃到香港,后又潜回北京。周家母女恰好与栗剑萍住邻居。周的母亲在公安局工作,因此检举了他们。张炎杰被逮捕改造。原北京市公安局长谭政文,到周家串门时,周的母亲不在,恰巧碰到了栗剑萍,受其勾引。从此谭政文经常出入栗家。周母多次诚恳地劝阻谭,但谭仍然和栗乱搞男女关系,并出言威胁周母。周母将情况向党组织揭发检举,因此遭到谭的报复迫害。周母死后,康生将周飒英接到了中直机关。但是由于旧北京市委的包庇,问题一直未能解决。1961年谭政文病死后,栗剑萍长期逍遥法外。1966年8月27日,周飒英和北京三中的红卫兵,将栗剑萍押上学校操场,召开群众批斗会。周飒英拿着垒球棒,将栗剑萍打得当场断气。控诉书结尾要求,把谭政文的骨灰从八宝山革命公墓里扔出去! 

1966年9月3日凌晨,上海市江苏路284弄5号楼(安定坊,西班牙式花园别墅,月房租55.29元),翻译家傅雷在家中服毒自杀,妻子朱梅馥上吊自杀,保姆周菊娣当时吓得不敢进屋。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在国外,傅敏在北京。照片为1979年4月26日,傅聪、傅敏在追悼会后,将傅雷骨灰送至龙华革命干部骨灰室。1958年傅雷被划为“右派”,同年12月,留学波兰的傅雷长子傅聪搭机出逃英国。此后傅雷闭门不出。1966年8月底,傅雷遭到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抄家批斗。实际上,傅雷和上海音乐学院一点关系也没有,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在抄钢琴系主任李翠贞家时,发现了一封傅雷写给她的信,信中的内容是傅雷劝她从香港回大陆工作,本来这是一件爱国的事,却因此追踪到了傅雷的家中,要傅雷揭发他们的钢琴系主任,傅雷不肯落井下石,于是从逼供发展到了批斗,再从批斗变成了抄家。红卫兵在抄家时打开了傅雷妻姐存放的老箱子,在垫箱底的旧画报里,和一面老镜子背后,发现了宋美龄和蒋介石的相片。这成为他有“变天”思想的证据。

9月9日,李翠贞在家中开煤气自杀。1967年前后,上海音乐学院共有17人自杀。这些人主要出身旧社会资产阶级,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当时中国老百姓省吃俭用、累死累活工作的情况下,这些人住别墅,用保姆,吃西餐,弹钢琴,跳跳舞,搞婚外情,乱搞男女关系,是让很多人看不惯的。李翠贞的父亲李复生早年留学美国,是上海名医,住在四川北路的花园洋房里。李翠贞排行第三,人称“三小姐”,生活条件极其优越。连她自杀的时候,都要穿上旗袍、高跟鞋,化妆后打开煤气,坐在沙发上。当年上海老百姓还挤在公用灶披间里,用煤球炉烧饭,为买煤球而犯愁,能用上煤气的家庭是凤毛麟角。

傅雷在男女关系上很复杂。1928年,傅雷留学法国后,与巴黎女郎玛德琳相恋,以至于写信回国要母亲帮他退婚。1932年傅雷与表妹朱梅馥结婚。婚后傅雷夫妇去洛阳考察,傅雷又爱上了风月女郎汴梁姑娘。1933年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与小他16岁的女学生成家和结婚(第三任妻子)。傅雷在上海美专任教,与成家是邻居,因此爱上了成家和的妹妹成家榴,但爱而不能娶。1943年,正在怀孕的成家和与刘海粟离婚,并嫁给萧乃震后移居香港,原因可能是成红杏出墙,她怀的这个孩子就是香港影星萧芳芳。成家榴后来也去了香港。中国文艺圈这些复杂的男女关系,被一帮资产阶级文人吹捧为风花雪月的浪漫故事。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正是要摧毁资产阶级文化对中国社会的腐蚀。文艺圈在1966年至1968年间遭到沉重打击,大批文艺人被逼自杀。1978年改革开放后,这批人都成了文革受害者,在复辟官僚集团的支持下招摇过市,一时成了“文学巨匠、国学大师、文艺泰斗”。中国文化圈、影视圈,重新堕入争名夺利、荒淫无耻,不知信仰信念为何物的境地。文艺圈之糜烂,比香港、台湾毫不逊色。

1966年9月4日,美国芝加哥郊区的西塞罗(Cicelo),黑人爆发民权运动游行,抗议种族隔离政策,遭到白人居民投掷砖块、酒瓶袭击。伊利诺伊州政府派出国民警卫队,强制隔离黑人游行者与白人抗议者。芝加哥论坛报照片。到2010年,西塞罗的83891名居民中,西班牙裔占86.6%,主要是墨西哥移民(占78.3%),黑人仍然很少,白人多已迁徙他乡。

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社论说: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所谓人们的灵魂,就是说的思想,说的意识形态,说的社会风行的文化,说的同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相联系的种种风俗、种种习惯。这些,都是人们头脑里的问题。……用武斗的简单办法,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不能在群众面前充分暴露那些牛鬼蛇神的丑恶面貌,不能肃清那些牛鬼蛇神的反动毒素。……毛泽东同志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这就是说,要有脑筋,要用文斗。

1966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9月8日头版头条为“当文化革命主力军,当生产斗争突击队”。9月9日头版为“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人民日报》连续三天以头版头条方式,向群众宣传抓革命促生产的重要性。1966年10月之前,文革主要在学校进行。10月之后开始全面向工厂扩散。工人群体逐渐成为打倒官僚集团,并夺取政权的主力。

1966年9月8日,二七市(郑州)二七电力学校革命串联队,驳‘愤怒声讨李葆华镇压革命运动的法西斯暴行’的传单!李葆华是李大钊子子,1962年取代曾希圣,就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1966年9月8日,北京市崇文区第五十二中学语文教师郑兆南(女)因殴打致死,年仅36岁。本书是1966年11月,由郑兆南的丈夫唐锡阳编写,《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何其毒也——请你看一看这个血淋淋的事实》(原题为“李淑铮是害死郑兆南的罪魁祸首”)。

1966年6月,刘少奇下令向北京大中专院校派出工作组,共青团中央随即向北京52中派出工作组。工作组组长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李淑铮。工作组进校后,52中语文教师郑兆南,写了一张《质问李静同志为首的党支部》的大字报。6月16日,52中发生武斗事件。原本工作组认为这是革命行为,并鼓励师生写大字报。但是到6月底,工作组突然称6.16事件是反革命行为。7月9日至10日,工作组从积极写大字报的教师中揪出四个人。并一口咬定郑兆南是肇事者。郑兆南和其他教师立刻遭到围攻,写揭批大字报的相关学生遭到牵连,两名学生被逮捕入狱。

当时学校明显分成两派,一派为保皇派,要保护当权势力,另一派要打倒当权势力。工作组明显支持当权派,从没有揭批过校领导。郑兆南因此遭到打击报复,被监禁了47天,并被保皇派学生打得遍体鳞伤。到7月底毛主席要求撤销工作组时,李淑铮为首的工作组,竟然又开了一个斗争会,让52中校党总支书记李静,来批斗郑兆南等教师。工作组撤离学校后,保皇派红卫兵依然得势。郑兆南等教师继续遭到殴打辱骂。

他们撕掉郑兆南家的毛主席像,造谣说郑老师的女儿自杀来刺激她,抢走她的手表,逼她吃烂水果。因为得了痢疾,夜里郑老师要在便盆里拉痢疾,还要郑老师给他们两块钱(给了一元五)。9月4日,郑兆南给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写了第一份遗书,希望北京市委能派人来调查。但是没有收到回复。9月7日,郑兆南又给李雪峰写了第二份遗书,要求给予医疗救治。9月8日,郑兆南死亡。同时期被保皇派迫害致死的教师还有很多。

1966年9月9日,安徽省宁国县人民银行梅林营业所政治指导员李芳洲,为营救落水的贫农女儿牺牲。李芳洲被称为毛主席的好战士,人民的好儿子。新华社稿

1966年9月9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张百良留影,天安门城楼在维修。

1966年9月12日,团中央文革委员会来访组周兴林同志,对来京串联同学所提问题的回答。

1966年9月前后,北京中央机关礼堂,北京石油学院等高校学生,批斗共青团中央“三胡一王”(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伟)。8月,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严厉批评向大中学校派遣工作组是对学生运动的“镇压”。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不是迷迷糊糊地犯错误,而是明明白白犯错误。

胡耀邦,湖南浏阳人,1915年生于一个中农家庭(兄妹12人,排行第九),因自幼有口吃,被父亲称为九结巴。胡氏家族以农耕为业,但重视男童的启蒙教育。胡耀邦在宗族资助下,完成了小学学业。1929年胡耀邦考入浏阳县立初级中学(今浏阳一中)。浏阳当时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热点地区。胡耀邦因此加入了共青团。1930年底被中共湘东特委挑选派往江西。1934年10月,胡耀邦随红军开始长征,担任共青团总支书记。1935年,当胡耀邦来到延安时,还不满20岁。1950年成都解放后,35岁的胡耀邦出任川北行政公署主任,被称为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1952年夏天,胡耀邦奉调进京,到青年团中央工作。1957年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

1966年文革爆发后,胡耀邦坚决执行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政策。从共青团系统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至各学校挑动矛盾。胡克实、胡启立、王伟均是重要执行者。毛泽东宣布撤销工作组后,共青团中央遭到全面整肃。团中央机关内外,贴满揭发“三胡一王”的大字报。对胡耀邦等人进行轮番揪斗。后来胡耀邦因痔疮复发,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1968年初,军代表进驻共青团中央机关进行整顿。1969年5月,共青团中央机关和直属单位2000多人,被下放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不久,胡耀邦也被下放到黄湖干校“劳动改造”。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发生军事政变。胡耀邦于1977年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开始在全国范围“清理三种人”,大肆打击迫害文革时期跟随毛泽东的革命群众。1983年至1987年,胡耀邦领导“清党工作”,彻底铲除党内信仰毛泽东路线的共产党员。将中国共产党彻底转变为官僚资产阶级政党。共青团系统的胡启立、胡克实,都是试图彻底摧毁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人物。胡耀邦的儿子、女儿、媳妇,都是大富大贵之人。

1966年9月12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批斗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李范伍,给其剃发。李振盛拍摄。李范伍当省长期间,哈尔滨老少三代住一间屋的情况十分普遍,很多人连这样的房子也住不上。李范伍被打倒后,红卫兵组织群众参观李范伍省长的家(南岗区文府街)。解说员义愤填膺地批判李范伍生活腐败,他家住的别墅楼,所有的门都关上共有三十三个房间,院子里还有一个水泥修建的防空洞,高墙门卫戒备森严,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李范伍爱跳舞,家里有舞厅,省歌舞团的演员每个周末都来陪跳。在三年困难时期,李范伍是肉照吃,舞照跳。当时真是把群众气坏了。1966年李范伍倒台后,被发往绥棱农场接受劳动改造。1983年李范伍当选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病死于北京。至今在哈尔滨还有个著名的“李范伍花园”,李家当年住的别墅已拆除。

1966年文革爆发后,吉林艺术专科学校的油画教研室主任靳之林,作为“刘少奇反革命文艺黑线的基础”,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院党委领导一起被揪出来批斗。1968年靳之林决意前往延安落户未果,1969年前往吉林省青沟五七干校,1973年调入延安。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乘5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先接见在广场和长安大街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次大会由康生主持,18时开会,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毛主席开始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这次有300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了毛主席的直接接见。城楼上,毛泽东显得意定神闲。林彪紧随毛泽东行止。刘少奇显得苦不堪言。到10月份,刘少奇已经准备缴械投降了,他随即给毛泽东写《检讨信》。直至1967年3月前,虽然民间早已出现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呼声,但是在官方媒体上,一直没有对刘少奇展开专门的点名批判。


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高潮中,高一(五)班班长刘辉宣谱曲的对联歌,成了“文革”广为流传的歌曲,此歌最后一段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虽然陈伯达与江青主张把对联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和“父母反动儿背叛”,但是封建的“血统论”很快就成为划分“红五类”和“黑七类”的理论依据。“自来红万岁”成为官僚特权阶层子弟,明目张胆炫耀身份的口号。

1966年9月16日,加拿大蒙特利尔地下城,正在建设中的博纳文特广场(Place Bonaventure)。同年10月14日,蒙特利尔地铁1、2号线建成运行,以迎接1967年蒙特利尔世界博览会。【1969年北京建成第一条地铁。】

1966年9月20日,辽宁省,沈阳缝纫机厂,研制的新型钻石牌旋转梭缝纫机,具有体积小,缝速高、噪音小等优点,克服了摆梭缝纫机走线不直的毛病。新华社记者拍摄。钻石牌缝纫机曾经是知名品牌,该厂现已破产。这些文革时期,号称“十年浩劫”都能正常经营的工厂,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号称“经济大发展”时期,竟然破产得一干二净,导致全国哀鸿遍野,四千万工人下岗失业,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1966年9月20日,上海浦东,国营曙光机器厂,研制的高真空连续镀膜机。新华社记者拍摄。该厂创建于1957年,是真空专业设备制造厂。1960年代研制了中国第一台1200mm口径的大型扩散泵,并为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KM2太空环境模拟设备。1970年代该厂研制了中国第一台2200mm口径的大型光学镀膜机等尖端产品。2006年该厂整体改制,搬迁至上海嘉定。

1966年9月20日,江苏省无锡丝绸印染厂,新研制的丝绸自动筛网印花机和配套设备。新华社记者摄。苏南地区历来是纺织业重镇,建国后苏南各县市建设了大批国营纺织企业。仅国营印染厂就包括无锡漂染厂、无锡印染厂、常州印染厂、南通印染厂等。这些国营大厂都拥有各自的拳头名牌产品,经济效益很好。到1980年代,随着官僚集团复辟,全国贪污腐败之风骤起,国营工厂在“厂长经理责任制”等错误经济政策影响下,企业效益迅速下滑,陷入负债、停产、破产的恶性循环。同时期,乡镇私营小厂以廉价劣质产品争夺市场。浙江省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缺少国营企业严格的质检规章制度,1980年代,江苏、浙江私营企业出口至外国的纺织品,大量存在以次充好、质量缺陷,而遭到外商索赔诉讼。此后纺织产品逐渐分为内销、外销两种质量档次。差的卖国内,好的卖国外。

1966年,辽宁省,大连机车厂,批量生产的东风一型两千马力交-直流电传动内燃机车。新华社记者刘宝成拍摄。该车是1964年开始批量生产的干线货运内燃机车,仿造苏联TE3型内燃机车,标称功率1500千瓦,最高时速100公里,车长16.685米,重72吨,共生产706台。东风一型曾是中国铁路运输的主力,为中国铁路服务了逾40年。火车迷称其为“老东风”。

1966年,江西省南昌飞机制造厂(320厂)研制的运-5型运输机正式停产。运五是按照苏联安东诺夫设计局,提供的安-2飞机的图纸资料,于1957年12月在中国制造成功。安-2是世界上生产周期最长的单发双翼机。从1947年投产,至1991年停产,总产量超过1.8万架。中国仿制的运-5由南昌飞机制造厂生产了728架。1970年转往石家庄飞机制造厂(522厂),直至1985年又生产了215架。该机由于费用低廉、操作便利、安全性高,至今仍然广泛用于空军航校跳伞训练、大型农场喷洒农药等领域。

1966年9月,北京日用搪瓷厂,为北京麻纺织厂生产的大众牌搪瓷茶缸,用于发给该厂职工。茶缸背面印有红色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966年,浙江省国营绍兴县氮肥厂首期工程建成投产,一次试车成功。新华社记者耕辛拍摄。该厂是全国小氮肥先进企业,原设计年产合成氨5000吨,经过多次技术升级,到1981年实现年产合成氨28900吨,职工932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123人。除生产农用合成氨外,也生产工业用氨水。2000年,绍兴化肥厂停产搬迁至袍江工业区,原厂区开发为房地产项目。也是在2000年,这家国有企业改制注册为私营的绍兴化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857万元。该公司现有总资产近3亿元人民币,有多名股东控制

1966年9月,上海人民机器厂为《人民日报》,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LB4405型双层四组报版轮转印刷机,每小时印刷四版报纸60000张。

1966年9月22日,美国KH-7照相侦察卫星,拍摄的中国酒泉核设施。KH-7是冷战时期美国尖端间谍卫星,1964-1967年共发射了38颗,主要针对苏联和中国,采用柯达公司研制的大口径光学照相机,使用9英寸胶片,能够覆盖宽14英里、长460英里的区域。KH-7在四年里拍摄了19000多张照片,卫星燃料耗尽后,返回舱在太平洋降落收回。

1966年,江苏省无锡县西郊,太湖西岸,交通部门新建设的胡埭大桥,这是一座双曲薄拱桥,主跨有五十多米。这种钢筋水泥结构的双曲薄拱桥,在全国大面积推广,估计建设了有几十万座,至今在中国农村仍有大量该型拱桥。新华社记者陆惠君拍摄。

1966年9月,浙江省商业厅制作发行“奖售布票”,面额壹市寸,有效期至1967年底止。背面贴有宁波百货采购供应站记帐凭证。奖售布票是国家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时,为了鼓励农民交售棉花、粮食等紧俏农产品时,奖励一定数量的棉布。如1965年湖北省收购100斤棉花,奖励棉布票5市尺。各省奖励标准有差异。

1966年9月23日,北京“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成立。以蒯大富、鲍长康、彭伟民等为首。文革时期清华大学有八八派、八九派、井冈山兵团、414串联会,四个主要红卫兵组织。其中八八派是8月8日由唐伟、陈育延发起,八九派是8月9日由刘涛、贺鹏飞、刘菊芬发起。414串联会成立于1967年4月14日,原为清华井冈山下的一个群众组织,后来演变为“清华井冈山兵团《414总部》”,沈如槐为一把手,孙怒涛为二把手。

1966年9月28日,美国加州旧金山猎人角骚乱,加州州长帕特·布朗下令戒严,出动国民警卫队和坦克车辆,至第三大街对抗议人群清场。事件起于9月26日,警察巡逻时怀疑17岁的马修·约翰逊(Matthew Johnson)有偷车嫌疑。约翰逊弃车逃跑时,警察从背后将其开枪击毙。事发后引起大规模骚乱,青年人向警察投掷石块,掀翻汽车,砸毁第三大街商铺。

1966年9月底,福建省晋江地区,组织第二批赴京师生代表团,从厦门梧村火车站出发北上,经过三天两夜的车程抵达北京。照片里的中学生是苦出身,6岁丧父,母亲为人洗衣、当保姆将其养育成人。当他被推选为“红卫兵赴京代表”参加国庆游行时,村里两千多人沸腾了。当时村里去过县城的人都屈指可数。国庆那天,他们凌晨1点起床,3点到西单列队等待,10点开始游行,下午1点通过天安门城楼时,学生们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1966年,北京,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参观《收租院》泥塑复制品的展览,引起很大反响。《收租院》大型泥塑群雕创作于1965年,是中国雕塑艺术史上具有革命性创新意义的里程碑式作品,由四川美术学院等艺术人员创作。群雕由114个真人大小的泥像组成,分七段26组,表现了送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反抗等情节,揭露地主阶层对农民的血腥压榨,表现农民的反抗精神。原作品陈列于四川大邑刘文彩地主庄园。1966年,广东省佛山石湾美术陶瓷厂,派出工艺美术大师刘传、庄稼和廖洪标在内的8人小组,到北京临摹并制作了陶塑《收租院》。1976年入藏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2000年后,随着中国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愈演愈烈,《收租院》被指责为虚构历史。地主阶层反而被媒体大肆宣传成了爱护乡里的“乡贤善人”。

1966年10月前后,北京天安门广场,来自全国各地,等待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天安门观礼台上和挂着大幅标语“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孟昭瑞拍摄。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历次的路线斗争,只提左倾或右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还是第一次。为此周恩来专门与毛泽东协商,表示不同意这个提法。毛泽东坚持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

1966年10月,北京天安门广场,国庆节期间,参加国庆游行的军民。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秘书Solange Brand女士拍摄。

1966年,四川省仪陇县,来自山西、河北和天津的红卫兵,访问张思德烈士的家乡。这是红卫兵们正和张思德的妈妈刘光友,一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学习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精神。1971年5月,刘光友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公社党委委员、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区革委会委员、县革委会委员、县人大代表,多次被评为“烈属模范”、“勤俭节约模范”、“劳动模范”等称号。她年逾古稀还坚持参加集体劳动生产,1971年10月12日,刘光友在参加劳动时,不幸摔倒逝世,终年78岁。

1966年,陕西延安枣园操场,红卫兵们来到当年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台前,学习《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5日,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为掩护战友不幸牺牲,年仅29岁。9月8日,中央警备团和党中央机关的部分同志共1000多人,在延安枣园操场上,为张思德——一名普通的士兵,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党以来,从未有过的追悼规模。毛泽东主席亲自为悼念张思德,作著名演《为人民服务》

在追悼大会上,向张思德默哀后,毛泽东主席就站在一个土墩上,为张思德致悼词。毛泽东在悼词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从此,“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立党宗旨。1967年5月,文革高潮时期,北京中南海进行整修时,在中南海正门——新华门的影壁上,嵌上了为人民服务”的牌匾。

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人民币服务”,决定着这个政党的兴亡生死

以此文纪念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正义不朽,真理不朽,革命不朽。




 

工业革命——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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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
——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二十三)

1966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晴空万里,阳光明媚,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万革命群众,聚集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检阅。上午10 时,《东方红》乐曲响彻广场上空,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民主人士李宗仁、张治中等,登上天安门城楼,挥着手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观礼代表们走来。这是毛主席第四次检阅红卫兵。孟昭瑞拍摄。

1966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城楼,美国作家黑人民权领袖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F. Williams),拿出英文版《毛主席语录》,请毛泽东主席签名留念。孟昭瑞拍摄。1925年,罗伯特·威廉姆斯生于北卡罗来纳州,他的奶奶曾经是黑奴。幼年时目睹黑人遭到3K党威胁,白人警察殴打黑人妇女的经历,促使他走上政治道路。与马丁·路德·金主张非暴力运动不同,威廉姆斯主张黑人拿起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他因此遭到美国FBI罗织罪名进行通缉,被迫逃亡古巴,后转往中国。1968年马丁·路德·金被暗杀身亡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陷入低潮。1969年罗伯特·威廉姆斯回到美国,立即遭到警察逮捕。1960-70年代,毛泽东革命思想对美国黑人反抗白人专制暴政,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1996年,威廉姆斯因病去世。

1966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城楼正厅,毛泽东主席与农民代表顾阿桃交谈。两侧是林彪夫人叶群与女儿林豆豆。顾阿桃生于1917年(与叶群同岁),江苏太仓人,文盲,8岁时在太仓沙溪镇利泰纱厂当过童工,后嫁给一位贫困农民,育有四儿一女。1965年叶群到太仓县参加四清工作队时,认识了顾阿桃。她虽然没读过书,但是头脑灵活,记性很好。顾阿桃常说,旧社会我伲穷人像一棵草,新社会毛主席把我当成了宝。因为记性好,能够熟记毛主席著作,顾阿桃因此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标兵”,并请来参加国庆庆典。此后,她被选为太仓县革委会副主任,苏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江苏省革委会常委(即省委常委),196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成为中共九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进入大会主席团。虽然有了显赫的政治身份顾阿桃还是在农村下田种地,只是能领取误工补贴。女儿出嫁的嫁妆,只有一床被子。因为家境贫寒,还要为两个儿子的婚事犯愁。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顾阿桃受到一些牵连。但是受冲击最大的是在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随着粉碎四人帮(军事政变)后进行的政治大清洗,顾阿桃被免去一切职务,重新成为普通农民。1982年江苏太仓废除农村集体经济,推行分田到户,顾阿桃家分到了三亩责任田,家里养了一头猪,根本不够两位老人的生活开支。1986年,年近70岁的顾阿桃开始当小贩,上街摆起了冰棍摊那时卖一支棒冰最多赚一分钱。到1989年,镇里决定对老党员发生活补助,顾阿桃领到了每月36元的补贴,才不再去卖棒冰。1994年1月,顾阿桃因病去世,终年77岁。

改开后,社会精英阶层对顾阿桃的经历冷嘲热讽,看不懂为什么一个农村文盲老太太,能在毛泽东时代获得那么高的政治地位。他们也不懂毛泽东时代,为什么农民能做国务院副总理、纺织女工能做中央委员、工人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但是等到1976年之后,乾坤易色。全国各级政府每年公款吃喝超过200亿元,花费数十亿美元进口了60万辆小轿车给官员乘坐。随着国有企业大规模破产倒闭,全国出现了4000万下岗失业工人、超过2亿农民工、超过5800万农村留守儿童。而那些身价亿万的企业主成了人民代表,资本家成了中国共产党员。毛泽东则成了罪无可恕的历史罪人。

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毛泽东主席邀请正在解放军三o一医院治病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一起参加国庆庆典。随后,两人走进天安门城楼正厅休息室,毛泽东请李宗仁坐上首,李宗仁不肯,毛泽东说:“你年长,你应该坐上首。”。两人坐定后,就谈起了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指指外面说:看来群众是真的发动起来了,群众一起来,就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了。李宗仁点点头,他对此也颇有同感。毛泽东又说:这把火是我点起来的,看来这把火还要烧一个时期,但点火容易灭火难。他想听听李宗仁的看法。李宗仁比较婉转地说出了对“乱”要有一定控制的意思。李宗仁说:当年在武汉我见到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他谈到革命队伍严重分裂的问题。鲍罗廷说:革命和妇女生孩子一样,为了生儿育女,难免受这一时之苦,受了这个痛苦,就能换来将来有子女的幸福。我说:痛苦对产妇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于助产的来说,就要尽可能减少她的痛苦。毛泽东说他正在做治乱的工作,要一件一件地解决。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李宗仁交谈,自然引起了一些新闻记者的注意,他们围住李宗仁,问毛主席讲了些什么,李宗仁当时说,只是家常生活,没有谈别的。

1966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首都各界百万军民举行国庆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7周年。然而,在这个新生国家的统治阶层中,已经出现了官僚集团权贵化、世袭化、垄断化的势头。部分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胡作非为、欺压群众。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击官僚权贵集团,遭到了官僚精英阶层强烈反抗。他们自己不方便出头,就让未成年的高干子弟出面,大肆宣传血统论,打砸抢烧甚至杀人害命。他们要将烧向官僚集团的革命烈火,引向社会底层群众。

1966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国庆游行。摄影翁乃强

1966年10月1日下午,国庆游行,毛泽东主席走下天安门城楼,来到人民群众中,向大家招手致意。当天,周恩来又安排刘少奇站到天安门城楼上。这个安排让毛泽东十分生气。在毛泽东看来,他明明已经向周恩来“交底”,声明他与刘少奇已经决裂了。可是周恩来偏偏要安排毛泽东这个“红司令”,与刘少奇这个“黑司令”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检阅红卫兵,这简直就是对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一种讽刺。

下午2点多,当游行结束后,周恩来忙于布置晚上的庆祝活动,毛泽东没打招呼就走下了天安门城楼。等周恩来发现时,立即指示警卫部队筑起人墙。然后周恩来领着江青从后面追赶,在金水桥赶上了毛主席。周恩来伸手去搀扶他,却被毛泽东的大手甩开。毛泽东搞文革,总是受到周恩来的种种阻挠和抵制。周恩来却总是用对毛泽东恭顺的态度,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对毛的忠诚。1967年1月,毛泽东发起了打倒周恩来的战役,引发了二月逆流事件,在老干部集团强烈抵抗下,最终只得草草收场。

1966年10月,北京天安门广场,来自全国各地,等待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这批红卫兵中,主要是各级政府机关组织派送的“官办红卫兵(保皇派)”。文革初期,各地迅速出现了学生群众组织的造反派红卫兵,要打倒各单位当权派。当权派为保护自己,便出面组织官办红卫兵,打击取缔私自组织的造反派红卫兵。造反派的生存环境很恶劣。十月之后,随着文革大串联,各省造反派红卫兵坐火车,甚至徒步上千公里赶往北京,就想见毛主席一眼。

1966年10月,国庆节,北京街头的女青年,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秘书Solange Brand女士拍摄。清末以来,随着日本、欧美机制纺织品倾销,中国老百姓穿衣服主要是进口洋布或者国产粗布面料。1949年建国后,随着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建设了北京、石家庄、邯郸、郑州、西安、天津、青岛、上海等纺织工业基地。1949年中国布类产量仅有18.9亿米,1966年增长至156.5米亿米,暴增了8.3倍。但同时期中国进入了人口快速增长期。新增产能被人口增量所稀释。因此中国长期采取了纺织品定量供应制,即发放棉布票,以防止高收入阶层抢购物资。直至1983年12月,中国布类产量达到327亿米,随着纺织企业库存积压,中央决定取消布票。同时期,中国从人口出生高峰期逐年下滑。纺织业开始大量转向出口,成为中国赚取巨额外汇的第一大来源,年利润超过千亿美元。

1966年10月,北京东郊,老百姓在看热闹,法国驻华大使馆Solange Brand拍摄。中国长期以来是以宗亲关系维系的宗族私民社会。由于80%以上的人口为文盲,老百姓对政治概念一窍不通,缺乏国家认同意识,政治参与意愿不高。权贵阶层因此可以为所欲为。鲁迅曾经评价中国人,充满奴性、冷漠、自私,苟活于专制主义等级特权的社会结构之中。如:阿Q看到审讯他的人穿着长衫,便知道这人有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立即跪了下来。再如: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便是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态度。然而当个人利益遭到侵害时,也便无人相助。

毛泽东曾经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种站起来,不单是国家独立,还要让深深压抑在封建等级社会中的个人,在精神上站起来。因此从建国起,全国就大力推行妇女解放、婚姻改革、扫除文盲、宣传人人平等、学做好人好事。但共产党官僚集团,在执政过程中,又用新的制度枷锁套在群众头上。权贵特权阶层的产生,仅仅只用了一代人时间。因此毛泽东在文革中向群众号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试图唤醒群众的反抗意识,反抗社会不公,防止共产党修正主义集团篡党夺权,将新中国复辟为封建王朝。

1966年10月,北京东郊,看热闹的小孩,好奇地看着拿照相机的外国女人。法国驻华大使馆秘书Solange Brand女士拍摄。在1949年解放前,社会底层的小孩,是没有什么机会去读书识字的。读书是地主、富商、官僚阶级才有资格享用的特权。1949年中国儿童小学入学率仅有20%,中学入学率不到6%,能上大学的凤毛麟角。教育不公平导致阶级固化难以改变,社会底层缺乏向上流动的通道。哪怕是几代人后,富人还是富人,穷人还是穷人。这种情况在1949年后依然延续着。

当时学校的教师多数是留用国民党时期的教师。学生则以旧社会有产阶级和新生的共产党官僚干部子女为主。普通工农群众子弟,上学的经济压力较大。这就导致教育资源争夺上的阶级矛盾。而教育部及下属各省学校,拥有上百万人,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且不说老百姓没有发言权,连毛泽东屡次提出教育要改革,也变成耳旁风。毛泽东批判旧教育体制束缚学生个性,要激发学生独立思考,教师要为学生服务,教育要面向底层工农群众。而各学校从领导到教师,明显偏袒干部子弟。这种阶级矛盾,最终在1966年6月起的文革中全面爆发。校内矛盾演变为激烈的政治对决。学生也分裂为干部子弟组成的保皇派,和平民子弟为主的造反派。经过文革斗争后,中国的教育公平大为改观,到1972年,中国小学入学数量达到3603万人,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此后逐年下滑。到改开后,中国教育公平再次失衡。家庭资产成为决定学生命运的首要条件。

2015年11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李政道之子),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梁晨领导的研究团队发现:在过去的150年中,只有毛泽东时期,中国发生了教育革命,打破了以往教育资源被社会上层子女所垄断的状况。1953—1993年,中国约超过40%的教育精英,是来自全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子弟。而1994—2014年,中国超过50%的教育精英,来自各地区的资产阶级家庭与特定的重点高中。

1966年10月1日傍晚,北京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倚靠在栏杆上,望着下面的群众。他一脸严肃,人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摄影孟昭瑞。

1966年10月1日晚,北京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主席接见美国女记者安娜-斯特朗,并为其签名留念。斯特朗的左臂上,也戴着“红卫兵”臂章。摄影钱嗣杰。1946年8月,斯特朗在延安杨家岭采访毛泽东。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人民解放军在三年内横扫国民党反动派。二十年后,当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时,毛泽东选择了发动人民,打倒共产党反动派

毛泽东主席指着广场上的学生,对他身边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做对。”。——在党内高层,毛泽东没有可以信任、可以依靠的力量。

1966年10月1日晚9时许,北京天安门举行国庆焰火晚会。毛泽东一个人走下天安门城楼,在金水桥上席地而坐。周恩来看到后赶紧布置警戒,带着人跟了下来。群众看到毛主席、周总理都激动万分。

1966年10月1日晚,北京天安门广场,国庆焰火晚会,广场上挤满了人。摄影孟昭瑞。

1966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秘书Solange Brand女士拍摄。当天晚上,天安门广场焰火晚会散场后,陶铸、陈伯达、康生都走了,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们,有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据王力回忆称,毛泽东对大家说了很多话,如:”形势很好,阻力很大。现在还看不清楚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人,力量究竟有多大。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毛泽东的话,使大家吃了一惊。这句话实际是说给周恩来听的。毛泽东要向周恩来表明态度,即使是粉身碎骨,冒着枪毙的风险,他也要将文革进行下去。10月2日,《人民日报》转发了《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社论中写道:“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1966年10月1日,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庆典的同时。在中国的政治中枢——中南海怀仁堂,一群高级干部子弟组成的保皇派红卫兵,在此召开会议,筹备成立“联动”组织,这个组织的全称大得吓人“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该组织成员以西纠、东纠、海纠等保皇派高干子弟组成。如陈小鲁(陈毅之子)、贺鹏飞(贺龙之子)、董良翮(董必武之子)、孔丹(孔原之子)、薄熙成(薄一波之子),陈人康(陈士榘之子),其他成员如马晓军、贺邯生、于增寿、任志刚(商业部副部长任泉生之子,任志强的哥哥),均是高级干部子弟。

联动的核心任务是抵抗造反派红卫兵对权贵爹妈的冲击,要镇压造反派红卫兵。联动的组织路线,一是吸收北京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子弟,二是吸收各省市的高级干部子弟,三是从基层组织吸收成员,实现各省市干部子弟大联合“联动”继承了“西纠”的打砸抢抄斗传统,以谭力夫“血统论”为理论,对“七类分子”进行了更加残酷的迫害。他们甚至私设牢狱、拘禁凌辱、致人死亡。

联动成员以未成年的高中生为主,谭力夫等大学生在里面起到理论煽动作用。青春期燥动的少年更可怕,高干子弟冲向社会,犯下了众多惨无人道的罪行。如抄家活动,是有严格组织程序的,一般说只抄书籍日记等文字性东西,而且还要打借条。联动分子则成了赤裸裸的抢劫犯,尽一切可能搜集自已需要的东西。谭力夫的煽动活动引起中央高层密切关注。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对谭力夫的血统论大加挞伐。10月24日,毛泽东亲自出面反驳血统论。11月,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戚本禹打电话到谭力夫家,约他中南海谈一谈。戚本禹厉声喝问他同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子女有无瓜葛,关锋则在一旁敲边鼓,不断地追问他们家同林枫、李雪峰的关系。事隔不久,谭力夫被逮捕投入监狱,中央文革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不断追问谭力夫的后台是谁。谭力夫咬牙硬挺,还在狱中写下了一首《铁窗歌》:“铁窗孤影对,深夜寒风吹。生当共产党,死作革命鬼。纵死亦含笑,问心无大愧。敬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谭力夫被逮捕后,联动更加疯狂。11月27日起,他们就在北大附中教学楼的一间会议室秘密集会,商讨对付“红三司”的办法。12月5日发表宣言,在保卫“十六条”、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下号召“拉起队伍自已干!”干什么呢?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发出了向中央文革进攻的信号弹。12月6日,牛皖平带领联动成员到红三司司令部挑战,结果落荒而逃。12月7日,联动调集大批成员到红三司进行挑衅,结果被团团围住,最后是周恩来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来解围才把他们救走。12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对联动的血统论展开严厉批判,并决定解散各种红卫兵纠察队。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他们高呼“打倒‘红三司’、“反对乱揪老前辈”等口号,还有人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由于有联动分子偷窃自行车,被公安部门逮捕。12月28日起,联动调集数百人,冲击公安部大楼,打伤公安人员。1967年1月1日,联动发出通告,要坚决粉碎中共中央两位副主席(时任副主席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抓捕联动分子,逮捕139人,关在半步桥看守所、炮局胡同拘留所。

这里揭露几起联动的暴行。资料为1967年7月,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编》(内部资料)。1966年10月4日,北京六中86岁的老工友徐沛田,被西纠成员活活折磨死。徐沛田的父亲是洋车厂主,本人做过茶房等工作,1956年退休后,孤身一人在北京六中做后勤工作,工作一直勤勤恳恳。1966年9月3日,北京六中干部子弟以“老吸血鬼”的罪名,将其赶出学校流浪街头,造成极坏社会影响,后由派出所送回。回校后,以西纠队员朱支前(其父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朱理治)为首的暴徒,把老人推进小便池,向他身上尿尿。10月3日下午,西纠队员王冒明(其父是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王家锡)、陈晓伦等人用开水浇到老人头部,逼其唱歌跳舞,然后将老人拖到后院厕所逼其上吊。老人死后尸体放在后院,暴尸三日。10月7日,六中俄语青年教师王明湖遭到长期折磨,王明湖的父亲曾当过伪县长。

11月18日,北京市委发出重要通告,即“任何单位不许私自扣押、打人”。11月19日晚,陈伯达、关锋、王力、戚本禹等人来到六中,直奔“劳改所”。陈伯达十分愤慨地说:“这是非常残酷的!不管对什么人,这样搞都不行!要摆事实讲道理,这样文化大革命才能搞下去。吵架也可以,但不要动手、武斗。家庭也可以吵架嘛。可不是这样搞法,这是与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背道而驰的!”。陈伯达责问同去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问他为什么不制止?11月21日晚19时许,陈伯达、吴德等人再次来到六中 “劳改所”。 公安人员在“劳改所”里拍了照,带走了两大捆匕首以及其他凶器,拆掉了岗楼。六中“劳改所”就这样跨台了!六中负责人是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

1966年10月,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成都联络站编印,《批判谭力夫《讲话》专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北京火车站贴上了毛主席画像。

1966年,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赵梦桃小组的党小组长吴桂贤,从纺织女工到中国国务院第一位女性副总理的传奇人物。1938年,吴桂贤生于河南巩义县一个贫农家庭,兄妹九人,生活贫困。1942年,吴桂贤全家逃荒到陕西咸阳,父亲打零工,母亲带着孩子们在火车站捡煤渣。7岁时她就要出去工作,减轻家庭负担。1951年,年仅13岁的吴桂贤,隐瞒年龄参加了刚成立的西北国棉一厂招工,成为第一批工人,分配到细纱车间当挡车工,操作织机。由于小时候没有上学,她进厂后上了夜校。语文老师教的第一课是两个字:工人;第二课是《为人民服务》;第三课是《纪念白求恩》;第四课是《愚公移山》。1958年,吴桂贤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职工业余学校里完成初中学业。1959年她调入闻名全国的“赵梦桃小组”,担任党小组组长。

赵梦桃比吴桂贤大3岁,也是西北国棉一厂细纱挡车工,是1956年和1959年的全国劳动模范,可惜的是,1963年,年仅28岁的赵梦桃因肺病去世。吴桂贤将赵梦桃作为榜样,带领工人学习先进。1963年,吴桂贤被选为陕西省人大代表。不久被推举为西北国棉一厂副厂长,并送至西北大学学习,1968年毕业。后担任厂革委会主任、陕西省革委会常委。1969年出席中共九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1975年,年仅37岁的吴桂贤当选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纺织部和卫生部,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理。她还是拿每月76元的工人工资。同时当选副总理的,还有山西大寨村支部书记陈永贵、天津内燃机厂工人孙健。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发动军事政变。1977年9月,吴桂贤申请辞去副总理职务,回到陕西咸阳西北国棉一厂工作。1978年任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

1985年1月1日,西北国棉一厂开始实施“厂长负责制”,厂党委被踢开。白希孟担任厂长,工厂的衰败就此开始。白希孟首先败坏的就是领导干部的作风。吃喝玩乐成为白希孟炫耀的资本。当时厂里流传一句顺口溜:“白厂长不白活,吃喝玩乐样样精”。吴桂贤就此遭到排挤,离开了工厂。到1989年,该厂盲目扩大生产,在已有化纤车间的情况下,还要投资亿元另建一个年产2万吨粘胶纤维分厂。1989年,西北国棉一厂产值1.225亿元,利润2852万元,利税3703万元,是陕西省效益最好的纺织企业。但是为了建设新厂,该厂除了自筹1000万元外,其余均为贷款和临时高息借款,还包括向社会发债券本息4700万元。化纤分厂试生产后,因流动资金严重不足,无力采购原材料,整个生产处于断断续续的半停顿状态。最终产能规模只有5000吨,项目总投资却达到2.36亿元。由于固定资产折旧负担沉重,再加上市场发生变化,产品大幅跌价,化纤分厂亏损严重。

化纤项目总债务近5亿多元,先后由西北国棉一厂垫付了3.5亿元,但仍背负着2.38亿元的债务。当时,西北国棉一厂平均每个月需要为化纤分厂承担的利息达到200多万元。1996年西北国棉一厂亏损达3800万元,更加雪上加霜。白希孟后来竟然升任陕西省纺织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1998年1月24日,西北国棉一厂在债主排队上门,法院传票频飞的情况下,改制为陕西风轮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张登社(原厂长)为董事长,李树生为总经理。从职工手里集资了2000万元,重新组织生产,后屡经改制重组,彻底变为私营企业现有资产4.15亿元。而老的西北国棉一厂,在厂区土地、设备资产被风轮纺织公司掏空的情况下,于2008年10月宣告破产。资产负债率达346.54%。

西北国棉一厂十多万名职工,几十年为国家积累的亿万财富,就此落入私人资本家口袋。厂领导却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有几人为此承担行政、刑事罪责?吴桂贤在1988年离开工厂后,南下深圳,去了中港合资的鸿华印染厂任副总经理,半年后又升任董事长兼副总经理,1998年退休。

1966年,武汉第二棉纺厂细纱车间。武汉国棉二厂始建于1958年,位于和平大道杨园至余家头段,曾经是湖北省纺织行业龙头企业。1965年新建成细纱车间。一直到80年代该厂经济效益都很好。但是到1990年代该厂陷入长期亏损,大批员工下岗失业。2003年,武汉市第二棉纺厂和第五棉纺厂合并,成立武汉市江南集团实业公司,是武汉最大的棉纺织企业。该厂现已搬迁至阳逻开发区。2007年4月,武汉国棉二厂厂区土地挂牌拍卖,华润置地以16.21亿元的价格,拿下19万平米土地,开发湖畔豪宅——华润橡树湾。2009年江南集团进行改制,现有资产8.69亿元,年销售收入5亿元。【2000年至今,武汉国棉一厂、国棉三厂、国棉五厂、国棉六厂已全部破产改制,变成私营企业的资产。十几万工人奋斗半个世纪积累的产业,就此瓜分殆尽。】

1966年,湖北省,襄樊棉纺厂。该厂历史信息待查。

1966年,上海机床厂研制的高密度半自动万能外圆磨床,能做镜面切削,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时期,上海机床厂的工人队伍里有很多技术能人,如劳动模范盛利、李永顺(盛利的师傅)、朱大仙、周勤之。车工朱大仙被誉为上海机床厂的“刀具大王”,曾创造全国切削速度最高纪录。研磨工周勤之后来做到上海机床厂副总工程师,1995年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6年,上海机床厂改制为上海机床厂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近7亿元。

1966年,上海延安西路展览馆,举办工业展览会,参加新兴力量举重邀请赛的锡兰(斯里兰卡)代表团,观看“上海”牌轿车,后面是江南造船厂研制的万吨自由锻水压机模型。改革开放后,随着政府大批量进口轿车,中国国产轿车工业走向破产衰亡,上海牌轿车就此销声匿迹。

1966年,上海,展览会上展示中国国产人造球型心脏二尖瓣膜,这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医疗技术。1965年6月12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蔡用之教授,为严重心脏病患者许淑宝,进行了世界第二例心脏瓣膜置换手术,安装了中国国产的人造心脏硅橡胶球形二尖瓣膜。病人迅速康复,并存活了28年,后因癌症去世。这款产品是长海医院、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研制的,研究成员有邵本延等人。1974年10月,长海医院、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兰州碳素厂等单位,合作研制各向同性碳侧倾碟型二尖瓣膜,1978年研制成功心脏动脉侧倾碟型瓣膜,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1965年至今,中国累计进行心脏瓣膜置换手术超过10万例。仅上海长海医院就超过6500例,手术死亡率仅有3.5%,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但是国产瓣膜由于改革开放后,国企破产改制等因素发展迟缓。国内假冒伪劣产品横行,导致患者对国产货失去信任。目前中国心脏瓣膜手术50%使用进口瓣膜,单瓣价格超过4.5万元人民币。

1966年,上海市游泳体格检查证,持有人是上海拖拉机厂的黄法鹏。1958年,上海汽车装修厂和上海农业机械厂(上海拖拉机厂前身),试制成功红旗-27型拖拉机,和工农-7型手扶拖拉机。1968年,年仅17岁的胡茂元进入上海拖拉机厂做学徒工,每月津贴17.84元,还要挤出2元钱去上海交通大学自修高等学位,而后提拔为装配车间副主任。1983年,年仅32岁的胡茂元成为有着3000名工人的上海拖拉机厂厂长。1995年胡茂元升任上海汽车集团董事长。九十年代上海年产50型拖拉机2万台,后走向衰败。

1966年,英国斯托克波特(西北部港口城市),纺织业大罢工。斯托克波特曾是英国棉纺织业中心,但是到二战后受到美国、日本同业竞争的冲击。这次罢工起因是美国独资的Roberts-Arundel纺织厂,投产新型纺织机,要解雇140名工人,以压低成本。罢工持续了六周时间。工会将工人组织起来,赢得了胜利。

1966年,江苏苏州的河道,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秘书Solange Brand女士拍摄。苏州为千年古城,农耕蚕桑业非常发达,自古即为朝廷税赋核心区。但近代以来,受太平天国运动、上海殖民经济辐射、抗日战争战火的影响,苏州传统农耕蚕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清末以来发展的民族工业萎靡不振。而且由于地主势力庞大,严重阻碍了苏州向工业化城市转型。到1949年,苏州全市仅有307家工厂,且多数停产。农业方面水稻亩产仅有360斤,油菜籽亩产仅有60-70斤。苏州经济甚至要落后于无锡。1949年苏州解放时,地主私有土地占全市耕地的48.7%,贫雇农私有土地仅占24.45%。经过土改运动,恢复生产,到1952年苏州工业产值达1.71亿元,仍然落后于无锡(无锡纺织业发达)。1953-1957年,苏州新建企业646家,形成了由电力、建材、机械、化工、轻工、纺织(含丝绸)和食品等门类组成的新格局。到1965年,苏州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5.7亿元。文革期间,在抓革命、促生产政策下,苏州工农业生产总体稳定。到1975年苏州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7.48亿元,其中工业占33.33亿元。苏州由此完成了从千年农业城市向现代工业化城市转型的关键一跃。1978年改开后,大量集体国有性质的社队企业,交给私人承包经营,使得苏州小型乡镇企业迅速膨胀。到1985年苏州乡村工业企业13208家。苏州经济规模一度仅次于京、津、沪三个直辖市。但此后随着大量引进外资,苏州逐渐向出口加工区转变,在经济规模上超过无锡,仅昆山就有6000多家台资工厂。无锡人因此瞧不起苏州,视其为外资的奴隶。

1966年,江苏省苏州专区太仓县沙溪公社洪泾大队,红小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田头、场头作宣传。晓庄拍摄。1965年,林彪夫人叶群到沙溪公社蹲点,进行四清工作,对群众宣讲毛主席思想。1966年文革爆发后,林彪从政治利益考虑,开始大肆公开吹捧毛泽东,以提高自己的副统帅地位,保障自身政治安全。毛泽东曾对此作出批评,但无法阻止林彪在军队内部及社会上进行造神宣传。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的时候说,“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追悼大会上的称呼是伟大领袖和导师。

1966年10月11日,广州黄埔港,1006名印度尼西亚难侨,乘坐光华轮回到祖国怀抱。1965年印尼930军事政变后,爆发大规模排华骚乱。中国政府派出光华轮至印尼撤侨。到1967年10月30日,中国同印尼断绝外交关系为止,我国共接侨9万多人。归国侨民安置在广东、云南、海南、广西各地的国营华侨农场。

1966年10月,火车上进行革命大串联的群众,高唱革命歌曲。由于红卫兵串联可以免费乘火车,当时有不少年轻人借机到全国去旅行开眼界。到11月26日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后,为了阻止红卫兵涌入北京,停止了乘车免费政策。

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邓小平在检讨信中承认:1966年6月至8月间,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派出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打击左派,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

1966年10月23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刘少奇在检讨中一反往常的强硬反抗态度,把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对他的指责,全盘接受下来,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刘少奇还承认毛泽东对他的批评和处分,是完全正确的。刘少奇给毛泽东送上《检讨书》时,还特别写了一封信,声称他自愿把自己错误公开出去。刘少奇的这个《检讨书》,事实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条件投降书”。因为通常,毛泽东对于政治投降者并不会赶尽杀绝,刘少奇希望通过服软投降,尽快过关,恢复领导岗位。当时刘少奇仍然是国家主席、政治局常委。在此之前,刘少奇的错误只是党内处理,并没有向社会公开。11月9日,中央会议决定将刘少奇的检讨信印发至县、团级,实现了毛泽东公开刘少奇错误的目标。对刘少奇的批判自然也就骤然升级了。1966年12月初,北京纷纷出现“打倒刘少奇”、“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等大幅标语,刘少奇成了文革头号靶子。邓小平则是第二号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到1967年二月逆流事件爆发,刘少奇见毛泽东势单力薄,重新恢复了强硬抵抗态度。

1966年10月,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都在天安门城楼中央大厅外就座。吕相友摄。此时此刻,三个人的笑容给人的感觉意味深长。周恩来是留苏派出身,与苏联、国民党有着很深的瓜葛。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起,周恩来就是受到重点批判的经验宗派主义代表,甚至被人称为党内最危险的人物。周恩来因此受到长期压制。1949年建国后,其总理职务不断被高岗、陈云、邓小平等人架空。到1958年其主动提出辞去总理职务,但被中央否决。直至1966年文革爆发,形势骤然逆转。周实际成为党内最大的实权派人物,其权谋之老练,连毛泽东都无可奈何。

1966年,北京,批斗中央党校校长林枫(曾任刘少奇秘书)。1966年6月5日,中央党校青训班学员武葆华、智纯等人贴出大字报,炮轰林枫为首的校党委。刘少奇向中央党校派出工作组后,武葆华、智纯等人遭到工作组的打击迫害。毛泽东宣布撤销工作组后,8月20日,在中央党校全校大会上,造反派把校党委领导轰下主席台,并给林枫、郭明秋等六人戴高帽子游斗。林枫由此受到长期批斗。1968年至1972年入狱监禁,后保外就医,1977年病死。【林枫年轻时以学生运动参加革命,掌权后反过来迫害学生,然后又被毛主席支持的学生造反派打倒。林枫这样的人被打倒,该怨谁呢?】

1966年10月,北京,湖北大学红卫兵长征队离京前在天安门前宣誓。蒋铎拍摄。

1966年10月起,北京红卫兵纷纷组成“红卫兵长征宣传队”,到延安、井冈山、瑞金、遵义等革命老区去“点火”,开展文化大革命。北京外交学院红卫兵一行17人组成的“北京-延安长征队”,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革命歌曲,从天安门广场出发。《人民日报》摄影记者许林拍摄。

1966年10月21日,英国,南威尔士的Aberfan村,一座煤矿的废渣堆场突然坍塌,四万立方米的碎渣瞬间掩埋了一座小学,导致116名儿童和28名成人遇难。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也是无能为力。官方调查指责国家煤炭管理局玩忽职守。事发后,煤炭管理局非法挪用公共赈灾资金,来清理艾伯凡村的废渣堆场,使得情况变得更糟糕。

1966年10月27日,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刘胡兰烈士陵园外,红卫兵串联时与刘胡兰烈士的母亲胡文秀合影。

1966年10月30日,北京政法学院学生张中路(20岁)的红卫兵证,盖有公章。张中路出身革命干部家庭,政治面貌为共青团员,联系电话666731。 

1966年10月前后,江西省井冈山黄洋界,红卫兵大串联,抵达井冈山重温革命历史,诵读《毛主席语录》。翁乃强拍摄。由于抵达井冈山的红卫兵太多了,周恩来总理调派直升机运送粮食和药品。

1966年10月,北京,国庆节期间,在路边集合,等待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军民。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秘书Solange Brand女士拍摄。到10月底,在北京的外地红卫兵越来越多,都要求毛泽东接见,不接见,他们就不走。11月3日,毛泽东只好再次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这次接见的红卫兵有200万人。

1966年10月,北京,国庆节期间,大栅栏商业街。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秘书Solange Brand女士拍摄。

1966年,山西省太原工学院十三名革命小将徒步进京串联,他们从太原出发,经过十四天的徒步行军,于11月8日到达北京天安门广场。他们的步行距离估计有600公里。

1966年,广东省,革命群众敲锣打鼓进行游行,支持中央文革十六条文件。

1966年,北京医学院的四名女学生,与武汉师范学院“向红迈”远征队相遇,结伴远征。唐大柏拍摄。

1966年10月10日,文革时期,江青关于划分右派、反革命份子的批示。要求实事求是,按照法律手续处理,不能关押、不要斗争、工资照发。文革后江青遭到非法逮捕审判,狱中遭到女狱警掌掴羞辱。这份材料是作为江青在文革中“害人”的罪证。1991年月5月14日凌晨,江青在被关入秦城监狱15年后,非正常死亡。

1966年,湖北省武汉师范学院“向红迈”远征队的红卫兵,在步行去湖南韶山毛主席故居的途中,与长沙县洞井公社洞井大队的社员,一起抢收晚稻。唐大柏拍摄。当时红卫兵远行要解决食宿问题。学生们口袋里没什么钱,便帮助老乡干活,晚上住在老乡家里。

1966年,美国俄勒冈州第二大城市尤金市,穿着迷你裙(超短裙)和黑丝袜的年轻女子,展现着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女子性开放的潮流。迷你裙是1965年由英国服装设计师M. 奎特推出,指裙摆在膝盖以上的短裙。1968年随着西方青年反社会潮流影响,迷你裙达到流行鼎盛期,并且越来越短。

1966年10月,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研制的B61战术核弹,确立战争储备性能,1967年1月开始批量生产,总产量约3350枚,产量排名第三,一直服役至今。该核弹的6000个零件,由570家厂商和9个主要承包商制造,耗资数十亿美元。该弹重320公斤,长3.56米,爆炸威力300吨至34万吨。B61是美国最危险的核武器型号,由飞机投掷使用,极大降低了核战争的门槛,单颗即可摧毁百万人口级城市。冷战时期,美军在欧洲部署了大量核武器。冷战结束后,仍有约200枚B61战术核弹,部署在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土耳其的六个空军基地。2014年1月,美国国家核军工管理局(NNSA),计划拨款100亿美元,对400枚B61战术核弹进行升级延寿,以装备F-35战斗机。

1966年10月,越南北部湾,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巡航,参与越战战事。当时美国在越战的行动逐步升级,但航空力量却不敷应用。因此海军多次抽调大西洋舰队的航空母舰到太平洋助战。罗斯福号此行主要参与滚雷行动的轰炸任务,在1967年后恢复平常的地中海执勤。

1966年10月6日,越南,美军第一骑兵师士兵,在归仁北部25英里搜索村庄。该师是美军王牌部队,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交过手。

1966年10月,越南,韩国陆军第9步兵师(白马师),响应美国要求,开赴越南战场,进驻庆和省境内的宁和。照片为9师第2营营部连(2대본중)。驻越韩军数量达到4.56万人。韩国军队在越南制造了大量屠杀事件。包括太平村屠杀、丰一与丰二屠杀、河美屠杀、长丘屠杀、延年-福平屠杀、平和屠杀、平泰屠杀、西荣屠杀等。

1966年10月24日,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东南亚条约组织》领导人合影。左起,南越总理阮高祺,澳大利亚总理哈罗德·霍尔特,韩国总统朴正熙,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新西兰总理基思·霍利约克,南越国家元首阮文绍,泰国军政府总理他侬·吉滴卡宗,美国总统约翰逊。

1966年10月26日,越南金兰湾基地,美国总统林登·B·约翰逊,在访问菲律宾期间,特地飞抵越南,检阅美军,为参战军队打气。他的做法进一步扩大了越南战争。到1968年,侵略越南的美军已达到53.1万人,越南战争由南越军队为主的代理人战争,演变为以美军为越南战争主力。

1966年10月,南越富吉,一名受伤的美军士兵,躺在河边的担架上,接受战友救治。旁边的美军士兵一脸木然。

1966年,美国堪萨斯的肉鸡屠宰厂,食品工业的快速发展,解决了二战后人口快速增长的需求。

1966年,美国南达科他州,霍姆斯特克金矿(Homestake mine),进行观察太阳中微子的实验。为了验证星球核反应理论,物理学家雷蒙德·戴维斯领导的研究小组,在金矿1500米深处,搭建了一个注满了615吨四氯乙烯液体的巨大探测器。1968年捕捉到太阳中微子。2002年戴维斯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世界第一个中微子探测实验计划,是1942年,由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王淦昌教授提出的K层电子俘获实验,但因抗战未能实施。】

1966年,美国DEC公司(即美国数字设备公司),推出世界第一款批量上市的PDP-8型商用小型计算机,可以放在办公桌上,价格为18000美元,远远低于IBM和其他计算机公司产品的价格。1967年该公司销售额达到3900万美元。到1970年,美国约有70家公司生产小型计算机,DEC占据了绝对优势。1975年,DEC销售额达到5.33亿美元,跻身美国500强企业行列。IBM公司看到小型机市场的迅速发展,开始向DEC发起进攻,推出Seriesl系列小型机,双方展开长期竞争。到1989年,DEC拥有13万名员工,市值超过140亿美元,是仅次于IBM的计算机巨头。1998年DEC因财政危机被康柏(Compaq)电脑以96亿美元收购。【1974年,天津电子计算机研究所,研制成功DJS130小型计算机,在全国10家工厂批量投产,售价15-19万元人民币,使用rtos rdos操作系统,最多能挂接62种外部设备,总产量超过1000台。当时世界上能研制计算机的国家屈指可数。】

1966年10月,苏联高尔基市的阿列克谢耶夫中央水翼艇设计局(СКБ),秘密建成大型地效飞行器“КМ”,运至里海基地做飞行试验。该机长106米,翼展40米,起飞重量大于495吨,机头两侧安装8台VD-7涡喷发动机(单台重3.65吨,加力推力15.7吨),用于形成“气流引射”,时速800公里,航程7500公。1969年坠毁。1980年第二架原型机坠毁。日本在1980年代末研制出“天空-1”号地效翼艇。中国于90年代研制成功“信天翁1”号小型客运地效翼艇。

1966年,瑞士日内瓦车展,意大利兰博基尼展出的P400原型车跑车,引起巨大轰动。该车量产后命名为Miura。后来为人所熟识的Gallardo即是其血脉下的一个品种。P400最大的特色是采用中置引擎布局,而当时流行的还是前置后驱布局。该车长4.36米,搭载5速手动变速箱,4升V12发动机,最大功率350马力,最高时速277功率,百公里加速6.7秒。

1966年10月17日,《体育报》,世界第一座合成苯车间,在上海建成投产。

1966年10月27日,甘肃酒泉,导弹核武器试验发射时,观测部队采用光学电影经纬仪,跟踪拍摄弹道导弹。中国从1958年引进苏联的KΦT-10/20电影经纬仪、KT-50电影经纬仪。1961年开始研制国产光电经纬仪,1966年装备导弹靶场。到1980年代,共装备160、G179、718、112、331、662、778等二十余种型号的国产光电经纬仪近200台套,建立起完整的导弹航天光电测量系统。

1966年10月27日,甘肃酒泉东风基地,东风三型中程弹道导弹试射前,聂荣臻元帅与钱学森等人合影。东风三型弹体采用高强度、抗腐蚀性的可焊铝合金材料拼焊大直径储箱箱底,采用化学铣切的密肋网状加筋结构的储箱,采用钻合金的高压容器等。这些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使弹体结构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211厂在1961-1963年间,花了很大气力整顿工艺技术管理,建立一系列的管理制度。

1966年10月,甘肃酒泉,东风试验场,聂荣臻元帅与钱学森等人在两弹结合试验现场,该次试验风险极大,既要确保导弹成功发射,又要保证核弹头在预定落点准确爆炸。

东风三、东风四型弹道导弹两用核弹头。东风三是我国第一种中程弹道导弹,于1966年试射,1971年服役,可携带一颗200万吨当量热核弹头,全长24米,惯性陀螺仪制导,射程2800公里;东风四于1980年服役,全长28米,射程4000公里,可携带2200公斤重的热核弹头。

1966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号外,我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该次试验标志着中国具备了导弹核反击能力,确立了中国核大国地位。

1966年,新疆,克拉玛依石油工人在油田新开发区,欢庆又一口油井喷出原油。1967年,生产原油112.67万吨,克拉玛依油田二东区、七东区正式投入开发,独山子炼油厂延迟焦化装置建成投产,年加工能力20万吨。

1966年,辽宁省,抚顺石油二厂年产10万吨“铂重整—芳烃”抽提联合装置建成投产。1963年起,石油工业部组织大会战,抚顺炼建公司、包头钢铁公司、东北火电公司等各路建设大军,陆续云集在抚顺石油二厂,相继建成了南蒸馏常减压、热裂化、延迟焦化、催化裂化、铂重整以及石蜡等11套炼油化工生产装置。得到全国150多个单位的大力支持。其中1965年5月5日投产的中国第一套年产60万吨流化床催化裂化装置,是亚洲唯一一套装置,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这套新型催化裂化装置,结束了中国需要进口80号高辛烷值汽油的历史。1975年,该装置改造为分子筛提升管新工艺,使年处理能力达到了90万吨。经过深度裂化生产84号高辛烷值汽油。改革开放后,该厂陷入经营困境。1995年到1998年,抚顺石化累计亏损十几亿元,其中1998年亏损达7.8亿元。同年并入中国石油集团。经过几年的微利阶段,抚顺石化再次陷入巨额亏损。2011年抚顺石化亏损62亿元,2012年亏损65亿元,2013年亏损60亿元。一个2.28万人的企业,管理人员居然达到5850人,腐败问题极为严重。

1966年,辽宁省,沈阳变压器厂生产的SFPSO-240000-220型三线圈自耦变压器(24万千伏安),经国家一机部和水电部联合鉴定,达到国际水平,投入北京高井热电厂等单位运行。

1966年,中国开始修建喀喇昆仑公路(新疆-巴基斯坦),1978年建成通车。该公路北起新疆喀什,南到巴基斯坦北部城市阿伯塔巴德,全长约1200公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际公路,因为穿越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修建过程异常艰难,巴基斯坦人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上千名中国工程人员为此牺牲。

1966年,西藏日喀则岗巴,空气稀薄的雪山高原上,查果拉边防队的乒乓球爱好者在进行比赛。查果拉是著名的边境哨所,海拔5370米,是全军最高的哨所。1965年10月,查果拉哨所被国防部命名为“高原红色边防队”。新华社记者 马竞秋摄

1966年11月3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六次接见红卫兵,规模达到200万人。由于数量太多,采取红卫兵乘坐汽车通过天安门的方式。当时驻京部队的卡车为数不多,连夜从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和军兵种抽调卡车,火速运集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编队。

1966年11月8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10人在贴出大字报,“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列罪名,有公开“鼓吹”在农村恢复单干,反对“文化大革命”,是彭真的后台之一,等等。

1966年11月6日,上海一些工厂企业的造反派召开会议,准备成立全市的统一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参与者有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上海玻璃机械厂工人潘国平、上海良工阀门厂钳工陈阿大、上海国棉三十厂技术员王秀珍、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化验工叶昌明、上海第三十一棉纺厂车工黄金海等人。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召开成立大会。这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而且在全国造反派组织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它控制上海局面达10年之久,推举的领袖人物王洪文,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一度被毛泽东确定为继林彪之后的接班人。但是工总司成立之初,并未得到上海市政府承认。

1966年11月,纪念安亭事件的搪瓷茶缸。上海工总司成立后,上海市政府并不承认其组织合法性。11月10日,工总司由潘国平率一千人登上前往北京的特快列车赴京告状。王洪文率一千人登上驶往郑州的69次特快随后跟进。但在上海市政府阻挠下,两列火车分别被困于南京和安亭。工人因此在安亭站卧轨拦车,阻断京沪铁路大动脉,扩大事态,迫使中央解决问题。事发后引起中央高度重视。11月11日深夜,张春桥乘专机抵达上海,允诺解决工总司提出的要求,事态得到缓解。但是上海市委仍然不承认其合法性。11月16日,毛泽东出面支持张春桥。安亭事件使得工人组织造反派成为合法行为。1967年1月,工总司发动一月革命,炮打上海市委,全面夺权上海政权。原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常溪萍等被打倒。

1966年11月8日,上海市南市区十所中学的20名红卫兵学生,组成“跟随毛主席长征代表团”,步行上千公里,前往北京进行革命串联。他们在路上边学习毛主席著作,边宣传毛泽东思想,做群众工作。这是红卫兵在帮助农村社员采摘棉花。新华社记者摄。

1966年,山东某地,来自江苏常州的红卫兵在王杰烈士墓前合影。

1966年11月7日,英国贝尔法斯特,哈兰德与沃尔夫造船厂(Harland and Wolff yard),为英国石油公司(BP)建造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

1966年11月9日,山东曲阜孔庙,北京师范大学200余名造反派红卫兵,在谭厚兰率领下“造孔家店的反”。他们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贫下中农声讨孔教宣传的封建等级专制,砸烂历代封建帝王给孔家歌功颂德的庙碑,捣毁孔府“大成门”匾额,焚毁“万世师表”牌匾。千年以来,儒学被历代统治阶层不断篡改,演变为奴化国民、驯服大众的精神枷锁。在旧社会,文人阶层天然是官僚体系接班人,因此对孔教极尽维护本能。批孔者都被文人阶层群起攻之,留下千古骂名。文化大革命砸烂孔府,自然也成了一桩极大的罪恶。

1966年11月12日,美国宇航员巴兹•奥尔德林,执行双子座12号,在太空船外工作。1969年,奥尔德林与阿姆斯特朗,一起登上了月球。

1966年11月13日,北京工人体育场,解放军总政治部举行全军院校十万来京师生大会。周恩来、陶铸、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到会。会议由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上将主持,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讲话。坐在主席台上的还有:肖劲光大将、许光达大将,杨成武上将、杨勇上将,邱会作中将,吴法宪中将等,几乎在京的军队高级领导人都到场。会议强调军队不能乱,要求军队院校师生离京回校复课闹革命。周恩来在开会时借故走开,没有发言。他知道这次会议没有邀请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来参加,更没有请示毛泽东。因为这次会议是周恩来与林彪策划的,就是要给文革泼冷水,劝那些到北京来造反的军队院校学员服从命令,离开北京,停止造反。四位元帅的讲话传单,很快传播到全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这是文革以来,中共高官第一次集体的、公开的对文革泼冷水。之后,江青和文革小组的人,马上批判四位元帅的讲话是“镇压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攻”。批判陈毅和叶剑英讲话的大标语,随即出现在北京街头。

1966年11月15日,澳门,因澳门氹仔兴建坊众小学时,遭到警察勒索茶钱,引发左派组织抗议,葡澳政府出动警察镇压,打伤24人,导致事态迅速激化。11月25日澳门新任总督嘉乐庇到任,大量群众聚集总督府抗议。12月3日,警察开枪驱散抗议人群,打死8人,打伤212人。事发后,几万红卫兵拥到拱北声援,声称要“解放澳门”。葡澳政府惊慌失措,被迫做出让步,全面清除澳门的国民党势力,对澳门全体中国居民赔礼道歉,对受害者进行抚恤。中国政府由此开始掌控澳门局势。

1966年11月25日,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数量达150万人。由于北京进入冬季,气温迅速下降,大量外地红卫兵聚集北京,给城市供给造成很大困难,因此中央不再鼓励红卫兵进京。

1966年11月26日上午,毛泽东在叶剑英等陪同下在天安门广场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孟昭瑞拍摄。叶剑英在十大元帅中排名最后,长期赋闲。1966年3月,叶剑英主持对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揭发批判。罗倒台后,形成了由叶剑英、杨成武、肖华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后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倒台后,叶剑英负责北京市的治安保卫工作。

1966年11月26日,北京,等待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外国专家代表,右手举《毛主席语录》,左手举毛主席画像。孟昭瑞拍摄。中国文化大革命,通过留驻北京的外国记者、专家、留学生,传至世界各地。推动了60年代世界左翼运动发展。毛泽东革命思想席卷全球,在日本、西欧、美国、拉美、非洲产生了巨大影响。

1966年,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串联会的红卫兵,写大字报批判刘少奇,要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1966年,打倒北京黑市委。被群众批斗的有许立群(中宣部副部长)、XX、宋硕、陆平、彭佩云。许立群是南京人,1936年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时参加学生运动,由此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文宣系统领导。1964年夏,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为首的社教工作队进驻北京大学。对于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学校有支持和反对两派。张磐石支持反对派,陆平遭到批判。但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要维护北大校党委权威。张磐石受到批评而离开北大,由许立群取而代之。其后,包括聂元梓在内的一批反对派,因此受到许立群打压迫害。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66年5月。1966年1月,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患重病住院,许立群接替主管学术批判工作。2月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纲》,正是由许立群、姚溱起草并提交。1966年6月17月,聂元梓到中宣部贴大字报,揭发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在北京大学的滔天罪行,受到张磐石、阮铭等人的热烈欢迎。许立群由此被打倒批判,关押了八年。后出任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2000年去世,年83岁。彭佩云在改开后主持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推行汉族强制计划生育。计生系统号称让中国少生了四亿人。

1966年12月4日凌晨,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北京崇文区台基厂7号,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的住宅门前。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强行冲进大门,把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摆脱了追来的警卫人员,关到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后转移至西山山沟里。这件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戚本禹说“可能是叶向真,我们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确认是叶向真。25岁的叶向真,是叶剑英元帅的二女儿,当时担任中央戏剧学院学生会主席,也是红卫兵首脑。彭真原名傅懋恭,1902年生于山西曲沃县一个农民家庭,1923年入党,长期在白区进行地下工作,是刘少奇的亲信。1948年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兼北平市委书记。1951年兼任北京市长,1956年9月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年3月,毛泽东指责“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是独立王国”。5月定性为“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彭真被撤销一切职务,在家反省。11月28日,首都召开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吴德到会发言。周恩来称: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等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要求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叶向真在大会上发言。11月29日,参加大会的叶向真、中央音乐学院刘诗昆(叶向真的丈夫)、北京电影学院彭宁(彭加伦之子)、北京地质学院朱成昭等人,到叶楚梅(叶剑英长女)家开会,研究斗争陆定一的问题时,顺带跳到彭真的问题上。彭真当时在家隔离反省,警卫严密。他们进行了周密策划,确定12月1日的行动由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央乐团四个单位参与。12月3日晚,叶向真主持抓捕布置会,并说已经与戚本禹通过电话。彭真被抓获后,周恩来接见叶向真、彭宁等红卫兵,说“仅五分钟就解决问题了,干得漂亮。你们把警备司令部都给瞒过了。”周恩来通过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派兵把彭真从西山捞了回来。12月4日下午,周恩来接见红卫兵,对他们要将黑帮游街示众的行动提出建议,说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从而帮助红卫兵将游街示众转变为“斗争彭罗陆杨大会”。

1966年12月12日,北京工人体育场,12万人参加“斗争彭罗陆杨誓师大会”,吴德代表北京新市委讲话。这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轰动一时。开创了在社会上揪斗老干部的先例。1967年2月,二月逆流事件爆发后,叶剑英失势。7月,叶向真、朱成昭都遭到打击,两人离开北京,前往广州。周恩来亲自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将两人抓回北京,受株连者甚多。8月20日正式逮捕,关入监狱。1970年1月24日,周恩来在长篇讲话中,称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戚与叶向真合谋绑架彭真。此时戚本禹、叶向真早已被关入监狱,叶剑英还在靠边站。1971年林彪事件后,军队重新洗牌,叶剑英重新主管军委工作。周恩来又建议将叶向真放出来。

1966年底,文革批斗的部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副总理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北京市委书记万里,北京市委书记郑天翔,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

1966年底,文革批斗的部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北京市委书记、副市长万里。1909年刘仁(原名段永鹬)出生于四川酉阳龙潭镇(现属重庆市)。他的舅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赵世炎。刘仁父亲是本地大户。赵家在龙潭当地也是数一数二的大户,经营桐油生意。1924年刘仁至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书时,住在赵世炎家,由此参加学生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天津被捕入狱,1932年释放。1935年至1937年被派往苏联学习。1937年回到延安,担任中央党校秘书长。1938年进入晋察冀根据地,进行地下情报工作。刘仁通过情报工作,在平津地区组织了巨大的情报网络。1946年初,经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指示,将25岁的王光美调入北平军调部担任英语翻译。时任军调部中共负责人叶剑英,对年轻漂亮的王光美展开追求,但遭到拒绝。1946年8月军调失败后,王光美经叶剑英介绍赴延安。1948年8月,50岁的刘少奇与27岁的王光美结婚,成为刘的第六任老婆。1948年底,叶剑英匆忙地娶了军大学员李刚(第六任老婆,1955年离婚)。建国后,刘仁出任北京市委领导,与刘少奇、彭真贴得很紧。刘仁被打倒后,1968年起关入秦城监狱接受审查。1973年10月,刘仁因肝病、肺结核等疾病,病死于北京市第六医院监护病房。

万里原名万明礼,1916年出生于山东泰安东平县城一个下层家庭。其两岁时,父亲万金山赴山西参加阎锡山军队,后升至连长,抗战时期战死在临汾。万里幼年受过良好教育。1933年考入山东曲阜省立第二师范,并参加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长期在冀鲁豫根据地工作。1949年建国后,万里随邓小平到西南局工作。1952年出任建筑工程部副部长,1955年出任城市建设总局局长。1958年出任北京市委书记兼副市长。文革爆发后,万里作为“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被打倒,关入秦城监狱。林彪事件后,1972年中央将万里定性为“内部问题”,因此解放。1973年,万里再度出任北京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后调任铁道部部长。1975年万里随着邓小平再次被打倒。1978年改革开放后,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大力鼓吹“包产到户”,并扶植出了安徽小岗村这个农村改革虚假典型。官僚集团在农村强力推行包产到户,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全面崩溃,大量农村集体资产遭到侵吞瓜分,农村基层组织迅速被摧毁,农民彻底失去反抗官僚集团的组织力量。到1990年代之后,随着农村苛捐杂税的残酷剥削,大批农民干脆抛弃耕地,背井离乡到沿海城市打工,接受私人企业主的血腥压榨。万里家族则成了“红色贵族”,其子女是什么做派,大家都看得见。

1966年12月24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三万六千人参加“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罗瑞卿因3月18日从关押处跳楼,左脚跟粉碎性骨折未愈,缠着纱布,被用箩筐抬到大会现场批斗,罗当时面色惨白,痛苦不堪。杨尚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期间,多次安排在毛泽东住处、火车上安装窃听器材,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谈话,毛泽东对此非常震怒。毛主席因此连住了16年的菊香书屋都不敢继续待下去,66年8月搬到了中南海游泳池搭建的房屋里居住。文革中杨尚昆沦为阶下囚,改开后成为中国国家主席。

1966年12月17日,吉林省某师范学校的红卫兵,历时一个月时间,从吉林长春步行1000公里至北京。

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率清华5000多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在全国率先喊出“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1967年1月,刘涛和弟弟刘允真(后改名刘丁),写下了轰动全国的揭发刘少奇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对刘少奇的杀伤力,不亚于毛泽东那份《我的一张大字报》。

1966年,台湾省,美蒋联合使用的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CCK),从一架C-130运输机驾驶舱拍摄的美制SR-71高空侦察机。该机1966年1月才正式服役,在亚洲的主要基地是琉球(冲绳)嘉手纳,偶尔转场至韩国、菲律宾和台湾。越战后期SR-71曾多次短期秘密进驻清泉岗,监视中南半岛局势。1967年美军使用SR-71对中国内陆进行深入侦查,迫使中国加速研制红旗三号高空远程防空导弹。SR-71的使用费用极其昂贵,每月超过3900万美元。

1966年,台湾省,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驻扎的美军部队。

1966年,台湾省,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附近,专做美军生意的店家。

1966年,台湾省,台南,海安路市场。

1966年12月,台湾省高雄市前镇区,成立了台湾第一个出口加工区,面积68.36万平米,初期以成衣、皮革、工艺品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1966年美国通用仪器公司(GI)在台湾高雄设厂,从事晶体管装配业务,开始了美国向台湾转移电子代工产业的序幕。1967-1970年间,美国德州仪器、荷兰飞利浦建元电子等在台设厂。这一时期台湾的半导体工业全都停留在后工序的封装阶段。台湾一些私营工厂开始来料加工,生产电容、电阻、电路板等元器件。1973年,台湾省为发展新兴工业技术,设立了工业技术研究院,简称“工研院”。1974年设立了台湾电子工业研究中心(工研院电子工业研究所前身),开始接受伪经济部委托,执行“设置IC示范工厂计划”。电子所派人赴美国RCA(美国无线电公司,曾经是世界最大的电子企业),引进7.0微米CMOS制造技术,并与美国IMR(International Material Research)合作,引进掩膜制版技术,开启台湾IC代工的序幕。到1974年,台湾对美国出口额达到56.4亿美元。1976年,高雄出口加工区的劳动力已经增长至7.5万人,其中五分之四是女性。台湾经济在这些廉价劳动力的推动下开始高速增长。

直至1980年以前,台湾的电子产业层级仍然落后于中国大陆。但是80年代中国经济陷入混乱,大量走私电子元器件,冲击中国市场。加上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中国电子产业全面崩溃,电子工业部下属大量企业亏损停产。就在此时,1987年,台湾工研院院长张忠谋,创办了台湾第二个集成电路公司——台积电,从美国引进六英寸晶圆生产线;由此台湾集成电路产业开始全面超越中国大陆。到1995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已经严重落后于国外。1996年上海市政府与电子工业部合作,投资40亿元启动了“909工程”。但其后砸下的上百亿元资金,都未能将电子工业发展起来。1998年撤销电子工业部。2014年中国集成电路贸易逆差超过1500亿美元!一着走错,遗恨三十年,损失产业经济利益至少在10万亿元人民币以上

1966年12月,钱学森(前排左二)陪同聂荣臻(前排左三)到导弹试验基地主持第一枚中程地地导弹“东风三号”试验。1966年12月26日,第一枚遥测弹进行首次飞行试验。从飞行试验的情况来看,在111.2秒以前,各系统的工作是协调的,各种参数也是正常的。111.2秒以后,由于发动机组Ⅱ分机发生故障,推力突然大幅度下降。124秒导弹空中自毁,弹头未能击中和田着弹区。1967年1月12日,第二枚遥测弹再次发射。当导弹飞行到临近发动机关机时(129.2秒),发动机组Ⅱ分机又出现推力大幅度下降。两次方案考核飞行试验证明:除发动机外各系统工作稳定,导弹总体设计方案合理可行。1967年5月26日第三次发射,导弹完全按预定程序飞行,各系统工作正常、协调,弹头命中1726.2千米外的目标区,落点偏差小于规定值,试验获得了圆满成功。

1966年冬,广东省江门市鹤山县龙口镇,开工修建南北渠,至1980年完成,历时14年。由南渠和北渠构成,从四堡水库引水,总长37公里,其中渡槽9公里,灌溉面积3万多亩,被誉为广东奇观,至今仍恩泽一方。照片为南渠末段架空渡槽,高达14米。

1966年12月,楚雄一中师生在“长征”途中的大渡河铁索桥上。

1966年12月8日,美国KH-7照相侦察间谍卫星,拍摄中国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的铁塔。12月28日,中国进行氢弹原理试验,采用地面102米塔爆,爆炸当量12-50万吨,白圈为水泥塔基。为了尽量减轻放射性沉降,对核试验场区内及场区外下风地区的影响,经程开甲等科学家反复论证,确定对铁塔塔基周围半径230米内的地面,用石块和水泥做加固处理,以减少地面松土卷入核爆烟云中。为了进一步研究各种毁伤破坏因素对工程建筑、武器装备、生物等效应物的毁伤和破坏效能,国防科委组织军内外16个单位安排了效应试验课题81个,效应物158 种,1377件。主要试验物品有导弹发射竖井、快艇掩蔽部、飞机洞库、地下铁道、模拟水坝、坑道、土木工事、动物及各种武器装备等。

1966年前后,新疆,核试验部队搭建帐篷。试验时间正值严冬,核试验场区的气温在零下22℃左右。核试验基地预先做了人员和设备的防寒准备。在核试验场区内架设1300余顶帐篷,解决取暖炉具1750余套,从700公里以外运进烤火煤2300余吨,组织了68个伙食单位,统由核试验基地直接供应,储存菜蔬十余万公斤。生活用水由一个有50台拉水车的供水连负责保障。核试验场区还设有30张床位的野战医院,并组织了一个32人的医务救护队。

1966年前后,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参加核试验的部队,用枯树枝烤红薯吃。国防科委第21基地研究所的曾德汲,回忆当年罗布泊的生活艰苦而有趣。有的地质人员抓到小蜥蜴养着玩。黑熊在场区搞破坏,咬坏探头。野外没有什么文娱活动,周末放映队来放映一场电影,大家在零下20多度严寒中,坐在露天看电影。即使双脚冻得生疼,依然看得津津有味。

1966年12月25日前后,圣诞节,南越西贡铜池附近,韩国女子演唱组“Korean Kittens”,为美军第25步兵师进行劳军演出。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周岁生日。这天晚上,毛泽东把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约到中南海游泳池谈话。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

“最近时期出现的新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冲破了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学生起了变化,发展壮大了,提高了。革命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同工农相结合。还有一个特点,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反了。主力是工人,没有学生和工人的结合也不行,没有机关干部也不行。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与众人共进晚餐,按照惯例是4菜一汤,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唯一破例的是每人面前又上了一小碗面条。毛泽东见饭菜上齐了,就举起酒杯,对大家说:“祝全国的全面的阶级斗争取得胜利!”。

1966年12月30日,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办《革命造反报》第2期头版,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核爆炸。12月28日试爆629-1氢弹原理测试弹
这次核试验的主要目的是检验用“扳机”引爆“被扳机”的两级氢弹原理是否正确。参加这次“扳机”核试验的军内外单位共28个,技术和保障人员6408人。共有大小试验工程113项,仅用5个月就全部完工。其它主要工程有钢筋混凝土工事32个,敷设电缆1400余线公里。这次核试验共安排了47个测量项目,使用各种测量仪器设备1014台(套)。二机部九院、中国科学院的原子能研究所、物理研究所、上海光机所、西安光机所、长春光机所及浙江大学等单位分工合作共同完成了高速摄影机、高速单片相机等设备的研制任务。

12月28日晚,新华社对外公布中国核试验报道。国外报刊认为这是一场20-30万吨当量的减当量氢弹试验。实际上, 这是中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 也就是一次成功的氢弹试验。由于有意识地限制了它的爆炸威力,所以也可以称作减当量的氢弹试验。因此,1966年12月28日实际上就是中国氢弹试验成功的日子。它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仅相隔2年2个月。这次试验的圆满成功,表明中国已掌握了氢弹原理。它是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

1966年12月31日,刘涛(刘少奇女儿),我的初步检查。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专刊。

1966年,中国人民银行贰拾圆券彩色手绘设计原稿,为第三套人民币重新设计稿,图案正面是农民喜迎丰收,背面是工厂建设场景,色彩鲜艳,绘制精细。疑因1966年文革爆发而未付诸发行,此件经过文革后流入民间。

1966年,中国人民银行壹佰圆设计原稿,为第三套人民币重新设计稿,图案正面是三面红旗、工农兵,背面是人民大会堂正门主景。此件样稿孤品,是最早设计的100元券。它除了在人民币发展史上的身份显赫重要外,更是第四版、第五版面额一百元券的摇篮本。毛泽东时期,虽然中国工业产能迅速增长,但是并没有采取货币化经济政策,通过大规模增发钞票来刺激经济运行。既无内债,也无外债,被视为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1978年改开后,随着官僚集团大肆挥霍财政和外汇收入,国库空虚即开始大规模增发钞票。用印钱放水来解决经济困境。
1966年12月,日本广岛,石川岛播磨重工吴船厂,建成世界第一艘20万吨级油轮——出光丸(Idemitsu Maru)。该船长344.28米,宽48.84米,最大吃水17.685米,总功率24618千瓦,载重209413载重吨,1978年拆解。日本是世界主要的油气资源进口国,因此在油气运输船舶领域倾注了大量资源。1967年苏伊士运河因第三次中东战争停航后,导致中东地区巨量的石油输出,必须绕道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西方各国竞相建造巨型油船,试图降低运输成本。日本在这场竞赛中一直独占鳌头。据统计,在苏伊士运河停航期间,日本与西欧各国平均每年竣工59艘巨型油轮,其速度之快,创造了世界造船史上的纪录。

1966年中国原油产量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到1454万吨,因此对进口原油依赖度极低。当年进口原油仅有5万吨,出口原油37.3万吨。1967年中国进口原油仅有2万吨,降低到建国来最低点。1960年至1974年,中国共从伊朗、埃及等中东国家进口原油及成品油200万吨。极低的原油进出口贸易,使得中国在油气运输船舶方面发展缓慢。1973年中国原油产量突破5000万吨大关,1978年突破一亿吨大关,成为石油净出口国。1975年中国出口原油达到1057.9万吨,1985年出口原油达3630.4万吨。大量出口原油促进了中国巨型油轮的研制进程。1988年大连造船厂建成11.5万吨穿梭油轮。1995年大连造船厂建成30万吨级船坞。2002年建成第一艘30万吨级油轮。

1966年12月8日,英国中央电力局(CEGB)雷克利夫电厂(Ratcliffe),订购的四台570兆伏安(MVA)变压器。底部是钢制基座,上部是铝制箱体。

1966年12月30日,英国政府和美国签署协议,允许美国租借迭戈加西亚岛,做为印度洋军事基地,租期为50年(至2016年12月),并可再延长20年。英国得到的回报是,在向美国购买北极星潜射弹道导弹时,少付了1500万美元。美国军队进驻后,岛上的原住民被强制迁往毛里求斯。半个世纪以来,迭戈加西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战略价值的军事基地。这里可以监视控制印度洋运输航线,直接对中国、日本、印度,三个主要亚洲国家的经济命脉进行战略威慑。

1966年12月31日,美国联邦航空局宣布,波音公司的733-390方案,赢得了超音速客机研制计划合同,洛克希德公司被淘汰出局。但是到1971年,在美国社会各界反对下,美国国会终止了对超音速客机计划的拨款。当时波音公司为该项目投资已超过10亿美元,耗费850万个工时,光是采购钛合金材料就花掉了2.5亿美元。波音接到了25家航空公司的115架订单。该项目流产导致波音公司陷入绝境,被迫裁员6万人。照片里这架花费1100万美元建造的木质模型,最终以3.1万美元卖给了一家博物馆。







 

2016年0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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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的一切迷雾,掩盖在对周恩来的神化宣传之下。文革延续长达十年,高层斗争主要集中在打倒周恩来为首的走资派官僚集团,包括上至国务院各部委,下至省市县及大中型厂矿企业官僚体系。陈毅在文革初期就说过:文革第一个要打倒刘少奇,第二个要打倒周恩来。周恩来作为党内最大的实权派,在党、政、军、警、特等领域,拥有无人可比的雄厚势力。刘少奇,邓小平早在1966年即一击就倒。唯有周系人马抱成团,吸收拉拢保护地方官僚,一致对抗中央文革小组,将文革变成武革。毛若不是抓住军队及情报系统,自身性命安全都难保。文革打不倒周系势力,林彪被迫出逃,便已决定了文革失败命运。不出所料,毛刚刚去世,周系人马发动军事政变,毛系遭到彻底清算。邓小平,邓颖超,叶剑英,李先念,陈云,彭真,万里接掌官僚体系,用利益进行赎买分赃,将中国彻底推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成了文革的罪魁祸首,周恩来则成了完美无缺的道德圣人、官僚楷模。
       从1980年代起,他们用小学教科书进行的教育,及四十年来积年累月的反复宣传,形成的定势思维,决定了十四亿中国人,根本不了解文革是怎么回事。文革五十年之际,走资派官僚集团露出的腐朽面貌,原本就是千百年来,中国官僚集团的本来面貌。满清如此,北洋如此,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也滑入这个历史循环。毛泽东要用文革砸烂官僚体系,从思想上改造官僚集团,而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让群众自己解放官僚枷锁,恰恰证明了文革的正义性。随着历史资料不断吹散人为笼罩在文革历史上的迷雾,人们最终会看清文革本来面貌。                                

 

面对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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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文革
——纪念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


2014年1月2日,河南省郑州市京广路,郑州鞋业包装中心工程建筑工地门口,百余名农民工手拉横幅,成片跪倒在地,讨要工资。在劳务公司提供的工资表上一共有702名工人,涉及工人工资3000多万。2014年,仅中国各级法院审结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就达21.9万件。



五十年前的今天——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由毛泽东主席,主持起草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文章批判中共党内走资派领导人,盗用共产党的名义,站在资产阶级(党内权贵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打着红旗反红旗,主动去做资本主义走狗,维护资产阶级利益。

在当今中国,文化大革命经过政治势力涂抹后,成为一段完全扭曲的历史记忆。青年人根本不懂文革是怎么回事。那段亿万中国人经历的岁月,居然给人留下了荒诞离奇、莫名其妙的印象。就五一六通知而言,人们会发问:新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哪来的资产阶级?共产党不是代表无产阶级(穷人)工农利益吗?怎么会去维护资产阶级(富人)利益?文革似乎是领导人一句话,全国人民就跟着发疯。但历史事实是这样吗?我们不妨从历史环境,来探究下文革起因。

文化的阶级属性

中国历来是阶级等级森严的国家,皇族、贵族/士族、庶族形成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两千年来改朝换代,皇帝换了一茬又一茬,统治结构依然如此。贵族/士族做为中间阶层,拥有大量社会资源,是实际的权力执行者。任何政权要想稳定,都要收买拉拢这个阶层。

而文化知识,便是贵族/士族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文化因此具有社会阶级属性。中国传统文化更多的是贵族文化。从诗词歌赋到曲乐歌舞,都是为社会上层服务。一直到清代以前,中国文盲率长期在90%以上。农村文盲率在95%以上。平民百姓连字都不认识,何谈文化?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有限,书籍数量极少,多数在贵族/士族阶级内部流转。平民要想读书,除了有钱,还要去拜师。拜师形成门生依附关系,可在选官时获得提携,进而在朝廷内巩固门阀利益。从先秦的世官制、两汉的察举制,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选官任职均以血统门第作为先决条件。贵族/士族通过控制文化,形成阶级门槛,进而控制官职。

到两晋时期,士族逐渐坐大,门阀政治达到顶峰,已经到了操纵皇权的程度。因此南北朝后,皇族对士族由拉拢转向打压。隋炀帝创立科举取士制度,以破除士族的门第承袭体制,使位于社会底层的庶族有了上升通道。隋朝皇室也因此遭到门阀大族反叛,迅即覆亡。唐初为巩固皇权,李世民通过修订《氏族志》,拉拢庶族地主,打压关陇士族。武周时期,武则天发展科举取士,任用寒门子弟。到唐末动乱时,门阀士族已被地主士绅阶级取代。

两宋时期,门阀士族衰亡,科举士族却蓬勃兴起。赵匡胤靠兵变起家,怕武将夺权,因此重用文官。地主阶级得以通过让子孙读书、科举、做官,做官后壮大家族,能让更多的子孙读书做官。一些小家族因此壮大成累世为官的科举世家。像王博文家族一门三代做枢密使,王田的九个儿子全部进士及第。同时期,随着造纸业、印刷业的发展和科举业的兴盛,寒门子弟的教育机会得以提高。文官集团坐大使儒教兴盛一时。孔子后裔也被宋仁宗加封为衍圣公。崇文抑武,使武将集团受到压制。两宋灭亡,文官集团功不可没。明朝灭亡,同样是文官集团从中作祟。

每到改朝换代时,便可看出文官集团的投机性。古代识字率低,有名望的读书人就那一群,管谁来做皇帝,都要拉拢收买他们。有气节的文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文人不过是遵循读书、科举、做官的路径,为了个人荣华富贵而读书,最高理想不过是金榜题名、封侯拜相、封妻荫子。皇帝姓什么,与我何干?文人只要读书能中举,就能脱离庶民身份,不用纳粮服役,还有资格与官员称兄道弟,从此成为士绅阶层中的一员,俯瞰目不识丁的茫茫众生。因此文人的阶级利益,决定了只有家族认同,没有国家认同。

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写的《范进中举》,描述了范进中举后的狂态,事实上并未夸张。古时学童启蒙,要求熟记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并依此作文。光是文章记忆量就在40万字以上,学上六七年左右参加童试。童试过关取得童生资格,才能考秀才。能获得童生资格,基本就是一个县里最有文化的百十人之一。然而童生在古代还算不上读书人,必须考上秀才才有功名,获得免除差徭、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用刑、获得公家按月发给米粮等特权。童生考秀才极难,三年一次府院试,每县只有几个名额。当年洪秀全14岁考中童生,然而到了31岁,连考四次都没考上秀才。明清两代,六七十岁的老童生大有人在。秀才考举人更是难上难。三年一次乡试,每省录取90人左右。相当于现在的全省高考前90名。考中举人基本就是本县头目人物了,跻身官僚候选梯队。

与科举精英文化不相称的,是中国古代高居不下的文盲率。由于读书不事生产,还要耗费大量金钱,只有地主、官僚、富商阶层的孩子,才有机会从小接受启蒙教育。农村小孩想读书,至少要家里薄有田产,或有宗族亲友接济。事实上,直到1949年,中国儿童的小学入学率,也仅有20%左右,已远远落后于世界。然而在文人的笔下,中国常常被美化为“拥有千年历史的文明礼仪之邦”。鲜少有人提及文化在阶级压迫中起到的负面作用。


文化人对知识的垄断

与文化的阶级属性相关联的,是文化的封闭性,即言文不一致(口语和书面语不一样)。中国古代在先秦口语基础上形成最早的书面语,如《论语》、《孟子》等百家经典。其后历代模仿古语写作文献,形成了“文言文”。魏晋南北朝时在北方口语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与当时口语十分接近的文言格式,称为“古白话”。我们日常看到的明清小说即归在此类。几千年来文言文几乎没有变。而几千年来的白话文变化非常大。

口语和书面语不一样,便带来严重问题,即文人对知识的垄断。在民国以前,中国法律文书、历史文稿、平时的记录文书,全部都是文言文。各位看古籍就知道,要理解古籍里的叙述,甚至最简单的断句,即便今天依然要经过比较长时间的专业文科训练才成。普通老百姓连字都不认识,何谈文言文中那些晦涩难懂的语句。文言文大大增加了普及国民教育的难度和成本,也是中国古代文盲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在接触世界工业化浪潮后,中国文言文的弱点便更加突出。很难想象,在科学技术领域,原本复杂的技术问题,再用文言文叙述,会是一个什么场景。

文言文只有传统文人能够掌握,便形成了文人对知识的垄断和经济利益的操弄。普通民众不识字,写信要花钱请文人来写,收到信读不懂,还要找先生。家里小孩要读书启蒙,得花大钱请先生教学。地主买卖土地,要请先生立下字据。店铺开张,要请先生题写店名。甚至连妓院妓女也要靠文人来附庸风雅。在统治领域,文官阶层可以利用文言律令的晦涩难懂,肆意曲解法条,侵害民众利益。民众睁着大眼,也只能唯唯称是。

中国文化要革命

早在清代已有士大夫提出“言文一致”问题,以教育启蒙下层民众。然而最早实行“言文一致”改革的却是我们的邻国——日本。日本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极深,但也是最早受欧洲文化影响的国家。日本留学生在考察英国时,发现英国并没有言文不一致现象。英国贵族与普通平民,用的是一样的文字,一样的口语。1866年,日本官员前岛密上奏《御请废止汉学之议》,标志着日本开始言文一致改革,到1887年已见成果。同一年,清朝驻日外交官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提出中国应该进行言文一致改革。然而这个改革被全中国的有识之士接受,要等到30年后的新文化运动。

中国推动文化革命,起因源于近代殖民列强入侵,中国陷入千年罕见的亡国危机。甲午战败彻底摧毁了文官集团的大国自信。同时期,中国大批青年人出国留学,从西方吸收的新式教育,催生出第一批文化革命者,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以及受其影响的毛泽东等人。他们中尽管政治观念不同,但都赞成进行文化革命,推动白话文运动。

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制度,但是旧文化的影响力仍然强大。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还没有人自觉地去实现,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重大的变革。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主编是陈独秀,而后改名《新青年》杂志。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宣传倡导科学、民主和新文学。即后来广为人知的赛先生(Science)德先生(Democracy)。1916年2月,《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易白沙的《孔子平议》,掀开了打孔家店的序幕。陈独秀在杂志上号召中国青年做“新青年”,标准是:生理上身体强壮;心理上斩尽涤绝做官发财思想,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以自力创造幸福,而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陷入危机,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回到国内。蔡元培从法国回国,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同时期,康有为在鼓吹“将孔教定为国教”。1917年,蔡元培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正是这一举动,让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进入中国高级文化圈。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一大批文化精英加入《新青年》杂志。在当年全国文盲遍地的情况下,北京大学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这本杂志甚至影响了正在湖南长沙读书的毛泽东。1917年4月,《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了一篇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国家自强要从青年人锻炼体魄做起。

1917年8月,时年24岁的毛泽东,给老师黎锦熙写过一封信。信中写到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毛泽东说世间小人众多,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君子如只顾自己,则可以离群索居。如君子心怀慈悲,当入世拯救同胞。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毛泽东的这个提法,实际是中国儒家传统中的执念,即只要提升民众道德修养,就可以改造这个不够理想化的世界。这封信可以看作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思想来源。

1918年4月,中国现代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问世。关于小说的主题,鲁迅说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而“弊害”何在?乃在“吃人”。两千年封建社会,就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1918年5月,《新青年》全部用白话文发稿。同时期,由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盛行。1919年爆发五四青年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白话文的社会影响力迅速增大。而《新青年》杂志的参与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成为中国各省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1920年9月《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

至此,一大批接受新文化思想的中国人,与旧中国的腐朽文化决裂。文学革命成功后,中国人开始拥有能够对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强大文化武器。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带领一群革命者,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仔细研究中国文化革命历史,便可以发现文革起因。为什么毛泽东坚持走群众路线。为什么毛泽东会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什么在最危险的战争时期,毛泽东还坚持要给工农兵补习文化课。为什么解放后大力推广简化字。为什么要宣传学习雷锋。为什么毛泽东要让工农兵学习哲学。为什么要批林批孔批周公。为什么在生命最后阶段,毛泽东甘愿舍弃一生荣誉,毅然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切,都是要让普罗大众掌握思想武器——世上没有救世主,起来战斗,拯救自己。

但是,毛泽东教育了亿万大众,收到的却是死后骂名滚滚。


继续革命,放弃革命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围绕着一个问题。即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是继续革命,真正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放弃革命,像历代王朝更替那样,做一世权贵统治者。现实的政治角力,并没有给毛泽东留下选择的余地。他最终挑战现实,选择了发动文化大革命。

1949年建国后,为了尽快稳定政权,中共采取统战政策,大量吸纳旧社会权贵阶层进入新政权。大批旧社会权贵分子,趁机渗透至各级政府、军队、公安、经济、文化、教育、新闻、学术、宗教等各个领域。他们中有旧军阀豪强、有国民党元老、有政治掮客、有地方士绅、有资本家、有文人学阀、有宗教头目,身份极其复杂。建国初期,由于文盲率高达80%以上,哪怕是小学毕业,都能走上领导岗位。政府、学校、公安机关,因此留用了大批国民党时期的职员、教师、警察。

与此同时,数百万拿着枪杆子打天下的共产党员,在夺取政权后,从革命者变身为各级政府的统治者,迅速形成新的权贵利益集团。有些人权位还没坐热,就忙着占房子、换老婆、抢位子、吃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家族成员捞取私利。所谓革命理想,变质为夺取私利的工具。

1950年2月7日,毛泽东从苏联访问回国,火车途经哈尔滨时,哈尔滨市委领导人,拿熊掌、飞龙等珍品菜肴来招待毛泽东一行。饭后,毛泽东对卫士李家骥说,这么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的国家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你去交代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然而,等毛泽东一行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好。毛泽东非常生气,召开干部大会时当众劝告: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

毛泽东不学李自成,可挡不住百万领导干部要学刘宗敏。事实上,中共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存在着干部待遇特殊化问题。当组织规模较小时,待遇分级可以起到激励组织成员的作用。但是等到建国后,数百万党员走上领导岗位,干部与普通群众的待遇矛盾便日益尖锐。基层干部贪污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因此从1951年起,全国进行三反五反运动,打击党内腐败分子,肃清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到1952年10月,三反运动结束,全国惩处县级以上贪污千元者10.8万人,判处有期徒刑9942人。三反运动刹住了建国初期,领导干部带头腐败的歪风邪气。

斩断非法牟利通道后,全国进行待遇改革,由供给制向薪金制过渡,到1956年形成干部24级工资制、工人8级技工薪金制、军队实行军衔制。由于行政等级与工资、住房、医疗、休假、出行待遇挂钩,共产党内形成了县级以下的基层干部,和县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以及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的待遇分化。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与城市户口待遇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事实上形成了领导干部高人一等、市民成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格局。

除此之外,1956年全国公私合营后,国家通过赎买私营企业,建立公有经济。私营企业主在公私合营后,仍然占有企业股份,而且还能在企业中担任领导岗位。全国私股股值达24亿元,国家统一按照每年5%的定息,给私股股东分红,为期10年。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总数达到81万人,主要集中在沿海大城市。这些人在旧社会是资产阶级分子,建国后依然是资产阶级分子,群众眼中的有钱人,还有着厂长、经理、人大代表等社会身份。

法西斯专政

在集体主义社会环境下,当普通人努力劳动,为建设国家出汗出力,积累原始资本时;干部特权阶层与城市食利阶层的奢靡生活方式,不但引起群众反感,而且腐蚀社会风气,挤占建设资金。这些人住别墅、用保姆、下馆子、听听戏,跳跳舞,乱搞男女关系,崇尚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领导干部依靠手中的权利,安排子女优先进入好的学校,或者给亲友办事提供方便。谁敢反对他们,就对反对者进行打击报复。在城市里,哪怕是一个工厂的车间主任,都能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在农村,一些乡村基层干部横行霸道,甚至动用民兵、公安等武力手段进行基层管制。在学校里,老师们特别关照那些有钱人家庭、或是干部家庭的学生。而普通学生是没有这个待遇的。

1959年苏联断绝对华经济援助后,中国仍然在进行高速工业化建设,财政赤字大幅增加,国内经济随即进入三年困难时期。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权贵阶层依然在大吃大喝。1959年10月,经过周恩来批准,四川省委在北京筹建四川饭店。这家占地上万平米的饭店,本是清代贝勒府,专门用来招待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杨尚昆、李井泉等四川籍领导人。食材专门从四川运过来,连服务员都是说四川话的川妹子。改革开放后,舆论大肆宣传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了N千万人,还将罪名推到毛泽东头上。殊不知,1959年毛泽东已经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由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主政。三年困难时期,正是官僚集团肆意妄为的结果。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给严重短缺。老百姓被粮食定量卡得死死的,还要干重体力活,领导干部却享有特权。部分省市开设有干部专用食堂,并发行干部专用粮票。有一个案例比较典型。1960年2月29日晚,青海省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村民李秀英实在是饿急了,想到大队食堂偷馍给女儿吃。走到食堂,从窗户看到马书记和几个干部正在吃烙馍,还有炒鸡蛋。李秀英趁炊事员给干部上菜之机,进厨房拿了个馍。出门逃跑时恰巧被马书记撞见。李秀英跪地求饶,马某声称要吃馍可以,让她的女儿陪他睡觉。李秀英说女儿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自己愿意陪马某睡觉,并脱光了自己的衣裤。马某看着李秀英瘦得不成人形,让她滚。(1964年11月19日,湟中县进行四清运动时,李秀英当众揭发马某罪行,马某畏罪自杀后,群众仍不解气,对其尸体进行批斗。1964年12月,西北局对此事件进行通报批评。)

同样是经济困难时期,1961年7至9月,老舍、梁思成、叶圣陶、曹禺、端木蕻良、顾颉刚等二十多名作家、画家、歌唱家等文化人,受内蒙古自治区书记乌兰夫邀请,组团到内蒙古参观。叶圣陶在日记里记录了饮宴活动,着实令人瞠目。访问团到海拉尔,招待菜肴有甲鱼、山鸡、飞龙、烤羊腿。到奶品厂参观,遍尝各种糖果、冰糕、奶油点心。到公社参观,午餐上了十六盘菜,全是红烧鱼类。在近一个月的参观过程中,每天几乎都有大吃大喝、跳舞、唱歌。实在难以想象全国人民还在饿肚子。

与此同时,毛泽东遭遇了窃听事件。1961年4月,毛泽东到广东、山东调查,某日和一位服务员在列车办公室谈话。完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位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涉及窃听器事件的责任人,包括周恩来的秘书康一民,刘少奇的秘书吴振英。

窃听器事件绝不止在毛泽东的火车上。在一次中央文革会议上,江青对戚本禹说,他们把窃听器都安装到了主席的卧室里来,连卫生间的肥皂盒里都按上了窃听器。后来公安部派来专家,把窃听器拆出来。那种窃听器是纽扣状,是中央调查部从国外买的,连公安部长谢富治都不知道这种东西。

正是认识到共产党官僚集团迅速腐化堕落。1962年1月,毛泽东主动要求召开七千人大会,对县委以上干部讲话。毛泽东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然而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政治决裂,已经显露头角。这次战斗,毛泽东的对手不是国民党,而是那些与他共事了几十年的革命战友,那些元帅,那些副总理,那些部长,那些省长,那些数以百万计的共产党干部人员。他们掌握政权,却变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剥削者。

继续革命,还是放弃革命,这是共产党面临的问题。

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个党,绝对活不过90年代。



以此文纪念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十周年。

正义不朽,真理不朽,革命不朽。




1861年,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国军人驻扎在天津,不知他们是否参与火烧圆明园。该照片由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国军人所拍摄。

1868年,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1868年,原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组建了清政府第一个外交使团出使美国,于7月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美续增条约》,在其后一年多的时间内使团走访了英国、法国、普鲁士、沙俄等地。中间为蒲安臣,两侧拍摄了孙家谷(稼生)、志刚(克庵)两位使团大使及德在初、联春卿、塔木庵等随行参赞,照片下方有该使团成员的具体名录,是纪录中国外交史发端极为珍贵的影像实物。

1880年代,上海外滩,佚名摄。

1890年前后,全中国的烟民已达到4000万人,约占当时全国4亿人口的10%,也就是说,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吸食鸦片的烟民。“一条辫子,一杆烟枪”被西方人说成是中国人的特征。“只剩下几寸囚毛(辫子),半抽肩膀,两行清涕,一副枯骸”的烟民整日四肢无力,精神萎靡,不思进取,未老先衰,像行尸走肉一样。

1910年3月2日,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在中国西北考察期间,抵达甘肃省武威古浪县黑松驿镇(龙沟堡驿站)拍摄的照片。





 

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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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首
——百年后谁还记得革命初衷

1966年9月前后,北京前门东大街,共青团中央机关礼堂前,参与镇压学生运动的共青团中央领导——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伟(共青团三胡一王),遭到北京石油学院等高校学生的批斗,墙上贴满了揭发他们罪行的大字报。1966年6月文革爆发后,胡耀邦为首的共青团中央,坚决执行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政策,抽调1800多名共青团干部,组成300多个工作组至各学校,挑动校内矛盾。仅北京市就有12802名师生,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学生”和“反革命分子”,致使众多教师学生受辱自杀死亡。共青团中央因此遭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斥责,进行全面整肃。1969年4月,共青团中央机关和直属单位2000多人,被下放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对领导干部进行劳动改造。胡耀邦从赤贫农家子弟爬上高官权位,在文革中一下子打回原形。



       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座谈会,经之前的舆论纷争之后,终于在11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从会议情况看,规格不算低,应该满足了胡家子女们歌爹颂爹的要求,只是还无从知道这次的规格与之前胡家人的哭闹是否有关系,但无论怎样,胡家人应该是可以去庆贺了。 

  会议对胡耀邦的评价都是十足的好评价,既是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又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对于他这样一个从革命年代走过来的小辈,至今也没有见到他在革命年代里有过什么值得定为家的丰功伟绩。国人知道胡,是从邓小平主政之后,是在给人平反中出了风头而开始的,所以所谓的革命家不过就是一个空帽子而已,但给的人愿意给,毫不吝啬地给,别人也是没有办法的,起码还算有一个革命年代里的经历。至于政治家,在中国的政治环境里,只要当了两天的高官,死后谥上一个政治家的尊号,不过标明他有过从政的经历,是个高高级的公务员而已,也没什么稀奇。什么家不家的,几十年来,这家那家的都快跟博士一样多了,人们是不大会在意的。 

  但唯独不是家的无产阶级战士,戴到他的头上,却是对无产阶级战士的玷污和对他莫大的讽刺。国人众所周知,胡下台,是因为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今天看得更清楚,当年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目的就是在中国搞全盘西化,按政治路线的说法,就是抛弃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个领导人,一个身为共产党员的最高领导人,一个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无产阶级事业的领导人,不去走马列毛的社会主义道路,却执意改弦更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完全不能说是无产阶级战士了,“忠诚”更是滑稽,纵然有各种遮掩,也已经不能否认他已经没有共产主义信仰了,不是共产主义的信徒了,哪里还能称得上是无产阶级战士呢?难道这不是一个莫大的黑色幽默和讽刺吗? 

  对他的评价,通篇都是好的,可以说已经好到天上去了,不能再好了,再好一点,就真成了天上的神仙或者上帝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下台原因,也是最为明显,也绕不过去的严重错误,居然就是看不到,不想说。  

    再看又是怎样纪念毛泽东的呢?不需引据,每个中国人,几乎世界人都知道,那是时刻不忘毛的所谓错误的,逢会必讲,逢人必讲,而且每个讲话中,肯定毛的部分是虚,而说毛错误的部分,那才是讲话的核心,是最重要的但书。  

     毛已经作古近四十年了,还在成天喋喋不休地说着他的所谓错误,不知这种仇恨从何而来,又从何而去消失,似有大讲特讲千秋万代之势。 

  人们看清了,凡改开时代的领导人,无一不是伟光正的,无人不是完美无瑕的,都是神人圣人,而独有毛泽东,这位给他们开拓了江山、留下给他们做人上人的执政权柄的太庙第一祖,却必须时刻不忘去羞辱的。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起例子,已经写入人类的历史了。 

  人民群众看得太清楚了,溢美不管千字万字,人民群众心中却只写有两个字——不服,真正的共产党不服,不服标准的两立,不服对人民领袖的打压,不服对胡等人的胡拔高,不服昧着良心的评价。  

     这种不服,存在于人民群众的心里,它不为任何强权和霸道的条文做折服,因为,人民群众最爱戴自己的领袖,是永远信仰和追随领袖思想的。

作者:李旭之


1966年9月8日,北京市崇文区第五十二中学语文教师郑兆南(女)因殴打致死,年仅36岁。本书是1966年11月,由郑兆南的丈夫唐锡阳编写,《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何其毒也——请你看一看这个血淋淋的事实》(原题为“李淑铮是害死郑兆南的罪魁祸首”)。

1966年6月,刘少奇下令向北京大中专院校派出工作组,共青团中央随即向北京52中派出工作组。工作组组长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李淑铮(女)。工作组进校后,52中语文教师郑兆南,写了一张《质问李静同志为首的党支部》的大字报。6月16日,52中发生武斗事件。原本工作组认为这是革命行为,并鼓励师生写大字报。但是到6月底,工作组突然称6.16事件是反革命行为。7月9日至10日,工作组从积极写大字报的教师中揪出四个人。并一口咬定郑兆南是肇事者。郑兆南和其他教师立刻遭到围攻,写揭批大字报的相关学生遭到牵连,两名学生被逮捕入狱。

当时学校明显分成两派,一派为保皇派,要保护当权势力,另一派要打倒当权势力。工作组明显支持当权派,从没有揭批过校领导。郑兆南因此遭到打击报复,被监禁了47天,并被保皇派学生打得遍体鳞伤。到7月底毛主席要求撤销工作组时,李淑铮为首的工作组,竟然又开了一个斗争会,让52中校党总支书记李静,来批斗郑兆南等教师。工作组撤离学校后,保皇派红卫兵依然得势。郑兆南等教师继续遭到殴打辱骂。

他们撕掉郑兆南家的毛主席像,造谣说郑老师的女儿自杀来刺激她,抢走她的手表,逼她吃烂水果。因为得了痢疾,夜里郑老师要在便盆里拉痢疾,还要郑老师给他们两块钱(给了一元五)。9月4日,郑兆南给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写了第一份遗书,希望北京市委能派人来调查。但是没有收到回复。9月7日,郑兆南又给李雪峰写了第二份遗书,要求给予医疗救治。9月8日,郑兆南死亡。同时期被保皇派迫害致死的教师还有很多。

1966年9月,因犯有镇压学生运动罪行,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伟、张德华被停职反省,接受北京高校学生揭发批斗。参与迫害郑兆南老师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李淑铮,于1969年被下放到黄湖农场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其丈夫——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钱大卫,后来因心脏病病死在那里。共青团中央干部因此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中央怀有切齿仇恨。【1973年李淑铮嫁给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吕东。1981年李淑铮出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82年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1969年4月,共青团中央经过多处选址,在河南信阳潢川县黄湖农场开办五七干校,共青团中央直属机关1970人,从北京来到河南信阳,在军代表监督下进行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体验劳动人民甘苦。胡耀邦被分配到一连,住在照片最左边的那个集体宿舍,现在挂起了铜牌,变成了胡耀邦旧居纪念室。

1969年4月,共青团中央经过多处选址,在河南信阳潢川县黄湖农场开办五七干校,共青团中央直属机关1970人,从北京来到河南信阳,在军代表监督下进行劳动改造。胡耀邦被分配到一连,照片为其使用的单人床。这个生活条件,比当年胡耀邦身居高位时是差多了。毛泽东让共产党高官权贵们过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在文革结束后,被他们大肆渲染成了“惨遭文革迫害”。毛泽东也便成了罪无可恕的坏人。

1969年4月,共青团中央经过多处选址,在河南信阳潢川县黄湖农场开办五七干校,共青团中央直属机关1970人,从北京来到河南信阳,在军代表监督下进行劳动改造。胡耀邦被分配到一连,照片为当年使用的劳动工具。

1969年4月至1972年,胡耀邦在河南信阳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干部们可以在春节期间回到北京。这是当年胡耀邦参加劳动改造的照片。胡耀邦是湖南长沙浏阳人,出身在农民家庭,家里有12个孩子,穷得连学都上不起。如果不是胡氏宗族有资助男童入学的传统,胡耀邦这辈子也许就是湖南农村的一个农民。彻底改变胡耀邦命运的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当中国共产党牺牲320万革命烈士,掌握中国政权后,这些活着的人,踏上了政权高位,却做起了升官发财的美梦。直至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革,彻底击碎了官僚集团的幻想。

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主席孤零零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在1949年打垮了国民党官僚集团,建立了新中国。又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垮了共产党官僚集团。这是一场明知失败,却必须要进行的二次革命。为此毛泽东赌上了毕生的荣誉,甚至自己和妻儿亲友的性命。

毛泽东晚年内心是十分苦楚的。1975年7月,83岁的毛泽东做完眼科手术后看书时,竟然嚎啕大哭了一次。眼科医生唐由之上前安慰他。毛泽东将手捧的书递给唐由之看,原来是南宋著名法家思想家陈亮写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词人影射南宋朝廷颓靡不振,苟安一隅,不图恢复中原,步东晋后尘。以古论今,1949年建国后,毛泽东一直强调阶级斗争的长期性现实性和严重性,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然而,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不理解,不接受,看不到危机,只看到眼前的个人利益。正如陈亮词中所写: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1979年下半年,邓小平着手组织自己的领导班子,其中胡耀邦是重要成员,从1980年到1987年一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文革中,邓小平已经是被全国批臭的“第二号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不方便走上前台。不太为人关注的胡耀邦,便在改开朝被老干部权贵复辟集团推到了前台。

1981年6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等6位为副主席。 历史上当过中共中央主席的只有三位:毛泽东、华国锋、胡耀邦。

1982年,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被只是副总理职务的邓小平指着脸教训,叶剑英坐在旁边看着。

1983年10月11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党》决议。确定从1983年冬季开始,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地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开除党籍的共有33896人,不予登记的共有90069人,缓期登记的共有145456人,受留党察看、撤销党内职务和向党外组织建议撤销党外职务、严重警告、警告等党纪处分的共有184071人。参与此次整党的头面人物:胡耀邦、万里、余秋里、薄一波、胡启立、王鹤寿、杨尚昆、宋任穷,全部是文革期间遭到群众批判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其中原冶金部长王鹤寿,是大跃进时期造成全民大炼钢铁的罪魁祸首。文革期间被打倒,判刑入狱,蹲了八年监狱。胡启立是参与镇压学生运动的重要执行者。

经过此次长达三年的整党运动,大批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正直党员干部遭到打击迫害,或被判刑入狱,或被开除党籍。全国各级省、市、县、乡级领导人员进行全面清洗换血。由此,中国共产党由人民政党,彻底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政党,全国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直至爆发1989年事件。

1984年8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躺在专列上,听取沈阳市委书记李长春汇报沈阳经济情况。右一为沈阳军区政委刘振华,右三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高克。

1984年,胡耀邦的大儿子胡德平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当副主任,时隔两年之后的1986年,胡德平一跃成为中央统战部秘书长、五局局长。两年从科级干部升到副部级干部,这种十级连跳的奇速在党内无人可比。(相当于古代从九品小官攫升至三品部堂高官)。胡家这种任人唯亲的封建作风、宗派主义,严重违背国家干部任用纪律。当然,胡家富贵显赫的并非只有胡德平一家,胡耀邦的子女个个在改革开放的先富浪潮中“先富起来了”。

1986年2月5日,胡耀邦到贵州省考察,与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右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温家宝(右一)等人,在黄果树瀑布前合影。

1986年10月30日上午,北京,邓小平和李先念按约来到陈云家中,身边工作人员拍摄照片。三人均为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另外三位常委是胡耀邦、叶剑英、赵紫阳。陈云支开工作人员,三人进行了长达80分钟的秘密谈话。1987年1月,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陈云辞去中纪委第一书记,并透露与邓、李秘密谈话的核心内容,三人约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

1987年10月,十三届一中全会议,(左起)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胡耀邦、邓颖超等在十三大主席台上。11月2日,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新的中央领导层,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任中顾委主任。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于4月15日死亡,年74岁。胡耀邦死后不久,其妻李昭便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求,将其骨灰安葬到江西共青城。1990年在共青城富华山,建成占地1020亩的“耀邦陵园”。该墓占地68万平方米,相当于87个足球场,堪比古代皇帝陵墓。1990年12月5日,李昭率子女和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乘坐飞机南下,专程护送胡耀邦骨灰到共青城,并举行了安葬仪式。

田纪云副总理曾经撰文说:“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心”,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当初为何去革命,死了多少万人。那些血是什么颜色。

雀占鸠巢,不堪回首。




 

国民党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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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之死
——政党逐利忘义,终究难逃一死


1927年4月30日(民国十六年),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夺取中华民国政权后,国民党右派集团在江苏南京举行建都仪式。此时国民党集团已经向共产党举起屠刀,直杀得人头滚滚。共产党被迫进行武装斗争。在1927年至1928年白色恐怖时期,被国民党逮捕枪杀的国共两党党员超过30万人。此张照片拍摄了吴稚晖、胡汉民、蔡元培、邓泽如、陈铭枢、蒋介石、何应钦、张静江、李石曾、蒋作宾、戴季陶、陈果夫等南京国民政府要员。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引发了大规模军阀混战,死伤数十万人。




       2016年1月,台湾地方选举,国民党又输了。到了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说,“百年老店”国民党,就是一部党建的负面教材。在大部分时间里,国民党在政治路线上充满机会主义色彩;在高层组织建设上,解决不好接班人问题和各派系的团结问题;在基层组织建设上要么抓不住群众,要么只能靠撒钱来聚点人气。

       台湾地区“大选”投票结果刚出台,国民党输了个底儿掉,不仅失去了“总统”位置,在“立法院”获得的席位也低于三分之一,达不到拥有否决权的门槛。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部可能很快就会出现多米诺骨牌式的雪崩。民进党可以凭借在“立法院”中的多数,通过进一步清理国民党党产的法案,在丧失物质利益之后,而凭借利益联结起来的国民党,“党纲解纽”恐怕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国民党将自己的创党时间追溯到1894年11月24日兴中会的成立,但更实质的时间点,应该是1923年孙文与苏俄合作,改组国民党。在此之前,无论是兴中会,同盟会,还是国民党,都是松散的组织,更接近于一个俱乐部,像孙文这样的领导人有自己的班底,但要动员全党进行战斗,困难重重。1914年孙文曾组织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效忠于他个人,以增强党组织战斗力,但许多革命同志不以为然,拒绝加入。列宁的成功实践,让孙文找到了组织建设的出路。通过改组,国民党从一个政治俱乐部,转变为一个有主义,有纪律、有领袖的战斗堡垒。

       但是,孙文对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学习领会仍然相当有限,国民党在党员发展和管理上,以及党对政府和军队的控制和领导上,相比于苏共与中共都要松懈得多。更重要的是,孙文在改组国民党时,作出了一个决策,即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这个“党内有党”的做法,本身也是与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相抵牾的。中共党员充满革命热情,能力又比较强,在群众运动、宣传工作、军队政治工作等方面很快发挥出领导才能,影响力不断扩大,党员数量也从中共三大时的数百名,发展到五大时的将近五万八千名。不少革命青年先加入国民党,然后再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到了1925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而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国民党却越来越少。

        国民党尽管经过改组,其思想并没有实现真正统一,党内仍有相当可观的不认同孙文“联俄联共”政策的势力。共产党员在革命阵营中的影响力的增长,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并不断向孙文反映情况。孙文以其个人权威压下这些不同的声音,维护了国共合作大局。然而,随着1925年孙文的逝世,这一脆弱的平衡结构再也无法维系下去。

       孙文生前未对接班人作恰当安排,其逝世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继承危机”。廖仲恺被刺杀,胡汉民出局,支持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当选为国民党中政会主席、广州国民政府主席。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召开“西山会议”,后来又在上海另立中央。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出走海外,蒋介石借机控制广州国民政府,对共产党在革命阵营中的地位作出限制。而在苏共派出的布勃诺夫使团要求下,中共不断对国民党右派作出退让。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在北伐中,中国共产党发动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打击地主豪绅,引起了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和一些出身地主家庭的北伐将领的恐慌。同时,北伐军进展顺利,不断收编军阀部队,军费激增,财政日益困难。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之后,国民党中央也加强了对蒋介石权力的限制。在这一背景下,蒋介石与江浙财团结盟,从后者获得稳定的资金支持,但作为回报,蒋必须打击当时正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实施“清党”;而武汉国民政府本身即承受着内部地主或工商业出身的将领反对工农运动的压力,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进一步引起了汪精卫对共产国际与中共的不满。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下令“分共”。全国各地出现针对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的屠杀。

1927年,国民党在上海进行清党大屠杀时,共产党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被射杀者倒在霓虹灯和铁丝网之间。

       在1927年的反革命政变中,被屠杀的国民党员远比共产党员要多得多。根据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白色恐怖下被杀害的有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而根据中共五大报告,到1927年上半年,中共党员不到6万。1927年4月,国民党员约60万(海外及军队党员除外),清党以后(到1928年3月),减至22万,净减38万,即便考虑其中有部分人仅仅是脱党,也可以合理推断国民党员被杀人数远远超过了共产党员遇难人数。

       从长远而言,1927年的屠杀对于国民党的打击比对共产党的打击更为沉重。共产党人很快重新站了起来,重新发动武装斗争,而且由于丧失了在大城市立足的空间,只能更加依靠中国农民,这反而成为中共找到解决中国问题道路的契机。但对国民党而言,1927年的屠杀带来了如下长远影响:(1)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省以下的地方党务多由共产党人掌控,“清党”使得这些地方组织出现大面积瘫痪,而且久久无法恢复——直到南京政权建立后的第6个年头,全国已建立正式省党部的省份还不到40%,多数省区党部直到抗战以前仍处于混乱失序之中。而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在“清党”之后多落入土豪劣势之手;(2)“清党”导致了国民党内部“劣币驱逐良币”,许多真正有信仰、有理想、有革命热情的国民党员被当作共产党杀害。另一方面,投机腐化分子和土豪劣绅不断涌入国民党。而这使得那些推动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国民党内部人士时刻都面临着需要证明自己不是“赤化分子”的压力。这对国民党的革命性来说,不啻为一次自我阉割。从此,国民党变成了一个机会主义政党,以撇清与“赤党”关系为由,悬置了孙文所重视的社会革命。蒋介石的公子、苏共党员蒋经国在赣南局部地方搞土改,都有一拨人去蒋介石那里告状,最后土改不了了之。

       “清共”之后,国民党内斗丝毫没有减弱。宁汉两个政权对立,上海还有西山会议派的势力。三方协商之后,组织了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其实质权力掌握在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手里,蒋介石、汪精卫被边缘化。蒋、汪一度联手反对特委会,但汪派发动的广州事变,引发了中共广州起义,导致汪派提前出局。蒋介石与桂系达成妥协,获准继续领军北伐。随着北伐的顺利进展,蒋对于局势也有获得了更大的掌控力,于1928年2月的二届四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央组织部长。蒋介石随即争取在党内有很高威望,并在党务系统有很大影响力的大佬胡汉民出山,意在利用后者在党内的影响力,摆平各路诸侯。1929年3月的国民党三大,蒋胡联手,宣布训政开始。被排除出局的汪精卫不服,与西山会议派、冯玉祥、阎锡山联合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对蒋发难。但在蒋介石、张学良军队的联合夹攻下,冯玉祥、阎锡山军事失利,反蒋联盟土崩瓦解。

        但接下来,蒋介石和胡汉民之间的矛盾激化。胡汉民试图垄断对总理遗教的解释权,反对蒋介石通过制定约法扩大自身权力。1931年2月28日夜,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引发国民党内一片愕然。胡派、汪派、孙科的“太子派”、西山会议派等派系纷纷反蒋,并在广州另立中央。如果不是因为“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的内斗会持续更长时间。在舆论压力之下,蒋介石宣布下野,避退宁波,孙科出任行政院长,但因为得不到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等党内大佬支持,举步维艰。最后,孙科宣布辞职,蒋介石和汪精卫入京,形成蒋汪合作局面。蒋介石放弃事事出头,只要掌握实权,就不计较名分,宁可由其他党内大佬担任国民党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蒋汪合作局面延续到1939年汪精卫叛逃为止。

       从1925年孙文去世之后,十多年时间里,国民党无法形成稳定的领导核心。蒋介石军事实力最强,却长期无法掌握党务系统;胡汉民、汪精卫等对党务系统更有影响力,但又缺乏军权。由此导致的是国民党的党建十分落后。在地方层面,党的组织充斥着土豪劣绅,党部无足轻重,没有人事组织权,无法通过管理从政党员去制约和监督政府,党组织对党员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在军队里,党组织没有地位,不过是政工的附庸;在中央层面,国民党中央仅可通过中央政治会议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然后由政府自己纠正。蒋介石对国民党的现状不满,但他通常采取的路径是另起炉灶,建立效忠于其个人的组织,比如蓝衣社、三青团。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在破坏党的统一性。在抗战过程中,蒋介石逐渐确立自身作为公认的国民党领导核心地位,但是,蒋介石极其缺乏党建经验,在国民党的党建方面,并没有多少推进。

       因此,孙文所设想的以“先进” 的国民党来进行“训政”的思路,在现实之中基本上是落空的。 长期以来,国民党根本不是一个团结的战斗堡垒,而是一个分肥体系,各派大佬不断分化组合,争权夺利。“主义”没有多少人关心,纪律屡屡被践踏。一个暂时掌握中央的派系开除了其他派系人物的党籍,一旦翻盘,剧本就会反转过来。这样的情节屡屡上演,谁还会真正把国民党的主义和纪律当回事呢?


1949年5月上旬,国民党败逃台湾前夕,上海福州路警察局派出军警车辆,将共产党嫌疑犯押赴街头执行枪决。

       早在中共展开延安“整风” 之时,蒋介石就比较羡慕,想在国民党内如法炮制,但根本没有办法展开。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痛定思痛,借鉴中共的整党办法,将国民党整肃了一遍;而大批以往不听号令的地方军阀失去了大陆的地盘,沦为台北的寓公,大大减少了蒋介石“整风”的难度。从大陆带过来的党政军人员和台湾本地地主没有多少利益瓜葛,因此国民党顺利地在台湾进行了“土改”。有以中国文化正统自居、“反攻大陆”的意识形态,有一个组织性、纪律性改善了的党,有从大陆带去的大量资本,有美国的支持,台湾才有了经济上的起飞。这时候的国民党,其机会主义性质有所弱化,执政能力还是可圈可点的。

      但是,随着大陆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尤其是中美建交之后,台湾自称是代表中国的“正统”,日益没有市场。蒋氏父子所张扬的意识形态,也日益失去说服力。“江南案”之后,蒋经国传位于子孙的希望也破灭了,因此也有了所谓的“民主化”。而“民主化”本身必然意味着台湾本土意识的兴起,在新的形势下,国民党被本土势力视为一个从外部“入主”台湾的政党,其统治的正当性是存疑的,而国民党自己又不能坚持自身作为中国政治与文化正统代表的论述,其结果就是,国民党丧失了灵魂,无法回答“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变成了一个机会主义政党,越来越难向自己的干部解释自己是为何而战。

       即便是变成一个机会主义政党,国民党仍然可以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它有着丰厚的行政资源,有着极其庞大的党产,可以以升官发财为诱惑,吸引到很多人,尤其是在地方上,国民党还是有不少的“桩脚”,在选举时候能够动员不少选票。但是,蒋经国在选人的时候看走了眼,“钦定”的李登辉“吃里扒外”,上台之后推动“非蒋化”不说,还不断排挤党内外省籍政治精英,尽力扶持党外的台独势力,民进党因而逐渐坐大。在李登辉排挤外省籍政治精英的路线主导之下,湖南籍的宋楚瑜遭到系统性排挤,愤而出走,引发蓝营分裂,导致2000年国民党失去政权。在2000年的选举中,陈水扁得票近39.3%,宋楚瑜以36.84%紧随其后,而国民党政党机器支持的连战仅仅得票23.1%。可以想,如果没有宋楚瑜出走这回事,民进党是根本没有胜选机会的!

       长期以来,民进党拼命炒作国民党的“黑金政治”,给国民党带来很大的压力,在败选之后,就开始着手处理党产,一部分党产出售,一部分捐赠,一部分信托,手里的现金流越来越少,可以说自己削弱了政党的经济基础。但是,国民党既然已经成为一个机会主义政党,就很难靠自己的政治论述来凝聚人。那么,靠利益来凝聚人,可以算是一个次优方案。但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脸皮明显又不够厚,民进党说它黑金,它就想撇清,但撇清的结果,是减少了手头可以支配的资源。一个政党在路线上早就变成机会主义,现在连利益都没有了,谁还会来投奔你呢?

       2005年8月,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这位读法律出身的党主席认不清楚国民党已经是一个靠利益凝聚起来的机会主义政党的事实,搞不清谁是自己的基本盘,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被反对党牵着鼻子走,进一步地剥离国民党的党产,甚至削减作为国民党基本盘的军公教人员的福利。在党组织建设上,这位昏庸颟顸的党主席试图将党打造为一部更专业的选举机器,越来越依赖于专职选举人员,放松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弱化了与底层群众的联系。一个没有理想的机会主义政党,本来就是靠利益输送维持权位的,这时候反而“避嫌”,反复强调自己的党很清廉。其结果是,国民党从来都没能建立起清廉的形象,同时吸引人的资源越来越少。

       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层面,在丧失政权的八年中,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变得日益重要,中委中相当大的比例是立法委员。但在重新夺回行政权之后,马英九让更多的行政系统的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减少了立法委员在中央委员会的席次。这本身倒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但马英九的领导风格刚愎自用,并没有将党中央做成一个协调行政和立法的平台,在“立法院”党团提出协调时,行政体系很少作出让步。长此以往,“立法院”党团就存在比较大的负面情绪。当年为了防止极个别立委搅局,“立法院”建立了党团协商制度,进入党团协商的法案,实行共识决,而非多数决。民进党抓住了这个机会,经常阻挠议事,迫使许多法案进入党团协商,最后拖延或者搅黄。而“立法院”党团既然与马英九领导的行政体系之间存在着矛盾,在很多事情上也就不配合马英九的步调。其结果是,一个同时掌握行政权和立法权的政党,自己想做的事情经常被自己人搞黄,真是世界政治史上的咄咄怪事。世界历史上如果有类似的例子,大概是波兰。1652年,波兰议会通过“自由否决”法令规定,每个议员都可以使用否决权,最后导致朝政瘫痪,波兰国力一落千丈,沦为大国争霸的牺牲品。

       更重要的是,这个机会主义政党在夺回政权之后,居然不敢把民进党修改了的教科书原样改回来。教科书是文化领导权的直接载体,民进党在教科书中植入台独意识,也就为自己生产出大批年轻的支持者,赢得了未来。国民党如果是一个真正有能力区分敌友的政党,就应该把教科书改回来,消除民进党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但是马英九迟迟不动,直到选举出现重大失利之后,才开始处理教科书问题,但推进的意志也很不坚决,在很多方面迁就台独论述。另外一个例子是,在2015年国民党推举“总统”候选人的过程中,各派大佬打哈哈,不愿意出战。最后女将洪秀柱自愿出战。但洪秀柱的方向,是要在国家论述上打出明确的政治旗帜,改变国民党作为机会主义政党的底色,这就触犯了各位大佬的共同利益。最后,国民党强行临阵换将。但这一事情也让人们更加看清,国民党在政治上已经没有什么不可放弃的原则。

       一个政党,丧失了政治理想,丧失了政治原则,变成赤裸裸的机会主义政党,而且接连出吃里扒外和昏庸颟顸的领导人;党内大佬面和心不合,内斗内行,外斗外行,这已经是够糟糕了。但如果国民党认清自己的党就是个机会主义政党,保持健全的生存本能,摸爬滚打混江湖,党还是可以续命的。但国民党的领导人居然连生存的本能都变得非常迟钝,无法区分自己政党的敌友,甚至把自己的基本盘拱手出让给对手。这样的党,如果还能发展壮大,那就是逆天了。

       对大陆来说,国民党还能续多长时间的命,已经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它的面目和民进党已经变得日益相似,民进党台独,国民党独台,它的党名前挂的“中国”两字,早就已经形同虚设了。不过,大陆有些人中仍然有一种奇怪的调子,说国民党与时俱进,推进民主有功——隐含的逻辑似乎是,国民党通过“自杀”,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国民党人自己听了这样的说法,估计也会是哭笑不得,这到底是大黑似粉,还是大粉似黑呢?同时,台湾的民主究竟是啥成就呢?国家认同弱化、社会撕裂、产业升级停滞,人才外流,政府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治理,一个两千三百万人口的省治理成这个样子,要用它来证明民主的优越性,说话的人脸皮可不能太薄。

       不过,国民党还有一个有价值的地方,主要是作为负面教材而存在,告诉我们,一个政党的建设,不能这样瞎折腾。尤其是一个大国的执政党建设,关系到十几亿人民的生活,更是要举轻若重,确保不出颠覆性的错误。国民党如还有东山再起的抱负,就有必要推进“去国民党化”, 克服代代遗传下来的这些毛病。如果它真能改正,那对我们也有参考价值。如果它克服不了,未来就是泡沫化的命运。

       有网友在网上戏谑,国民党再次“转进”,这回是转进到了金门、马祖,与台湾划峡而治。听罢这个并不好听的笑话,唯有深深的一声叹息。


作者:韩袭。原题:国民党,一部党建的负面教材


1946年和1947年,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照片为修女们在给饥饿的难民施粥。

1947年,上海市长吴国桢在举行市政会议。吴国桢是国民党政府最后一任上海市长,因目睹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吃空额”、“盗卖军用汽油”等腐败行为,而对上海前景失去信心,并因身患疟疾,决定不干了,向蒋介石提出辞职,于1949年4月携家属至台湾。一个月后,解放军发起上海战役。汤恩伯手下的20万国民党军队,迅速被人民解放军摧垮。

1948年2月18日,上海。由新四军派遣到上海奉贤的苏浙边区游击纵队,丁锡山部主要成员,遭到国民党军队围剿,在青浦沈巷独头圩被困,激战中寡不敌众,丁锡山中弹牺牲,余者被俘。这些赤贫青年,用草绳做腰带,有些连鞋子都没有。他们随即被国民党军警,集体枪杀于护城河边,为首者被割下头颅,挂在城墙上示众。

1948年3月,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地方。当轮船靠岸,卡车将棉花运向仓库时,卡车后面追逐着哄抢棉花的赤贫妇女。警察和看守会用棍棒殴打她们,或者关押入狱。

1948年4月,江苏南京,国民党举行第一届国民大会,选举南京政府正副总统,蒋介石在发表竞选总统的演说,与他竞争的是居正(辛亥革命元老)。光是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就花费了1000多根金条。美国摄影师Jack Birns拍摄。

1948年8月,中国经济已经全面崩溃,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由于法币急剧贬值,8月19日由蒋介石签发命令废弃法币,以300万元法币折换1元金圆券,发行总额20亿元,限3个月完成收兑。同时禁止私人拥有黄金白银,必须兑换成金圆券,违者没收。由于国民党政府限制物价政策,导致商品流通瘫痪,一切交易转入黑市,社会陷入瘫痪。金圆券随之大幅贬值。到1949年6月,金圆券发行总额竟达130万亿余元,最大面值达100万元,形同废纸。10亿元法币仅与3.4美元价值相当。工人领工资要拿麻袋去装钱。

1948年12月,山东青岛。华北地区逃离战火的难民,住在芦席搭建的窝棚里。青岛冬季最低温度可达到零下10度。此时青岛还驻扎有部分美国占领军。

1948年12月,安徽蚌埠,淮海战役激战正酣之时,一个小村里的国民党士兵和运送粮食的牛车。

1949年1月28日,由于国民党连吃败仗,军事上大势已去,国民经济全面崩溃,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带着儿子蒋经国回到浙江奉化溪口老家,过了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个除夕。

1949年8月8日,中国广州,国民党败逃台湾前夕航拍。美国记者Jack Birns拍摄。

1949年11月,台湾“中央银行”金库里,国民党从中国大陆偷运到台湾的黄金,装在一个个木桶里。有几块金砖摆在上面给记者拍照。照片里的人是新任国民党中央社社长曾虚白。这批黄金,主要是国民党以金元券名义,强行从上海市民手中收兑而来。当时由于国民党抢走黄金,部分上海人因此破产,甚至跳楼自杀。而国民党到台湾后,台湾经济濒临崩溃,国民党为了稳定人心,将从中国大陆偷运来的黄金,展示给记者拍照,登到报纸上以稳定民心。国民党偷运到台湾的黄金曾经有多个存放地点,包括台湾银行金库、台北市杭州南路联勤司令部金库、台北新店乌来山文园(中央银行)金库。这批黄金仍有部分藏在台湾的各个金库里。

1950年,台湾省,军民排队领取美援面粉,有些人还赤着脚。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向台湾国民党集团提供的巨额军事、经济援助,帮助国民党余孽在台湾站稳了脚跟。美国记者Carl Mydans拍摄。

1957年5月,福建连江县马祖岛,国民党军队在夜间演习时,枪炮拉出的曳光。John Dominis拍摄。

1960年1月,台湾省台南空军基地,驻台美军(第868战术导弹中队)部署的斗牛士(Matador) 导弹。该弹是美国研制的第一种地对地巡航导弹,1953年服役。1962年退役,共生产约1200枚。弹长12.1米,重5.44吨,最大射程1130公里,陆基微波制导,可搭载2000磅常规弹头,或W-5核弹头。在台湾主要部署在台中清泉岗基地,和台南基地。1958年金门炮战后,美军长期在台湾省部署核弹头,对中国大陆进行核战争威胁。迫使中国政府加速了核武器和导弹研制进程。





 

黑白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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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真相
——他们惨遭文革迫害


1959年7月,江西庐山会议合影,左起张霖之(煤炭工业部部长)、廖鲁言(农业部部长)、吕正操(铁道部部长)、韩哲一(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石油工业部部长)、李锐(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吴芝圃(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其中农业部长廖鲁言,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向党中央谎报粮食产量,造成全国粮食供给困难的罪魁祸首之一。文革中被农业部群众打倒批斗,关入秦城监狱,后死于狱中。1958年谎报钢铁产量的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是全国大炼钢铁的罪魁祸首,文革中同样被打倒批斗,入狱关押8年。文革后王鹤寿翻身一跃成为中纪委第二书记,组织审判四人帮。



     文化大革命过去五十年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中国媒体上充斥着对文革的控诉文章。其中有大量是关于文革运动如何迫害领导干部。造反派像疯子一样残酷折磨那些元帅级、将军级、省部级、地市级领导干部。一切都显得那么荒谬绝伦、莫名其妙,那么不可理喻。

     毛泽东引用过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理论,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世上的一切皆有因果关系。有因才有果,有果必有因。现代中国人对文革难以理解,视其荒谬,盖因这四十年来,官僚集团中的反革命势力,对文革历史极力抹黑,故意隐去造成文革的原因不提,夸大扭曲甚至编造虚假的文革历史,来蛊惑群众。然而谎言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随着数十年光阴流转,大量历史资料逐渐暴露在人们面前,终于能够让历史研究者,触摸到那些历史片段中的黑白真相。

上吊自杀的煤炭工业部长

1967年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上吊自杀,成为文革中第一个死亡的中央政府部长。张霖之原名张朝明,1908年生于河北省南宫县。1925年入南宫县师范讲习所,1927年起任小学教员,1929年夏考入山东烟台国民党第21师军官教导队,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1949年渡江战役后任南京市副市长。同年底赴任重庆市委。1952年调任第二机械工业部(核工业部)副部长。1957年任煤炭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

张霖之从1957年9月至1967年1月,一直是煤炭工业部部长。在五十年代,煤炭部对煤矿的安全生产一直不够重视,大、小煤矿经常发生矿难。一个矿难,就几十,上百地死人。当时对发生的矿难事故,报纸上是有选择报道的,但在煤炭口内部有大量的事故通报。经常有矿难家属向党中央写信控诉。

为了强调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党中央在中南海瀛台举办了一个煤矿安全生产的展览。毛泽东主席也去看了。在展会上,毛主席千叮万嘱一定要保证煤矿的安全生产。他多次批示文件,要求煤炭部认真解决安全生产问题,还找来管经济的领导同志一起谈话,多次讲到要注意工人的安全,特别要注意煤矿生产的安全。要安全第一,宁可少生产点,也要保证安全。为此,中央政府在外汇紧张的情况下,拨批大量外汇给煤炭工业部进口安全设备。

毛泽东早年在安源煤矿工作过,也下过矿井。他亲眼看到煤矿爆炸以后,煤矿工人家属带着小孩站在矿井上面等消息,他们的亲人就在井下,不知是死是活。哭声、叫声连成一片,场面非常凄惨。毛主席多次找张霖之,要他解决安全生产问题,说你们宁可把危险大的煤矿停产,也不能死人。毛泽东还说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老百姓死了,你怎么为他服务?一个工人死了,他的家就完了。可是张霖之回去后,矿难依然是接二连三地发生,似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尤其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煤炭部为了完成超高生产指标,矿难事故剧增。而到了1959年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后,煤炭部领导和煤矿领导搞待遇特殊化,挤占煤矿工人福利,引发群众抗议。

1960年5月9日下午1时45分,山西省大同矿务局老白洞矿15号井,发生重大粉尘爆炸事故,死亡682人,为建国来最严重的矿难事故。矿难震惊中南海,当天毛主席听取汇报,周总理指示救灾小组不惜一切代价毁矿保人。井下当时有905人被困,解放军派出千人赴现场抢救。该起矿难源于煤炭部超量生产,指标逐级下压。老白洞产量猛增到152万吨,超出设计能力90万吨的69%。盲目蛮干导致矿井煤尘超标。煤矿干部安全观念淡薄,居然在井下组织电焊大比武。

对煤炭工业部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毛泽东异常震怒,说张霖之是不顾人民死活的“死官僚”。1965年,刘少奇主席和毛泽东主席,在讨论“四清”运动“二十三条”的时候发生了争论。刘少奇当面质问毛主席,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能举个人出来吗?毛泽东认为,走资派就是老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这些人只知道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不管老百姓死活。所以他接着刘少奇的质问说道,谁是走资派?煤炭部长张霖之就是。

尽管毛泽东那时就已经点了张霖之的名,可他却还是稳穏地坐在煤炭部长的位子上。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又跟着刘少奇搞资反路线。各地煤矿、矿业学院的学生和煤炭部的群众给他贴大宇报,他就整学生,狠整给他提意见的工人、干部。只要是给他贴大字报的,他就认为是右派,把人家给抓起来。刘少奇要“抓游鱼,反干扰”,他在矿业学院搞的也叫“抓游鱼、反干扰”,但到了煤炭部搞的就是“抓反党分子、野心家”了,说这些人想利用群众的不满,利用群众运动,篡夺党的权力。

张霖之喝酒很厉害,喝的都是最名贵的酒。文革中一个煤炭部党组的成员写信掲发,张霖之在酒后谩骂毛泽东是秦始皇,专制独裁。这些事,当时在煤炭部底下传得很广。1966年12月,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学生造反派组织代表会议。江青说,有个走资派,毛主席都点了他的名了,可是还没受到批判,是不是有人包庇?号召学生对他开展批判。周恩来也讲话,说张霖之官僚主义,漠视煤矿生产安全,要组织批斗张霖之。江青和周恩来因此指派戚本禹,到矿业学院去发动群众。

戚本禹动员学生组织召开批判张霖之的大会,并告诫学生坚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打人。学生也做了保证。可是没想到,斗争张霖之的大会一开,情况就起了变化。不少煤矿的工人,还有死难者的家属,都来北京找张霖之讨说法,许多人专门从外地赶来北京参加批斗张霖之的大会。当这些煤矿工人,特别是那些在运动中挨过斗和在矿难中死去亲人的家属参加进来以后,就不得了了。有些死难者的家属控诉,说他们向领导提意见却还挨了斗,有的人还被打成反革命,被关了起来。这一下就激起了巨大的民愤。来自山西汾西矿务局的几个人,弄了一个重30公斤的钟型铁帽,把它作为高帽子往张霖之的头上戴。那些工人的手上都有劲,他们想到自已的委屈,那斗争时打起来是毫不留情的。矿院的学生们根本就拦不住。这一下张霖之就被打得很厉害了。他忍受不住,在1月22日早上5点55分上吊自杀了,年59岁。

张霖之自杀后,邱会作的儿子邱路光,迎娶张霖之的女儿张克非。经过邱会作努力,张霖之被定为人民内部矛盾,骨灰安放在八宝山。1979年1月,张霖之被平反,1992年追认为革命烈士,死因是被文革残酷迫害致死。




1964年8月,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22591班毕业合影。照片居中的光头老头就是魏思文院长。

被学生打死的大学校长

1967年10月30日,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院长魏思文,被本校学生打死,是全国第一个被打死的大学校长。魏思文,原名郭维福,1910年生于山西省文水县,1927年入党,1929-1932年在北平冯庸大学就读,组织学运工作,后在内蒙临河和山东即墨做党的地下工作。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出狱,参加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在山东工作,出任华东支前司令部政治部长,川东行署副主任等职。1952年调任北京工业学院,担任首任院长,归属国防科委。该校为全国首批16所重点大学之一,师生有很强的优越感。

魏思文被学生打死,其因有四。一是魏思文身为校长,竟敢强奸女学生。但现有宣传资料上,对此事件绝口不提。二是1959年至60年,中央军委从部队基层骨干中选拔919名,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战士,送到北工预科学习。因这些士兵文化基础差,学习吃力,有的违纪违规,因此有108人被开除学籍、勒令退学。战士因此指责北工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时期北工搞献礼活动,发生炸药爆炸,有学生受伤致残。三是1964年,北京工业学院组织师生,至山东农村进行四清工作。原定是半年,由于工作进度慢,魏思文同意延长下乡时间。由于农村生活条件艰苦,下乡师生强烈要求回城。

1966年6月文革爆发后,北京各大学校首当其冲。7月5日,国防科委政治部宣传部长宋力生为首的工作组,在北工露天剧场召开批判会,宣读中央文件,当场撤销魏思文一切职务。这在当时北京高校中几乎是孤例。7月底工作组撤走后,北京工业学院红卫兵,分裂为东方红和红旗两大派。因魏思文已经成了死老虎,所以两派在批斗“头号走资派”魏思文上争先恐后,以显示自己的“革命性”。

打死魏思文的直接原因是一个偶然事件。1967年,房管部门给魏思文整修住房。他家住的四合院,原来是一位国民党将军的,因年久失修需要拆墙修缮。在拆墙时发现了两把手枪。工人上报后,北工东方红派人把魏思文抓到东体育馆,由五系的两个学生审问。因为魏思文对这两只枪的来路根本不清楚,学生就认为他不老实,刑讯逼供下,魏被迫说是自己藏的,但又说不对枪的号码,就遭到又一顿毒打,直至次日凌晨死亡。

魏思文被打死后,东方红的头头立即上报国防科委,刘华清副主任做出指示:一是赶快通知其妻吴昆(公安部高级干部),二是立即交出打人凶手,做好善后工作。东方红随即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说明事情经过,告诉大家两名肇事学生已经送到北京卫戍区。这两个学生关了几个月监狱,工宣队进驻学校后被放了出来,后来又被当作打砸抢分子被处理。红旗公社对此幸灾乐祸,攻击东方红是杀人灭口,保护刘邓黑司令部。

文革结束后,1978年魏思文被中共中央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召开追悼大会,说其遭到四人帮迫害致死。

(魏思文强奸幼女问题,资料见1967年5月《关锋肖华杨成武对国防工业院校学生的讲话》)


文化大革命中的死难者很多,其中可以归结为几条,一是党政军甚至厂矿院校内部派系斗争,底层人员发动攻势,打击单位当权派,造成人员伤亡。二是党政军当权派为保住自己的权势,借用各方力量互相攻击混战,造成人员伤亡。三是高层干部为巩固自身权位,进行政治大清洗,造成人员伤亡。四是当事人日常嚣张跋扈,侵害他人利益,文革中被人报复。此类以基层厂矿单位领导为多。五是当事人社会地位高、收入丰厚,招人妒忌,被人打击迫害。此类以文艺界、教育界为多。

文革斗争最残酷的是1967年至1968年的全国混乱时期。到1969年文革逐渐平息,进入军管时期。此后1970年至1976年反而是中国干部与群众关系最紧密,社会阶级差距不断缩小,共产党公信力和执政基础最为稳固的时期。文革两年斗争,基本实现了毛泽东在文革初期“从大乱到大治”的设想。但在毛泽东逝世后,随着一场军事政变,官僚集团彻底翻身,从此中国亿万工人、农民、学生沦入社会底层,永无翻身之日。


1966年9月4日,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李范五,被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强行剃头。李范五被打倒后,红卫兵组织群众参观李范五居住的花园别墅,共有33个房间,高墙门卫,壁垒森严。李范五当省长期间,还经常叫文工团女演员去他家跳舞。文革中,李范五被下放农场参加劳动。文革结束后,李范五成为惨遭文革迫害的老干部,重新官居高位。

1966年6月25日下午,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江隆基自杀身亡,年61岁。江隆基是陕西西乡人,生于商贩家庭,兄弟四人均考入大学,为当地望族。1925年江隆基考入北京大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留学,因参加反日游行被驱逐回国。1931年江隆基在杨虎城资助下,赴德国柏林大学经济系学习。1936年回国从事教育工作,一直做到延安大学副校长,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等职。1952年10月,江隆基出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当时北大校长马寅初不管事,北大工作主要由江隆基领导。由于江隆基资历老、级别高,与北京市委在工作中有很多矛盾。1957-1958年,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负责推动的反右运动中,北京大学有716名师生被定为右派分子,其中589名是学生。江隆基做为北大党委书记,对此负有责任。然而邓小平、彭真等人,以江隆基对右派分子手太软为由,将原本要出任兰州大学校长的陆平(原铁道部副部长),调到北京大学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而江隆基因得罪北京市委,被发配到兰州大学当校长。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利用聂元梓的大字报,向北大校党委发起攻势,试图以打倒陆平等人为突破口,铲除刘少奇的亲信势力(北京市委)。6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为掌握文革斗争方向,向全国各大院校派出工作组,企图将文革斗争矛头,转向地富反坏右等基层人员,以对抗毛泽东要打倒党内权贵集团的文革目标。因此,刘邓集团光是在北京各学校的教师、学生中,就抓了12802名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6月4日,甘肃省委向兰州大学派出工作组。江隆基校长被甘肃省委列为重点批斗对象。6月17日起,得到省委工作组支持的保皇派学生,把江隆基拖到操场进行批斗。6月25日上午,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撤销江隆基一切职务。当天下午江隆基自杀。与此同时,1966年6月至8月,兰州大学有6人因批斗而自杀身亡,14人自杀未遂。直至1966年8月,毛泽东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撤销工作组,对师生的镇压迫害行动才告一段落。1966年9月,逼死江隆基校长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甘肃省委常务书记裴孟飞、省委书记马继孔等人,因为搞打砸抢引起甘肃铁路职工不满,到省委绝食静坐。愤怒的铁路职工和学生,把汪锋等人追得四处躲藏,最终揪出来打倒批斗。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也在1967年被打倒。江隆基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汪锋、刘澜涛等人却在文革后,自称是惨遭文革迫害。

1966年底,江苏南京,批斗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以及江苏省委领导。匡亚明是共青团系统出身,曾任吉林大学校长,1963年任南京大学校长。1966年1月,南京大学决定将文史哲三系五百多名师生,迁往90多公里外的溧阳县一个果园,建设溧阳分校。由于白手起家,师生们参加艰苦劳动,搬石头、拉黄沙石子建设学校校舍,还要忍受蚊虫叮咬,缺水等问题。师生们的抵触情绪很大。1966年6月文革爆发后,溧阳分校学生联名贴出《十问匡校长》的大字报,炮轰匡亚明搞溧阳分校的目的是将南大师生下放到农村去。匡亚明随即赶赴溧阳分校,部署政治反击。在6月2日至5日的四天时间里,溧阳分校遭到批斗迫害的多达七十人。康生接到江苏省委报告后,迅速指示:匡亚明镇压学生运动是错误的,必须立即停职反省,接受群众批判。6月6日江苏省委决定,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6月12日,南京大学大操场举行万人大会,声讨匡亚明的罪行。当时曾有二十万人涌到南京大学“声援”。打倒匡亚明使得南京大学的学生造反派势力迅速壮大,并在两个月后将江苏省委打倒,夺取江苏省政权。

1967年1月,陕西西安,陕西省委被革命群众造反夺权。18位省部级领导被学生及工人造反派押着挂牌游街。照片里有陕西省省长李启明,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王林,西北局秘书长韩劲草,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文革前,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与胡耀邦在陕西斗得很厉害。胡调离陕西后,曾支持胡的赵守一、李启明被刘澜涛抛给群众批斗。1967年3月,刘澜涛因61人叛徒集团案而倒台。文革初期,陕西省委动用工作组,镇压迫害西安交通大学等院校的学生,也是陕西省委领导被学生造反派揪出来批斗的原因。文革后,这批被打倒的省部级高官,重新官居高位。

1967年3月,四川成都军区大院,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中将,被造反派挂牌批斗。黄新廷出身湖北洪湖渔民家庭,13岁闯荡江湖,18岁参加红军,从士兵一直做到军长,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1960年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1966年文革爆发后,四川省出现众多造反派组织,主要打倒对象是西南局书记曾希圣、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1967年初,毛泽东号召军队要支持左派(造反派),然而各省军队多数依靠的是由政府当权派在背后支持的保皇派。以四川为例,1967年2月,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公安厅,以中央军委名义,大肆逮捕造反派;以“镇压反革命”的罪名,逮捕四川造反派群众达10万人之多,镇压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这就是四川文革史上有名的“二月镇反”。1967年3月,中共中央了解四川情况后,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中将、军区政委郭林祥中将,押送北京进行隔离审查。直至1972年11月,黄新廷被释放出狱。文革时期,四川省高层领导为保住自己手中的权力,公然给保皇派发放枪支弹药,以对抗造反派,是造成文革时期,四川众多武斗死伤事件的根源。黄新廷在1975年出任装甲兵司令员,重新获得开国元勋殊荣。

1967年3月,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而倒台。刘澜涛是陕西米脂人,1910年生于一个农村家庭,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转为中共党员。1931年,刘澜涛在河北省委工作时被捕,与薄一波、安子文等人关入北平军人反省院,1936年9月出狱,参加抗日工作,任天津市委书记。抗战时期成为晋察冀地区主要领导人,1945年当选候补中央委员。1954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刘澜涛为副秘书长;1956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刘澜涛为候补书记;1960年,中共西北局成立,刘澜涛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建国初期震惊全国的刘青山、张子善贪腐大案,就是由刘澜涛上报中央的。然而在三年困难时期,刘澜涛竟然敢动员陕西上万名劳力,在西安南郊的终南山南五台山上修建别墅,还称是为毛主席修建的避暑别墅。世人都称之为刘澜涛别墅。当时刘澜涛也是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1965年1月,刘澜涛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67年刘澜涛倒台后接受审查批斗。1967年12月31日,其妻刘素菲(西北局书记处第一办公室主任)跳楼自杀死于医院。刘素菲在临死前坦承隐瞒历史上曾经加入国民党。1968年1月3日,刘澜涛被专机接到北京隔离监禁,直至1975年5月出狱,随后下放到安徽安庆,参加劳动改造,得到安庆市委书记齐世钦的特殊照顾。1978年12月,刘澜涛出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继而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1967年6月,上海市,宣传小分队深入到工厂,身穿绿军装的红卫兵为工人表演革命舞蹈,向群众宣传“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工农群众要组织起来,反抗走资派官僚集团的剥削压迫。

1967年6月2日,伊朗国王巴列维访问联邦德国(西德)柏林。当时在德国学生眼中,巴列维国王是美国扶植的独裁者,引发学生游行抗议。当天晚上,巴列维国王应西柏林市长之邀,前往歌剧院观看歌剧《魔笛》。市长下令让警察对抗议学生清场,晚8点半,26岁的学生Benno Ohnesorg,在冲突中被柏林便衣警察Karl-Heinz Kurras枪杀。

1967年7月至1970年1月,西部非洲,尼日利亚爆发了一场空前惨烈的内战——比夫拉战争,造成了200-300万人的死亡和空前的饥荒。照片为难民营里严重营养不良的小孩。Public Health Image Library (PHIL)

1967年7月23日至8月2日,美国第五大城市底特律,爆发大规模黑人骚乱。密歇根州政府出动13000名国民警卫队,镇压大规模骚乱。骚乱导致底特律2000座建筑被纵火烧毁,死亡43人,受伤467人,超过7200人遭到逮捕。美国三大汽车厂全部停产。HOWARD BINGHAM拍摄,盖蒂图片社。

1967年10月21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爆发大规模反战游行。10多万名示威者在林肯纪念碑前集合。他们高举着“立即撤回军队”“废除征兵制度”“我们不去越南(打仗)”等标语牌。强烈谴责约翰逊政府执行的侵越战争,谴责征兵制度。17岁女孩简·罗斯(Jan Rose Kasmir),直面荷枪实弹的国民警卫队员。玛格南图片社摄影师Marc Riboud拍摄。

1967年11月,越南广南省,三岐(Tam Kỳ),美军第101空降师的士兵,举着M-16自动步枪,将枪口顶在一名妇女的脑门上。她被怀疑是越共分子,美联社照片。101空降师在越南战争中参与了众多屠杀平民事件,士兵们盛行将遇害者的耳朵割下来作纪念品。有的士兵甚至将耳朵用鞋带穿起来做项链,挂在脖子上吓唬越南人。

1968年3月29日,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街头,马丁·路德·金博士参与领导罢工运动。示威者挂着“I AM A MAN”的标语牌在街头游行。美国政府出动国民警卫队和装甲车上街。4月4日下午06时01分,马丁·路德·金在洛兰汽车旅馆阳台上,被一名狙击手射杀身亡,年仅39岁。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全美爆发大规模骚乱冲突。

1968年5月10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爆发复活城运动(Resurrection City),来自全国的数千名贫困人口,占领了美国国会大厦眼皮底下的国家广场。他们用胶合板搭起窝棚,用铁皮桶生火做饭。华盛顿市民为他们捐赠了大量物资。示威六周后,美国政府出动军队武力清场,赶走了这些贫困者,拆掉了窝棚。

1968年8月28日,美国芝加哥,召开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示威者和警察发生冲突。防爆警察投掷催泪瓦斯,挥舞警棍,打倒示威抗议者。冷战时期美国在国内大搞资本主义专制,对外大力宣传民主自由意识形态。

1968年5月13日,河南省焦作市,二七群众组织召开万人大会,批斗陈侠君(焦作市委书记)、高钧太(焦作副市长)、张超(焦作市长)、文敏生(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杨蔚屏(河南省委书记)、牛立峰(新乡地委副专员)。文革时期发动人民群众,对各级政府官僚进行批斗教育,检讨改正他们的官僚习气,有效缓解了基层群众与官员的紧张对立关系。

1968年前后,某地的五七干校,领导干部被下放到基层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日常坐办公室的干部们,扛起铁锹、锄头,跟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老百姓是非常高兴的。文革后,参加五七干校,成为文革对共产党干部进行残酷迫害的罪行。

1968年,天津图片社出版《假四清、真复辟》展览图片册,共19张照片,揭露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在刘少奇主席指使下,带领四清工作组,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打击迫害基层人员。刘少奇将所谓的“桃园经验”作为王光美的政治资本。王光美在桃园大队居住过的瓦房,甚至挂上了一块旧居纪念牌,以此招来国内外近万人参观。根据《抚宁县志》记载:四清运动使抚宁县270人非正常死亡,2007人被拘押管制,1014户划为地主富农。王光美从1967年7月入狱,关押12年,至1979年1月出狱。

1968年6月5日清晨,美国加州洛杉矶大使馆饭店(民主党总统竞选总部),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纽约州参议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在厨房走廊遭到枪击身亡。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时遇刺身亡。共和党的理查德·尼克松最终赢得总统选举。

1969年1月,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校门口挂着毛主席像,校门写着“帝大解体,造反有理”。校内走廊上写着“官宦君主”“不许入门”。日本是个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国家,近代工业化后,形成了资产阶级等级制度。196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后,对日本社会造成强烈冲击。以左翼学生为首,掀起反对美国占领、反对资产阶级专制的社会运动。最终在日本政府镇压下,日本左翼运动走向失败。

1969年,上海农村,在春播、夏收、秋收等农忙季节,农村普遍设立幼儿园,解决人民公社社员的困难。

1969年,江苏苏州,矽钢片厂,职工们正在整理用于制造中型电力变压器的冷轧矽钢片

1969年,上海,南市区,江南造船厂的厂区路口。到1976年,全国积攒下超过7400亿元人民币的巨额国有资产。工业规模在全世界跻身前十位。这是毛泽东时代,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的成果。改开后,国有资产成为官僚集团觊觎瓜分的肥肉。一大批权贵分子非法攫取利益,跻身资本家行列。

1969年4月至1972年,原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被下放到河南信阳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胡耀邦原本就是贫困农家子弟,跟着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官居高位却反过来迫害学生。

1970年11月13日,韩国首都汉城,西南部服装工业区的平和市场,发生工人抗议示威,要求改善工作条件,遭到警察镇压。年仅22岁的韩国制衣厂工人全泰壹,手持《劳动基准法》,把汽油浇到身上引火自焚。全泰壹事件对韩国工人及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唤醒了劳工阶层反抗资产阶级残酷剥削的斗争意识。

照片为全泰壹家住的窝棚。在韩国经济崛起背后,是韩国工人阶级的血和泪。在60年代和70年代,韩国的产业结构和工人队伍,与中国珠江三角洲过去30年的情况很相像,大多数是从农村来的,只有初中学历的非熟练和半熟练的女工,集中在出口加工业工作,被人称为“打工妹”和“打工仔”,很多工人视10小时和12小时工作为正常,甚至愿意在只付给小额额外报酬的情况下工作15小时到18小时。全泰壹所在平和市场就是那时候一个典型的出口加工区。这里雇佣着2万名年轻工人,其中90%是妇女,年龄大约在14~20岁之间。他们一般被迫一天工作14小时,得到的是每月不到30美元的工资。这样低的工资,他们甚至无法养活自己。工人苦难的呻吟并没有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这就是资本主义。

1970年,安徽省合肥市去肖县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他们坐上火车与亲人挥别。摄影马昭运

1970年,江苏省苏州城区边缘,胥门大桥河段。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后,中国的社会阶级矛盾迅速缓解,1970年至1976年,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中国第一颗卫星,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台商用小型计算机等国产工业产品,标志着中国工业化逐渐由投入期进入收获期。

1970年,北京,颐和园,景点的标准镜最佳拍摄机位。公园摄影服务点,工作人员正在摆拍一家三口父子旅游纪念照。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实现了毛泽东主席“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照片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地下13米深处的发射场控制室,墙上还写着当年留下的标语——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1970年8月,山东青岛无线电二厂(现海信集团),研制的21-2型14英寸电子管电视机。

1971年3月31日,美国KH系列侦察卫星,拍摄中国甘肃兰州气体扩散厂(504厂)。国际情报机构普遍认为中国到1970年底有300件左右核武器, 到1980年有875件。正是毛泽东时期勒紧裤腰带积攒下的战略武器和军工体系,维系了中国国家战略安全。

1971年第4期《人民画报》,农闲时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干部要带头。河北省沧州地区献县商林乡一大队,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寿起带领社员挖冻土。全大队下分6个生产队,共有450多户人家,1600多名社员,有耕地3500多亩。张寿起是抗战时期的老党员,作风正派,群众威信高。全队学习大寨,打了十多眼机井,在冀中运河边建设扬水站,用于农田灌溉。大队和生产队都有养猪厂。副业有腈纶织布厂、地毯厂、草编厂和缝纫社。农村集体经济环境下,经过十多年艰苦创业积累的社队企业,在1978年改开后全部被瓜分一空,成为农村企业承包者起家致富的“第一桶金”。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北京首都机场,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波音707专机访华,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助理基辛格等随行。中国随即向美国订购了10架波音707客机。《LIFE》杂志John Dominis拍摄

1972年3月10日至4月14日,美国大学威尔斯利学院政治系教授William Joseph(威廉·约瑟夫),以“亚洲问题有关学者委员会(CCAS)”第二次访华代表团成员应邀来华,从香港出入境。参观各地期间,约瑟夫拍摄了大量照片。照片3月26日,天津和平区五七干校学员合影。文革时期对基层干部采用群众监督的方式,有效压制了官员贪腐、渎职、欺压群众等问题。

1973年,大庆油田首次向日本出口石油,标志着中国开始从石油进口国转变为石油出口国。由于世界石油危机,油价高涨,出口石油为中国换取大量外汇,有力推动了中国工业化建设。仅是大庆油田对日本出口石油,每年就能获得数十亿美元的巨额外汇收入。直至1980年代改开后,大庆油田出口石油,仍然是中国获取外汇收入的一条重要途径,累计为中国工业化建设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资金来源。毛泽东时期建设的大庆油田,在改开后成为长期提款机。

1973年8月23日,中国向美国订购的第一架波音707客机(注册号B-2402),从美国西雅图波音伦顿工厂出库,飞抵中国上海虹桥机场,标志着波音飞机开始进入中国。同时期中国正在举全国之力研制运十大型喷气式客机。然而到1980年代后,运十计划因无法得到财政拨款而终止。中国开始大量进口波音、空客客机。仅1980-1990年,中国就购买了超过500架大型民航客机,耗资超过200亿美元。

1973年3月19日,印度孟买的贫民窟。这个被西方媒体吹嘘为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被完成工业基础的中国彻底甩开。

1974年11月2日,日本电影《望乡》上映。该剧取材于山崎朋子的原著《山打根八番娼馆》,描述从明治30年(1897)开始,直到大正9年(1920),日本政府为了积累资金发展资本主义,把贩卖妓女到海外作为谋取外汇的一个手段。很多贫苦人家的女儿,被迫去南洋卖身。这些日本妓女被称为“南洋姐”。1978年10月,望乡在中国上映,形成观映热潮,被讥为“黄色电影”。

1974年12月,天津大港发电厂被国家计委正式批准建厂,工人正在安装的是我国引进的两台意大利32万千瓦燃油汽轮发电机组成套设备。是当时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火力发电机组。1988年4月,大港电厂二期扩建时,又购入了两台意大利32万千瓦燃煤机组。
1974年第11期《人民画报》,河南省辉县县委书记郑永和参加劳动。有这样的县委书记,社会能不和谐吗?现在的书记们在酒桌上床上奋斗。据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生冯军旗,挂职县长助理期间调查:在河南省新野县,161个政治家族几乎把持了全县所有政府职位。其中,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以上的大家族21家,每十个干部中至少有一个背后有家族势力,有20%的干部属于官二代。

最具代表性的是新野县原组织部长,政协主席张以彬。张家有8个子女。儿子张新生现任南阳海关关长,大女婿张德宝为南阳市旅游局长,二女婿贺利民是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四女婿王庆为宛城区区长。其妹张秀彬的儿子是南阳市急救中心主任,儿媳为宛城区工商局副局长,儿媳的父亲也在新野当过县委副书记和政协主席。张以彬大女婿张德宝的父亲当过新野县城关镇教育组长,妹妹张平岚现在是新野县纪委副书记。政治家族的垄断,令平民出身的干部的不公平感与日俱增。

1975年6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印数3.7万册。开篇引用毛主席语录——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1978年10月,印度孟买,福克兰路红灯区,玛格南图片社著名女性纪实摄影师Mary Ellen Mark,拍摄了一组反应印度妓女悲惨生活的纪实照片。她通过镜头将人性的悲哀作了最透彻的揭露。中国改革开放后,在中国销声匿迹了三十年的妓女,重新回到了中国社会。

中国改开四十年,回来的仅仅是妓女吗?
我看不止:童工回来了,人贩子回来了,黑社会回来了,资本家回来了,孔夫子回来了,国民党回来了。

只有他走了。



 

杜润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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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死了
——看他们如何搞垮中国农村集体经济


2015年10月9日,杜润生死于北京医院,终年102岁。文革时期,杜润生是中共党内叛徒,改开后被走资派吹捧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氏极力推动的包产到户,彻底搞垮了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祸及亿万农民。


杜润生去了,活过了期颐之年,在民间的草根看来,这是很大的福气,按照老田的乡下人传统,这样的老寿星去世是一件真正的“白喜事”。这一条体现自然规律的人生之路,没有人能够例 外。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杜润生在共产党高层六十年的为官经历及其起伏,算得上是一个最值得进行解剖的“麻雀”,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很多历史和政治现象,应该作为教科书的经典案例来 加以剖析。
当然,在很多人看来,升官发财也是很大的福气,杜润生本身的经历就是观察官场的很好历史标本。应该说,杜润生在毛时代也当了很大的官,但并不太顺畅,甚至还有点郁闷。十年前我访问杜老先生的同事,他提到杜老先生对工作是怎样的兢兢业业,据说,当时在中央农村工作部任职高官的杜老先生,口袋里长期要预备两份报告,遇到要推进农业合作化事业毛主席及其他领导人,杜老先生必有一份合作化有理的报告送上,遇到刘少奇邓子恢等怀疑或者否定合作化的领导人,杜老先生也有一份合作化有害的报告帮助支持他们的观点。

虽然杜润生老先生在毛时代无比努力地做官做人,但是官运不算上佳。1955年胡风事件之后,官场中间开始了一场“清理中层”的内部肃反和清查历史的运动,许多高官解放前的表现都被清理,杜老先生曾经被敌人抓获并自首过,在那一代官场人士看来,这是很大的污点。当时杜润生的老上级李雪峰劝他自己向党坦白以争取主动,但杜老先生持有侥幸心理,最后,相关肃反部门派人与杜老先生当面对材料,在铁证面前杜老先生只好认账了。这件事对杜老先生造成的损害是双重的:首先历史污点原本就存在,结果又加上了向组织隐瞒的不好表现,最后杜老先生被撵出中央农村工作部,去科学院任职。这在官场中人看来,是一个很大的挫折:意味着从权力中枢出局,掉到了疏远的业务部门。到了文革期间,工宣队和军宣队掌握清查历史的权力,这些从基层上来的群众化干部,对于干部历史污点的宽容程度更低,至少要比官场的容忍度低得多,结果,同样一件事在五十年代杜先生还只是易地为官,但在中央五七干校的时候竟然被内定要 “划成叛徒”,如果不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杜老先生注定要与后半生的官运亨通错过了。从杜老先生这个个案可以看出,在毛时代做官哪怕做到高官厚禄,也不是很惬意的。

据马宾老同志回忆,文革被否定之后的一个时期中间,在官场里要是没有当过右派或者被查出自首变节历史,好像就矮了一截子,有点灰溜溜的感觉了。有了马宾老同志的亲身感受做铺垫, 我们就能够较好地把握杜老先生为什么后来官运亨通了。不管怎么说,凡属在毛时代受到了批评和整肃的,在邓时代就受到信任和优先提拔,这就像是土改前后的老贫农一样,解放前是穷困 潦倒的代名词,现在变成了政治上最可靠的依靠力量。杜老先生无疑得益于1970年代末期那次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子:从前妨碍他高升的历史问题,现在变成了一种最好兑现的政治资产,这昭示着官场人事政策或者选拔标准有了根本性的变化。除了这个共同的变革带来的好处之外,杜老先生在1950年代的勤奋为官,让新时代的高级领导人看到了杜老先生的个人潜力:能够让人放心地去为任何政策方向服务,杜老先生心里面想的只有上级,完全没有他自己。


万里在接受访问回顾分田过程时就说过:因为农口很多官员从水利和机械化需要出发,担心解散集体经济带来严重后果,而万里很庆幸地说:我就抓一个杜润生在那里起草文件,一个又一个 发下去,同时杜润生还请人写了“很多好文章”,万里建议农口的官员好好去读一读。

老田曾经访问过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九老同志,他谈到分田前后的一些事情。据他说:当时农业部有个调查数据,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是很好的,中间百分之四十也还可以,大约有四分之一生 产队生产搞得不好,邓小平倒是没有说过要全部包产到户,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要搞全面的包产到户,我保留意见,杜润生原来是反对全部包产的,主张保留三分之一的好生产队。 杜润生曾经对我说,你挨批评是代人受过,万里本来是批评我的,因为你强调太厉害,他就转而批评你,何康投万里之所好,搞包产到户。这个时候林乎加是农业部长。一次开会的时候,吴象说包产到户是完善集体经济,我不同意吴象的说法,说包产到户只能说是瓦解集体经济,怎么能说是完善呢?万里绕到我的对面坐下说,吴象的话就是我的话。他们这些人说话完全不讲道理。杜润生原来是反对全部分田的,看到万里的态度他就屈服了,他转过来最积极地赞成分田,原来他是主张留下1/3以上的,哪怕留下1/4也好,能够有个相互比较。结果万里、胡耀邦、吴 象他们搞到极端,他们搞得太绝对了,主要是胡耀邦和万里两个人,吴象不过是跟风摆。

从常识出发,我们都知道分田到户肯定是瓦解集体经济的,但是,万里支持吴象把话反过来说,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官方宣传口径说是要搞“联产计酬责任制”“统分结合的 双层经营”,至今学界还有人这么跟着说,但是,农民不吃这一套,始终认为就是“分田到户”。回顾1950年代的合作化过程,我老家的农民也不承认所谓的合作化或者人民公社化,回顾历史的时候直说1956年“转社”、1958年“吃食堂”。主流经济学宣传说,分田到户调动农民积极性,但下去访问农民和基层干部,这些农业第一线的人士,往往强调良种、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以及化肥对于增产的作用,甚至不记得要提一下积极性方面的变化。官方口径和亲历者经验之间的巨大鸿沟,也深刻地渗透到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间去了,一位工学博士钟庆在读主流经济学 的时候(他写过《摔盘子还是读书》这本书来比较中日两国的发展经验),有一个精辟的发现:这些人假装没有见过新中国的统计数字。确实如此,主流经济学家在做研究的时候,往往抛开 宏观数据,自己费很大心血和精力去计算与经验很遥远的数字,据以得出自己的结论,比如:研究农业经济发展的时候,林毅夫常常就抛开单产和总产量数字,自己去计算所谓的“全要素生 产率”数字支持自己的结论,而且得出来的结论往往与经验数字相反,有时候也与公认的经济学理论相反。


在杜润生第二次被重用之前,是王任重、张平化、张秀山等人领导的国家农委负责农业方面的政策指导工作,杜润生只是一个副主任,他个人再听领导的话,其意见在农委也起不到主导作用 。原本邓小平挑选国家农委的负责人,大多数都是文革期间被罢过官、挨过批的省委书记,王任重和张平化都有这样的经历,在一些庸人想象力中间这些人从与毛泽东的个人恩怨出发,应该 会无条件支持“具体否定”毛泽东——首先是要否定农业合作化,但没有想到的是:在全国绝大多数有过被罢官经历的省委书记中间,反对分田到户的是绝大多数,而支持分田到户的只有三 个:贵州的池必卿、内蒙的周惠和辽宁的任仲夷,这在省委书记中间是一小撮,而王任重、张平化等人也与大多数反对分田的省委书记站在一起。结果,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不得不撤销国 家农委,重新组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调杜润生、吴象等人总揽其事。这就是那个著名的人事政策:不换思想就换人。直接换人可能带来颜面上的不好看甚至引发矛盾和冲突,那么就新建 一个机构把原先的机构丢一边去。后来朱镕基组建国家经贸委同时边缘化国家计委,也是同一个政治智慧的活学活用。

因为在党内高层,赞成分田的“分田帮”是少数,农林水利口官员从机械化和水利化要求着眼都反对分田,不能够说服多数人始终是一块心病。虽然1982-1986年胡耀邦杜润生等人连续搞了五 个一号文件,但还是没有说服大多数。因此,广泛采用组织手段来保障政策实施就成为一个关键措施。在中央层次,万里担任书记处书记并主管农业之后,1982年3月就撤销了农委,成立了以杜润生为主任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省一级按照邓小平“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原则,改组了黑龙江、吉林、福建、河北、湖南数个省委的负责人。组织措施最残酷的部分,则是迫害广大的 农村基层干部,特别是那些集体农业时期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基层干部。如果没有网络,人们至今仍然无法了解党内分田帮采取了多么大的政策力度,他们为分田改革下了多么大的决心并排除了多么大的“阻力”。

据杜润生回忆,河北省曾经被胡耀邦和他认为是“死堵”高层“分田帮”政策的省份,为此,胡耀邦指派杜润生去河北省委催促分田,第一次杜润生在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做了个讲话 ,还向省委竭力推荐河北唯一的分田积极分子邢台地委书记邢崇智的所谓“五统一”经验,但是,这个没有能够说服多数人。结果,第二次胡耀邦自己亲临河北,在大会上当场批判河北省委 ,说他们“耽搁了三年时间,要捡回来。”然后,调高扬去河北任省委书记,原书记调离。(参见《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0-131页)在胡耀邦、杜润生等人多次催促并以撤职相要挟的情况下,才勉强在河北推广了这个不得人心的政策。

2009年年初老田去饶阳五公村调查,得知为了落实分地政策,河北省长张曙光甚至纾尊降贵,数次亲赴五公村蹲点,要求必须分地。网络兴起之后,才了解到,河北一些著名劳模如吕玉兰、 叶颖芬都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帮派体系关押审查多年,目的都是为了落实分地政策。最为突出是辽宁省,当时省委书记任仲夷是最热心响应上级号召分地的人,因为担心基层干部反对,所以,素性把绝大多数基层干部都边缘化,2011年老田在大连郊区金州访问原先的公社干部侯书记,他谈到胡耀邦、任仲夷这些人很高明,最会整人,侯书记说:这伙人连公社里头的组织委员、宣传委员这个级别的小干部都不放过,统统弄去农场,然后以连哄带骗的方式分地,结果很多郊区一分地就出现非常严重的阶级分化,有的家庭分到很多菜园地,有的劳动力不足的家庭连一点点种粮食的地都没有。侯书记感慨地说,这些人真正是整人高手,他们没有给你定什么帮派体系的案子,让你喊冤都没有地方喊。

2008年在山西张庄遇到老支书王金红,他提到张庄原本集体经济很壮大,农业也已经实现了很高程度的机械化,社员都不愿意分地,但是顶不住来自杜润生的直接压力,最后只好分了。据王金红介绍,当时杜润生派了自己的伍秘书,亲自率领由中央、山西省外加地、县、公社干部组成的五级工作组,进驻张庄,勒令张庄必须分地。王金红还说,他后来从公社拿到了这个五级工 作组的处分报告,其中得出三条结论说:张庄的机械化不行,理由是自己发明的玉米烘干机烘干的玉米不好吃,所以机械化是失败的;第二个结论是张庄的干部有好几起为自己亲戚朋友谋私 利的事实,所以,干部队伍也是完全不行的;第三个结论是说张庄统计粮食产量没有百分之百扣除玉米中间所有的水分含量,因此平均产量也没达到亩产1000斤那么高,因此,高产典型也是 假的;为此,必须彻底分地不容许保留集体。

换一批听话的人当大官,然后推行自己的政策,这不算很大的创新。杜润生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内部有两批人,一批是被官场边缘化的高官例如纪登奎等,这些人因为政治上的波折,现在变得空前愿意听话了。河南农学院的大学生范念民,在文革后被判十多年有期徒刑,出狱之后特意去北京看望曾经视为前辈老师和引路人的纪登奎,谈话期间,纪登奎眉飞色舞地介绍他怎么样参加起草分田的文件,范出门之后长叹一声:学生还没有变,老师已经变了。

据王金红介绍,后来韩丁到了中国,看到张庄分地之后土地就像面条一样一条一条的,机械化完全排不上用场,感到十分痛心,到北京见到杜润生之后拍桌子争论,杜润生最后说:你在美国 不也是分田到户吗?最后,杜先生还是给了这位美国友人一点点面子,开了个后门让张庄保留了700亩集体耕作的土地,其余的准许一起下种子但不许一起收割,必须各家归各家收割。杜润生老先生曾经多次标榜说:自己当权的时候是很民主的,能够容许农村中间保留下来几个集体经济村庄,看来在他自己亲自介入处理的张庄,这个民主没有完全兑现。

杜润生的说法,非常深刻地教育了韩丁,原本韩丁还是支持改革开放的,也相信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策有许多需要修改的地方,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不知道是不是杜润生的 坦陈,让韩丁很快就认识到:一些人往往从细节入手攻击旧体制,说一座房子有这个那个问题,也说找出问题是要修房子,结果韩丁发现这些人说问题不是为了修房子而是要整个地拆毁大厦 ;因此,改革并不是象口头上说的:目的是为了改革或者完善制度,实际上是为了整个地废除这个制度。这其实不是改革,而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杜润生说韩丁“在美国不也是分田到户吗”,这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间得到证实,也反应杜老先生自己的真实观点,不过杜老先生的观点是随着时间过去才逐步透露的,从1990年代开始杜润生老先生才公开地宣传要搞农地私有化。


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里头,除了边缘化的高官之外,还有另外一批人是后来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有好些个我们耳熟能详的金光闪闪的名字,诸如林毅夫、周其仁、王小强、陈锡文、张晓山等,都出自这个官学机构。

正是在杜润生领导的正部级官学机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中间,涌现出一批著名的省部级或者厅局级学官或者称之为主流经济学家,按照最有代表性文章的影响力和时间先后,1979年有王小强的《农业社会主义批判》,1985年周其仁的《家庭经营的再发现》,1990年林毅夫用英语发表的《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其中王小强的文章写成时间在成立农村政策研究室之前,但其重要性不容低估。

在这个过程中间,通过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介入,在学界中间抬高了一部分的话语权,同时压低甚至是终结了另外一部分人的话语权,在很短时间内就实现了舆论转换,更为重要的是:短期内就在学术界孵化出主流经济学的一统天下。

据老田访问南开大学刘晓铎教授得知,分田政策在高官中间一提出,很多学界的聪明人就开始站队了,社科院农经所的主任就说要写一本书,论证人民公社没有干一件好事。虽然事实就摆在那里,但是实话是不能随便说的,权力需要理论界的宣传和包装,正是因为与事实相反,理论和言论就格外需要垄断,所以就没有说真话的余地。那个和我们一起去苏南调查社队企业的社科 院同学,后来还真是写了一本书,说人民公社没有干一件好事,不管他在苏南看到了什么,都没有改变他这位同学的观点。有一次刘教授到北京开会,会上公开批判北师大的一个老师,因为 他写了篇文章发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宣传集体农业的优越性,反对全面推广“包产到户”。1982年之后也不再容许公开讨论这个话题了。刘教授说,我们写的坚持集体经济道路,反对强行推广“包产到户”的文章,完全发不出来,相关研究都是由正部级的农村政策研究室——杜润生他们一帮子人在那里垄断。包产到户是中国私有化的起点,今天回头看看就更清楚了。“包产到户”既不是总结先进经验的产物,也不是什么科学研究的成果,而是官学结合垄断舆论鼓吹出来的,跟实事求是、跟科学研究没有任何关系。

关于杜老先生如何在自己的卵翼之下,一手孵化出主流经济学的精彩过程,值得另外写一篇文章来单独讨论。不过主流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后果,我们是清楚的:共产党政权对历史推进有无正面贡献,已经变得十分可疑了。

在老田看来,共产党政权能够打破晚清以来的历史僵局,快速推进工业化事业,主要是得意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共产党政权能够更高效地动员全社会的经济剩余形成投资,二是共产党政权 通过强化农村基层三级政权充分地动员剩余劳动力投入工农业建设之中,也就是说,共产党政权的历史合法性在于:比起旧统治阶级地主富农资本家群体来说,能够更为有效地盘活全社会蕴 含的资本和劳动力存量。经过杜润生主导下的话语权份额再分配,及其卵翼之下的省部级、厅局级研究员们的引领性研究成果:共产党政权的两大历史性贡献,是否存在都很可疑了。

杜老先生的官场起伏过程本身就是很精彩的人生,他主导下的意识形态官学机构对中国转型论证做出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过分。而杜老先生一手孵化的主流经济学兴起之后的自我成长过程 ,及其对今天中国社会的笼罩性意义,还没有看到人进行过认真的剖析,有可能在评估杜老先生对社会转型贡献时,远远低于实际。

作者:老田


1913年7月18日(民国二年),山西太谷阳邑村,杜润生(原名杜德)生于一户地主家庭,其祖籍陕西米脂圪垴村。照片为阳邑杜家老宅,一座四合院。1927年杜润生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参加学生运动,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1936年夏,杜润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阳邑杜氏为明洪武8年(公元1376),由米脂县圪脑村迁居山西太谷,开基者杜华、杜荣,以卖烧土(做煤球的粘合土),赚得巨财,在阳邑修建深宅豪院,兴办学堂,以读书传家,传至今已六百余年,繁衍34世孙。】

1966年底,北京,文革批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和北京市委书记、副市长万里。万里原名万明礼,1916年出生于山东泰安东平县城一个下层家庭。其两岁时,父亲万金山赴山西参加阎锡山军队,后升至连长,抗战时期战死在临汾。万里幼年受过良好教育。1933年考入山东曲阜省立第二师范,并参加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长期在冀鲁豫根据地工作。1949年建国后,万里随邓小平到西南局工作。1952年出任建筑工程部副部长,1955年出任城市建设总局局长。1958年出任北京市委书记兼副市长。文革爆发后,万里作为“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被打倒,关入秦城监狱。林彪事件后,1972年中央将万里定性为“内部问题”,因此解放。1973年,万里再度出任北京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后调任铁道部部长。1975年万里随着邓小平再次被打倒。1978年改革开放后,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大力鼓吹“包产到户”,并扶植出了安徽小岗村这个农村改革虚假典型。官僚集团在农村强力推行包产到户,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全面崩溃,大量农村集体资产遭到侵吞瓜分,农村基层组织迅速被摧毁,农民彻底失去反抗官僚集团的组织力量。到1990年代之后,随着农村苛捐杂税的残酷剥削,大批农民干脆抛弃耕地,背井离乡到沿海城市打工,接受私人企业主的血腥压榨。万里家族则成了“红色贵族”,其子女是什么做派,大家都看得见。

1967年9月20日,上海郊区,上海县北桥人民公社灯塔大队贫农乔银仙,痛斥刘少奇鼓吹的三自一包,梦想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新华社记者唐允仁摄。

1969年,江苏省江阴县华士公社华西生产大队,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方针下,大队党支部书记吴仁宝,抽调20多名村民,创办了华西村第一家村办集体企业——华西五金加工厂。第一年就赚到了一万多元钱(至少相当于现在的100万),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收入。仅仅三年后,1972年华西村集体企业产值达到24万元,工业产值开始超过全村农业产值。华西村由此走上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道路。1975年,华西村被《人民日报》树立为“农业学大寨”典型。到1978年,华西村已有三、四家村办集体企业,为华西村的经济崛起,积攒了极为宝贵的原始资本积累。当然,在资本积累阶段,当时华西村村民的生活还是非常节俭的。像华西村这样的集体经济村庄还有很多,天津大邱庄、河南南街村均是如此。像村办造纸厂、榨油厂、面粉厂、农机厂、机械厂、棉纺厂、化工厂等小型村办集体企业,在全国农村遍地开花。到1980年代大搞私人承包后,多数被搞垮倒闭,或变成私人资产。

【1961年吴仁宝上任的时候,华西村集体经济积累1764元,欠债15000元。全村辖10个生产队,人口667人,土地面积845亩,粮食亩产681斤,人均占有土地1.278亩,远低于全国人均耕地占有量。当时华西村在全国并不属于先进村庄。】

1970年代,江苏省华西村,村民向国家缴售公粮。吴仁宝上任后,带领全村村民进行水土治理,发展高产田。到1972年,华西村实现粮食亩产2000斤的“吨粮田”目标。华西村农业、工业的长足发展,是全体村民挥汗劳动获得的回报。当年,华西村的铁姑娘战斗队闻名全国。到1978年,华西村的村集体经济存款总额超过100万元,年销售额超过100万元。那时华西村的人均收入为210块钱。到1980年代,华西村进入了爆发式发展阶段。

1972年3月10日至4月14日,美国大学威尔斯利学院政治系教授William Joseph(威廉·约瑟夫),在中国访问期间,拍摄的照片。这是3月由香港乘火车过深圳罗湖口岸,拍摄的深圳罗湖农村。

1972年3月10日至4月14日,美国大学威尔斯利学院政治系教授William Joseph(威廉·约瑟夫),以“亚洲问题有关学者委员会(CCAS)”第二次访华代表团成员名义应邀来华,从香港出入境。参观各地期间,约瑟夫拍摄了大量照片。照片为3月下旬,河北省遵化县沙石峪的农村。沙石峪位于遵化县城东南20公里,1949年解放前,是远近闻名的穷山沟。土地环境极差,不适合农业生产。素有“土如珍珠水如油,漫山遍野大石头”之称。新中国成立后,在村党支部书记张贵顺带领下,沙石峪的村民硬是在石头缝里取土,青石板上造田,先后使400亩荒山变成良田。1966年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到访沙石峪,称赞沙石峪人为当代“活愚公”。1970年,沙石峪127户农民,在山沟垒成的梯田里,收获了225吨粮食和115吨苹果、桃、梨、葡萄、枣和核桃。

1972年3月下旬,河北省遵化县沙石峪的农村。村民们在集体组织下将山石垒成住房、垒成梯田、垒成灌溉沟渠。连村里的小学校舍、操场、都是靠村民们用石头垒成的。如此改天换地的巨大变化,是传统小农生产模式所无法想像的成就。巨大的劳动量背后,有农村干部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吃苦在前,不谋私利所形成的巨大道义力量。这是文化大革命后,对农村干部进行思想改造的结果。

1972年3月26日,美国大学威尔斯利学院政治系教授William Joseph(威廉·约瑟夫),拍摄的天津市和平区五七干校学员合影。五七干校是文革时期,对共产党干部进行阶级教育、思想改造,让他们贴近人民群众,亲身参加工农业生产,体验劳动人民疾苦的教育机构。改开后,共产党干部失去有效监督管制,全国贪污腐败之风越演越烈。

1972年3月10日至4月14日,美国大学威尔斯利学院政治系教授William Joseph(威廉·约瑟夫),在中国访问期间,拍摄的照片。这是江苏省无锡河埒生产大队(现无锡市滨湖区河埒街道)的农村民宅,山墙上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大幅标语。

1972年3月10日至4月14日,美国大学威尔斯利学院政治系教授William Joseph(威廉·约瑟夫),在中国访问期间,拍摄的照片。这是江苏省无锡河埒生产大队,一位村办集体企业缝纫女工的全家合影。

1972年3月10日至4月14日,美国大学威尔斯利学院政治系教授William Joseph(威廉·约瑟夫),在中国访问期间,拍摄的照片。这是江苏省无锡河埒生产大队,村集体养殖的鱼塘进行捕捞。农村集体经济时代,发展渔业、养殖业、畜牧业等副业,是中央政策鼓励发展的第三产业。改开后,鱼塘多数交给私人承包经营。
1972年3月10日至4月14日,美国大学威尔斯利学院政治系教授William Joseph(威廉·约瑟夫),在中国访问期间,拍摄的照片。这是4月份,河北省唐山市郊区农村,社员正在进行春耕生产。

1972年3月10日至4月14日,美国大学威尔斯利学院政治系教授William Joseph(威廉·约瑟夫),在中国访问期间,拍摄的照片。这是河北省遵化县农机厂,为支援农业生产,制造的马拉播种机。中国在1960年代大力兴修农田水利设施,1970年代大力推动农业机械化,1980年代推广高产良种、化肥、除草剂等高效农药的广泛使用,才是中国在1980年代包产到户后,依然能够获得粮食丰收的根本原因。

1972年3月10日至4月14日,美国大学威尔斯利学院政治系教授William Joseph(威廉·约瑟夫),在中国访问期间,拍摄的照片。这是河北省遵化县的一个农村集体企业,女工正在操作机床加工零部件。村办企业从国营大厂接订单,为其代工配套生产零部件。城乡工农业经济循环系统,在1980年代后遭到全面摧毁。农业小工业破产,农民外流打工,导致农村经济空心化。

1973年9月30日,吉林省敦化县,官地农机厂第一期拖拉机驾驶员合影。当时大型拖拉机做为先进的农业机械,在敦化农村没有得到普及,只有在一部分生产大队和公社农机厂站才有大型拖拉机,机型主要是东方红28型、55型、56型。成为一名拖拉机驾驶员是很多农村青年的梦想。照片中的拖拉机手是当年敦化县回乡青年政策下,被精减回家的农村青年,官地农机厂让即将精减回家的农村青年免费学习拖拉机驾驶。

1973年,河南省林县,红旗渠大渡槽。红旗渠是60年代林县动员十万人民群众,集体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渠长1500公里,有效灌溉面积超过54万亩。红旗渠只是毛泽东时代,全国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的一个缩影。到1990年代后,中国农村水利设施长期失去维护,农田灌溉系统濒临瘫痪状态。

1973年,河南省林县,一个县办企业机加工车间的630车床。

1974年第7期《人民画报》,河南辉县水利建设。辉县北部水利网,修建的大型排灌蓄水池。

1975年11月15日,河北省遵化县机电厂工人,正在装配供农村使用的空气压缩机。遵化县大办地方工业促进农业机械化。

1976年5月,浙江省淳安县,手动插秧机在浪川公社洪家大队插秧。1974年,夏中公社里口大队引进广西65—2型人力插秧机,经试插成功后,在全县推广引进156台。1976年,
  淳安县农机厂、通用厂、粮油加工厂、无线电厂、先锋机械厂(兵工厂)等21个厂家举行插秧机大会战。仿制推广广西62—2型人力插秧机2528台,机动插秧机12台,在试插中深受农民朋友欢迎。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县域经济,以工业反哺农业,使中国农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果。然而,到改革开放后,走资派将农业发展的功劳,挂到了“包产到户”名下。

1978年8月,吉林省敦化县,从东南方拍摄老虎洞村。老虎洞村始建于1953年,位于官地镇西南10公里处,全村有70多户、230口人。老虎洞村是一个三面青山环抱,村前河流经过的美丽村庄。但从上世纪90年代起,由于植被破坏严重,每当雨季来临,村民们经常遭受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侵袭。2009年5月16日,敦化市政府在官地镇西侧新建老虎洞村,2009年10月,老虎洞村已整体搬迁至新村址。

  1980年代执行分田到户后,出现了极为严重的砍伐山林现象。村民将林木砍掉当柴烧,或者将大树砍伐卖钱。各地肆意砍伐山林、炸山取石,导致水土流失问题日益严峻。如福建省长汀县,80年代水土流失现象,比1960年代还要严重。1984年福建省将长汀县列入封山造林试点,禁止村民砍伐。吉林敦化县是全国著名的人参产地,80年代人参价格达到30-40元一斤,相当于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因此在东北出现盗挖人参的狂潮。1988年人参价格达到顶峰。但是随着1989年事变,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制裁,导致人参出口骤然冻结。人参价格曾经暴跌至4元一斤。一批传统参药企业因此破产倒闭。】

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大包干”契约。这份陈列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契约原件,实际不过是件伪造的政治宣传道具,为中央高层领导人推行包产到户演场戏。改开三十年后,以包产到户闻名全国的安徽小岗村,依然在靠国家救济,沦为全国笑柄。假的就是假的,再捧也是假的。

1980年,江苏省华西村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吴仁宝进行了软性抵制,没有执行分田到户政策。他表面上将
全村600亩良田,交给30名种田能手集体承包,另一面将全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村办集体企业里工作。而全国其它村庄,在执行包产到户政策时,由于基层干部私心作祟,趁机将大量村办集体企业瓜分,或交给亲朋故旧承包经营。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由此遭到摧毁性破坏。而华西村、大邱庄、南街村等顶着政治压力,坚持走农村集体经济道路的村庄,现在都是全国知名的富裕村庄。

1980年,法国摄影师布鲁诺·巴比(Bruno Barbey),拍摄的上海中学生在老师带领下做早操,背后是大片的油菜田。

1982年,山东省青岛崂山刁龙嘴村村民,正在村干部的带领下丈量土地,进行包产到户。任锡海摄

1984年3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建议进一步开放由北至南14个沿海港口城市。图为山东省烟台市对外经委,和联邦德国(西德)一家公司负责人洽谈合资项目。中央高层之所以极力推动农村“分田到户”,实际目的是为了瓦解农村集体组织,将农村劳动力驱赶进城市,为正在迅速发展的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提供海量的廉价劳动力。

中国引进外资模式,起于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后,试图模仿新加坡以“出口加工业”为牵引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采用新加坡、台湾、香港的“殖民地经济”模式,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摧毁性效果。到199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出现大规模破产倒闭浪潮,数十万家大中型国有企业破产。新中国历经四十年打拼,发展起来的基础工业体系,遭到全面摧毁性破坏。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据了半壁江山,导致中国产业升级极为艰难。

1984年3月,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并发出通知,同意将社队企业名称改为乡镇企业。此时,全国乡镇工业总产值超过800亿元,在国民经济中处于次要地位。图为江苏省常熟市一家乡办企业在加工衬衣。到1990年代,大批乡镇集体企业,以“深化改革”的名义,“合法”地转变为私营企业。

1984年,中共中央下达4号文件,提出要开创乡镇企业新局面。文件下达后,乡镇企业在当年获得迅猛发展,并连续几年保持高速增长。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这是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个体私营经济在1985年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425万个专业户和810多万个个体工商户。这是广东省广州市的个体商摊。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社会阶层贫富分化极为迅速。尤其是到了1990年代,随着国有企业大规模破产倒闭,全国下岗失业人员超过4000万人。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成为任由资本力量剥削压榨的“农民工”、“打工仔”、“打工妹”。

1984年,河南省鄢陵县制瓦厂工人杨五辰,获奖一台凯歌牌黑白电视机。杨五辰和他的工友都是农民,农闲时来制瓦厂工作。当时在农村,电视机非常少见,只有少数的富裕家庭才有。摄影张培林

1986年8月23日,辽宁省,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布破产。这是新中国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倒闭的公有制企业,当时《破产法》尚未生效。8月24日该厂发放救济金。一边,财会人员正在核对名单,发放救济金,另一边,被冷落的厂长石永阶心事重重地闷头抽烟。由此开始,在此后十年间,作为中国最大重工业基地的东北三省,工业企业全面陷入停产破产状态。仅沈阳市下岗失业职工就超过70万人。失业工人的愤恨可想而知。
1989年5月18日,北京。Catherine Henriette拍摄。

1992年,海南海口,农民工住的窝棚,60个民工挤住在10平方米的房子里。黄一鸣拍摄。在城市里,农民工的生活环境非常恶劣,他们常常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却不能按时拿到工资;他们为城市建设服务,却被归为“暂住人群”,没有多少保障和城市福利。

1993年初,江苏省华西村农民,一次订购250辆“捷达”牌小轿车,分配给全村村民。照片为首批到货的五十辆已运到华西村体育场。直至一年后,政府才放开管制,私人可以购买拥有家庭轿车。华西村因此成为全国最早拥有家庭轿车的村庄,也是中国走”共同富裕“发展道路的一个标杆。

1994年,北京,几个农民工来到天安门。毛建军拍摄。在改革开放后,因户籍结不了婚、因为无法上户口而摔死亲生骨肉的事件时有发生。

1994年,北京,杜润生(中)、李锐(左)与人民日报前社长秦川。1958年1月27日,安徽省合肥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李锐(厅级干部),因划为右派分子,被安徽省委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1962年平反,恢复职务。改开后,李锐成为全国知名的反毛泽东分子,伪造自己是毛泽东秘书的身份,大力鼓吹什么“大跃进”饿死四千万人。将希特勒、斯大林与毛泽东相提并论,称为二十世纪三大独裁者,还有干脆称为“混世魔王”的。

此外李锐还担任了在萧克支持下创办的杂志《炎黄春秋》的顾问,他与另外两位仍在世的中顾委委员于光远(党内经济学家)、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是这份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1995年春节前夕,广州火车站,数百万农民工返乡探亲,铁路部门的春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而在劳务输出庞大的河南信阳,刚过大年初三,回家没几天的人们又为返程排起了长队。

1995年,四川成都,坐在农民工人力车上的城市小孩。

1997年,广东深圳,10平方米10户人家。这间棚屋住了5对夫妻、4对老乡、1对姐妹,来自四川省西充县农村的赵云波夫妇住上铺。赵云波夫妇所在的棚屋区有93间这样的棚屋,每间棚屋都住20人左右。张新民摄。

1998年,在坐台小姐云集的海南省海口市十庙村,摄影师赵铁林,拍摄了底层妓女生活的纪实照片《她们》。这是改革开放后,上千万中国女性的真实生活写照。这是阿香,一名来自农村的青年女子。

2003年7月17日,浙江省杭州市杨公堤,一位农民工躺在地上睡午觉。韩敏拍摄。

江苏华西村从最早的小型村办集体企业起家,到1980年代初步形成了钢铁、纺织、化工等工业门类。华西村最早的钢铁业务是调胚轧材,如带钢、盘钢、型钢。由于缺少技术,华西村依托上海,把上海的工程师请到华西村,最多时有百余人,每天用班车接送。到1990年代,华西村的村办集体企业,年产值过亿元。钢铁成为华西村的支柱产业。1994年,组建江苏华西集团。下属8家大公司,58家企业,以钢铁、毛纺、化工、铝型材、铜型材、带管为六大生产系列。2002年,华西村投资17亿元,建设华西钢铁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年产350万吨粗钢、轧钢500万吨的大型全流程钢铁厂。到2003年,华西村年产值突破100亿元。2014年,华西村年产值突破500亿元。

2005年4月15日早8点,江苏省,南京水西门大街一家发廊在培训新员工。二十余青年男女路边单膝跪地,弯腰俯首向路人问好。染着黄头发的年轻人,多数来自农村,到大城市讨生活。

2005年7月26日,内蒙古某发电厂二条黑色的巨龙覆盖着村庄。

2005年11月25日,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贵屿镇,河流、水塘都已被垃圾和化工废水污染,村民们只好在被严重污染的水塘里洗涤。卢广拍摄。

2007年6月27日,北京市奥林匹克公园“鸟巢”前的广场上,负责施工的建筑工人们在一场暴雨中挤进一排水泥管中避雨。中国流动性外出务工人口规模已达1.5亿,他们大多来自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前往东部较发达地区从事建筑、采矿、保洁、餐饮领域的工作。这些工作卫生条件差、工作强度大、薪资报酬低,他们在城市中艰难求生。

2010年3月29日,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自焚烧伤的92岁老人陶兴尧躺在病床上。3月27日,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两名农民因抗拒拆迁自焚,造成一死一伤。自焚死亡的村民名为陶惠西,受伤的是他92岁的父亲陶兴尧。目击者称,两人自焚后,拆迁工作人员并未施救,拆迁工作也未停止。王申拍摄

2012年3月20日下午,广东省中山市东升镇,东升镇城管分局出动执法人员40余名,对鸡笼桥附近进行整顿,查扣用于占道经营的各种车辆19台,并劝离20余名商贩。一名女摊贩在城管执法期间跪地“抗议”。

2012年8月24日,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赵良村的一名留守老人。赵良村是泽州县最为偏僻的村庄之一,由于地质条件,交通不便,没有学校、商店、卫生所,致使村里人纷纷外迁,至今已经减到7户14口人,年龄最小的64岁,是现在社会典型的老人村。

2013年3月9日,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迎宪村,一间县城出租屋里(月租金150元),农村留守儿童马智慧、马智龙,与62岁的奶奶马巧爱生活在一起。五年前他们的父亲在交通事故中身亡,母亲李秀珍长期在市区饭店打工,每月见一次面。他们每周通一次电话,孩子们会问:妈妈,你咋还不回家。整个山西省,像这样的农村流动留守儿童,总数超过70万人。仅太原市就有留守流动儿童近10万人。

2013年4月29日,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两名农村留守老人在路边闲聊。全中国像这样的农村留守老人,总数超过5000万人。农村空巢化现象,引发了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留守老人贫病无医、自杀、死在家中无人知晓等案例时有发生。数亿农村青年人长期外出打工,直接导致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全面破产凋敝。

2014年1月2日,河南省郑州市京广路,郑州鞋业包装中心工程建筑工地门口,百余名农民工手拉横幅,成片跪倒在地,讨要工资。在劳务公司提供的工资表上一共有702名工人,涉及工人工资3000多万。

2014年1月3日,白银路甘肃日报大厦对面的一居民楼上,6名农民工为了讨薪爬上9楼平台要“跳楼”,原因是该楼4层一家名为甘肃天安建筑机械工程公司拖欠24名工人的24万元工钱,工人讨要5个月未果做出如此危险之举,后经现场有关部门多方努力,当场追回18万元,工人才走了下来化解了矛盾。

2014年10月13日上午,河南省驻马店市驻马店经济开发区,大量城管进村强拆,与村民持砖块、石头群殴,致使多名村民受伤,甚至头破血流。同年9月,开源办事处刁庄村何东组部分土地,被纳入当地产业集聚区建设拆迁范围。村民趁机搭建违章建筑,以获取拆迁补偿款,导致双方爆发冲突。

2014年12月14日中午,福州市鼓楼区福州总院公交车站附近,一位30多岁的中年女子背着个婴儿,趴在警车引擎盖上,放声痛哭。两个女儿则默默站在一旁。女子手拿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因工伤老板逃跑,无钱医治,愿将孩子卖了。救救爸爸。”她叫倪琼,和丈夫周兴贵都是重庆人,都是34岁。上周四上午,他在闽侯大湖乡箬洋村一处建房工地上打工时,从三楼摔下,摔成重伤。可业主给了7000元后,电话就打不通了。

2015年5月22日,山西省太谷县阳邑村(杜润生老家),发生村长打人事件。由于阳邑村的村民饮用水是污染水。村长要福生想挖一口水井,遭到看井人杜某极力阻止,并辱骂要福生。双方发生撕打。杜某被打伤住进了晋中二院,村长轻伤。【2006年,要福生刚当选阳邑村村长,就到北京拜访杜润生,并提出由村里为其翻建老宅,建杜润生纪念馆。

2015年6月9日晚,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四名农村留守儿童服农药(敌敌畏)集体自杀,死者最大的13岁,最小的仅有5岁。他们的父亲张方其长年在海南、广东打工,母亲则被人拐跑离家出走。爷爷奶奶已过世,四兄妹平时在家食宿自理。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差,家里有一幢造价20万元以上的三层小楼,低保卡上有几千元钱,父亲每月有700元生活费寄来。但是乡村儿童成长过程中,长期缺少父母亲属的关爱,使得他们对生活产生绝望。村民介绍,这4个孩子日常并不淘气和惹事生非,他们都很内向,基本不与村里其他孩子玩耍。孩子们在离家1 .5公里的田坝小学读书,学习成绩中等。13岁的老大张启刚留下一份遗书。媒体报道内容是:“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茨竹村像这样的农村留守儿童,有20多名。

2015年8月,四川凉山州越西县普雄镇宝石小学,四年级彝族小姑娘木苦依五木(汉名柳彝),写的作文《泪》在互联网上引起全国关注,被网友称为“最悲伤作文”,读后令人潸然泪下。木苦依伍木家共有姐弟五人。四年前父亲去世,母亲2013年病逝,柳彝带着两个弟弟生活,其他姊妹外出打工挣钱。虽然有着不错的经济收入,但木苦依伍木家的生存环境依然很恶劣。目前,全中国像木苦依伍木这样的农村留守儿童,超过5800万人。

2015年8月6日,陕西省西安市西关街道丰庆路,30名年龄超过65岁的环卫工,因为年龄大要被解雇,养老成难题。68岁的吴大妈说,我19年前就开始在西关扫马路了,如今说不要我就不要了,让人难以接受。冬天落叶比较多,凌晨3点就要起床上路,碰到领导检查加班到晚上八九点也是常有的事情,却不想一直勤勤恳恳干活还是面临被辞退。

2015年9月11日中午,江苏省南京市文思巷的钱先生,偶然拍摄到一组照片。一名男子在钱先生家门口逗狗玩,突然拿起狗面前的一只碗,一口气将碗里的食物吃光,随后放下碗匆匆离开。这碗里装的是隔壁饭店客人吃剩的食物,饭店老板娘拿来喂狗的。网友感叹:这是人不如狗的时代。

2015年10月11日,北京木樨地,杜润生的家中设置灵堂,女儿杜霞为其守灵。原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邓子恢之子邓淮生、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等前来吊唁。其中一幅挽联写道,心系苍生一号文件留青史,手扶才俊改革大业有传人。

这就是他们领导的所谓——改革大业,实为反革命复辟!





 

让不让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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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风范
——歌颂革命伟人伟大家族


1974年8月22日,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望城岗将军楼前,邓小平七十大寿全家合影。第一排左起,邓朴方、卓琳、邓小平、夏伯根(继母),第二排左起,邓质方、邓楠、邓榕、邓林。文革以前,邓家每年都要照一次全家福。背后那幢别墅楼,就是邓小平遭到文革迫害时居住的地方。


邓绍昌(1886-1936),邓小平父亲,生于地主家庭,曾在成都法政学校读书,为广安县哥老会袍哥老大,当过广安县警卫总办(团练局长),娶过四房,留下四男三女。1918年,邓绍昌因得罪土匪郑老二,逃往重庆避祸。恰好听说重庆办有留法预备学校,于是托人带信催邓小平至重庆入学,筹钱送邓小平去法国。1936年邓绍昌被人杀死,死因成谜。有说是被土匪劫财害命,有说被仇家暗杀,还有说法是邓绍昌参与镇压共产党起义,杀害革命志士,被群众打死。2002年,邓绍昌墓成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浦在廷(1871-1950),邓小平岳父,卓琳(浦琼英)之父,云南巨富,幼时靠走马帮起家。1909年浦在廷、陈时铨等人集资4万银元,创办宣威火腿股份公司。1920年,浦在廷与人合资创办宣和火腿公司,从香港进口机器,建成云南第一条火腿罐头生产线。但是他们看到云南边境贩卖鸦片的暴利,竟然动起了歪脑筋,将鸦片装进火腿罐头,销售到东南亚,结果被法国殖民警察一举查获。宣和火腿公司也被云南政府封查。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号召北伐,浦在廷因积极酬军,被任命为旅粤滇军军需处长,1923年晋升滇军军需总局局长。1925年孙中山死后,广东省长兼军务督办杨希闵,以贪污罪抓捕浦在廷,并查抄其产业。随后黄埔军打垮杨希闵,浦在廷趁乱逃回了云南。1925年底,浦在廷回到宣威后遭到经济诉讼,宣和公司股东向其追讨债务。浦在廷买通官府,让浦家一个老管家代替坐牢。其长子浦承统(卓琳大哥),用宣和公司剩余机器,创办了大有恒火腿罐头公司。1950年浦在廷病危时,恰好邓小平率军队打到西南诸省,卓琳领着大女儿回娘家,算是衣锦还乡了。

乐少华(1903-1952),邓小平连襟,卓琳(浦琼英)姐姐浦代英的丈夫。1927年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1950年任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兼军工局局长。1952年1月15日,乐少华在三反运动中被查出经济问题,在寓所内开枪自杀。乐少华的问题有三点。一是擅自挪用公款,为军工局处以上领导干部,每人购买一块手表,被认为是集体贪污。二是派人到农村收购粮食,被认为是对农民的剥削。三是指示将日军遗留炮弹中的黄色炸药,卖给天津商人,有收受贿赂嫌疑。乐少华死后被开除党籍。当时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是高岗。1954年8月17日,高岗在家中开枪自杀,死后开除党籍。乐少华死后,其长子乐黎男住进精神病院,1966年10月在昆明溺水身亡。1980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宣布对乐少华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邓蜀平(1913-1967),邓小平三弟,解放前是地主,袍哥老大,邓家祖产继承人,出任广安县国民党参议院参议长,长期抽鸦片烟。1950年春,邓小平出任西南局书记后,把邓蜀平召到重庆,让他把鸦片戒了,把家里的地分了,和老婆谢全碧一起安排进入西南革命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贵州省兴仁专署,出任普安县青山镇镇长,后调入普安县财政局任局长。1959年调任安顺市财政局局长。1961年调任县级六枝市副市长,谢全碧任六枝市文教局副局长。1966年文革爆发后,随着邓小平倒台,邓蜀平被革职审查。1967年3月16日凌晨,邓蜀平跳入六枝县招待所旁的冒水龙潭自杀身亡。1978年9月5日,六枝特区革委会为邓蜀平平反。1984年2月,邓小平到成都,谢全碧向其哭诉,要求追查邓蜀平案责任人。贵州省委随即调查此案。涉及人员遭到开除党籍、撤销公职等处理。1987年10月,六盘水市政府为邓蜀平迁建新坟,300多名市县领导干部参加揭墓仪式。

邓朴方(1944-    ),邓小平长子,1962年进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学习,1965年入党。1966年文革爆发后,邓朴方出任北大技术物理系文革小组副组长,成为保皇派成员。邓小平倒台后,1967年9月13日,邓小平的五名子女被赶出中南海,在各自学校受到批判管制。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驻北大。8月末,邓朴方从北大物理楼三楼跳楼自杀,导致高位瘫痪。医院救治后送到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济院。邓朴方和病友们用铁丝编纸篓赚钱,每月有四五元收入。半年后,在天津工作的姑姑邓先群将邓朴方接走,安排到宣武门的一座四合院内。后由周恩来批准,将邓朴方送到江西新建县与邓小平团聚。1972年邓小平获准回京后,周恩来安排邓朴方到三零一医院治疗,1977年出院。1980年,美国骨科医生马昆访华,认为邓朴方要到美国进行手术,花费25-50万美元左右。后由加拿大政府出面支付全部医疗费用,但是还缺飞机票钱,由港商包玉刚掏了2万美元给邓家,送邓朴方至加拿大渥太华做手术。1982年北京市检察院对聂元梓提出控诉,称其应对邓朴方致残负责,聂表示否认。1983年聂元梓被判刑17年。1984年3月,邓朴方等人在民政部、卫生部支持下,组织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以残疾人福利的名义敛财。1984年9月注册康华实业有限公司,由邓朴方任董事长,俞正声任总经理。1988年由国家出资1亿元人民币注册的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开始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倒卖进口物资,一度被称为“康华共和国”。此案当时社会影响极坏。

邓质方(1952-    ),邓小平次子,幼时就读北师大第一附属中学,1968年11月插队到山西省忻县奇村公社李村大队,当了四年农民,参加插秧劳动。1971年9月,下放江西的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提出让幼子幼女上学。1972年4月,邓质方获批入南昌理工科大学,邓榕入读南京医科大学,占用工农兵大学生名额。两人后来通过关系调到了北京。邓质方入读北京大学物理系。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邓质方随后到美国留学。1985年与妻子刘小元生下儿子邓卓棣。1988年邓质方携妻儿回国,进入荣毅仁创办的上海中信兴业公司任副总工程师,并迅速升任董事长。1991年10月16日,邓质方在上海长宁区注册四方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外商独资),注册资本2500万元,地址在武夷路95弄28号,邓质方任总经理,在上海虹桥开发区圈地。

1992年邓小平视察北京首钢集团,要求搞活大中型企业。首钢随即筹备在香港借壳上市。港商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看准时机,一下子帮助首钢收购了四家上市公司,组成首长系股票。其中,首钢集团董事长周冠五的儿子周北方,与邓质方合作,联合李嘉诚出资5.8亿港元,收购香港玩具大王开达集团旗下的开达投资股票,并易名为“首长四方集团”,周北方任董事会主席,邓质方任副主席。此后,首长四方集团开始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珠海、大连等10多个大中城市开展房地产业务。

1995年2月3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行贿罪对周北方立案侦察。1996年10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周北方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生,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首钢董事长周冠五被迫辞职。因为周北方案发的原因,邓质方退出首长四方集团公司,携妻子儿子重新回到美国居住,成为美国籍公民。2013年5月,其子邓卓棣回到中国,出任广西百色市平果县副县长,年仅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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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民(1896-1947),毛泽东弟弟,1922年入党,1947年9月27日被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杀害。

毛泽覃(1905-1935),毛泽东弟弟,1923年入党,红军长征后,毛泽覃被留在江西瑞金,后在战斗中牺牲。

毛泽建(1905-1929),毛泽东堂妹,1923年入党,湘南学联女生部部长,1929年被国民党枪杀,年仅24岁。

毛楚雄(1927-1946),毛泽东侄子,1945年参军,中原突围时被俘,1946年被国民党活埋杀害,年仅19岁。

毛岸英(1922-1950),毛泽东长子,1943年入党,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遭美军空袭牺牲,年仅28岁。

杨开慧(1901-1930),毛泽东妻子,1921年入党,中国共产党最早党员,1930年被国民党枪杀,年仅29岁。

杨开明(1905-1930),杨开慧堂弟,1926年入党,遭叛徒出卖被俘,1930年被国民党枪杀,年仅25岁。

杨  展(1920-1941),杨开慧侄女,1937年入党,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日军扫荡时失足坠崖,年仅21岁。

向  钧(1906-1928),杨开慧表弟,1923年入党,长沙市学联主席,1928年被国民党枪杀,年仅22岁。

王德恒(1914-1944),毛泽东表侄,1940年入党,参加八路军南下支队,1944年被国民党杀害,年仅30岁。

赵先桂(1905-1932),毛泽覃妻子,1923年入党,赴苏联莫斯科留学,1932年被国民党杀害,年仅27岁。

陈  芬(1903-1928),毛泽建丈夫,1923年入党,组织工农运动,遭叛徒出卖,被地主武装杀死,年仅25岁。

江  青(1915-1991),毛泽东妻子,1933年入党,1976年在反革命军事政变中被捕入狱,1991年被害牺牲。


1921年-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有名可查的烈士就达320万人。



1983年2月12日下午,浙江杭州栖霞岭岳王庙,岳飞父子墓前,邓小平用手指着4个奸臣的铁铸跪像,对外孙女邓卓芮(邓楠之女)、外孙邓卓泝(邓林之子)说,英雄总被后人所纪念,坏人总被后人所唾弃。






 

工业革命——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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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
——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二十一)


1966年1月1日,南越,西贡以西20英里的Bao Trai正在激烈交火。一群村民躲在河岸边,被妈妈抱在怀里的儿童,惊恐地看着一名手持M79榴弹发射器的美军伞兵。美联社Horst Faas拍摄。至1971年,美国春田等五家兵工厂,生产了超过35万支M79榴弹发射器。韩国大宇公司和南非Milcor公司获得授权仿制。越南战争长达20年,美国投入的军费超过1680亿美元(约合14.9万吨黄金,现值63120亿美元)。这是个极其惊人的数字:相当于美国二战军费的一半,相当于1966年中国GDP(761亿美元)的两倍多,相当于2010年中国全年GDP。

冷战时期,美国军费开支长期占GDP总额的10%左右。1964年美国军费开支525.85亿美元,1970年达到801亿美元。越南战争刺激了美国工业生产,使以军事工业综合体为牵引的美国工商业体系,得以维持运行。美国军工产业吸纳了超过300万就业人口。国防工业雇佣了全国59%的航空工程师,22%的电气工程师、20%的普通工程师。全国三分之一的企业与军事工业相关。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跟在美国后面发了战争财。而美国政府透支国力,背负巨额财政赤字,国际收支恶化,国债规模迅速膨胀。1969年美国再次陷入经济危机,被迫转向战略收缩。苏联趁机进入战略扩张阶段。1970年代石油价格暴涨,使得苏联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与出口国,获得上千亿美元外汇收入。过于依赖石油出口,给苏联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间接导致苏联解体。

到1980年代,美国依托军工产业积累的巨大技术资源,向民用产业进行产业转移,形成显著的技术竞争优势。如波音、IBM、德州仪器、摩托罗拉、通用电气、通用动力、杜邦、陶氏化学、美国铝业、埃克森石油、固特异等企业,成为难以撼动的产业巨无霸。到1990年代,随着苹果、微软、英特尔、雅虎等新兴企业的崛起,美国进入新产业变革时代。同时期,中国由于全面摧毁肢解军工产业、压缩军费开支,转而发展低端出口加工业,使得全国重工业体系陷入破产衰败状态。全国下岗失业人口超过4000万人,数十万家国有企业破产倒闭。

1966年1月,南越,西贡东北部,美国陆军出动UH-1直升机,进行机降作战。美联社Henri Huet拍摄。蝗虫般漫天飞舞的UH-1,成了越战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从1956年至1976年,美国共制造了超过1.6万架UH-1直升机,耗资上百亿美元。光是在越南战场就投入了超过7000架,损失2500余架,阵亡飞行员2200余人。在产量上只有苏联的米-8中型直升机能够匹敌(生产了1.2万架)。1980年代后,UH-1逐渐被UH-60黑鹰直升机取代。2012年中国直升机年产量,飙升至近200架。由此可见冷战时期,美苏高强度军备竞赛的疯狂规模。

1966年1月8日凌晨,福州军区守备7师F131号登陆艇,战士吴文献,伙同吴珍加及吴春富两人,枪杀艇长甘久郎和其他6名战士,将登陆艇驶至马祖岛投敌。当晚,解放军通过情报系统获悉,台湾军方将以专机将他们接返台湾本岛。1月9日下午3点半,台湾军方派出的HU-216(SA-6)信天翁式水陆两用机,搭载吴文献等人从马祖起飞(如图)。三分钟后,福州军区通过预警雷达发现该机,空军第24师出动两架歼五、两架歼六,将该机击落,机上17人全部丧命。歼五飞行员李纯光、胡英法记一等功。台湾国民党中央社将其斥为“谋杀反共义士”。

1966年1月14日,苏联运载火箭之父科罗廖夫,因癌症手术失败,死在手术台上,年仅59岁。这位天才设计师杰出的项目管理能力,保证苏联赢得了美苏太空竞赛的头一个阶段。他的猝死,对于被内耗和官僚主义困扰的苏联登月工程来说,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照片为拜科努尔航天城内的科罗廖夫纪念碑。

1966年1月15日上午10时22分,
西班牙沿海的比利亚里科斯村和帕洛玛雷斯村上空,美国战略空军的一架B-52G轰炸机,和一架KC-135空中加油机,进行加油训练时,在万米高空相撞爆炸解体。要命的是,B-52轰炸机上带着四颗B28RI(MK28)氢弹,爆炸当量145万吨。美军紧急出动进行搜索,在陆地找到三枚摔坏的氢弹,第四颗掉到了海里。美军动用了3000多人,耗资2000万英镑,在海底搜索3个月,最终在4月7日8时45分,将第四颗氢弹从864米深的海底,捞上了海燕号(ASR-14)潜艇救援舰的甲板。MK-28是美国最长寿的核弹头,威力7-145万吨,从1958年服役至1991年退役,服役期长达33年,总共生产了4500枚(起码耗资百亿美元)。中国在1967年空投爆炸的第一颗氢弹,即达到了MK28的水平,一步抹平了与美国核武器二十年的差距,堪称奇迹。1979年9月13日,中国的一枚空投氢弹因降落伞失效,在新疆罗布泊直接坠地破裂,造成放射性污染。工程兵将氢弹用混凝土就地掩埋。邓稼先博士在查看事故现场时受到大剂量辐射,1986年因直肠癌去世,年仅62岁。

1966年1月17日,沈阳飞机厂,试飞员葛文墉驾驶02架歼七原型机,首飞成功后跨出机舱。歼七根据苏联提供的米格-21F战斗机技术资料进行仿制,是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单发单座两倍音速喷气式战斗机。葛文墉试飞时所穿飞行装具,是1963年台湾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徐廷泽驾机起义时,带回的F-86战机所用的美制P-4A防护头盔及抗荷服。歼七服役时列装的是根据苏联ГШ-4МС头盔仿制的TK-1型头盔,和DC-2型高空代偿服。

1966年1月31日,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在白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恢复对越南(北越)的轰炸。该照片拍摄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纽约工作室的监视屏幕。美联社Marty Lederhandler拍摄。
据美国国防部数据,1965年2月至 1968年11月,美国空军对越南北方的空袭,已达到10.77万次,投掷炸弹258万吨,北越平均每平方公里落弹16.2吨,投弹密度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炸弹估值超过300亿美元)。“饱和轰炸”及“焦土政策”在越南留下超过2600万个炸弹弹坑,导致上百万平民死亡,战争难民超过1430万人,30万孩子沦为孤儿,8.3万人截肢,4万人失明或失聪。1965年6月到1970年7月,越南战争最激烈阶段,中国共派出了32万支援部队,在越南北方执行防空、通讯、工程等任务。高炮部队共有63个团,总计15万余人赴越南执行防空任务。共作战2153次,击落美机1707架,击伤1608架。1965年至1978年,中国共向越南援助超过200亿美元的物资。其中无偿援款占93.3%,无息贷款占6.7%。

1966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南部市中心佛克恩大街(Folkungagatan)。
瑞典是北欧第一大国家,从1860年代起发展工业制造业。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均为中立国而逃过了战火侵袭。一战期间对钢铁、滚珠轴承、木材等战争物资的出口,使瑞典获利颇丰。1876年创立的爱立信(ERICSSON),1883年成立的斯德哥尔摩电气公司(ABB前身),1908年成立的SKF瑞典轴承公司,1927年成立的沃尔沃汽车公司,成为瑞典工业的支柱。最著名的当属以炸药起家的诺贝尔家族。二战期间,瑞典继续以中立国身份从中获利,同时向美国和纳粹德国出口轴承、优质铁矿砂等战略物资。瑞典的军事工业也在二战期间得到迅猛发展。1951年瑞典Saab飞机公司开始研制Saab-35多用途超音速战斗机。1967年首飞的Saab-37战斗机,是世界第一种鸭式气动布局战斗机。与美国、苏联同时期生产的飞机性能相当。瑞典尖端工业的发展,建立在政府对职业教育和工业技术研发的高额投入之上。1960-1980年代,瑞典的失业率长期保持在2%以下,让被失业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西方国家颇为羡慕。

1966年,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1948年铁托与斯大林决裂后,开始脱离苏联计划经济模式
1950年南斯拉夫因灾粮食产量减半,出现严重饥荒。铁托访问美国,接受美国经济援助。1951年铁托集团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道路。到1963年,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达到11.5万余家。给私营业主提供高利贷者,被称为私人银行家。各企业相互竞争,盲目扩大投资,出现了经济比例失调和通货膨胀等问题。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泛滥,农村的贫富两极分化极为迅速。失地农民沦为廉价劳工,使得南斯拉夫国内社会矛盾加剧。1989年东欧剧变后,同时发生世界经济危机。西方国家趁机利用“经济援助”换取南斯拉夫“同意实行多党制”。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全国各地就出现了1000多个政党。新成立的政党在4个加盟共和国取代共产党上台执政。1991年6月,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相继宣布独立。其后波黑和马其顿宣布独立。仅一个波黑就一分为三,从此穆斯林族、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间,爆发了一场3年多的波黑战争。这是二战结束后,欧洲大陆伤亡最惨重的一场战争。波黑战争直接损失1000多亿美元,难民100多万,10多万人死亡,40%的桥梁被破坏,公路完全被毁,经济倒退20多年

1966年,上海打浦路越江公路隧道工程,采用直径10.2米超大型网格挤压盾构掘进机施工。该机由上海隧道工程设计院(1958年成立)设计,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 辅以气压稳定开挖面,在黄浦江底掘进1322米。同年,北京地铁一号线开始研制直径7.1米的压缩混凝土盾构掘进机,1968年进行试验挖掘。1980年上海地铁一号线试验段挖掘试工,采用国产6.41米刀盘式盾构掘进机。到1990年代中国沿海城市地铁项目开始上马时,各单位花费巨资进口日本、德国、美国生产的盾构掘进机,动辄数亿元。1990年代中国重工业企业正处在破产浪潮中,无力投资研发盾构掘进机。2006年后,随着各省市地铁项目遍地开花,中国出现了大大小小20-30家盾构机生产厂,但核心零部件全部靠进口。年产值上千亿元的盾构产业,其中60%属于外国进口零部件。盾构机的三大关键部件:主轴承、液压件和电气控制组件依赖进口,长期无法实现国产化。

1966年初,贵州省六盘水地区,水城钢铁厂动工兴建,1970年建成投产。该项目是三线建设中,贵州省最大的冶金企业,年产120万吨生铁、60万吨钢、55万吨线材。六盘水是完全因三线建设而诞生的年轻城市
1964年中央在规划三线建设时,决定在贵州西部煤炭资源丰富的安顺六枝县、盘县、毕节水城县境内,建设重点煤炭基地。1965年成立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1966年4月成立六盘水地区工业建设总指挥部。10万建设者、50多万吨物资运往六盘水,在这片原始地带创业。建设项目包括六盘水矿区、水城发电厂、水城水泥厂,盘县发电厂、六盘水煤矿机械厂等上百个项目。水城矿物局机厂职工庄均福回忆,1965年他从安徽淮北到贵州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荒山野岭,没有电,不通公路连简单的民用建筑都没有。住的是油毛毡房,喝的是山泉水,吃野菜、吃包谷,生活十分艰苦。刘凤林回忆,当时职工们由于长时间洗不上澡,理不了发,许多人身上都生了虱子。工人甚至赤着脚劳动,磨出血泡也没有叫苦的,心甘情愿为国家做贡献。

到1978年,经过十几年艰苦创业,六盘水煤炭产量达到730万吨,洗精煤186万吨、发电量4.2亿度,水泥43万吨;工业总产值3.95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7.9%。1964年到1984年,国家对六盘水的工业基建投资为24.85亿元,其中煤炭业占19亿元。1990年,国家放开产品市场价格调控后,煤炭行业生产成本暴增。当时国有重点煤矿吨煤成本为58.6元,售价仅43.85元。全国煤炭行业亏损57.56亿元。六盘水的日子很不好过,国有工业企业濒临破产。六盘水境内两大矿务局开始接连崩溃。由于大批工人下岗致使社会购买力不足,导致城市服务业凋敝。2000年前后,六盘水进行经济转型,招商引资、鼓励发展私营个体户、大力发展房地产业,经济规模迅速膨胀。六盘水境内有超过2400家私营小煤矿,诞生了一批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死于煤矿事故的打工者,每年近百人。

1966年2月3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刘少奇主席于2月5日召集包括邓小平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后表示同意。2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签发了《二月提纲》。《提纲》认为: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大辩论,是“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它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提纲》特别提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二月提纲》主要是为了把已开始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避免把学术界的思想斗争发展为政治运动

身在上海的毛泽东主席,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4月16日至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和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扳倒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中宣部长陆定一。起草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1966年3月14日,山东省广饶县辛店公社东营村,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总指挥部召开2500多名职工、家属参加的建设胜利新村誓师大会。会议要求各参战单位职工、家属积极行动起来,贯彻油田矿区建设的总方针,全年建成8万平方米的“干打垒”房子,修好二支渠30条排、灌渠,耕地3000亩。东营靠近渤海湾,现在是山东省地级市,但在50年前,它只是一个小村的名字。1961年在东营村勘探出工业油流,揭开了中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的开发序幕。
1965年1月,东营胜利村坨11井发现85米巨厚油层,获得日产1134吨高产油流。胜利油田由此得名。现河采油厂总工程师赵久尚回忆,1966年他从新疆独山子煤矿来东营时,还是一片荒凉的盐碱地,职工住的干打垒房子,喝的地沟水。干打垒是大庆油田开发时,学习东北老乡的建房方式,用两块木板夹起来,中间填入黏土,夯实后做为墙体。屋顶架木梁,铺防水油毛毡。经过17年艰苦奋斗,到1978年,胜利油田原油产量达到1946万吨,仅次于大庆油田。职工也从干打垒房子,搬进了新建的住宅区。1972年孤岛采油厂建设时,招了一名17岁的修井工叫蒋洁敏,由于吃苦耐劳,提拔为作业大队长。1980年被推荐去山东大学深造。1989年蒋洁敏升任孤岛炼油厂党委书记,2000年升任青海省副省长,2007年成为中国石油集团董事长、总经理。2015年3月,蒋洁敏因受贿罪被提起公诉。 

1966年3月14日,台湾省海域,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企业号核动力航母(CVN-65),从菲律宾前往越南战场时,与台湾国民党海军进行联合演习。蒋介石和儿子蒋经国、孙子蒋孝勇等共14人,登上企业号航母参观演习。1965年陈诚病死后,蒋经国已经确定成为蒋介石的接班人,就任伪"国防部长",掌控台湾国民党军权,全力煽动反共军事行动,对中国大陆进行武装渗透。
1965年4月,蒋经国下令成立“石门科学研究院筹备处”,7月改称中山科学研究院筹备处,正式开展台湾原子弹研制计划。1967年文革高潮时期,蒋经国拟定了数个以特种兵、空降兵为主的反攻大陆作战方案。两蒋十分清楚,以台湾省的军力,来对付手握核武器,处于高度战备状态的中国大陆,无疑是蚍蜉撼树。冷战时期,国民党在台湾极力煽动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仇视,间接助长了台独势力。

1966年,台湾省台北市,中华商场前,美军人员乘坐的人力三轮车。驻台美军拍摄。1965年台湾成为越南美军休整基地后,每月有上千名美军乘飞机到台湾五日游。美军赴台湾买春、强奸案件频发。
1966年7月11日,台湾省警务处处长周中峰(后任伪国安局长),给台湾省主席黄杰的机密报告称,历年来处理美军的”涉外案件年约二千至二千五百件之间,双方均能顾全大体,符合弭祸於无形,制乱於初动之要求“。蒋介石担心美军强奸案引起民愤,加上美军在台又有治外法权,国民党只好扮演”龟公“的角色,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强奸案最后都是”和解“收场。最夸张的是一起”美军强奸,国军赔钱案“。1966年6月19日凌晨二时,驻台中的美国空军一等兵圣米格尔,在旅馆召妓不遂、竟然萌生歹念,持刀强奸旅社李姓女服务生。台中警察将其当场逮捕。然而由于被害女性的丈夫是国民党空军第三联队士官。国民党以“维护军心士气”为由,向受害者先行垫付遮羞费10万元新台币,再由女性被强奸者向台中地检处撤销诉状。

1966年3月15-16日,美国加州洛杉矶郊区的瓦特,再次发生暴乱,有2名黑人遭到枪杀,25人受伤。加州政府出动军警镇压,31人被捕。(March 1966 Watts Riot)

1966年3月16日,美国NASA发射“双子座8号”载人宇宙飞船,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控制飞船与无人目标飞行器“阿金纳”,完成了首次太空对接。对接半个小时后,双子座8号的一个姿态控制发动机意外点火,造成飞船出现灾难性的翻滚
阿姆斯特朗以手动控制,脱离了与目标飞行器的连接状态。双子星8号脱离阿金纳后,发生了更剧烈的翻滚,致使两名宇航员差点昏厥。飞船最终坠落在日本冲绳县以东800公里的太平洋海面。

1966年3月17日,美国双子座8号载人宇宙飞船,在发射11小时后,因故障被迫返回,坠落在太平洋海面上。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大卫·斯科特,正在等待救援人员将其拉出舱外。1969年7月21日,阿姆斯特朗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地球人。【2015年曝光的中国20吨级载人登月宇宙飞船,采用陆地/海上降落方式。】

1966年3月17日,美国贝尔公司研制的X-22A倾转翼垂直起降试验机首飞。该机长12米,翼展11.97米,起飞重量8吨。前部紧贴机身安装2台通用电气YT53-GE-8D涡轴发动机(1267马力),另两台安装在机尾横梁上,有四个直径2.13米的可旋转刚性函道螺旋桨,最高平飞时速409公里。首架原型机在8月8日坠毁,第二架原型机在1967年8月26日首飞,一直飞行至1988年。1986年贝尔与波音联手,拿下了美国国防部价值37.14亿美元的V-22鱼鹰倾转旋翼机研制合同。从二战开始,倾转翼飞机前后耗时七十年进行研究,经历无数挫折,才最终投入实用化。总投资在500亿美元以上。【2013年9月,中航工业在天津展出“蓝鲸”倾转旋翼机模型。】

1966年,陕西省,西安航空发动机厂(红旗机械厂)研制的涡喷-5乙(WP-5B)发动机,用于米格-15比斯飞机。该机长2.779米,直径1.27米,重989.24公斤,属于单转子涡喷发动机,是涡喷5的非加力改型,不带加力燃烧室。

1966年,湖北省,国营武汉重型机床厂,生产出中国第一台6.3米重型立式车床。该机床重200多吨,可以加工直径6.3米、长度3.2米、重达80多吨的圆柱体工件,椭圆误差不超过0.03毫米。它的性能和质量,达到当时国外同类型机床的先进水平。该厂建于1956年,当时是亚洲最大的重型机床厂其中最大的超重型车间,单层厂房占地3.4万平方米,建筑长度超过280米,相当于4个足球场!企业最高峰时员工总数多达3万人。1980年7月,武重研制出中国第一台专门生产导弹封头、壳体的W029型强力旋压机。1989年,武重研制出中国最大的CK53160型超重型16米立式车床,自重近700吨,工作台承重450吨。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超重型机床供应国之一。但是到1990年代,该厂陷入连年亏损。至2001年已经濒临破产,负债率高达95%。武汉重工业工厂云集的中北街,被称为亏损一条街。外资巨头在武汉办起了“瓜分盛宴”。2005年3月,武汉另一家骨干企业——武汉机床厂,仅以75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美籍华人JC周(原为桂林某机床厂技术员,1987年出国),成为外商独资企业。

1966年,公私合营上海协昌缝纫机厂,更名为上海东方红缝纫机厂,并将商标由无敌牌更名为蝴蝶牌(上海话中无敌与蝴蝶发音相同)。从此蝴蝶牌缝纫机红遍全国,曾是很多年轻人结婚时,梦想拥有的三大件之一。1974年蝴蝶缝纫机的产值达8198万元,上交利润2468万元,将技术转让给全国众多合作工厂,如河南开封缝纫机厂。1979年蝴蝶缝纫机产量突破100万台。1980年代起,大批乡镇企业和私营作坊,从生产缝纫机零部件,向组装整机转型。大量廉价缝纫机冲击市场,陷入无序竞争状态。同时由于群众从自己做衣服,向买衣服转变,家用缝纫机消费迅速萎缩。到1996年,上海的缝纫机厂陆续破产倒闭,只有蝴蝶牌活了下来。
目前,全球缝纫机的年销量约1000万台,中国市场却仅有10万至12万台。

1966年,天津手表厂生产的东风牌19钻手表,采用最新研制的ST5型19钻机芯,月差20秒左右。东风牌手表的前身就是中国第一块国产机械表一一五一牌手表。东风是内销品牌,海鸥是出口外销品牌,1973年开始出口。1974年至1978年生产了1183万只海鸥表,为国家创利税6.82亿元。天津手表厂一度是天津人的骄傲,到80年代有职工五六千人,转产电子石英表。到1990年代,全国钟表行业出现全面崩溃,38家大型手表厂全部停产。天津手表厂亏损两千多万,2000多名工人下岗失业。1998年厂里卖掉了最后一块40多亩的地。天津手表厂的巨额国有资产遭到瓜分掏空。2002年天津手表厂厂长王德明等人,以股份制改制名义,另外注册了天津中欧表业公司,生产海鸥牌手表。王德明等厂领导实际控制股权。2007年香港宜进利集团收购天津海鸥表机芯厂。2008年天津中欧与香港周大福合资,组建天津海鸥集团。周大福接手宜进利股份,并出资收购厂领导的私人股权。2011年初,原领导班子突然被撤换。新领导班子上任,继续张罗合资。
自2007年至2010年三年时光,海鸥表厂主导产权三易其主。历经几代人血汗打拼出来的亿万国有资产,就此成为瓜分肥肉。

1966年前后,四川宜宾五粮液的厂房。
五粮液出自宋代宜宾姚氏家族私坊酿制的“姚子雪曲”。后由晚清举人杨惠泉改名为“五粮液”。1954年,五粮液传人邓子均的利永川酒坊,向国家献出配方。1959年邓子均去世后,成立国营宜宾五粮液酒厂,厂房设在宜宾翠屏山和真武山脚下,年产300吨。1963年五粮液获得国家名酒称号。1964年,国家名酒标准化工作启动。五粮液在1966年完成了蒸馏和勾兑实验等分配项目,至今在酒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1949年中国白酒产量10.8万吨,1978年增长到143.74万吨。1980年代各级政府公款吃喝,走后门送礼风潮起来后,白酒消费量猛增。茅台、五粮液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即花钱买酒请客送礼,喝酒的人自己不掏腰包。2012年中央出台禁令限制三公消费后,五粮液市值在两年内蒸发800亿元。

1966年3月,四川自贡马鞍山,按照三线建设要求,从哈尔滨锅炉厂、上海四方锅炉厂、上海新建机器厂、上海汽轮机锅炉研究所等单位抽调建设者,来到四川自贡,建设第一机械工业部东方锅炉厂。该厂原本选址在德阳、江油,但江油布局项目已经不少。一机部长段君毅勘察后拍板,在自贡马鞍山建厂。由当时中国锅炉制造的老大——哈尔滨锅炉厂包建,其他单位协作,到1971年12月26日投产,主要生产燃煤电厂用大型锅炉。1964年国家规划三线建设时,中国已经有了哈尔滨、上海两大发电设备制造基地,能够研制全套电站装备。出于战略布局考虑,在四川建设第三个电力设备制造基地,包括德阳东方电机厂、绵竹东方汽轮机厂、自贡东方锅炉厂,分别由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哈尔滨锅炉厂援建。这些大型工厂在筹建过程中,涉及到数以千计的成套生产装备。全国采取大协作方式,对当年从苏联获得的技术装备进行消化吸收,成功完成了“工业复制”过程。三线建设对于中国工业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使当年中国从苏联获得的“移植型工业体系”,转向自主升级型,完成了技术自主化。世界上能做到这一步的发展中国家屈指可数(韩国算一个)。这是几代人血汗打拼的结果,而毁灭它,只需要几年。东方锅炉厂能在1990年代的中国国企破产浪潮中活下来,很不容易。
1966年3月8日5时许,河北省邢台地区隆尧县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烈度为9度,余震不断。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在人口稠密地区发生强震。3月9日,周恩来总理乘坐直升机飞赴邢台。3月22日16时,邢台宁晋县发生震级为7.2级地震。邢台地震共死亡8064人,伤38451人,倒塌房屋508万间,毁坏公路桥梁77座,经济损失10亿元,受灾面积2.3万平方公里。震后河南、河北、北京等40个县市地震谣言泛滥,引起群众恐慌,影响工农业生产。(袁汝逊摄)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人民解放军迅速投入抗震救灾,救灾物资源源不断运往邢台地震灾区。
参加救灾的达100多个单位、36674人,其中解放军官兵24411人、医务人员7095人,汽车881辆,飞机38架。灾区成立了以部队为主的党、政、军联合指挥部。各受灾地区、县也相应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

1966年3月26日到4月19日,国家主席刘少奇与夫人王光美,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三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夫人张茜陪同,分乘两架伊尔-18专机,从北京经新疆至巴基斯坦。4月19日,专机从缅甸仰光返回云南昆明机场。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就在刘少奇访问期间,国内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揪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是刘少奇的左臂右膀;第二件大事,中央下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成立了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就在刘少奇、陈毅准备从昆明乘汽车赴西双版纳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紧急通知,要他们马上到杭州去,出席4月16日起由毛泽东主席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第二天,刘少奇、陈毅等人乘坐飞机抵达杭州。会议上,毛泽东作出了撤销彭真为首起草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以及由彭真担任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建立了新的“文化革命小组”,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草案。杭州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回到北京。5月16日,刘少奇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正式定性“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1966年3月前后,山西省大同市的一条街道,屋角挂着苏元章拔牙所的招牌。旁边墙上贴着“大同市曲艺馆”的演出海报,节目有“快书”“魔术杂技”,票价“一律一角”。法国驻华使馆秘书索朗日·布朗(Solange Brand)拍摄。这一年冬天,中科院考古所在山西大同挖掘出侵华日军奴役矿工形成的“万人坑”。这一年,山西大同矿务局开工建设年产270万吨的特大型矿井——云岗煤矿,1973年3月31日投产。
退休工人李佐帮回忆:1966年国营煤矿招收农民工,他到大同矿务局同家梁矿工程队当了一名碹工,吃国家供应粮。矿上每年只发一身工作衣,磨损特别厉害,下了班除了到食堂吃饭,就是缝补衣服。老工人张大力回忆:他到雁崖矿工作的时候,矿上没能力为员工们解决住房问题,十几名员工挤在一间小工棚里休息。工人利用休息时间,自己动手搭建了平房,把老婆孩子接到矿上安家。到1970年代矿上的住房条件有所改善。

1966年4月,王光美随同刘少奇出访阿富汗。阿富汗霍梅拉王后在王宫举行宴会,照片为宴会前宾主合影。右四王光美、左四张茜(陈毅夫人)。王光美是资本家大小姐出身,张茜是演员出身,夫人外交的带头人。1956年到1966年底,张茜共出国访问21次,到过12个国家。文革爆发后,张茜遭到游街批斗,红卫兵指其生活腐化。当中国老百姓节衣缩食建设国家时,共产党高级干部及妻儿子女,依靠政治特权,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老百姓岂能看得惯。文革起来后,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成为北京八中革委会主任,一度猖狂至极,甚至勒令民主党派在三天内解散。1966年8月19日,陈小鲁主持批斗会,凌虐毒打北京八中党委书记华锦、八中校长温寒江。8月22日,华锦因不堪虐待上吊自杀。八中教师高家旺自杀身亡,党支部副书记韩玖芳被打致残。8月25日,陈小鲁发起组织了臭名昭著的“西城纠察队”。1967年二月逆流事件后,中央文革小组试图抓捕陈小鲁,但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下,将陈小鲁安排到了辽宁盘锦的39军。文革结束后,陈小鲁逃脱了法律审判。

1966年,粮食部审定的全国通用粮票,面额半市斤、一市斤、三市斤、五市斤。65年、66年版全国通用粮票发行量极大,几乎就是粮票的代名词,直至1993年退出市场流通。计划经济时期,粮票只是购粮凭证,不准买卖。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全国通用粮票等同于现金。各省市发行有地方粮票,只能在当地指定国营粮店,凭户口本购买食物,限期使用。职工要到外地出差时,由单位开具介绍信,兑换全国通用粮票,无时间限制。全国通用粮票因此具有极大的优越性。7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产业收割期,粮食供给日益宽松,一些农村小商贩进城,用鸡蛋换取城市居民手中节余的全国粮票。10斤全国粮票能换12只鸡蛋。当时,干部贪污挪用粮票,也是经济犯罪的主要形式之一。【毛泽东每月粮食定额是24斤。大学生每月定额33斤,中学生22-24斤,小学生15斤。教师医生每月27斤。城镇居民每月24斤。部分省市县发行干部专用粮票,区乡干部每月33斤。各省市粮食定额略有差异。毛泽东时期,中国老百姓一口一口省下的粮食,转化为工业建设原始资本,建起了超过30万家工业企业。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这批国有企业积累的巨额资产,成为官僚权贵集团瓜分的肥肉,转化为私营企业。】

1966年4月20日,河南省林县举行红旗渠竣工通水典礼,三条干渠同时竣工,总干渠和干渠全长171.5公里。红旗渠从1960年2月开工,为改变因缺水造成的穷困,林县组织数万民工,开凿渠道从彰河引水,苦战十年,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干支渠总长1500公里,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先后有189名建设者牺牲,256人重伤致残,年龄最大的63岁,最小的17岁。红旗渠的建成,彻底改善了林县人民十年九旱、靠天等雨的恶劣生存环境,解决了56.7万人和37万头家畜吃水问题,54万亩耕地得到灌溉。被林州人民称为"生命渠",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新中国两大奇迹之一。

1978年改革开放后,修建红旗渠的功臣遭到打击迫害。林县县委书记王德政,县委干部雷庆祥,借着中央“清查三种人”的机会制造冤案。林县县委常委17人中有14人被处分,任羊成和一批红旗渠元老,成为“假劳模”、“真帮派”,数千人被关进“学习班”。有3人被迫自杀,3人自杀未遂。第一任红旗渠工地指挥长周绍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含冤而死。副县长、红旗渠工地指挥长马有金,被逼服毒自杀未遂,赶回农村含冤而死。铁姑娘队长郭秋英、英难炮手常根虎被批斗后免去职务、清除出党。过去宣传过红旗渠的人,如作家华山、诗人郭小川受到点名批判。

到1980年代,随着中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集体经济崩塌,红旗渠渠道废弃。水源地用水紧张,红旗渠常年见底。渠道无人看守而破坏日盛。农民们将渠内的石块搬回家盖房子或砌猪圈。任羊成家门前的沟渠,常年被生活垃圾和污水淤塞,散发出难闻的臭味。1991年,红旗渠成立风景管理区,旅游收入寥寥。灌区管理局共有员工512人,工资都发放不下来。1977年红旗渠引水量为4.57亿立方米,到2000年仅剩下0.73亿立方米。360个配套水库毁弃。2003年,林州市政府打算将红旗渠风景区打包拍卖,政府入股分红。2014年6月26日凌晨,红旗渠局部坍塌,76间民房被冲毁,400亩农田被淹。2014年1-9月,红旗渠景区接待游客27.8万人,旅游收入1985.7万元。

1966年4月1日,直布罗陀以西1400英里,大西洋海域,美国海军福莱斯特号航母(CVA-59),出动8架战机驱逐苏联的图-95轰炸机。照片里是VF-74中队的150425号F-4B鬼怪II式舰载攻击机,和VAH-11重型攻击机中队的F-3B战斗机。美苏两国飞行员甚至能通过玻璃座舱,看清对方的脸和手势。

1966年5月,南非约翰内斯堡,白人公园里的长凳,只限照顾白人小孩的黑人保姆坐,其他黑人只能坐在地上。

196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郊区的贫民窟。因工业化而流入城市的廉价劳动力,居住在简陋破旧的棚户区内。社区领袖Elies Ortiz招募志愿者,组织人口普查,修建图书馆、成人学校,宣传社会主义理想。佛朗哥独裁时期,西班牙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直至1975年佛朗哥死后获得合法政治身份。

1966年5月7日,越南战场,美国侵略军出动UH-1直升机,在丛林里实施机降,搜索越共游击队。美联社照片。

1966年5月,台湾省高雄港内,停靠的美国海军艾伦·萨姆纳级驱逐舰。这是美国在二战中建造的最好的驱逐舰,共70艘,满载排水量2800吨。照片里的DD-745在1969年移交台湾(襄阳舰),DD-786在1977年移交台湾(开阳舰),DD-845在1987年作为靶舰被鱼叉导弹击沉。DD-684在1972年报废。最右侧的DDG-18,是亚当斯级导弹驱逐舰,满载排水量4500吨,共建造23艘,是50年代世界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到1992年全部退役。国民党逃亡台湾后,一共从美国接收了37艘退役驱逐舰,组成了庞大的阳字号舰队,对解放军海军形成压倒性优势

中国大陆采用飞潜快战术,在发展造船工业的基础上,从最初建造50吨级快艇、1800吨级潜艇起步,到1970年建成攻击性核潜艇,1975年建成第一代中型导弹驱逐舰(051级),满载3600吨级。其后由于1980年代裁减军费,海军发展缓慢。直至1992年才建成第二代导弹驱逐舰(112舰),满载4200吨级。1996年台海危机后,中国耗资22亿美元,从俄罗斯进口了四艘现代级导弹驱逐舰(满载8000吨级)。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经济爆发式增长,海军舰船加速投产,相继建成052B、051C、052D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驱逐舰,并在数量和质量上,对台湾国民党海军形成压倒性优势。台湾省没有大型作战军舰研制能力,主要依靠购买美国退役军舰,舰龄普遍在30年以上。同时期,韩国在发展先进造船工业基础上,实现了大型军舰国产化,但是关键系统要靠进口。中国与日本,是亚洲仅有的两个具备尖端军事工业体系的国家,背后是几代人的艰苦奋斗。

1966年5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67师,奉命进驻越南(北越)安沛省,负责滇越铁路老街-安沛段的防空守卫任务。5月31日清晨3-6时,敌军出动30批109架次飞机,被我击落16架,击伤10架,俘获敌飞行员4名。战斗极其激烈,高射炮管都打红了。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了中央军委的嘉奖令。照片为5月31日战斗中被俘获的美国飞行员。67师607团5连全连7名战士牺牲,他们是: 指挥仪班长兰海平; 指挥仪七测手李学成; 指挥仪八测手居学军; 指挥仪九测手孙永芳; 炮四班班长黄永龙; 雷达传诵班战士郑绍杭;有线电话班班长姚宝兴。这七位烈士的遗体安葬在越南红河畔的安沛市烈士陵园内。

1966年5月,河南省安阳专员公署粮食局,制作的丰收不忘节约宣传画。号召人人节约粮食,支援国家建设。新中国每一分钱的工农业原始积累,都是全国亿万劳动者,几十年省吃俭用攒下的血汗钱。

1966年5月1日,山东省国营淄博昆仑机器厂,研制的鲁山牌1.5吨载货汽车,后改名为长征牌。该厂建于1956年,1971年改名为淄博汽车制造厂, 生产泰山牌载货汽车、212吉普车。1996年转产轻骑摩托车。2005年改制为私营企业。现为山东唐骏欧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有资产7亿多元。这家私营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就是原来的国营淄博汽车制造厂厂长、党委书记薛兴震。

1966年,韩国大邱,新进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的客车组装厂。该厂成立于1961年10月27日,与美国通用汽车合资生产客车。1983年改组为大宇汽车公司,1984年对美国出口汽车。大宇集团创立于1967年,一度是韩国第二大财团,资产高达650亿美元,全球雇员32万人。大宇创始人金宇中,曾被韩国人视为民族英雄。但高速扩张带来的高负债率,导致大宇集团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破产,负债800亿美元。金宇中潜逃国外。2000年12月,大宇汽车宣告破产。2001年9月,美国通用汽车以12亿美元,并购韩国大宇汽车,中国上汽集团占股10%。

1966年,韩国新进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大宇汽车前身),与丰田合资,进口日本零部件,组装丰田CORONA 1500轿车。这是韩国汽车工业跨出的第一步。1962年韩国政府出台了《汽车工业保护法》,严格限制外国汽车及零部件进口。韩国大宇、双龙、现代、起亚等汽车企业,从1960年代开始引进日本、美国零部件组装轿车,到1990年代实现技术自主,具备汽车研发能力,花了足足三十年时间,期间因为技术质量问题饱受挫折。1980年代韩国出口至美国的廉价小型轿车,以质量低劣而臭名昭著。韩国企业因此下大力气进行质量管控体系建设。
直到1987年,韩国政府放进口车限制,加收60%关税,进口了第一批轿车。1989年,韩国汽车年产量破百万大关,达到113万辆。1991年,韩国现代公司制造出第一辆国产化率100%的国产车Accent(雅绅特)。1999年,韩国现代跻身世界第11大汽车制造商,标志着韩国汽车工业崛起。如果不是韩国政府严格的市场保护政策,韩国汽车工业在产业培育期,肯定被拥有技术市场优势的日本、美国、欧洲轿车冲垮,根本熬不到产业收割期。到2007年,外国进口汽车在韩国市场占有率仅有4.5%。2011年韩国汽车出口量315.19万辆,中国仅为81万辆。

中国大陆、台湾的汽车代工业都是活生生的失败例子。2014年中国汽车产销量突破2400万辆,高居世界第一位。但其中:国产自主品牌轿车仅占277.44万辆,多数是15万元以下的中低端廉价车型。排名最高的吉利帝豪EC7仅位居21名(16.5万辆),甚至还不如排名第18位的东风悦达起亚K3(17.4万辆)。中国轿车销量前20名,全部被德国大众、美国通用、美国福特、日本丰田、日本日产、韩国现代占据。改开三十年后,美国德尔福、江森自控、伟世通、博格华纳、李尔、日本电装、爱信、三菱、德国博世、采埃孚、法国法雷奥等零部件巨头,全面控制中国汽车产业的变速箱、发动机、底盘悬挂等核心部件。中国汽车制造业70%的利润被外资拿走。

1966年5月,阿尔巴尼亚,工厂内使用中国援助的锻压机床。中国应阿方邀请,由摄影学会派袁毅平、《解放军画报》总编高帆、新华社记者唐茂林,前往阿国拍摄。从4月28日至6月6日回国,获得高规格接待。袁毅平拍摄。

196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号外,我国进行含有热核材料的核爆炸成功。这是
一颗助爆增强型原子弹,代号629,采用轰-6甲空投爆炸,威力20-30万吨当量。核装药中加入了高浓缩
氘化锂6,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裂变-聚变-裂变反应,为氢弹理论研究提供了实测数据,用于改进氢弹扳机的设计。氢弹通常采用原子弹的裂变能量作为引爆扳机。氢弹扳机和被扳机,是氢弹研制过程中的难点。王淦昌、彭桓武、陈能宽、周光召、于敏等科学家,在三个月内进行了上百次爆轰模拟实验,反复测试分析,最后确定了扳机系统的结构方案。核工业系统工厂加班加点,完成了氢弹核部件加工组装。中国核工业,是改革开放后,少有的几个没有被合资风潮搞垮的产业。那些鼓吹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不妨试试看,去跟美国人合资生产核武器。

1966年5月9日,《北京晚报》头版,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愤怒声讨原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头版刊登文章:《北京日报》为什么包庇邓拓,决不准把党报变成反党工具。1912年,邓拓(原名邓子健)出生于福建闽县,父亲为清末举人。1931年入读上海政法学院,参与学生运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进入晋察冀边区,改名邓拓。历任《晋察冀日报》社长、总编,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等职务。建国后出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毛泽东多次斥责邓拓负责的《人民日报》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邓拓请求辞职,毛泽东说,你只知道养尊处优,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邓拓辞职后由吴冷西接掌人民日报。邓拓极其爱好字画收藏,1959年出任北京市委书记,兼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领导小组组长。1961年邓拓斥资5000元,从白坚夫(吴佩孚的秘书长)手里购买了宋代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1964年,邓拓为避风头,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145件(套)古代书画精品。包括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及明代石涛、唐伯虎、倪瓒、仇英、沈周、八大山人等名家的绘画精品。一个共产党革命干部,手里居然有这么多古代名画,实在让人匪夷所思。1966年5月18日,邓拓在北京家中服安眠药自杀。1979年胡耀邦为其平反,称其为“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966年5月16日,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刘少奇主席主持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当时毛泽东还在外地。五一六通知由毛泽东主席主持,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峰、戚本禹等人起草,先后八次易稿。4月24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通过了草稿,并决定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五一六通知:一是前言,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二是列举《二月提纲》10条罪状,逐条批判。指明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违反党纪党规,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盗窃中央名义,擅自发布《二月提纲》。批判彭真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反击《二月提纲》中用暗语批评毛泽东为“以势压人的学阀”。不点名的反击刘少奇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五一六通知》点明这次斗争的原因:“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接班人、赫鲁晓夫等词汇,实际是隐晦地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刘少奇。通知点明这次斗争的范围和方式。《五一六通知》写道:“要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五一六通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夺权”,并且确定夺权的范围,只限刘少奇掌控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并不准备夺经济界和军队的权。这也是告诉周恩来和林彪,这场夺权运动不会波及到国务院与军队势力。所以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和林彪也积极帮助毛泽东“夺权”。林彪在5月1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用大量篇幅讲反革命政变问题,林彪说:“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国家中,先后发生61次政变,搞成功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下来当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每年平均11次。”。然后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法语‘政变’的音译)’。我们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

《五一六通知》发布后,刘少奇采取了“丢卒保车”策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揭发批判。通过中央决议,撤销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副委员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罗瑞卿(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陆定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将其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刘少奇长期作为党内二把手,拥有众多党羽,如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副总理)等实权人物。刘认为毛泽东要夺文化宣传领域的权,那就干脆让给他,自己仍然大权在握,也不至于被打倒。5月30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周恩来开会讨论,主动提出把《人民日报》、新华社的大权交给毛泽东控制。毛泽东迅速派陈伯达接管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掌控了最关键的舆论喉舌。

但是众高官都误解了毛泽东的意图,以为毛泽东只是要夺刘少奇在文化宣传领域的权。早在1949年建国之前,毛泽东就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正是要“消灭不拿枪的敌人,消灭党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敲打敲打那些得意忘形的共产党官僚集团。

《五一六通知》在发布后的一年内,都属于中国共产党二级机密文件,只有17级(县级)以上的干部才能接触。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发表(即本图片),从此成为公开文件。

1966年5月25日下午2点,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以北大校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为首的哲学系七名党员署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炮轰北大党委遵从上级的修正主义路线,压制群众革命。当时陆平是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彭珮云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彭德怀侄女)。陆平掌管北大时,严格执行刘少奇路线。他在1964年的社教运动中,打击迫害教师学生,引发左派愤怒并与其斗争。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一直保护陆平。1965年7月,彭真公然假借毛主席名义,说陆平是个好同志;并指示邓拓(北京市委书记)、许立群(中宣部副部长),利用四清运动之机,陆续组织斗争迫害了100多名北大左派,时间长达数个月。聂元梓等人写大字报,实在是忍无可忍。

5月25日晚,北大校长陆平召开全校党员大会,强调党员的组织纪律性,得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等人支持。5月26日,北大校党委派副校长黄一然,找聂元梓谈话,要聂“主动检查,把大字报撕下来”,聂表示拒绝,由此遭到围攻。

 6月1日中午,身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康生从北京密报来的聂元梓大字报抄稿。毛泽东直接给康生打电话说:“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是写不出来的。但是左派们写出来了,我看好得很!“。毛泽东在材料上批语:“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下午4时,批示送到康生手中。6月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顿时震惊全国。截至23时45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接到质问的58次电话,绝大多数是从北大打去的。 6月1日晚,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宣布停止北大党委职权,派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率领工作组进驻北大。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批驳了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说的“加强领导,坚守岗位”,声称“为陆平、彭珮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 文章第一次明确地告诉当时只知有“三家村”和三反分子的广大群众:你们过去一贯尊崇、服从的党组织,是要分析和区别对待的,有的是假的、修正主义的“共产党”!当然,对领导者也要分析。不要再盲从下去了,要造反! 

从6月1日至6日的六天内,北大校园内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校内贴出大字报5万余张,对以陆平为首的原校党委展开了全面进攻。外地声援聂元梓等人的信件和电报,雪片似的从全国各地飞进北大。对事态的急剧转变,让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感到惊愕。6月3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决定: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从而间接地告诉人们,彭真、刘仁被罢官了。 

6月3日起,刘少奇、邓小平为了掌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开始向北京以及各地的重点大学、中学派驻“工作组”,组建“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名义上是领导文化大革命,实际是与学校的干部子弟联手,镇压教师、学生自发组织的各种革命活动。在此后的短短五十多天里,制造了西安交大6.6事件(王永婷跳楼身亡,李世英自杀未遂)、清华大学6.7事件、北京金融学院6.10事件、北大6.18事件、北京地院6.20事件、北师大6.20事件、北京林学院6.20事件等诸多对抗性的校园事件。而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仅北京就有1万多名的教师、学生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更有近千人被抓捕,为了抗议“工作组”,发生多起教师学生绝食、自杀事件。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都被工作组整得很惨,一度以绝食抗议。刘少奇等人的倒行逆施,引发群众强烈抗议。【1947年土地改革、1957年反右、1963年四清运动、1966年文革,刘少奇负责的工作组均制造了冤假错案,导致大量人员自杀死亡。】

1966年5月29日,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骆小海(干部子弟)、卜大华(军队子弟)、邝桃生(军队子弟)、王铭(干部子弟)、熊刚(干部子弟)、张承志(回族)、张晓宾、陶正、高洪旭、袁东平等17名学生,在学校附近的圆明园废墟上集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这些学生主要是干部子弟。其中卜大华是七机部某分部政治部主任卜文达之子。王铭是副总理罗瑞卿秘书王仲方之子。同日,北大附中学生彭小蒙,组织成立了“红旗战斗小组”。彭小蒙的父亲彭炎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其母阮波是女作家。

清华附中前身是抗战时期的成志学校。建国后成为北京录取分数最高的中学,有一大批北京党政军各部委中高层干部子弟。校内矛盾非常尖锐。如某些干部依靠特权,将子女转入清华附中(指王铭)。1964年发生的娄琦熊刚打架事件。只是因为熊刚的父亲是驻古巴外交官,校长万邦儒(地主出身)不问是非,公然袒护干部子弟。由于校领导多数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出身,怕犯政治错误,不敢得罪高干子弟,引发平民子弟不满王铭靠特权入校后,生活散漫,难以通过入团申请。他居然给团中央写告状信,说清华附中领导不执行阶级路线。吓得校领导跑来安慰,并责令班上的团支部发展他入团,立即担任支部组织委员,继而又升任清华附中分团委委员。

骆小海、邝桃生、张承志等干部子弟(官二代)都是如此,除了有个级别不高的干部老爹,功课平平,身无特长。在清华附中形成了一种束缚压抑心态,对出身不好、成绩优秀的平民子弟心怀嫉恨。1965年11月批《海瑞罢官》后,政治风潮已起。骆小海在教室黑板报上写了一篇“造反精神万岁”的短文,与卜大华、邝桃生等干部子弟逐渐形成小圈子。校领导怕犯政治错误,对其进行限制,自然引起骆小海等人的不满,对校领导贴大字报。到1966年3月,骆小海等人的矛头,明显指向了出身不好的“白专学生(平民子弟)”。指责校领导重用平民子弟,占了他们的位置。干部子弟声称:天下是他们的天下,国家是他们的国家。干部子弟试图维护政治特权的抱负,便是他们最初组建红卫兵的目的。一些出身不好的平民子弟,开始主动投靠干部子弟,跟在屁股后面供其驱使。从1966年5月成立红卫兵,到1967年1月联动西纠遭到打击,北京出现的第一批红卫兵队伍,主要以中高级干部子弟为主,维护的是其老爹老妈的干部特权阶层利益,犯下了累累罪行。高干子弟的暴行,引发平民子弟的强烈反抗,由此产生了大量由平民群众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即造反派

这些干部子弟谁也想不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正是要砸碎他们的特权阶层爹妈。到1967年干部阶层遭到沉重打击,干部子弟抓入监狱后。这些鄙视人民群众的高干子弟沦为黑帮分子,他们对毛泽东、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恨之入骨。全国上千万平民家庭出身的红卫兵,在毛主席主持下,成为文革主力。这些平民子弟鱼龙混杂,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引发了大量武斗事件。

文革时期部分红卫兵组织的袖章。红卫兵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并不能反映这个群体的真实面貌。他们实际是完全敌对的群体。红卫兵运动从1966年出现,至1978年遭到政府取缔,延续长达13年,规模达数千万人。主要动乱时期为1966年8月至1968年10月。期间在全国诞生了数以万计的派别组织。单是一所学校或工厂,都可能存在数个相互敌视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从组织目标来分,可分为“保皇派、造反派、伪造反派、逍遥派”四大类。红卫兵袖章有“红底黑字、红底黄字、红底白字”三种。其中红底黑字袖章,是干部子弟红卫兵的专有标志,出现在文革初期,存世量较少。为了防止伪造袖标,当时采取在袖标上加盖公章的方式。

文革初期,参加红卫兵有着严格的身份要求,必须是出身“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红五类)家庭。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没有农民,工厂和工人数量有限,因此在红卫兵运动发起时,最活跃的北京海淀、西城、东城区,实际上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这些人占学生数量的20%左右。如清华附中1500余名学生中,红卫兵不到300人。这批干部子弟(官二代)组成的第一批红卫兵,也称为保皇派。

保皇派兴起于1966年6月,至1967年1月失势,由干部子弟发起,主要以武力保护老干部集团,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打击迫害群众,转移文革斗争方向。这一派的特征是组织能力强、信息渠道强,敢打人杀人,有高层干部在背后支持,但缺少群众支持。在1966年至1967年,老干部集团未被彻底打倒前,保皇派一度猖狂至极,犯下众多惨无人道的暴行。保皇派代表组织有北京东纠、西纠、海纠、联动,济南黑字兵、沈阳红后代等。造反派兴起于1966年8月,至1968年10月失势,以中下层群众或左派群体为主,多因反抗官僚集团或保皇派红卫兵迫害而起,主要佩戴红底黄字袖章。这一派的特征是鱼龙混杂,规模庞大,有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能从群众中吸收大量成员。还有一种造反派是在保皇派失势后,官僚集团为了保护自己,组织的“伪造反派”,用打手冒充革命群众,借其势力与造反派斗争。在1967年老干部集团被打倒后,造反派、伪造反派之间争斗激烈,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逍遥派是以红卫兵的身份为掩护,企图逃离派别斗争;如无力自保,也无法逍遥其外。1978年老干部集团复辟后,平民子弟出身的造反派遭到清算打击,数十万人被捕入狱,牵连300万人以上。而高干子弟组成的保皇派红卫兵,即使文革时期犯有杀人命案,最终也被老干部们包庇过关。高干子弟(官二代)现今控制着中国政权。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当晚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猛攻北京市委。毛泽东发动的舆论攻势,引发了刘少奇、邓小平等干部集团的反击。

6月2日,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学校贴出向修正主义开火的大字报。6月8日,北京四中、八中的上百名高干子弟骑着自行车来清华附中声援,如孔丹、孔栋兄弟,秦晓、王尚荣及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永、薄熙成兄弟等。副校长韩家鳌亲自到校门口劝解,根本不被这些高干子弟放在眼里。有人调侃“十七级干部,我们家有好几个呢!”。这一下子激怒了那些对校领导有深厚感情的平民学生。高三二班的宣夏芳(女,工人出身),愤然写下以“宣战”为笔名的大字报,“什么是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宣夏芳由此遭到干部子弟的切齿痛恨。

6月8日当晚,共青团中央指派中央团校校长刘晋为首的工作组,宣布接管清华附中。当时共青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是该校高一学生。工作组一进校就宣布支持红卫兵(干部子弟)。组长刘晋每天要向团中央书记胡启立汇报情况,胡启立则直接向刘少奇汇报。从6月9日开始到七月底工作组撤走,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等人遭到干部子弟批判殴打。每天晚上,在教学楼前挑灯夜战,高音喇叭中声嘶力竭的哭诉。那些出身不好的平民子弟遭到批判整肃,甚至被拳脚相加、剃阴阳头。动手打人最积极的是那些跟在干部子弟(官二代)屁股后面,出身不好的学生。

7月底后走向社会的破四旧、抄家、打人、焚毁图书,甚至杀人。都是这群极端狂妄、无法无天、蔑视普通老百姓的干部子弟所为。因为他们背后有老子撑腰。8-9月被称为八月红色恐怖,北京各学校单位被打死1772人,相当部分是学校老师。这群高级干部子弟,最终居然狂妄到胆敢冲击公安部大楼,去救那些被公安部门抓捕的干部子弟。在半年疯狂之后,1967年1月,随着联动西纠遭到打击,和二月逆流事件爆发。老干部集团倒台后,失去爹妈支持的干部子弟,一下子沦为“黑帮子弟”,保皇派就此失势。

1966年6月2日,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谭厚兰、刘兴隆等四名学生贴出大字报,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捣毁‘三家村’一切分店”,揭发北师大党委书记程今吾。质问什么禁止贴大字报?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难道是由于学的太窄了吗?谭厚兰于1937年出生湖南望城一个贫农家庭,1958年在湘潭一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同年入党。1961年以干部身份保送北师大政教系学习,其人身材娇小,戴副眼镜,生活勤俭,学习刻苦。

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成立于1902年,是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师大,原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调任北师大校长。1959年北师大成为首批全国重点大学。北师大校内关系比较复杂。如陈垣是国民党时期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北师大党委书记程今吾(副校长),曾任延安抗属小学校长,后在中宣部任职。党委副书记马建民的妻子是著名作家杨沫。彭德怀元帅的妻子浦安修是党委委员。朱德元帅的女儿朱敏在校任教。中文系的闻蕙老师是闻一多的女儿。北师大的学生里既有干部子弟,也有贫寒子弟。

1966年6月,谭厚兰最先响应聂元梓,在北师大贴出大字报,矛头指向校党委,引发全校辩论。北京市委随即派遣工作组进驻北师大,组长是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孙友余,组员有刘卓甫(全国物价委员会副主任)。工作组进校后,既批校党委,又批带头造反的学生。6月20日晨,谭厚兰等17人贴出大字报《孙友余把运动引向何方?》,反对工作组长孙友余。又有3人贴出大字报《郭影秋你是什么人?》,就北京卫戍部队准备在暑假中,暂住人民大学一事,质问郭影秋此举是否彭真的阴谋。孙友余作广播讲话,认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北京新市委,也就是反对党中央,提出了“反对干扰”的意见。谭厚兰等反工作组的学生,随即遭到工作组严厉打击,被打成反革命分子。7月12日,中央文革小组派曹轶欧(康生夫人)等人到北师大调查“六·二〇”事件。7月13日,中央文革小组严厉指责孙友余,要求他向北师大全体师生员工作检查。孙友余拒绝检查。7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撤销孙友余的工作组组长职务。7月27日,江青、康生带中央文革小组到北京师范大学开会。康生说:“首先,师范大学斗黑帮分子程今吾斗得好。我们经过调查,孙友余这个组长,没有把程今吾这个黑帮分子紧紧抓住,而是把矛头指向了我们同学。”他实际上宣布打倒孙友余。康生在讲话中宣称彭真2月底3月初要搞政变,宣布为反工作组的谭厚兰平反。

8月23日,谭厚兰组织了北师大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9月9日中央文革支持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三司”的造反组织。在这个组织的推动下,地质学院的王大宾,首都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也日渐壮大起来。谭厚兰与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同为“地派”领袖。天派是指以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为首的造反派红卫兵,地派是指以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为首的造反派红卫兵。12月26日,谭厚兰以“井冈山战斗团”为核心,联合其他群众组织成立了井冈山公社。1968年造反派红卫兵失势后,谭厚兰被下放到农场劳动,1970年调回北师大接受隔离审查。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谭厚兰。1981年,谭厚兰被检查出患有宫颈癌,保外就医。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作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1982年11月,谭厚兰病死于湘潭医院,年仅45岁。

1966年,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家的三个女儿,戴上红卫兵袖章,左起邓榕(16岁)、邓楠(21岁)、邓琳(25岁)。其中邓琳是中央美术学院革委会副主任,1967年毕业。邓榕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是邓小平的传话人。邓楠在北大技术物理系读二年级,邓朴方在北大技术物理系读四年级(团支部书记、预备党员)。

北师大女附中建于1901年,位于中南海西侧一公里,1949年与华北育才中学女生部合并,成为北京第一批重点中学,也是高干子弟学校。高干子弟包括:刘亭亭(刘少奇女儿)、邓榕(邓小平女儿),陈伟华(陈云女儿),宋彬彬(宋任穷上将之女),刘进(河南省委书记刘仰峤之女)等。由于高干子弟众多,高官夫人们对该校校长职位争夺很激烈,只得长期空缺。副校长卞仲耘等人实际主管学校,对高干子弟进行特殊照顾。班级和学生会干部中有不少高干子女,自然引起平民子弟不满。然而文革初期,率先向校领导发难的,居然是高干子弟。

1966年6月2日早上,刘进在跑步时听到广播播放聂元梓的大字报。随后她找到宋彬彬,问愿不愿意写大字报。上午10点,刘进、宋彬彬、马德秀三人联名,贴出了北师大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攻击校党委,立刻引起全校各班大辩论。6月3日上午,为了抓住文革斗争方向,刘少奇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制定8条要求。共青团中央常务书记胡克实列席会议,并向共青团系统传达指示,决定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负责北京西城区文革工作的团中央书记胡启立,根据邓小平指示,决定把北师大女附中作为运动“典型”,向该校派出工作组。

6月4日上午,由共青团中央干部张世栋(组长)、马娴华(副组长,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叶礼艳组成的工作组进校。胡启立到校视察。工作组进校后,根据宋彬彬等人的揭发大字报,夺了校领导的权。校党总支书记卞仲耘(副校长)、副校长胡志涛、副校长刘致平、教导主任汪玉冰、副主任梅树民,通通靠边站。唯一留任的是主管后勤总务的李副校长。在工作组支持下,建立革命师生代表会。刘进一跃成为统管全校学生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宋彬彬、马德秀、耿丽兰、尹斐担任副主席。刘亭亭与邓榕成为年级代表。随即各班的团支部、班委会被废除,班主任靠边站,成立班核心小组。掌权的全部是高干子弟

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学生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在教师宿舍区贴上"狼狗窝"。一些师生对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非常不满。6月17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13人,贴出了《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在工作组策划下,当晚全校召开大会,就这张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在工作组的煽动下,不少学生跳上台去大叫在学生中也有5%,也有右派,现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等等。另一方面,梁二同(父亲在空军任职)等高中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对反工作组学生的围攻直到深夜十二点,而后又叫各班回去继续和反工作组的学生进行"辩论"。会后邓榕赶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小平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邓小平一句话,导致许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6月21日,在工作组指挥下,举行了第一次对卞仲(女)、胡志涛(女)、刘致平,汪玉冰(女)、梅树民等校领导的揭批会。女教师袁淑娥跳上台,大骂卞仲耘有生活作风问题。1959年卞校长住院时认识了袁淑娥,从此两家成为朋友。1963年,袁通过卞校长,把丈夫丁某从北京空军转业到女附中做英语老师,随后两人婚姻破裂。袁因此哭诉卞破坏其家庭。还有一名教师揭发卞仲是刘仁介绍入党的假党员。学生立即群情激愤,将卞仲打得当场呕吐。6月22-23日揭批会继续开,工作组继续煽动学生殴打校领导。卞校长挨打最多,被迫给上级领导写求援信,并传到了邓小平手里。工作组的倒行逆施引起部分学生反抗。

6月27日,梁二同等18名高三学生,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对此邓小平十分恼火,让卓琳打电话给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要刘了解梁二同父亲(军人)的情况。邓小平通过邓榕向工作组指示: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管不好,这样会使他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作组可以和他们展开辩论。7月5日上午,胡启立、张世栋带刘进和宋彬彬,去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学校的运动情况。在场的只有邓和夫人卓琳,主要由张世栋汇报,胡启立补充。此时刘进的父亲刘仰峤已经作为”黑帮“被停职。邓小平对刘进说:刘仰峤是个好同志。汇报过后,邓小平做出指示:发动学生对反工作组的学生进行辩论,不允许学生成立党团以外的组织(红卫兵此时还处于地下状态)。

7月5日下午,张世栋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动员部署大辩论,主题是"运动要不要工作组的领导",辩论对象是李黎黎、梁二同、王南芬等反工作组的学生。当时上升到了"反夺权"的高度。说他们想夺权,仇视干部子弟(背后说坏话),仇视党的阶级路线。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叫各班按着工作组树立的"样板"抓右派。当时高二(二)一个班就斗争了12名被斥为"右派"的同学,其中张XX、朱XX被定为"反革命"。张XX被斗了两天一夜,朱XX只许在"牛鬼蛇神圈"里活动,剥夺了她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并被监视起来。有的同学被逼出了精神病。

从1966年6月至8月,邓小平主抓的北师大女附中,六名校领导中有五名被斗,六个教研组长有五名被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半数教师遭到批斗。从7月23日开始,工作组组织了包括即将退休的老教师和半退休病号在内的师大女附中干部、教师"集训",按照"四清"的操作方式,集中解决他们"洗澡下楼"问题。每个干部、教师都跟着一个"左派学生",随时叫他们交代问题。集训期间,干部教师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残,很多干部教师都讲,去集训就象进了"集中营",有的教师说:"再过几天,我就要被逼疯了!"有的教师写了遗嘱、绝命书。

7月31日,反工作组学生贴出来一张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大字报",她们坚决反对工作组。8月5日下午,卞仲耘副校长被学生殴打致死(打死卞仲耘的不是红卫兵。成为北师大女附中第一名被打死的干部。当晚,刘进等人向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汇报。8月8日,北师大女附中成立"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刘进为主任。高干子弟摇身一变成了红卫兵,依然牢牢掌握着大权。直至1967年,毛泽东将老干部集体打倒,平民子弟才翻身解放。

1966年夏,北京饭店,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妻子胡明和子女合影。前排左起薄熙宁(四子,12岁)、薄熙来(次子,17岁)、薄熙成(三子,15岁)、薄熙莹(长女)、薄一波。后排左起胡明、薄洁莹(次女)。胡明时任第二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局局长。北京饭店建于1900年,解放前是北京首屈一指的高档饭店。建国后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接管,成为高级干部及外宾的聚会场所。除了开会、吃饭、住宿,还可以理发、娱乐。饭店厨师是从各地抽调的名厨,有川、粤、淮扬等菜系。周恩来还专门把谭家官府菜安排到北京饭店。1966年文革爆发后,北京饭店驻扎的大批外国记者,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报道。1966年9月6日,薄一波以摔倒为由,向周恩来请假外出休养,实为避风头,周恩来批了半年假。薄一波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去了广州,住在珠岛宾馆。薄熙永留在北京,成为西城纠察队副主任。1967年1月,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薄一波被红卫兵揪回北京。1月17日,胡明在广州返回北京的16次特快列车上,服安眠药自杀,死因存疑。薄一波倒台后,在北京四中读书的薄熙永、薄熙来、薄熙成兄弟,一下子成了黑帮子弟,被关入监狱,直至1972年8月释放。毛泽东逝世后,薄家重新得势,成为权贵家族之一。

1966年6月9日,一支规模多达528人的全国最大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是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副部长级,左图),副组长是冶金部副部长周赤萍、林业部副部长杨天放。工作组正式接管清华大学。6月初,北大教师聂元梓贴出大字报后,清华大学先是出现揭批彭真的大字报。然后干部子弟将矛头转向了清华校党委,指责蒋南翔校长(教育部副部长),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是“教授治校”。将清华108名教授称为“108将”。蒋南翔为首的校党委,与师生展开辩论以自卫。

当时在清华大学的高干子弟包括:刘涛(刘少奇女儿)、贺鹏飞(贺龙元帅之子)、李黎风(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之子)、刘菊芬(副总理刘宁一之女)、乔宗淮(外交部长乔冠华之子)。高干子弟在工作组支持下,将蒋南翔为首的校党委打成黑帮。6月13日,北京新市委郭影秋宣布,蒋南翔停职反省。但工作组也对造反学生十分不满,批评学生的串联活动。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蒯大富(右图,江苏滨海人,父母为中共党员)等人,对工作组表示不满,要求与工作组组长叶林辩论,炮轰工作组压制文革。6月19日,蒯大富提出赶走以叶林为组长的工作组。同一天刘少奇要王光美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两天后王光美加入工作组,出任工作组顾问。

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对其进行批评。蒯大富以绝食抗议,还跑到清华火车站,准备卧轨自杀。工作组并未因蒯大富绝食而退让,决定让校共青团来解决闹事学生的问题。蒯大富所在班团支部召开全体会议,对其批评教育,蒯大富则口若悬河地进行辩论。最终多数人同意开除蒯大富的团籍。这意味着今后他再也不会受到重用。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学校将蒯大富软禁了起来,关了18天。

没想到事件出现转机。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询问情况。7月29日,清华大学工作组撤销。7月31日凌晨2点,周恩来总理乘坐汽车至清华大学甲所宾馆,听蒯大富汇报文革状况,一直讲到清晨5点还没说完。当晚7点,周恩来将蒯大富约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带着山东省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继续听蒯大富告工作组的状,一直讲到晚上10点,并做了全部记录。第二天,8月1日,八届十一次全会开幕。毛泽东与刘少奇彻底摊牌。

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随即蒯大富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副司令。

文革初期,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夺权后,针对的斗争对象是旧北京市委和北大校党委。清华大学由高干子弟掌权,针对的是以清华校长蒋南翔为代表的校党委,和以蒯大富为代表的普通教职员工和学生。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组织由此分裂成两派,以“清华大学红卫兵”(刘涛、贺鹏飞、李黎风、刘菊芬等高干子弟为主),和以蒯大富为中心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前身,平民子弟为主)。1968年5月30日,清华两派武斗,导致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身伤残。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任务。 蒯大富返回清华后,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打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于是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而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后来王光美留下并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准备批斗,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返回家中。1978年4月,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师生大会上,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判处17年徒刑,1987年释放。

1966年6月3日,《北京晚报》头版,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改组北大党委。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由新市委直接领导文革工作。撤销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一切职务,派驻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决定调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彭真是刘少奇亲信,但换上的李雪峰,曾在邓小平手下工作24年,依然是刘邓派系的亲信。1967年1月至4月,李雪峰被毛泽东派到天津躲避文革风头。1968-1970年出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1971年被划入陈伯达反党集团,入狱关押八年,开除党籍,1982年平反。1976年,李雪峰的女儿李丹宇和薄熙来结婚。

北京师大附中,建于1901年,位于中南海以南一公里,是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钱学森、王光美均毕业于该校。1953年该校改组为北师大一附中,成为北京第一批重点中学,有大批高干子弟,如刘平平(刘少奇女儿)。1966年6月,邓小平将北师大女附中作为文革典型,派驻工作组。刘少奇则将北师大一附中作为文革运动典型。6月9日,第一批工作组进驻北师大附中,揪出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6月17日,以勾德元(共青团中央青工部长)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当天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6月19日晚,刘平平放学回家后,告诉刘少奇,学校有人正在写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其他几个学校也出现反工作组的苗头,而且这些人私下串连,有可能酿成风潮。

6月20日,北师大一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干出身、中共预备党员)起来造反,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6月20日当天,刘少奇亲自接见北师大一附中的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刘少奇亲自将校长刘超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6月21日,王光美以顾问的身份,加入清华大学工作组,住在万寿庄招待所,配有两名秘书,实际在背后操纵清华大学的文革斗争。

从6月24日到30日,根据刘少奇指示,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对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批斗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一次批斗会就开了八小时。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陈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三次批斗会后,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该校将近90%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77%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甚至毒刑拷打。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一天到晚谁也不和他们说话,何方方蹲在教室里的一个角落里,弯着身体学毛选,一蹲就是半天。七月底串连开始以后她去北大看大字报,竟被人告密说她是"反革命头子",把她赶出了北大。

1966年6月,毛泽东身在杭州,周恩来出国访问,北京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天下。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制造了大量惨无人道的暴行。工作组主要从共青团中央抽调一千五百多名干部组成,仅北京市文教机关,就抽调了7239人参加工作组。这一轮疯狂的迫害行动,直至7月28日,工作组撤销为止。8月初,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摊牌后,以干部子弟(官二代)为主的保皇派红卫兵,在北京开始了疯狂的打人、杀人、抄家活动,被迫害致死者超过千人。

1966年前后,美国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MSFC),库房中堆放的F-1火箭发动机等待进行测试。

1966年6月,美国宇航员迈克尔·柯林斯,练习使用哈苏相机,配置500毫米长焦镜头,旁边是训练用的月球车。

1966年6月初,美国发射双子座9A载人宇宙飞船,指令长托马斯·斯塔福德,静静地看着舷窗外的地球。

1966年6月6日,美国黑人大学生詹姆斯·梅雷迪斯,为了打消黑人对外出的恐惧,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徒步220英里返回老家(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他在51号公路上遭到枪击,身中63颗铅弹。梅雷迪斯痛苦地躺在街道上。他大喊:“难道没有一个人来帮我吗?”拍摄这张照片的摄影师Jack Thornell,告诉他保持冷静,救护车就在路上。凶手奥布里·诺威尔(Aubrey Norvell)被判有罪,在监狱里不停地后悔自己没有用大号铅弹。

1966年6月12日,美国芝加哥Division街,因芝加哥警察枪杀一名波多黎各青年,引发延续一周的大规模骚乱,波多黎各移民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对少数族裔的歧视行为。伊利诺伊州出动军警进行镇压。

1966年,美国佛罗里达州,克利尔沃特(Clearwater),一群警察刺刀上枪,镇压骚乱。克利尔沃特位于佛罗里达半岛西海岸,距离肯尼迪发射场200公里。1966年夏天,美国43个城市爆发大规模骚乱,包括芝加哥、克利夫兰、俄亥俄、亚特兰大、乔治亚、和圣弗郎西斯科,各州政府出动军警进行镇压。

1966年,越南,美军A-1攻击机投下白磷弹,烧毁村庄。白磷弹内含有大量粘稠剂,爆炸后产生云状火焰,灼烧150米半径内的生物。粘到人体后能一直烧到骨头。1980年通过的《联合国常规武器公约》,将白磷燃烧弹列为违禁武器。

1966年6月29日,英国伦敦,一名参加反战示威游行的女性,被几名警察拖走。全美反战学生运动扩散至全球,后来成为全球和平运动。

1966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罗马尼亚,受到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的热情欢迎。1967年6月26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华盛顿会见毛雷尔,请他向中国政府传话:“美国与中国打仗是极其愚蠢的,美国只想与中国贸易,以中国所允许的方式与其相处”。1969年9月,毛雷尔访华时将尼克松准备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思转达给周恩来。2000年2月28日,毛雷尔因车祸在布加勒斯特逝世,享年98岁。

1966年6月10日,湖南省《长沙晚报》印刷厂,职工杨华生的退休证。退休年龄65岁,工龄21年,职务传达,月薪39元,退休工资为原每月工资的70%。内页退休费领取记录显示,1973-74年的每月退休金为29.8元。1951年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规定男工60岁、女工50岁退休。1955年女工退休年龄提高为55岁。

1966年6月15日,四川成都,四川汽车制造厂,引进法国贝利埃GCH重型军用越野车技术,试制的两台CQ260越野车样车装配下线。1984年10月1日,红岩汽车CQ261越野汽车参加国庆35周年阅兵,牵引东风五型洲际弹道导弹,驶过天安门广场。

1966年6月18日,《工人日报》头版,国务院改革高校招生办法的决定,决定推迟高考招生工作。

1966年6月21日,湖南韶山滴水洞,毛泽东主席与中央警卫局局长张耀祠、湖南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中央警卫处处长曲琪玉(后排从左至右)合影,钱嗣杰拍摄。1966年6月17日到28日,毛泽东从杭州经南昌,第二次回到了故乡,在韶山滴水洞住了11天。他日日夜夜看文件、材料、报纸等,没有见过任何外人。唯一的一次外出,不过走出洞口三百多米远。特别看了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报告。林彪说:“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结合,有的是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攻相结合,有的是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乱、大闹。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我们夺取了政权16年,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

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1966年6月,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写的唯一一首诗《有所思》。诗曰,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宇宙,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七亿人民有所思。6月26日,毛泽东会见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负责人时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离开韶山后,毛泽东经长沙赴武汉,7月18日回到北京。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主席在湖北武汉畅游长江,游了一小时零五分钟,游程30华里。游罢上船,他到休息室穿上睡衣后径自走进驾驶室,与驾驶员攀谈。从此,“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很快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政治口号。摄影钱嗣杰。

1966年7月17日起,日本圆谷株式会社制作的怪兽连续剧《宇宙英雄·奥特曼》,首次在东京放送(TVB)开播,创下收视纪录。平均收视率高达36.8%,最高时达到了42.8%。日本是个崇尚英雄的国家,但是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实际沦为美国殖民地,那些二战战犯岂能拿来宣传。经济上的日益崛起,与政治上的压抑,形成了矛盾的社会心态。因此虚幻的英雄打怪兽,拯救国民的影视节目开始在日本流行。这些打怪兽剧的主题,都是宣传正义、爱、团结等理念,在做生意的同时,向儿童灌输政治价值观。

1966年7月19日,法国幻影4A型轰炸机,携带AN-11核航弹进行了空投核试验。AN-11是法国的第一种实战核武器,用钚239作装料,重约1500公斤,爆炸当量6万吨,纯裂变弹。1962年5月首次试验,1963年开始制造,1964年10月服役。1967年AN-11开始被其改进型号AN-22替换,当量不变,重量减轻至750公斤。

1966年7月19日,黑龙江日报社编辑部记者李振盛,与体育记者刘文山(右)一起到松花江边野餐,三瓶啤酒,两个面包,两根黄瓜,一根香肠掰两截,把这些东西往报纸上一摆,就算是丰盛的美餐了。李振盛祖籍山东荣成,出生在辽宁大连,毕业于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当时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生活条件远好于普通工农群众,有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习气和优越感。1969年9月,李振盛和妻子被下放到柳河五七干校接受阶级教育,1972年回到报社。李振盛在文革时期利用记者身份,拍摄了大量文革照片。1990年代李振盛前往美国,将大量中国文革照片交给美国人研究。

1966年7月底,清华大学反对工作组镇圧群众运动的大字报。标题有:工作组为什么这样怕群众、怕民主、怕革命。工作组大方向错了。工作组大方向上有严重错误。工作组在打黑帮中的右倾错误应该辩论。做五十天老爷,犯二十条罪状。张兆美居心何在?致全校革命师生的公开信——工作组的错误必须批判。撤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老根就是刘少奇!

1966年6月3日至7月28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向大中专院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革工作。当时北京有53所大专院校,在校师生30余万人。在工作组向广大人民群众专政的50余天里,有12802名师生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学生”和“反革命”。平均每23.4个师生中就“抓”了1个“反革命”。其中“右派学生”10211名,“反革命”教师2591名,致使多人受辱自杀。在全国范围至少有上百万群众被打成了“反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专政令人发指!工作组把群众运动变为运动群众的恐怖做法,激起了多数学生教师的愤怒和反抗。

1966年7月28日《河南日报》,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7月26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新市委,在北京大学东操场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康生则宣布了工作组的两大罪状。江青要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讲话。李雪峰收起折扇,走到话筒前说,工作组在你们那里,什么时候批判,什么时候要让他们来,他们就来。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我们对具体的事情也不太了解。工作组都是四面八方来的人,情况不明,随传随到,奉陪到底。

李雪峰讲话简短,但是话中有刺,特别是他说‘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与康生说的‘毛主席一个也没有派’完全不同。“奉陪到底”隐含着挑衅意味。直至7月28日,北京新市委在毛主席施压下,被迫宣布从北京大中学校撤出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失势后,遭到各学校学生的反扑。一些工作组成员遭到学生殴打辱骂。如北京大学文革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河北省委书记),遭到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负责人彭小蒙,用铜头皮带抽打。

1966年7月29日《河南日报》头版,学习英雄刘英俊。愤怒声讨文艺界黑线总头目周扬的滔天罪行。7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中专学校万人大会。中央文革在会上宣布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撤销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检讨。邓小平发言称:工作组有的是好的,有的是比较好的,但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的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他们在压制群众,打击革命左派和不同意见的人,严重违反了党的方针政策,把运动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引起了广大师生的不满,以至要求撤换他们,这是完全可以的。

刘少奇主席对学生发言称: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饱了也不上课。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又吃饭又不上课干什么呢?干革命!就是要你们闹革命!如何闹,在这半年里,你们可能取得很大进步,我们也要跟着你们学习一些。。。。。清华大学一个学生,写了这么一个口号──“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同学们就揍他。这是反革命标语,一揍他,揍垮他了,只好拿去拘留,这是保护性拘留,如果你们保护他自由让他活动,不揍他,让他多写点反动标语,多发表点反动言论,不妨碍大局嘛!过后再作结论。。。。。那天,我在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你们那个薛恐,那个思想反动得很。让她活动,让她讲话,让她写大字报,在运动中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假革命,写反动标语,进行反革命活动,总的来讲不是坏事,是好事,让他们进行活动。只有杀人的,放火的,在食物里下毒的,在饮具里放毒确有危险的,把这些危险的抓起来,除此以外不抓,让他们活动,活动一个时期,最后做结论,你还没定案就不能向他施行专政。

1966年7月29日,北京工业大学三系(无线电系)学生谭力夫,以鬼见愁为笔名,贴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谭力夫是干部子弟(官二代),生于1942年,其父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右,死于1961年)。

谭力夫的对联意思很明确:老子是高干,儿子必然是英雄;父亲是“牛鬼蛇神”,子女则天生反动。这副对联一经贴出就立即在全国产生了轰动效应。8月1日,北航附中学生把对联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北京主要高校,于是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血统论”对联在北京迅速传播开来。凡是对联出现过的地方,无不发生激烈的辩论。8月2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时明确指出这是血统论。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陈伯达讲话不久,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学生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高呼“鬼见愁”对联,从而引起更大躁乱。干部子弟开始酝酿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后改称贫协)。清华、北大等校立即响应,以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两大派别。这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红五类和黑五类。

当时已经有一批高层领导干部被中央文革打倒。干部子弟(官二代)惶恐不安,眼看着世袭罔替的殊荣脱手而去,又不甘心做普通工农群众。于是一群十五、六岁的学生,替他们被打倒的干部老爹老妈,喊出了压抑已久的声音:共和国应对功臣们封妻荫子!见陈伯达不管用,中央文革又请出两尊更大的菩萨。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把斗争目标锁定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5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8月6日,干部子弟在北京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大会,公然宣传血统论。江青、康生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时,江青一再重复“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的新改对联,结果却催生出更多的血统论对联: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横批:理应如此。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横批:代代相传。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横批:谁敢翻天。

1966年8月,以干部子弟(官二代)组成的保皇派红卫兵,在北京街头展开了疯狂的打砸抢杀活动。公开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干部子弟要以武力保卫爹妈们的干部特权身份。谭力夫四处宣传血统论,为干部子弟提供理论支持。为了显示红色贵族与众不同,在谭力夫讲话的影响下,他们相继成立了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后来的“联动”就是以这三个组织为核心组织起来的。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各种场合多次不点名批判谭力夫。1966年12月18日,谭力夫被逮捕入狱。中央文革小组准备在北京召开万人大会,公开批判谭力夫。但是在周恩来总理干预下,1967年5月29日,谭力夫被释放出狱。1969年下放到农场,1970年入伍。1997年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1966年7期《解放军画报》,宣传一心为公的硬骨头战士张春玉。1965年6月30日,黑龙江省嫩林铁路朝阳1号隧道,铁道兵三师第十三团十六连施工时发生塌方事故。张春玉与其他战士冒险跑入隧道内,在顶部坍塌前,将战士郭凤堂推出洞外。张春玉被碎石压断左腿,右胸三根肋骨也被碎石砸断。战友挖了三个小时才把他从废墟里刨出来。另一战士王物件牺牲。

1966年7月20日,《江西日报》,学习刘英俊同志,江西农药厂积极生产农药支援晚稻灭虫,武宁县抓紧时机割青沤肥,全省各地拖拉机站职工全力投入双抢。1966年3月15日刘英俊和战友们驾驭着炮车行驶在马路上,受汽车惊吓,辕马在马路上狂奔,正值工人上班、学生上学之时,而就在炮车前面不远处,有六个孩子被惊呆。情况十分危急。刘英俊用肩膀猛抗辕马的脖子,使炮车拐向了右侧小道,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刘英俊却被马车压住身负重伤,经抢救无效牺牲。

1966年7月,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霍夫(Hough)爆发骚乱,俄州国民警卫队在屋顶上警戒,望着冷冷清清的大街。

1966年7月,美国纽约,从布鲁克林3号码头看曼哈顿岛。这一年,美国海军关闭了拥有160年历史的布鲁克林造船厂,大量员工失业。这一年6月30日,迈克·泰森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黑人贫民区。父母离异后,母亲带着他改嫁。7岁时泰森在纽约街头遭到性侵犯,就此混迹于街头。1978年,12岁的泰森因偷钱包被送入少年拘留中心,并被中学开除学籍。那时泰森认为他根本活不过25岁。所幸他在监狱里认识了拳击教练博比·斯图尔特。博比发现了泰森的拳击天赋,并将其引荐给71岁高龄的著名拳击教练库斯·达马托。1982年泰森母亲去世后,达马托成为泰森的监护人。1986年,年仅20岁的泰森,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重量级拳王。一向狂傲的泰森,将毛泽东作为最崇拜的英雄。那个时代,毛泽东是世界革命领袖,也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支持者。泰森通读过《毛主席语录》,并将毛主席头像纹在右臂上。2006年4月1日,泰森前往北京瞻仰毛主席纪念堂。记者问他的感受,泰森说: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他解放了中国人民,影响了全世界,但美国人恨他。


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千年历史上,唯一一次由国家领袖发起,支持社会底层群众,对当权派官僚集团进行夺权的政治运动。但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千年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官僚集团。文革初期,人民群众无论在理论、组织、物资、资金等方面,均处于绝对劣势,难以对抗官僚集团。尤其是干部子弟(官二代)为主的保皇派红卫兵,在高层干部支持下,对支持打倒官僚集团的群众,展开了疯狂的迫害行动。1966年8月,被称为“八月红色恐怖”,北京市大批群众受辱自杀或被毒打惨死。

五十年后,当年参与文革的干部子弟(官二代)非富即贵,权倾天下。
他们肆意篡改历史,将所有罪名都推到了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身上。
而那些被打倒的老干部都是“为革命做出贡献”,遭受文革“迫害”。

改开三十年来,官僚集团勾结资本势力对人民群众的血腥压迫,恰恰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正义性。



 

中国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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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何处去
——砸烂旧中国,建设新中国


此文写于一百年前。1917年8月23日,时年24岁的毛泽东,给老师黎锦熙写的信。当时毛泽东正在湖南(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读本科三年级。黎锦熙是历史老师,两人是湘潭同乡,毛泽东只比黎锦熙小三岁,历史又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课程,所以两人亦师亦友,兄弟相称,关系十分亲密。


黎锦熙出身湖南湘潭望族,其父黎培銮是清朝举人,一生不仕,与齐白石为友。其育有11名子女,其中兄弟八人各有专才,人称黎氏八骏。1905年黎锦熙考中秀才,年仅16岁。1906年黎锦熙只身来到长沙,组织德育会,触犯官府禁令,被迫逃匿回乡继续求学。1912年辛亥革命后,黎锦熙被新任湖南督军谭延闿聘为秘书,但其厌恶官场,于是改办《长沙日报》任总编。报社改组后又创办《湖南公报》,写社论、时评,博得热血青年一致好评。《湖南公报》强调全国和平统一,力主“民治”,遭到官府查禁,乃改《湖南大公报》。由于黎锦熙的这段传奇式经历,在许多年轻的读书人眼里,成了反帝制、反复辟的大英雄。1914年,黎锦熙与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组织“宏文图书编译社”,发表正义舆论,抨击教育弊政,极力鼓吹新学,组织哲学研究小组。毛泽东、蔡和森、陈昌等学生加入,参加学术讨论。1915年,年仅26岁的黎锦熙,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聘,到北京担任教科书特约编审员。此后,毛泽东便以通信的方式与黎联系。从1915年冬到1920年间,毛泽东给黎锦熙写过六封信。信中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从国家大事,哲学思潮,到人生观,世界观;从求学方法,到锻炼身体,等等,无所不及。从这六封信中,便可知当年毛泽东同黎锦熙绝非一般的师生、朋友关系,而是“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大计”的挚友。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两人的情谊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而当初的同学,蔡和森、陈昌,早已牺牲于革命之中。1978年黎锦熙去世。他还是中国汉语拼音的奠基人之一。

毛泽东出身湖南湘潭农村地主家庭,自幼即对封建专制统治深有体会。1911年春,毛泽东考入位于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期间读到同盟会创办的《民立报》,受其革命思想影响。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弃笔从戎,参加了长沙新军。辛亥革命后退伍重新求学。1914年秋,毛泽东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逢清朝灭亡,北洋政府军阀割据,外国殖民势力入侵中国的动荡时期。在校期间,毛泽东阅读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胡适等人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启蒙。1917年暑假,毛泽东与同学萧子升进行农村社会调查,不带分文,一路行乞,徒步漫游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个县,历时1个月,行程900余里。农村佃户遭到地主残酷剥削的现实,对毛泽东的触动很大,随后即给黎锦熙写信,抒发改造中国之志愿及方法。1917年中秋节,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一起讨论,是政治还是教育才是救国良方,毛坚持必须战斗。毛泽东此时雄心勃勃,要改造中国,要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创造一个新社会,他的朋友说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然而中国的形势正在日益恶化,军阀混战持续不断。长沙的湘江里,游弋的是殖民列强的战舰,河岸上则是日清、太古、怡和等外国洋行的天下。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昌等学生,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提议会友应有计划地去俄国或法国留学,以研究当时世界最进步的学说,了解各国实情,为中国所用。新民学会因此组织留法勤工俭学。1920年12月,毛泽东成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召开新年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对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行会主义做了批判。重申学会的目的应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指出应采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去达成这个目的,还主张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党。1921年7月,毛泽东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以下为信件全文,收录于《毛泽东早期文稿》,黎锦熙字邵西,写于1917年8月23日,开学之时。

邵西先生阁下:
 
省城一面,几回欲通音问,懒惰未果。近日以来,颇多杂思,四无亲人,莫可与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自恸幼年失学,而又日愁父师。人谁不思上进?当其求涂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胜言者,盖人当幼少全苦境也。今年暑假回家一省,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为变动空气,锻炼筋骨。昨十六日回省,二十日入校,二十二日开学,明日开讲。乘暇作此信,将胸中所见,陈求指答,幸垂察焉。
 
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而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叁。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毕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处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
 
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之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也,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道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始所谓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此又学之所以贵乎幼也。今人学为文,即好议论,能推断是非,下笔千言,世即誉之为有才,不知此亦妄也。彼其有所议论,皆其心中之臆见,未尝有当于宇宙事理之真。彼既未曾略用研究工夫,真理从何而来?故某公常自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盖研究日进,前之臆见自见其妄也。顾既腾之以为口说,世方以为贤者之言,奉而行矣,今乃知其为妄,宁不误尽天下!弟亦颇有蹈此弊倾向,今后宜戒,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阁下以为何如?
 
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叁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惟宗教家见众人以为神奇,则自神奇之,如耶苏、摩哈默德、释迦牟尼。)
 
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吾见今之人,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大亦不可哀哉!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
 
某君语弟:人何以愚者多而智者少哉?老朽者聪明已蔽,语之以真理而不能听,促之而能动,是亦固然不足怪。惟少年亦多不顾道理之人,只欲冥行,即如上哲学讲堂,只昏昏欲睡,不能入耳。死生亦大矣,此问题都不求解释,只顾目前□米尘埃之争,则甚矣人之不智!弟谓此种人,大都可悯。彼其不顾道理者,千百年恶社会所陶铸而然,非彼所能自主也,且亦大可怜矣。终日在彼等心中作战者,有数事焉:生死一也,义利一也,毁誉又一也。愚者当前,则只曰于彼乎,于此乎?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此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一种笼统之社会制裁,则对于善者鼓吹之,对于恶者裁抑之。一切之人,被驱于此制裁之下,则相率为善不为恶,如今之守节、育婴、修桥、补路,乃至孝、友、睦、雍、任、恤种种之德,无非盲目的动作。此种事实固佳,而要其制裁与被制裁两面之心理,则固尽为盲目的也,不知有宇宙之大本大源也。吾人欲使此愚人而归于智,非普及哲学不可。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营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知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他日当为书与阁下详论之。现届毕业不远,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如何教书、办事?强而为之,定惟徒费日力,抑且太觉糊涂。以糊涂为因,必得糊涂之果,为此而惧。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叁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家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今距一年之后,即须实行,而基础未立,所忧盖有叁事: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避烦嚣;叁曰财,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书,阙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一分支出,叁者惟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也。阁下于此,不知赞否若何?又阁下于自己进修之筹画,愿示规模,作我楷法。
 
 
润之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1912年2月12日,北京,清廷隆裕太后颁布懿旨,末代皇帝溥仪(宣统)退位。2月15号,南京,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通过建都南京的决议。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11日宣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依《临时约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组织新内阁。照片为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与僚属在外交部迎宾馆合影。

1912年6月,毛泽东(时年19岁)在湖南省立高等中学读书期间,参加作文大赛,写的论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夺得第一名,国文老师柳潜破例打了满分100分。全文开头为,我读史书读到商鞅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不禁慨叹起我国国民愚昧,执政者煞费苦心,几千年来民众不觉悟、国家接近走向灭亡的悲惨命运来。认为我说的不可信,请允许我详尽地说出我的道理。毛泽东认为,只要法是"善"的,人民就唯恐其不颁布实施,唯恐其颁布后不能生效,必然会竭力去"保障之"、"维持之",使其完善起来。反之,如果法令不"善",就必然遭到人民的竭力的阻止。文中接着指出,商鞅之法是"利国富民"的"善"法,而百姓"惮而不信",他由此"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文章最后分析说,造成中国"数千年来民智不开,国几蹈于沦亡"的原因,是执政者制定的法律不能谋人民幸福,失信于民,所以"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也"。

1919年5月28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合影。二排左起第三人为毛泽东,时年26岁。当时正值五四青年运动爆发之际,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

1919年6月4日,北京街头,被拘捕的北京大学学生。从1918年11月的“公理战胜强权”庆典,到次年1月的巴黎会议,短短两个月时间,当时的中国充分诠释了“自古弱国无外交”的定律,所谓的“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面对这样屈辱的局面,从5月1日开始,北京的学生纷纷罢课,组织演讲、宣传,随后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工人也给予支持。

1920年前后,四川乐山,一名裹头的农村男子挑着鸭子去售卖。

1921年,北京街头的两具饿殍。据同年5月19日《申报》报道,今年春天以来,北方持续干旱,饥荒愈发严重。唐山、内任等五县饥荒尤为严重。记者所到之处,树皮被剥光吃净,沿途饿毙者无人掩埋。曝尸荒野。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的人口长期在4-5亿上下浮动。由于农业水平低下,长期是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模式,一旦遇到水旱灾年,导致粮食减产,出现饿死百万人口级的大饥荒,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算,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

1926年,北京,英国教会组织救世军门口,挤满了等待分发食物的难民,军阀混战导致了大批的难民和乞丐。

1926年,上海租界区警察阅兵。由于中国局势不稳,法国殖民者将大批越南兵调来到上海为法国卖命。这些穿着军装戴着藤壳帽的安南(越南)巡捕,上海人称为“安捕”。

1927年,上海租界区,北伐战争期间,手持警棍的美国海军士兵,在上海街头巡逻。为保护美国在华利益,原驻菲律宾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4团奉命赶赴上海,“保护”那里的公共租界。第4团很会利用便宜的中国人力资源,每个排都会雇佣一个中国仆人打扫营房、洗衣服、擦鞋和跑腿。

1930年代,上海肇家浜和蕃瓜弄的棚户区居民。1931年江淮特大水灾后,数十万江淮难民逃亡上海,形成了大片的棚户区。

1931年9月19日,辽宁沈阳,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占领当天的街景。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侵华日军手持刀枪,破门闯入民居烧杀抢掠。

1937年,上海淞沪会战期间,日军轰炸上海陆家嘴,剩下一片残垣断壁,黄浦江对面是外滩建筑群。

1937年,山西五台县,共产党组织人民自卫队,以抵抗侵略山西的日军部队和伪军部队。拍摄于五台山大白塔对面山下,沙飞摄。

1939年6月,江苏南京挹江门,持枪的日本兵搜检过往行人。南京原来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1937年南京大屠杀前,国民党政权逃亡重庆。日本占领军在南京扶植伪政权进行统治。

1940年,河北唐县军城,八路军安葬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军民为烈士默哀鞠躬。沙飞摄。

1942年河南特大饥荒,饿死人口约300万人。大批难民沿着铁路线外出逃荒。1943年2月,时任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的哈里森• 福尔曼和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目睹了难民的惨状,并拍摄了灾区难民的画面。之后这批照片被捐赠给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图书馆。

1944年,四川重庆嘉陵江附近,棉花经水路运抵重庆。

1944年,云南,修筑滇缅公路的中国劳工。

1945年8月6日—10月5日,上海,艾伦•拉森随第35照相侦查中队从印度来到中国,这些照片是他和战友威廉·迪柏用柯达相机拍的。照片为上海苏州河边蜷缩在大楼门口的流浪儿童(威廉•迪柏 摄)

1945年11月,上海。卖挂锁的中国小贩与卖旧衣物的犹太人一起。

1946年,中国。鸦片馆里面的卧具、烟具,吸食者正在配制鸦片烟。当时中国吸食鸦片的人口超过2000万人。

1946年,山东青岛,美国海军陆战队第6师,在青岛街头列队操练。Jack Wilkes拍摄。美军占领青岛期间,制造了大量刑事案件,引发全国反美抗议浪潮。

1946年和1947年,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南方爆发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睡觉,是灾民们能够“抵抗”饥饿的方式。睡着,也许再也醒不过来了。

1949年2月,江苏南京。劳工在火车站街边等候补发工资。当时中国国民经济已经陷入崩溃。随着国民党将大批黄金、外汇偷运至台湾,法币几乎等同与废纸。即使如此,工人们依然要准备着布口袋去领工资。

毛泽东一生进行了三次伟大的革命。第一次是1921年至1949年,推翻了北洋军阀及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彻底结束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有效收复了边疆控制权。第二次是1949年至1976年间,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全民所有的国营工业体系,使得中国跟上了欧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步伐。将中国由千年农业帝国转型为世界工业大国。这是千年未有的巨大变革。第三次革命是1966年至1976年间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打击共产党权贵官僚集团,防止修正主义者,将中国共产党变为欺压人民群众的反动统治集团。

文化大革命,如同千年前的商鞅变法。商鞅因触犯贵族集团利益,在秦孝公死后受到车裂之刑,五马分尸而死。商君虽死,商君之法不灭。秦国由贫穷落后的西部蛮夷,蜕变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进而统一中国。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遭到全面否定。文革时期打倒的官僚权贵集团,通过军事政变,重新掌握了中国最高政权。为了维持政权合法性,官僚集团全面篡改历史,对文革进行妖魔化宣传。殊不知,正是文化大革命,化解了中国内部因高速工业化,产生的阶级矛盾,遏制了官僚权贵集团,过度侵占社会资源的状况。使得中国共产党在1989年前后的苏东波大崩溃中躲过一劫。

西方有学者评论,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共的权贵化势头,至少推迟了二十年。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而否定革命,否定毛泽东,否定那些为革命献身的烈士,否定阶级斗争,否定罢工合法,否定一切危及统治集团地位的言行。这便形成了当今中国最为滑稽矛盾的政治形态。



 

工业革命——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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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
——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二十)


1965年1月3日,刘少奇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连任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年67岁。人大会议结束后,当晚,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的做法,作了不点名的批评。说“四清”工作队1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搞人海战术”,工作队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是“烦琐哲学”,反人家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搞神秘化扎根串连,结果运动冷冷清清。1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二十三条》文件,作为社教运动的指导纲领,纠正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错误。文件明确指出: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又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中:有的本来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有的是接受贿赂,狼狈为奸,违法乱纪。有的人是不分敌我界限,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自己的亲属、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人。文件规定,在社教运动中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摆事实讲道理,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四清运动在全国农村基层查处大量干部贪腐案件。如何防止官僚阶层多吃多占、以权谋私、以权害人,是社会主义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是中国千年以来无解的问题。文革时期以民夺权,压制官僚集团,是一次重要尝试,但以军事政变收场。】


1965年1月10日夜间9时15分,内蒙古包头二十四顷地,台湾桃园机场飞来的黑猫中队3512号夜间型U-2高空侦察机,被解放军地空导弹第1营击落,少校飞行员张立义被俘。导弹一营荣立集体一等功。照片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的U-2残骸。

1965年,浙江宁波人陈松(23岁),与另外六男一女,共八位青年乘船偷渡至台湾。起因是他们听信收音机里的台湾台北“自由中国之声”政战广播,所宣传的台湾美好生活,诸如台湾风调雨顺、气候良好,大米吃不完等。八人至台湾后,被国民党宣传为“反共义士”到处做演讲。然而三个月后,陈松因为上过解放军军校,参加过共青团,而被国民党指控为中共间谍,被判刑关押六年,直至2005年被陈水扁政府平反。2015年3月,刘吉雄导演的记录片《宝岛夜船》讲述了这一历史事件。【“自由中国之声”由逃亡台湾的中国广播公司于1949年10月开播,冷战时期负责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心理宣传战,长期对中国大陆进行敌对宣传,直至1997年停播。近年来,台湾军方政治心战部门,将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做为重点渗透进攻对象。】

1965年,上海无线电二厂生产的飞乐牌265-1型6灯电子管三波段收音机,当年售价162元。使用至今长达五十年,仍能正常工作,收音放音效果很好。电子管出厂日期为1963年。

1964年11月到1965年4月,解放军击落五架入侵中国领空的美军高空无人侦察机。1965年3月24日、3月31日、8月28日,解放军空军在海南岛击落三架美军BQM-34A“火蜂”式高空无人侦察机。从1964年到1970年,中国空军、海军航空兵共击落20架美制无人机。中国以火蜂为原型,仿制为长虹系列无人机。

1965年1月20日,美国华盛顿,国会大厦,林登·约翰逊宣誓就任美国总统。联邦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主持宣誓仪式。Mario Torrisi拍摄。沃伦是肯尼迪刺杀案的调查委员会主席。

1965年,越南,美国海军陆战队下士James C. Farley,乘坐CH-34直升机,架起M60机枪,进行空中巡逻。Larry Burrows拍摄。




1965年1月14日,苏联,乌克兰,黑海尼古拉耶夫造船厂,莫斯科级反潜巡洋舰下水。该舰是苏联第一代载机母舰,主要用来对付美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舰体前半部为典型的巡洋舰布置,舰体后半部则为宽敞的直升机飞行甲板。

1965年1月,北京八达岭长城,山西大寨村参加三届人大会议的代表陈永贵、郭凤莲留影。1971年陈永贵当选山西省委副书记,1975年至1980年就任国务院副总理。

1965年1月,四川省江津专区青杠公社(现重庆璧山区青杠街道),来自各地的建设者们响应祖国“三线建设”号召,为“三线建设”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终身。三线建设时期,重庆规划为常规武器军工基地,五机部在重庆新建扩建56个项目,扩大重庆钢铁公司产能,对重庆第二(特殊)钢厂进行技术升级,新建江油长城特殊钢厂,总计安排84个项目,总投资14.1亿元(折合5.7275亿美元,约467.4吨黄金,现值197.6亿美元,或1227亿元人民币)。

重庆兵器工业基地分为南北两线,南线(以重庆为中心的南边,綦江、万盛、南川一线)主要有双溪、平山、晋林、兴无、红山、红泉等厂;北线有308、338、398、陵川、华川、红宇等厂。从万县以上,沿长江一线到江津,建立了船舶工业基地,主要有429、432、重庆重型铸锻厂、四川柴油机厂等十六个厂,形成了完整的造船基地,能够生产发动机、变速箱、成套船用仪器仪表以及部分舰船武器,制造中型军用舰船和潜水艇。除了军用还有一系列民用的,包括轻纺、原材料,比如西南合成制药厂,是当时西南乃至全国最大的四环素生产厂。四川染料厂是全国第二大染料厂(吉林染料厂第一)。三线建设使重庆形成了以机械、冶金、化工为主体,轻、重工业并举,门类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可以说,没有三线建设,就没有重庆今天的工业实力。也不会有西铝、川仪、重汽、川维等全国一流的几个大厂。这是几代人忘我牺牲奉献的结果。

1965年1月,按照三线建设规划,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上海华东化工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4所重要大学,在四川建设分校,上海华东化工学院在四川自贡,建设西南分院(现四川理工学院),简称“652”工程。照片为652工程建设情景。

196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正人,写给薄一波的《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信上,做出重要批示:“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毛泽东强烈要求领导干部深入工厂、农村参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与工人农民实行“三同”参入管理,积极进行调查研究。

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1964年10月上旬,时任八机部部长的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调查研究,白天在装配车间工段参加体力劳动,一日三餐和工人一道排队吃大食堂,没有丝毫的特殊化。陈正人学会了开拖拉机、操作修理机床,与众多工人谈心交朋友,深得工人们的爱戴和拥护。陈正人从亲身经历中感悟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 】

1965年1月2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一万多人隆重集会,欢迎由印尼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率领的印尼代表团。周恩来、彭真、陈毅、罗瑞卿等出席会议。丁峻拍摄。印尼总统苏加诺向中国靠拢,使得美国认为中国是印尼共产党的后台,直接导致了1965年印尼930军事政变。印尼共产党遭到屠杀清洗,苏加诺被迫下台。

1965年2月8日,周恩来总理会见来访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成员、书记处书记格瓦拉。毛泽东与格瓦拉进行了第二次会面。
格瓦拉说:中国革命给其他国家人民树立了一个榜样,他要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干杯。1965年4月,格瓦拉离开古巴,到刚果(金)、玻利维亚等国试图发动共产主义革命。1967年10月8日,他在一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军事行动中被捕,10月9日被玻利维亚军队杀害,年仅39岁。格瓦拉牺牲后,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英雄,和西方左翼运动的象征,成为一个革命、理想、激情的时代标志。

1965年2月,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下令对北越展开代号为“燃烧的标枪”的大规模报复性空袭。图为3月间,美国海军“汉考克”号航母甲板上,一架海军A-4“天鹰”攻击机准备起飞空袭北越。

1965年2月9日,北京《大公报》头版,我国政府声明美国侵犯越南就是侵犯中国,中国绝不会置之不理而且是做了准备的。强烈谴责约翰逊政府扩大越南战争的强盗行径。

1965年2月10日,北京天安门,毛泽东主席出席首都各界人民声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大会。集会人数有150万人。天安门城楼前立起一幅长达几十米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从印度支那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它侵占的一切地方滚出去!

1965年2月21日,美国纽约曼哈顿,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尔克姆·X,准备在奥杜邦舞厅发表演讲时,台下从冲上来3名持枪者,在近距离向他连开15枪。39岁的马尔科姆·X被当场打死。

1965年2月26日,西德,斯图加特国际无线电展(International Radio Exhibition in Stuttgart),展出的新型可视电话。

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李井泉任总指挥,程子华、阎秀峰、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同时还组成了以刘澜涛为首的西北三线总指挥部。4月,中央、国务院再次决定成立国家建委,由谷牧任主任,负责三线重点项目建设。

1965年3月,东风三型中程弹道导弹通过总体方案,到1965年底基本完成了各分系统的试制,并陆续开始各项地面综合试验。1966年9-10月,全弹短程与全程热试车成功,各分系统工作正常,达到预定的目的。照片为东风三型中程弹道导弹生产车间。

1965年四川绵阳风洞基地建设老照片。三线建设时,四川重庆规划为常规武器研制基地,成都发展电子工业与轻工业,绵阳、广元发展核工业、航空工业、电子工业。绵阳的重点项目包括: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核武器研究院),国防科委29基地(风洞基地),燃气涡轮研究所(624所)、西南应用磁学研究所,西南自动化研究所(58所)、长虹机器厂(780厂)、九州电器厂(783厂)、江陵电缆厂(608厂)、涪江有线电厂(730厂)、华丰无线电器材厂(796厂)、朝阳机械厂(5023厂)。来自全国的建设者,硬是在绵阳荒僻的穷山沟里,建起了中国西部最重要的科研基地。当年创业条件之艰苦,是今人所难以想象的。

1965年,吉林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对红旗CA72轿车进行全面重新设计,研制红旗CA770高级轿车。在七个设计方案中,汽车造型设计师贾延良,设计的油泥模型方案被选中。贾延良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当时年仅25岁。该车在当时是世界顶级的行政轿车,采用V8发动机、自动变速箱、隔音玻璃、电动调节座椅等先进技术。红旗CA770严格按照科学流程研制,经过了风洞试验和碰撞试验。从1966年投入量产到1981年6月停产,红旗CA770系列轿车共生产了超过1300辆,是红旗系列轿车最成功的车型,衍生出多个型号。1965年该车出厂价为4万元人民币,折合1.626万美元,约14.45公斤黄金,现值404.5万元人民币。1978年改革开放后,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僚集团全面复辟,声称红旗车油耗太高,红旗于1981年正式停产。同时期全国各级政府机关,购买了几十万辆走私进口豪华轿车。光是1985年进口轿车10.6万辆,就花了29.5亿美元。中国国产轿车工业就此彻底垮掉,被迫走上合资之路。1994年到1998年,中国外交部共进口了75300辆免税汽车,免税税值达190亿元人民币(合23亿美元)。

1965年,吉林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研制红旗CA770高级轿车,搭载一汽开发的5.65升V8四冲程水冷化油器式汽油发动机,最大功率210马力(164千瓦)/4400rpm,最大扭矩420牛米,百公里油耗20升。该发动机在CA72发动机基础上改进,化油器为四腔分动。该款发动机当时在世界上处于先进水平。【1964年丰田推出日本第一款V8发动机车型Crown Eight,配备一台2.6升V8发动机。】

1965年,德国奔驰,Mercedes-Benz 600 pullman(W100)轿车,是奔驰最后一款采用手工打造的豪华量产车,仅生产428辆,售价2.4万美元(合21.33公斤黄金,现值597万元人民币)。奔驰600系列诞生于1963年,帮助奔驰一举登上世界级豪华轿车的地位。中国政府曾于1965年从西德进口了两辆奔驰600 Pullman轿车,其中一辆配给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陈毅作为专车使用。另一辆给邓小平、邓颖超、西哈努克亲王等人使用。1972年陈毅去世后,这辆奔驰600 pullman被送到上海汽车厂,用做设计新一代豪华轿车的参考资料,随后被废弃。1985年上海大众合资后,德国工程师Hans Luwich在库房里看到了那辆遗弃多年的奔驰车,里程表显示仅有21160公里。1993年这位工程师将车辆运回德国。2014年该车在德国斯图加特奔驰博物馆,以17.25万欧元的拍卖价格成交,约合人民币137万元。奔驰600搭载6.3升燃油喷射V8发动机,最大功率250马力/4000rpm,最大扭矩500牛米,采用4速自动变速箱。

1965年款日本丰田皇冠Eight,拍摄于1966年。这是日本第一款V8发动机轿车,配备一台2.6升V8发动机。该车原本准备交给宫内厅,作为日本皇室用车,但最终输给了王子汽车的Prince Royal车型。

1965年,日本王子自动车株式会社,为日本皇室研制的Prince Royal豪华轿车,仅生产了8辆。这是日本第二款采用V8发动机的车型,代表当时日本汽车工业的最高水平,使用了39年,直至2006年被丰田Century Royal替代。1966年王子汽车陷入经营困境,与日产汽车合并。该车采用6.437升的V8顶置气门发动机,最大功率256马力。配备美国通用汽车研制的THM400三速自动变速箱。

1965年,西德,大众汽车集团,为了解决甲壳虫轿车产能不足问题,从奔驰公司手里收购了汽车联盟公司(AUTOUNlON),打算将其生产线全部改产甲壳虫轿车。1965年8月,汽车联盟的Ludwig Kraus博士,率领工程师团队,瞒着大众集团研制出第一款4缸发动机。8月13日,第一辆奥迪72轿车在英格施塔特下线。这是奥迪在二战后研发的首个车型。项目曝光后,大众汽车集团被这个车型的前瞻技术打动,决定量产。1968年,第一代奥迪100正式亮相,至1976年销售了827474台。这就是奥迪A6的前身。1988年,吉林长春一汽与德国大众合资生产奥迪100轿车。1990年4月20日,奥迪取代红旗开下了长春一汽的总装线。至1997年,一汽共生产了123294辆奥迪100和换标的红旗,国产化率82%,累计销售收入311亿元。大部分奥迪100的采购方是政府部门。从此奥迪成为中国政府“官车”。红旗轿车彻底垮掉。

1965年前后,四川省成都市,拍照的女青年。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当时的时髦风潮。

1965年,江苏省南京市,市民拿着猪肉票排队买凭票供应猪肉。晓庄拍摄。肉票从1959年开始使用,直至1993年才退出市场。各省供应情况有差别。1959年北京的供应标准为每人每月发3张肉票,每张肉票供应0.15斤至0.3斤。1964年山东青岛的平价猪肉分为三等出售,一等肉每斤0.9元,二等肉每斤0.84元,三等肉每斤0.74元。直至1980年猪肉价格长期稳定在每斤1元以内。1985年以后,由于中央银行滥发货币引发高速通货膨胀,肉蛋价格快速上涨,政府被迫加强价格管制。1993年各地放开肉蛋菜价格后出现价格狂涨,猪肉达到每斤6元。1994年部分省市的猪肉价格涨至每斤7元。大量农村家庭和城镇下岗失业家庭,根本吃不起猪肉。2005年,广州一位叫余成福的外来工,因为抱怨饭菜中没肉而被老板开除。2013年1月,全国猪肉平均价格为每公斤24.43元

1965年,黑龙江省,哈尔滨汽轮机厂生产车间。1964年哈尔滨汽轮机厂研制出中国第一台10万千瓦汽轮机组,安装到北京高井电厂。1971年哈尔滨汽轮机厂研制出中国第一台20万千瓦汽轮机组。1974年,中国第一台30万千瓦燃油发电机组在江苏望亭电厂投产。1986年,哈汽研制的中国第一台60万千瓦汽轮机组,安装到安徽平圩电厂。法国玛格南图片社摄影师勒内·布里拍摄。

1965年,黑龙江省,大庆油田炼油厂一角。该厂始建于1962年,1963年12月6日,一期工程年处理量100万吨原油常减、热裂化两套装置投产一次成功,第一车成品油外运。这是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组织施工投产,主要设备由中国自制的大型炼油厂。1966年大庆炼油厂原油加工能力达到300万吨,成为全国最大的炼油厂。1973年大庆油田对日本出口原油。

1965年,北京石景山钢铁公司,顶吹氧气转炉炼钢厂一号30吨转炉在吹炼。这是中国研制的第一台氧气顶吹转炉。1952年德国林茨(Linz)钢厂建成世界第一座30吨氧气顶吹转炉。1956年苏联建成三座20立方米氧气顶吹转炉。1957年日本八幡钢厂从奥地利购买特许专利,建成日本第一座氧气顶吹转炉。中国在面临技术封锁的情况下,由化工冶金研究所所长叶渚沛大力推动,联合北京钢铁研究总院、北京钢铁学院等单位进行研究。1972年攀枝花钢铁厂和本溪钢铁公司建成120吨氧气顶吹转炉。1979年中国氧气转炉钢产量超过了平炉钢。1978年前后,西德蒂森钢铁公司布鲁克豪森厂,建成两座世界最大的380吨顶底复吹转炉。1983年鞍钢建成180吨顶底复吹转炉。1985年上海宝钢从日本引进300吨氧气顶吹转炉。2015年宝钢湛江基地建设两座350吨顶底复吹转炉,是目前中国最大的转炉。

1965年,北京,妇产医院,正在给婴儿哺乳的母亲们。法国玛格南图片社摄影师勒内·布里(Rene Burri)拍摄。

1965年,北京郊区一户农村家庭在吃午饭。这户农家已经住上了新盖的砖瓦房,墙上贴着毛主席万岁的画像。法国玛格南图片社摄影师马克-吕布(Marc Riboud)拍摄。

1965年,北京郊区一户农村家庭在吃午饭,房里的电灯,和墙上的照片,显示了中国,这个千年农业帝国在向工业化转型过程中,普通人的生活变化。这是一个极为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直至1990年代,中国仍有大量农村家庭没有使用上电灯,或是农村经常停电。法国玛格南图片社摄影师马克-吕布(Marc Riboud)拍摄。

1965年,可能拍摄于北京郊区的山区农村,庄稼地里已经用上了工业化生产的塑料薄膜。法国玛格南图片社摄影师马克-吕布(Marc Riboud)拍摄。

1965年第二期《人民画报》,北京市红星人民公社德茂大队的乳牛饲养场,培育的北京黑白花乳牛。这种乳牛是用荷兰乳牛与中国滨州牛、蒙古牛杂交选育而来,体形大、产奶量多、适应性强。

1965年,中国广西的水稻田。法国玛格南图片社摄影师勒内·布里(Rene Burri)拍摄。在1965年全面启动三线建设之前,中国西部省份处于极为落后的原始状态,除了重庆、昆明几个大城市有少量工业基础外,其他省市仍以农业为主。三线建设将大批东部沿海省份的工业资源转移至西部,使得中国工业化从仅仅覆盖东部沿海省份,向中西部内陆纵深地区覆盖。在纵深2000-3000公里范围的广大地区,进行大规模工业基础建设,在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对于中国这个基础薄弱的穷国,所付出的是无数劳动者的汗水、鲜血、青春、生命。以至子孙的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命运牢牢捆绑在一起。急剧推进的工业化进程,同时也激化了社会矛盾。

1965年,中国广西,参加工农业建设的解放军战士。法国玛格南图片社摄影师马克-吕布(Marc Riboud)拍摄。战士的扁担上挂着块牌子,上面写道: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担子有轻有重。有的人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拣轻的挑。这就不是好的态度。【下文为:有的同志不是这样,享受让给人家,担子拣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这种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我们都要学习。】

1965年3月4日,苏联莫斯科,大约两千名中国和越南留学生,再次在美国大使馆外举行示威游行,投掷石块。苏联政府出动一千名军警保护美国使馆,并对示威者武力清场,9名中国留学生受重伤。中国政府将受伤学生接回国。国内激起了中苏论战以来的第一个反苏浪潮。

1965年3月7日,美国阿拉巴马州塞尔玛,黑人为了获得选举投票权,举行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游行示威活动。阿拉巴马州长乔治华莱士,下令驱散示威游行人群,州国民警卫队施放催泪瓦斯,士兵挥舞警棍,殴打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约翰·李维斯(John Lewis)。历史学家将这一天称为“血腥星期日”。

1965年3月12日,江西省,收缴退赔款的收据,计128.48元。四清运动时期,查出了许多社会主义的蠹虫,他们多吃、多拿、多占,采用退赔认罚的方式予以处理。这笔128元的退赔款,相当于普通工人四个月的工资。

1965年3月17日,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县茅台人民公社,茅台酒厂试点工作展开,周恒刚是我国著名酿造专家、白酒界泰斗。茅台酒形成于清康熙42年(1704年),兴盛于道光时期,有华茅(成义烧坊)、王茅(荣和烧坊)、赖茅(恒兴烧坊)之分。1915年茅台酒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奖章。1953年通过对私营烧坊赎买,成立国营茅台酒厂,共拨款150万元。1957年茅台酒厂产酒183吨,出口50吨。1964年茅台酒出厂价为每斤3.4元。1970年代为每斤7元左右。当时茅台酒不是普通人能喝到的。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国宴后,都要把瓶里剩下的残酒并起来,重新装瓶对内部供应,每瓶2元。国家副主席王洪文喜欢喝茅台,但工资低,每月只有68元,只能买这种拼装茅台喝。1976年军事政变后,官僚集团彻底翻身。到1980年,全国公款吃喝规模达到惊人的200亿元。茅台酒成为走后门、拉关系的重要物资,价格成倍攀升。1988年茅台酒零售价达到140元。市面上大量出现假冒茅台酒。

1965年,辽宁沈阳,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师昌绪(左2)为首的一批科技人员,为解决我国航空工业的急需,与抚顺特殊钢厂合作,利用稀土材料,研制出第一代多孔铸造空心叶片,及航空发动机涡轮盘材料——GH135合金(铁基高温合金-808),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能研制发动机空心叶片的国家。

1965年第二期《人民画报》,辽宁省,沈阳变压器厂生产的中小型变压器,供应农村市场。张峻拍摄。

1965年,北京大学化学系、生物系和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有机化学研究所,完成了人工合成胰岛素。此后又与生物物理所、物理所共同完成了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定。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是在多肽化学基础相对比较薄弱的情况下,迅速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的。这是研究人员在人工合成B链肽段和A链肽段。1966年对外公布后,《纽约时报》用大篇幅报道了这一消息,上百名著名科学家来信祝贺。

1965年,上海手表厂在A581型手表基础上,参考瑞士劳力士日历表,研制了A623A型日历防震手表。上海牌A623A手表是中国生产的第一批日历手表,配发给肖克、李德生等军队首长使用。周恩来总理自己掏钱买了一块,一直佩戴到逝世。该表现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界因此称此款为“总理表”。

1965年,瑞士欧米茄(OMEGA)De Ville 166.020男表,采用Cal.562自动上弦机芯,不锈钢表壳,有机玻璃表面。【1925年,英国人John Harwood发明了第一只自动上手表。】

1965年,中科院北京109厂,与半导体研究所、156工程处(计算所二部)合作,在国内率先研制成功专用混合单片集成电路,用于研发156计算机。至1970年8月,中科院109厂共完成了8台156计算机所需的混合单块集成电路3万余块,及晶体管芯片4万余个。109厂还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代东方红卫星用航天级集成电路,银河计算机的几乎所有集成电路。为了使整机能承受太空环境考验(-45℃~ +85℃温度范围)和贮存5年的要求,技术人员做了许多试验,于1967年开始提供整机用电路。

1965年3月18日,苏联发射载有别列亚耶夫、阿里克谢·列昂诺夫的上升2号宇宙飞船(Voskhod 2)。飞行中,阿里克谢·列昂诺夫(Aleksey Leonov),进行了世界航天史上第一次太空行走,在离飞船5米处活动了12分钟。列昂诺夫穿的是一套多层特制宇航服,能保持恒温,提供一小时舱外工作的生命保障系统。完成太空行走后,他突然发现因为宇航服发生膨胀,自己已经无法返回飞船了。在多次排放掉宇航服内气体后他才最终进入气闸舱内。长达210秒的危机处置过程,让他承受了巨大压力,每只靴子里积聚了3升汗水。飞船返回过程中,两名宇航员陷入昏迷状态。飞船偏离预定着陆地点3200公里,落在西伯利亚的森林里。经历两天饥寒交迫的等待后,两人步行9公里,找到了临时机场。【2008年9月27日,中国宇航员翟志刚进行第一次太空行走。】

1965年3月23日上午09时24分(美国东部时间),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泰坦火箭发射双子座3号载人飞船,首次搭载了两名宇航员,维吉尔·格里森、约翰·杨。
1967年1月,格里森在测试阿波罗1号飞船时,与另外两名宇航员,被烧死在太空舱内。1972年4月,约翰·杨执行阿波罗16号任务,成为第九个登上月球的人。

1965年,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高度192米的盖特威拱门,采用不锈钢制造。美联社Horace Cort拍摄。

1965年3月26日,台湾省,台北,万新铁路景美站(今罗斯福路与车前路口),铁路正由铁路局工务段督工拆除中。万新铁路建于1921年,从万华到新店,全长10.4公里。1965年停驶后拆除,在台北市成为汀州路,台北县成为北新路。

 1965年3月30日,在越南西贡美国大使馆附近,一枚炸弹爆炸。伤员们躺在街上接受急救。路上的残骸浓烟滚滚,据查,包括至少两名美国人和若干名越南人在这次爆炸中丧生。

1965年3月,越南西宁省。美军直升机编队贴地面飞行,配合地面部队地毯式搜查隐蔽在丛林中的越共军队。

1965年4月,美国总统约翰逊下达进攻多米尼加的命令。数日内,美国出兵35000人,380架飞机和40艘战舰,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镇压人民起义,杀害了多米尼加两千八百名以上的军民,直到1966年才撤军。照片为1965年5月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街头搜查一名多米尼加男子。

1965年4月6日,美国成功发射了世界第一颗半实用、半试验的静止轨道通讯卫星——国际通信卫星1号(INTELSTA-1),正式为北美和欧洲之间提供服务。卫星定位于大西洋上空的静止轨道。通信容量为240路电话或1路电视。以后,陆续发射了2、3、4、5和5A各型卫星,分别定位于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上空。

1965年4月23日,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通讯卫星“闪电-1号”(Молния-1),运行于椭圆轨道。照片为莫斯科航天纪念博物馆(Мемориальный Музей Космонавтики)展出的闪电-1号1比3模型。该星为试验性质,用于莫斯科到海参崴之间的双向电视、电话、电报、传真转播。两地距离超过8000公里。

1965年4月,北京,学生进行刺杀格斗训练。拍摄者Gökin Sipahioglu - Pekín (China)

1965年4月,上海吴泾化工厂试验成功中国第一套年产4万吨尿素生产线,全套设备国产。1974年11月,吴泾化工厂建成国内第一套年产8万吨甲醇装置。
1978年该厂生产总值为10923.7万元。1979年12月,吴泾化工厂建成中国第一套自行研制的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24万吨尿素联合装置。1990年代国家放开成品油价格后,使得以石油为原料的吴泾化工厂,生产成本急剧上升。曾经辉煌的吴泾化工厂陷入经营困境。1997-1999年公司累计亏损2.18亿元。职工只拿每月393元的最低工资。2000年,吴泾化工厂实施债转股改制,由上海华谊集团等四家公司收购股权。

1965年4月16日,上海闵行区,上海重型机器厂,各界群众参观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水压机。万吨水压机的制造成功,大大提高了我国重工业的生产水平。1990年起,上海重型机器厂陷入长期亏损,每年亏损三四千万元,到2001年已经濒临破产倒闭,潜亏5亿多元。职工每月工资只有600多元,为了买菜,连一毛钱都要吵架。厂里拖欠电费287万元,供电局把电闸都拉了。

1965年第四期《人民画报》,江苏省,常州内燃机厂生产的窄轨内燃机车,用于林区和厂区运输。
该厂建于1964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小型内燃机车的中型工厂,也是全国唯一能生产工矿电机车型谱全系列种类的专业工厂。2007年该厂进行改制,被私营的江苏今创集团收购。2013年今创集团产值61.8亿,卷入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受贿案。今创集团总裁戈建鸣,向张曙光贿赂800万元。戈建鸣的父亲俞金坤、今创集团的董事长,是张曙光的常州老乡。1990年代初,张曙光是铁道部车辆局客车处副处长,与俞金坤在一次会议上认识。俞金坤当年创办的武进剑湖五金塑料厂,主要生产铁路客车衣帽挂钩、灯罩和电路开关等产品。两人因为老乡关系,来往密切。2005年,俞金坤把儿子戈建明推荐给张曙光认识。2006年后,因参评院士需要“花费”,张曙光共接受了戈建鸣800万元现金。贿赂的现金全部用旅行箱装满,交给张曙光。2006年铁道部进行客车厨房设备招标采购,今创集团凭着关系,将广东和青岛的公司踢出局。中国高铁大发展时期,今创集团在动车内饰市场占据了45%以上的份额。

1965年,上海展览中心,工业博览会上的国产机床。俄裔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拍摄。

1965年,上海江南造船厂参观时机加工车间。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俄裔犹太人,1909年生于满蒙边界地区),曾多次访问苏联,1964年到1970年之间,他还数次访问了中国,并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两次私人会晤。曾在多伦多《每日星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读卖新闻》、《芝加哥每日新闻》等报纸刊物发表文章。通过对中国各地的考察,马克·盖恩评价说:毛泽东统一了中国,给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观,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

1965年,上海电缆厂的生产车间里,挂着支持多米尼加人民的横幅。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拍摄。

1965年,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在中国拍摄的宣传海报。右侧海报为反动会道门进行反革命复辟,指1961年2月,江西省南昌县新联公社石墓大队大队长陈金林,与宋家塘大队的杨关林、李梦熙等人结拜兄弟。陈金林自封为安乐王、杨关林自封为圣帝。杨关林借菩萨托梦为名,发动同伙到灵山洞搭建佛庙,上写万年香火明照,中华民国五十一年三月重修等字样,进行反革命活动。左图海报指1962年7月,浙江省金华县临江公社,地主陈金秋、余邬金、伪保长朱凤田等人策划捐修庙宇,大搞迷信活动。他们向社员宣传修庙可以避风雨、放东西,又不需要队里花钱。在得到两个大队的部分干部支持后,他们招摇撞骗,说大蛇盘屋柱,庙公显灵了,共骗得捐款两千多元。

1965年,河南省洛阳市的街道,左侧是一家废品经理部。这座古老的城市,已经成为华中地区的工业中心,中国最大的拖拉机厂就落户在这里。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拍摄。

1965年,山西省农村,用骡马拖拽的板车,已经用上了橡胶充气轮胎。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拍摄。

1965年,陕西省西安市街头的小人书摊。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拍摄。

1965年,北京造纸厂的工人参加反美示威游行。高举的海报上写着“约翰逊又在发疯”。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拍摄。
1965年5月1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来源顾保孜著 《中共高层人物命运沉浮,中南海人物春秋》

1965年前后,中南海福禄居前,刘少奇的女儿们。刘少奇结婚六次,留下四男五女。其中长子刘允斌(24年生)、次子刘允若(30年生)、三子刘允真(46年生),四子刘源(52年生)。照片左起,四女刘亭亭(52年生)、长女刘爱琴(27年生)、王光美、二女涛涛(刘涛,44年生)、三女刘平平(王晴,49年生)。前,五女小小(刘潇潇,60年生)。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仅比王光美小6岁,何葆贞所生。1966年文革爆发后,王光美、刘涛、刘源、刘亭亭、刘平平均是风云人物,打着文革旗号肆意迫害人民群众,涉及命案。1967年刘少奇、王光美被打倒后,刘源和刘平平、刘亭亭被赶出了中南海。

1965年5月9日,苏联莫斯科红场,纪念欧洲战争(二战)结束二十周年时,进行盛大的胜利日阅兵游行。照片为苏联最新装备的SS-9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SS-9有四种型号,弹长25-37米,弹径3.05米,采用井下发射,发射重量200吨,最大射程12000公里,采用2000-2500万吨当量的单一弹头,或三颗500万吨当量的集束式弹头。SS-9共生产288枚,至1985年全部退役。

1965年,苏联第一种装备集束式热核弹头的洲际导弹R-36(SS-9)服役。SS-9有4种改进型号,1、2、3型为单弹头,当量2000-2500万吨;4型为集束式弹头,装备3个500万吨当量弹头。

1965年5月13日,黑龙江省阿城县阿什河公社民合大队,在四清运动中,被批斗的“富农”袁凤祥(大队会计)和“坏分子”邓国兴。袁凤祥被指贪污盗窃大量财物。县法院宣布对两人依法判处管制。

1965年5月13日,黑龙江省阿城县阿什河公社民合大队,在四清运动中,富农分子袁凤祥(大队会计)的几间草房,被当作“地主庄园”,组织全县农民和中小学生分批参观,接受阶级教育。袁凤祥被指隐瞒成分钻进生产队当了会计,贪污盗窃,迫害贫下中农。屋梁上挂的牌子写着:红绿彩灯满屋照,五百元的瑞士表;鹿皮夹克八十二,土改藏的缎旗袍;三尺长的玻璃袜,高级皮袄滩羊毛。摄影李振盛。

1965年5月,山西省原平县大牛店公社大牛堡生产大队,《四清案件定案审查结论》,关于大队会计刘尚文所犯错误的卷宗。刘尚文主要错误有贪污盗窃等12项,共计盗窃粮食482斤(全为粗粮)、现款335元、化肥80斤(折价19.2元)、布票69尺、虚报冒领2项计80元。刘尚文本人在卷宗后签名盖章,确认上述事实。由于刘尚文积极认罪悔过、检举揭发别人问题。大牛堡四清委员会和群众讨论决定,免于一切处分,需要退赔赃物折价款。

196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烈火中永生》。剧照许云峰与江姐。
1949年11月14日,江姐在重庆军统渣滓洞监狱,被国民党杀害并毁尸灭迹,牺牲时年仅29岁。

196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年轻的一代》,达式常(左)扮演林育生。主要剧情为:萧继业的小分队在青海高原发现了新的矿藏,领导让他们回上海参与地质报告审批答辩。回上海后发现林育生害怕艰苦并伪造疾病证明。这时萧继业检查出自己腿伤是骨瘤,有截肢的可能,但他仍以诚恳严肃的态度指出林的错误。林育生养父林坚拿出他生母的遗书对他进行教育。不久萧治好了腿,地质报告也被通过,萧继业、夏倩如等一起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965年前后,宁夏吴忠,黄河青铜峡水电站大干期间职工家属也纷纷上场助战。

1965年,上海宝石轴承厂的精加工车间,该厂生产的人造宝石轴承是精密仪表不可缺少的零件。
该厂位于九江路45号,前身是勤艺琢玉社,1952年9月开始生产电表、万用表等表具上的宝石轴承和玛瑙轴承,并改名为勤艺仪器用品工业社。1956年,改称勤艺仪器厂。1958年6月,更名为上海宝石轴承厂。1960年,工厂迁至现址。1966年,改名为上海仪表晶体元件厂,生产刚玉球形轴承、微晶轴承等高端产品。1990年有职工278人,建筑面积4430平米。2000年改制为私营企业,现为上海晶体元件有限公司,位于民和路195号。

1965年,左图为上海船厂,由上海中原电器厂研制的超声波脉冲式晶体管测厚仪,在船厂投入使用。这是工人们用测厚仪检查钢板腐蚀情况,右为测厚仪的主要研制者杨君劲工程师。右图为上海机床厂研制的12米深孔钻床。

1965年,江苏省南通磷肥厂制酸四班被评为先进班,公私合营丽华照相馆洗印。南通磷肥厂建于1962年,位于船闸西路66号。2003年进行改制后,成为私营的南通大伦化工有限公司。原南通磷肥厂工人住房补贴、养老、医疗、股份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2011年2月19日,南通磷肥厂退休工人堵住工厂大门讨要说法。企业改制造成国有资大量流失,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严重激化社会矛盾。

1965年5月,浙江省金华县汤溪公社溪东大队,孩子们拿着木头做的枪支,在河里玩得不亦乐乎。

1965年5月,根据三线建设要求,中央专委批准建设核武器研制基地,代号“九〇二工程”,选址在四川绵阳和广元山区。主要基地在梓潼县长卿镇长卿村八社,长卿山西坡山脚“白家湾”内,1965年开始建设,占地面积581418平方米,建筑167栋,1969年初步建成。从1969年至1993年,这片不起眼的黄色砖瓦房,就是中国最机密的核武器研究中心。1993年九院搬迁至绵阳科学城后,此地荒废十年无人管理,现为旅游景点。

1965年5月14日10时整,中国首次原子弹空爆试验成功,首次空投原子弹的载机为图-16(50671)轰炸机,由第一飞行员李源一、第一领航员于福海、第二飞行员刘景新、第二领航员张公祥、通讯员孙兴富、射击员韩惠安组成的机组驾驶。该机现收藏在中国航空博物馆。

1965年5月15日,《甘肃日报》,我国又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次执行空投原子弹试验任务。

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回到了他在28年前创建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江西井冈山,走在黄洋界上,钱嗣杰摄。4月27日,毛泽东将中南局书记张平化,从广州召至武昌,提出要重回井冈山看看。4月28日,主持军委工作的贺龙、总参谋长罗瑞卿、及杨成武抵达武汉东湖。当晚,三人向毛泽东汇报了备战计划。4月28日起,汇报解放军取消军衔后的服装徽章样式,以及军队减薪问题。4月29日晚,毛泽东一行从武昌到达长沙。5月1日,毛泽东得了严重感冒。此时国内外形势复杂纷呈。胡志明听说毛泽东在长沙,特意来看望。5月21日,专列沿长株铁路,沿途经过株洲、醴陵,让毛泽东回忆起大革命失败时期的教训。毛泽东严肃地告诉张平化,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5月21日下午2点,专列缓缓地在醴陵阳三石火车站,临下车,毛泽东感慨地对张平化说:“你懂得了这些历史,就懂得了北戴河我为什么将‘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不太清楚,上了井冈山后我们再说。”5月21日下午,毛泽东一行抵达茶陵。

5月22日,毛泽东一行抵达永新县,途径三湾改编旧址。22日下午4时抵达井冈山茅坪。傍晚6时半,毛泽东一行抵达井冈山山顶小镇——茨坪。街上已亮起路灯,喇叭里播着十送红军,毛泽东在车上高兴得说:井冈山上有电灯了。5月23日,毛泽东在散步时说:“井冈山时官兵生活一个样,除了作战指挥权以外,不分上下。现在我们官兵待遇区别比较大。”他叫总参做过一个调查,上将的工资是上士的17倍多,1964年后有所下降,仍有10倍以上。他说:苏联上将工资是上士的30多倍,美国是20多倍。我们比苏联、美国好一些,但比战争年代区别大多了。我们高级干部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站岗的。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毛泽东是在严厉批评党内一些脱离群众的问题。毛泽东还说:“鲁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其为路。井冈山的道路是这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这样。不过,走这条路比井冈山时期还要难。搞不好,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苏联不就是这样吗?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已失去人民的拥护,将来帝国主义一打压,搞不好甚至会亡党亡国。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会见当地群众。5月25日上午,张平化要赶回长沙主持一个会议,毛泽东亲自出来送行。他说:“你是没有忘记专列上我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泽东在回忆当年的战争岁月时说:井冈山的斗争是伟大的,这些为革命牺牲的青年人是伟大的。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

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华,第二年转过去。陈赓那时还活着,当校长。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军工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1965年5月,毛泽东重回井冈山时,作词两首,分别是《念奴娇·井冈山》与《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江西省副省长王卓超回忆,那天毛主席反复强调这些,那个年代报纸上也比较注意宣传反修防修的问题。提到苏联时,毛泽东又讲了这么一段: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王卓超回忆说:“五月二十五日那天下午,汪东兴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毛泽东则提出了制度建设的问题。井冈山时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推行,铸造了全军上下的主人翁精神。形成了群众管理,而不是行政管理。连长可以管战士,战士也可管连长。士兵委员会有个经济委员会,专门负责经济管理,杜绝了贪污。在那种特别艰难的情况下,这种优良的革命传统、民主作风,构筑了井冈山艰苦奋斗、官兵一致的精神品质和红色政权的政治基础。

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刘俊秀提出:现在工厂不是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毛泽东说:“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毛泽东继续说,早几年他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

现在干部的特权对我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从小读的是干部子女小学、干部子女中学。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容易入团、入党。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可以看内部电影;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有些现象令人担心。5月29日,毛泽东离开井冈山时,步行一里多路才肯上车,沿途接见群众三千多人,茨坪男女老少倾巢而出。

1965年5月12日,日本东京新桥站西口(港区)。新桥站建于1872年,是日本第一条铁路的始发站。

1965年6月3日15时16分,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双子座4号(Gemini IV)载人飞船,搭乘麦克迪维特上尉(指令长)和爱德华·怀特上尉。当天19时34分,飞船舱门开启,爱德华·怀特执行出舱任务,到20时06分舱门关闭。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太空行走(人类历史上第二次)。

1965年6月3日,美国双子座4号宇宙飞船,埃德·怀特上尉成为美国第一个进行太空行走的宇航员,缆绳长8米。

1965年6月3日,美国双子座4号宇宙飞船,埃德·怀特上尉成为美国第一个进行太空行走的宇航员。由于双子座飞船没有气闸舱,而是直接打开舱门进入太空,另一名航天员麦克迪维特上尉,也暴露在宇宙真空环境中。

1965年6月6日,南越,同帅(Dong Xoai),满脸鲜血的妇女和儿童,在美军空袭轰炸后爬出掩体。

1965年6月,越南南部(南越)同帅市(Dong Xoai),在持续两天的激战之后,几名幸存的越南村民拥抱在一起。美联社Horst Faas。当时爆发同帅战役,越共获胜。南越阵亡416人,美军有33人伤亡或失踪,越共至少有126人阵亡。

1965年6月6日,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特伦顿,2500名三K党分子举行集会,围着一根15米高的十字架绕圈。

1965年6月,西德在慕尼黑国际运输展上,推出了4种E03型电力机车(后编号为BR103.0),在试运行期间时速达到200公里,但是机车功率较小,因此在量产车型中试用了更大功率的电机。1970年5月27日,第一批量产的BR103.1投入使用,可牵引400吨列车达到200公里时速。由此至1987年,BR103几乎是德国唯一的高速列车,后被ICE取代。2003年后全部退役。照片为2001年9月22日E03-001停靠在慕尼黑中央车站9号站台。

1965年,北京吉普212敞篷越野车。该车畅销不衰长达三十年,累计产量超过60万辆。

1965年3月,三机部批准哈尔滨飞机厂研制701型直升机,该机以1962年中印战争中缴获的美国贝尔47G-3轻型直升机为蓝本,配备国产活塞6丙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1.3吨。1968年停止研制,1970年恢复项目,只生产了4架。04架直升机最终交给南京航空学院做了教具。

1965年6月4日,南昌飞机制造厂研制的“强-5”原型机首飞成功。该机是新中国研制的第一款喷气式对地攻击机,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由第三世界国家研制的喷气式攻击机。
从1970年到1979年,强-5基本型生产了515架。

1965年6月,上海沪东造船厂试制的8820匹马力的两冲程低速柴油机(7ESDZ75),装备新中国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该机是中国第一次研制船用重型低速柴油机,于1958年8月开始研制,由一机部、交通部主持,沪东造船厂、上海交通大学等5个单位合作攻关,于1960年9月完成总装。该机曲轴重达44吨,回转半径达1.1米,对材料、加工工艺、试验条件提出了大量挑战。

1965年,湖南省湘阴县,医院派出专家下乡巡诊。6月26日,在同医务人员谈话时,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卫生部的工作,发表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据统计:1964年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县及县以下,下同),其中县以下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57%,农村占43%,其中县以下占27%。全年卫生事业费9.3亿元,其中用于公费医疗2.8亿元,占30%;用于农村2.1亿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占16%。830万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农民的还多。
1965年,为响应“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当时的万山守备部队卫生队,从万山渔业大队民兵营里挑出9女2男培训,组成了民兵营卫生班。1968年,在此基础上成立“十姐妹班”。当时,万山大队共有10条船,“万山十姐妹”刚好每人跟一条船。其实就是海上的“赤脚医生”。

1965年6月19日,澳大利亚悉尼,正在建造中的悉尼歌剧院。
由丹麦建筑师约恩·乌松设计,共耗时14年,斥资1200万澳币,于1973年10月20日正式竣工开幕。 

1965年7月1日,北京地铁一号线开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奠基挥锹铲土。
1971年1月15日,北京地铁一期工程线路开始试运营。

1965年7月14日,美国水手4号火星探测器,用无线电向地球发回第一幅火星地表照片,拍摄位置距离火星表面约10000公里。

1965年7月16日,甘肃省陇西县三品石,西北铝加工厂(国营113厂)建厂誓师大会。该厂是中国西北最大的铝加工基地,大部分人员设备由哈尔滨101厂(东北轻合金厂)迁入。现为中铝集团西北铝加工厂分公司。

1965年7月20日,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从海外归来,在北京首都机场受到热烈欢迎。左起:彭真、贺龙、周恩来、郭德洁、郭沫若、于立群、张洁清。杜修贤拍摄。

1965年第七期《人民画报》,上海感光胶片厂片基车间。
该厂建于1958年,建厂时以生产黑白感光材料为主。1960年试制成功水溶性彩色电影正片。1963年,新建一个片基车间,1964年制出中国第一批三醋酸纤维素酯透明片基。主要产品有胶卷、相纸、电影胶片、医用X光片、特种胶片等。至1990年形成一个总厂二个分厂,2789人规模。建厂三十年来累计上缴利润33.06亿元,税金5亿元,相当于固定资产原值的51.5倍,是上海市100家利税大户之一。1990年代初,上海感光胶片厂投资2亿多元,在漕河泾新建一个涂布车间。项目即将建成投产时,美国柯达公司出资2100万美金,买断上海感光胶片厂的生产权。即不要厂房设备,也不要任何人员,只要求该厂停产彩色胶片,也不能与其他国家合资。在上级部门通知下,上海感光胶片厂收了这2100万美金,就此走向破产。2000多名职工全部下岗失业,失业者按每一年工龄补贴1300元,与企业买断。260多亩土地使用权卖给一个房地产开发商。该厂现改制为上海申贝感光材料厂,生产黑白胶片。

1965年7月,上海电子光学技术研究所、长春光机所等单位,联合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DXA3-8型20万倍大型电子显微镜,加速电压为100千伏,点分辨率达到7埃(0.7纳米,或0.0000007毫米)。中科院北京科学仪器厂研制的DX-2型25万倍电子显微镜,分辨率达到4-5埃,生产了8台。当时世界上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可以制造这种一级大型电子显微镜。1970年上海电子光学技术研究所研制的DXB1-12型40万倍透射电镜,点分辨本领达0.5纳米。1977年该所研制的多功能DXB2-12型80万倍透射电镜,分辨率达到0.2纳米。至1997年,DXA3-8型电子显微镜共生产了70台,出口欧洲和非洲。1990年代以后,中国大量进口外国电子显微镜,本国电镜研发投入资金严重不足,导致中国电子显微镜与国外差距越拉越大。进口一台高档电子显微镜的价格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

1965年7月18日,日本东海道新干线新大阪站,一名青年旅客下车后与O系列车合影留念。47年后,他在网站上贴出了这张照片。

1965年8月,毛泽东与来华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的日本共产党书记处书记砂间一良(左二)交谈。
1966年9月起,日本共产党的一些基层组织受到中国“文革”的影响,在山口、佐贺、爱知、福冈、兵库等县建立了日共县委“革命左派”,对日共中央“造反”。日共中央认为,这是中共插手其内部事务,造成了日共的分裂,于是在1967年8月召回其驻中国代表砂间一良,和日共中央《赤旗报》驻北京记者绀野纯一,两党关系彻底断绝。此后日共即被中共称为“日修”或“宫本修正主义集团”。

1965年8月,四川绵阳,国营长虹机器厂第12车间技术组合影。

1965年,美国NASA的X-15超音速试验飞机,和美国空军试飞员Pete Knight。他共驾驶X-15飞行了16次,最高速度6.7马赫(时速7274公里),最高高度85496米,是X-15中的速度纪录保持者。X-15是美国第一个载人亚轨道飞行器。

1965年,美国加州伯班克,洛克希德公司臭鼬工厂,正在组装的SR-71高空高速侦察机。照片来源,美国中央情报局。

1965年7月26日,美国芝加哥市中心,马丁·路德·金率领一万余名抗议者举行游行,抗议学校的种族隔离政策。

1965年8月11至17日,美国洛杉矶附近的瓦特,发生严重暴乱。瓦特是一个黑人聚居的低收入社区,约有35万人,除了高失业率,贫穷和种族歧视,黑人居民也不时遭受警察的暴行对待。这些怨恨和不满的情绪,转向暴力。8月11日,加州公路巡警逮住一名醉酒司机,一小撮人围观,其后投掷石块,随即骚乱发生。沦为暴力事件六天,全市损失4000万美元,死亡34人。动乱成为历史上最严重的事件之一。

1965年8月,美国洛杉矶瓦特骚乱,加州政府出动4000余名国民警卫队和警察进行镇压。在六天里,共有34人死亡,1032受伤,3438人被捕。近1000幢建筑遭到破坏或焚毁。

1965年8月3日,越南岘港,美国海军陆战队两栖登陆行动中,对岘港空军基地附近15英里范围的民宅进行扫荡。一名老人被美军士兵押走。

1965年8月5日至8月6日,解放军南海舰队与台湾国民党海军,在福建东山岛海域,爆发“八六海战”。照片为被解放军击沉的国民党“剑门”舰。
1964年12月22日,美军将剑门号扫雷舰移交给台湾国民党,编号45(该照片拍摄于移交时),满载排水量1250吨。1965年8月5日,剑门号从高雄左营港出发,企图将国民党特务送入福建东山岛时,被解放军鱼雷艇发射三枚鱼雷击沉。同时被击沉的还有PC-118章江号。解放军俘虏了剑门号舰长王韫山及中校参谋黄致君等33人。我海军牺牲4人,伤28人。此次海战,国民党海军损失两艘军舰,上百名官兵,得以撤回台湾的仅仅只有五名。蒋介石极为震怒,在8月30日下令撤掉海军总司令刘广凯。

1965年台海海战功勋卓著的解放军025级鱼雷艇。
1959年,苏联根据第二次海军技术援助协定,向中国提供了铝质水翼鱼雷快艇的技术资料和施工图纸。1962年上海沪东造船厂开始仿制,但因缺乏大功率柴油机,只得修改设计先制滑行艇,后造水翼艇。1963年制成滑行艇,1964年制成水翼艇,1966年又造出收放式水翼艇,代号025型。艇长21.8米,宽6.3米,满载排水量46吨,三台M50F柴油机,总功率3300马力,最大航速55节,最大航程900公里,两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
1965年8月9日,马来西亚国会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同意将新加坡驱逐出联邦。新加坡共和国正式成立,李光耀为总理,尤索夫·伊萨为总统。照片为新加坡河。新加坡独立后,由于担心马来西亚的军事威胁,于1965年9月21日加入联合国。同年10月,新加坡加入英联邦。当时新加坡有188万人,人均GDP512美元,失业率达14%。为英国军事基地服务的第三产业,占到新加坡经济的半壁江山。1967年英国军队从新加坡撤离后,李光耀转而投靠美国。美国对新投资,成为新加坡发展出口加工业的重要靠山。

1965年8月,日本索尼发布了世界第一台家用录影机CV-2000。
由于盘式录影带使用不便,索尼在1969年10月推出了卡式录影带,并于1970年制定了工业标准。家用录影机面世之初,售价高达1000-2000美元,远非普通家庭能够消费。1972年,美国公司推出了一款1600美元的录影机,销售极为惨淡。直至1980年代,卡式录影机和录影带价格大幅下降,才得以进入民用消费市场。1984年,中国出现第一家录像厅。从此城乡出现大批录像厅,很多人沉迷于录像厅里播放的港台武侠片和好莱坞盗版枪战片。

1965年8月27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科幻冒险电视剧《迷失太空》首映。该剧从1965年9月15日播放至1968年9月11日。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使美国影视届制作了大量太空题材的作品。

1965年8月下旬,美国宇航员从双子座5号载人宇宙飞船上,拍摄美国加州帝王谷、索尔顿湖。太空军事侦察使得地面活动无所遁形,由此引发了美苏反卫星项目及地面欺骗技术的发展。

1965年8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宣布启动空军载人侦察空间站(MOL)项目。1966年11月3日,一枚“大力神IIIC-9”在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失败,所装的载荷就是MOL项目的首个无人试验飞船。虽然MOL很快被放弃。但苏联感受到压力,开始研制自己的载人空间站。

1965年,美国生产的ADM战术核地雷,代号“山脉”。每个ADM大约重180公斤,按战术目的的不同,可以做到1到15千吨级的核爆炸威力。在1965年到1986年生产,但数目不详,10分钟便能安放一枚。

1965年8月,北京中南海,刘少奇主席在家中听取儿子刘源(14岁)汇报。刘源当时在北京第四中学读初一,趁着暑假期间,前往北京郊区的北京卫戍区骑兵连学骑马。1966年6月,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几个高干子弟,从父辈那里听到中央有意废除高考的消息,于是炮制了《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革命师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高三(五)班将信交给读初二的刘源,说是要造反,要造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反。刘源将信放到了刘少奇主席的案头。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此信。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标志着从1952年以来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取消。1966年至1976年,全国统一高考暂停了十年之久。

1966年7月,刘源在北京卫戍区警卫3师9团某连军训。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源被部队退回。其后刘源在北京四中,加入臭名昭著的高干红卫兵组织——西城区纠察队(西纠)。1967年1月,联动西纠等高干红卫兵,组织五六百名暴徒,第六次冲击公安部大楼,要求公安部释放被抓捕的联动分子。1967年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说:“ 联动是反动组织,头头是反革命”。刘源等高干子弟被抓捕。1968年冬,刘源从监狱里出来,即被中央办公厅派人押送到山西省雁北地区山阴县白坊大队,下乡改造七年。1975年回到北京起重机厂当铆工。1977年恢复高考,刘源成为第一批被录取的大学生。1988年成为河南省副省长。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图为大会召开时的情形。摄影蓝志贵。

1965年9月4日,南越,一名南越政府军军官,用力抓住越共游击队员的胳膊,脸上一副咬牙切齿的表情。在这场美国、苏联发动的代理人战争中,越南南北双方的同胞兄弟大打出手,到了不死不休的程度。这一场景也发生在朝鲜三八线、台湾海峡,以及柏林墙两侧。

1965年,美国加州奥克兰陆军基地的士兵,登船参加越南战争前,喝下送别的最后一杯咖啡。

1965年9月5日,南越归仁港,美军第一骑兵师约20000人全部抵达,随即进入安溪简易机场,建立作战基地。从10月23日至11月28日,第1骑兵师以基地为依托,在波来梅地区进行了持续37天的直升机机降作战。前后使用了6个步兵营和1个炮兵营,出动直升机6000余架次,飞行2.7万小时,空运物资1.3万吨以上。这是世界第一次大规模的直升机机降作战。

1965年9月25日,越南南部(南越)宾葛县丛林地区,美军173空降旅2营的伞兵,把最新装备的AR-15自动步枪举过河面,冒雨涉河搜寻越共据点。

1965年9月,越南,美国空军出动四架C-123运输机,向丛林里喷洒橙剂。大规模的喷洒行动一直持续至1971年。

1965年9月20日上午10时47分,美国空军479联队一架F-104C型(56-883号)战斗机入侵中国海南岛西岸,并继续向广东徐闻方向深入飞行,企图横穿琼州海峡。10时58分,海军航空兵4师10团高翔、黄凤生奉命驾驶两架歼-6,打开加力进行高速拦截。11时33分,高翔率先从距离敌机291米处开炮,一直打到29米!3门航炮的炮火将F-104C打得凌空爆炸。

1965年9月30日,印尼军队发生哗变,杀害陆军司令在内的6名军方首脑,强迫苏加诺总统解散国会。时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迅速接管军权,宣称这是一次“共产主义政变”。印尼共产党支持九三O运动,导致军方决心摧毁印尼共产党。印尼陆军在苏哈托的领导下,随即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大清洗。总统苏加诺的权力被架空。美国人在印尼930军事政变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1965年10月1日,毛泽东与西哈努克亲王在天安门城楼上。钱嗣杰摄。西哈努克如是评价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我们两人之间,既不需要做作的同情,也没有相互反感之处,直到毛去世,连接我们的一直是一种自然流露的相互尊重和友谊”。

1965年10月,参加国庆游行的天津大学方队。

1965年10月6日,上海《文汇报》,广西地区上空我击落美机一架。1965年10月5日,空9师25大队副中队长张运宝,在广西凭祥、宁明地区上空击落美国RA-3D侦察机1架。 中国是二战后击落美军飞机最多的国家,在国土防空中,共击落33架美军飞机,包括P4M-1Q电子侦察机、F-104战斗机、F-4鬼怪战斗机、F-105战斗轰炸机、A-3B重型攻击机、A-6A攻击机、A-1H舰载攻击机等机型。

1965年10月10日,台湾省台北市,双十节游行,驻台美军Les Duffin拍摄。国民党败逃台湾后,蒋介石进一步强化“尊孙中山为国父”的中华民国史观,浑然不顾孙中山建立中国国民党,推翻中华民国政权的历史事实。

1965年10月,韩国釜山港第三码头,韩国陆军首都机械化步兵师与海军陆战队第2旅,登船开赴越南战场。1964年至1973年,韩国累计出兵32万人赴越南。韩国通过越南战争,从美国获得10.22亿美元经济利益(约834吨黄金,现值352.6亿美元)。80余家韩国企业跟着韩国军一起进入越南,其中现代建设、韩进商事、大宇和三星等企业,都在越南发了战争财,奠定了日后发展为财阀的基础。韩国军队在越南制造了大量屠杀平民事件。

1965年10月28日,韩国的一家钢笔试制工厂,规模极小。

1965年第十期《人民画报》,上海电机厂生产的五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投入运行。上海电机厂成立于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曾经视察过该厂。1998年改制成为上海电机厂有限公司。

1965年根据三线建设要求,辽宁沈阳中捷友谊机床厂(沈阳第二机床厂)立钻车间,整体搬迁至宁夏中卫县,建设宁夏大河机床厂。1991年宁夏大河机床厂搬迁至银川,2003年进行国企改制,一分为三。

1965年10月,山西大寨村,“铁姑娘”郭凤莲(左二,18岁)陪同外宾参观大寨,摄影顾棣。1973年至1980年,郭凤莲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1980年9月,郭凤莲收到昔阳县委组织部通知,即日起你调离大寨村,工资定为行政24级,工龄从今天算起。
1982年底,昔阳县委书记挂帅的工作组进驻大寨,强硬推行包产到户。留足每人半亩口粮田和二分半自留地后,其余土地按劳力承包。大寨村实施包产到户后,集体经济迅速被各级干部瓜分一空。到1990年,大寨村集体经济出现“破产潮”,除了吃资源的煤矿,其余产业一片萧条。让郭凤莲重回虎头山的呼声越来越高。1991年,44岁的郭凤莲被强行拉回了大寨村委班子。她原本是不愿意回来的。让村会计一划拉,郭凤莲才发现,大寨村已成“空壳”,每年全靠煤矿的一点上交款勉强过日子。村里的街上坐着满满的人,都是闲坐、闲说,更是没钱花。1992年,大寨村进行二次创业,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成立,郭凤莲出任总经理,建的化工厂、地板砖、家庭草编等项目都遭失败,羊毛衫厂获得成功。1994年,大寨上马了煤炭铁路发运站和投资2100万的中外合资“大寨中策水泥”,成为村里的创收大户。旅游业成为村里的另一大收入来源。

1965年,陕西省西安市龙首村,繁忙的水果市场。王凌拍摄。

1965年10月20日,京剧《谢瑶环》的主编田汉,带着秘书黎之彦,下放到北京顺义县牛栏山劳动改造。(杜近芳饰谢瑶环,陈真治饰来俊臣。)田汉,湖南长沙县人,1898年生于破落地主家庭。1916年田汉得到舅父资助,赴日本留学,与李大钊相识。1928年在上海组织南国社,颇具影响力。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为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词。1949年建国后进入文化部任职。1961年田汉根据碗碗腔《女巡按》改写成京剧《谢瑶环》。1964年1月3日,刘少奇主席召集中宣部和文艺界30余人举行座谈会。他提出田汉编剧的京剧《谢瑶环》的问题。说:“我在昆明看了那个戏,恐怕也是影射反对我们的。吴三思的儿子瞎胡闹,替武则天修别墅,也是影射的。”。身为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刘少奇,开了用中央首长点名的方式,把两名著名的党员作家(孟超和田汉)打成“反革命”的先河。除了田汉和孟超,刘少奇还点了画家陈半丁的名。1968年12月,田汉因肾病、尿毒症、糖尿病、心脏病并发,死于北京301医院监护病房,时年70岁。

1965年10月,苏联政府批准了由切诺梅提出的代号“钻石”的军用侦察载人空间站项目。一开始“钻石”项目由于登月工程而被放到了次要位置。随着N1的惨败,苏联领导层将目光重新投向近地轨道,军事价值重要的载人空间站项目获得重视。1973年至1977年,苏联以民用的礼炮号空间站为掩护,共发射了三个钻石军用空间站,在轨飞行15-50天。事实证明:载人侦察空间站,与自动照相侦察卫星相比,并不具有明显优势。

1965年10月23日,美国加州瓦列霍,马雷岛海军造船厂(MINSY),玛利亚诺·G·瓦列霍号(Mariano G. Vallejo,SSBN-658)弹道导弹核潜艇举行下水仪式。该艇为富兰克林级,长130米,水下排水量8382吨,安装16枚潜射北极星洲际弹道导弹(每枚有3个20万吨当量的W58核弹头),1966年12月服役,1995年退役。

1965年11月5日,越南,美军出动B-52轰炸机,投下一摞750磅炸弹。美联社

1965年11月9日,美国纽约长岛发生大规模停电。这次停电事故长达13个小时,美国东北部的纽约、新泽西、佛蒙特等7个州及加拿大安大略,2200万人受到影响。大规模停电显示了人类能源体系的脆弱性。

1965年11月,美国纽约曼哈顿,东42街向西看街景。
这条街上排列着纽约一些最重要的建筑,从东到西依次是联合国总部、克莱斯勒大厦、大中央车站、时报广场和纽新航港局客运总站。

 1965年11月27日,一名越南运尸工将脸捂得紧紧的。在他身后的小路上躺满了美军和南越军队的尸体。他们都是在西贡东北部地区45公里外,米其林橡胶种植园附近,被越共游击队伏击而亡的。在这次战斗中,游击队员打死了至少100名美军或南越军人。

1965年11月,越南Cape Batangan,美军与越共军队激战,吓坏了的妇女,抱着浑身是血的孩子逃命。Paul Schutzer拍摄。 

1965年11月,印度尼西亚,持枪军警大肆抓捕印尼共产党成员及嫌疑者。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后来的调查报告,截至1966年4月,大约有25万到50万人被杀。据印尼官方在1975年公布的数据,被杀人数在45到50万左右。这场屠杀将苏哈托带到了印尼权力的巅峰。亲美反共政策使得苏哈托军事独裁政权,得到美国和西方的认可。

1965年11月,驻越美军就将台湾正式列为渡假地。据统计,美军50万越战官兵中,有超过21万人曾到过台湾,数年间的直接消费金额高达5280万美元。因为台湾服务业价格便宜、服务良好,一时之间台湾成为美军挥霍享乐、流连忘返的逍遥地,也在台湾留下了数以千计的混血儿。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解放日报》编委姚文元撰写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59年4月,鉴于大跃进期间各级干部虚报浮夸的现象,毛泽东提出要向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学习。1960年11月,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编写了《海瑞罢官》剧本。1961年初,京剧《海瑞罢官》公演。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急于使全党摆脱大跃进的责任问题,急不可耐地逼迫毛泽东主动责任,毛刘矛盾显现迹象。但此时刘邓势力坐大,已经羽翼丰满,北京市委、中宣部、国家计委等等单位形成了一座座山头。毛泽东势单力孤,受到孤立。1963年底,江青开始领导京剧与芭蕾舞剧的革命。至1964年10月,江青在北京找到文艺评论员李希凡等人,企图组织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没人敢写。1965年1月刘少奇连任国家主席后,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从政治上拿下刘。以北京市委为突破口,卸掉刘少奇的左膀右臂。

1965年初,江青前往上海,找到副总理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帮忙。柯庆施将任务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由张春桥推荐了姚文元,秘密组织写稿。但1965年4月9日,柯庆施在四川成都突然去世(1966年文革爆发后,有人揭发是贺龙和李井泉,谋害柯庆施,弄得举国哗然)。自1965年8月底,定下批判《海瑞罢官》的初稿,到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其间十易其稿。但这篇文艺批判性质的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报纸陆续转载,表明政治态度,只有北京各报纸在18天内未刊登。《北京日报》社长范瑾,曾两度打电话给上海《文汇报》的熟人,探问此文的背景。她还曾两度打电话给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请示是否在《北京日报》上转载此文。彭真表示:《北京日报》不必转载。直至11月29日,彭真在压力下指示《北京日报》转载此文。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但都分别加上了彭真和周恩来定稿的按语。

1965年11月10日,文章发表的当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任命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杨尚昆的中办主任职务11月11日,毛泽东乘火车秘密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和杭州。12月8日至13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等人指责罗瑞卿(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篡军反党”。毛泽东问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假如北京发生政变,你怎么办?”。12月8日,《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批判翦伯赞、吴晗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直到12月21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全国吵得沸沸扬扬,吸引了全部的眼球,毛泽东这才投下重磅炸弹。12月21日,毛泽东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959年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这是党的决议。《海瑞罢官》对此影射,就是反党。

从姚文发表,直到1966年《五一六通知》,打了7个月笔墨官司。彭真和陆定一不甘坐以待毙,不断抵抗,不断失败。再抵抗,再失败。但是他们越抵抗,也就越暴露其与吴晗沆瀣一气的“反党”面目。1966年5月16日,刘少奇主持会议,中共中央发布通知,点名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由此吹响了“文革”号角。(彭真是1964年中央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1965年底至1966年上半年,毛泽东一直在上海、杭州、武汉等地,直到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历时长达九个月。】

1965年11月,刘少奇身患肺病后休养期间,与王光美在北京颐和园游湖。1967年刘少奇被打倒后,1968年肺炎复发,专家医疗组对其进行精心救治,24小时护理。
1969年11月12日晨6时,刘少奇因肺炎、高血压、糖尿病等长期疾病,病死于河南开封,时年71岁。

1965年12月,湖北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在湖北江陵马山5号楚墓,出土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剑。虽深埋地下2300多年,仍锋利无比,因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而千年不锈。剑通高55.7厘米,宽4.6厘米,柄长8.4厘米,重875克,极其锋利。刻有“钺王鸠浅,自乍用鐱”八字。

1965年,山西省长治市分水岭古墓群,出土的战国时期错金夔纹豆,高19.2厘米,口径17厘米,盖顶有喇叭形捉手,通体错金夔龙纹、莲瓣纹、垂叶纹、斜角云纹等。错金纹饰细腻,工艺精湛。山西博物院藏。

1965年12月,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市,反对越战的示威人群。

1965年12月初,用鱼眼镜头拍摄的双子座7号载人宇宙飞船内景。下面是两个宇航员座椅,正面是控制面板,顶部两个独立的舱门已经打开。

1965年12月4日,美国NASA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用大力神Ⅱ火箭,发射双子座7号宇宙飞船,搭乘宇航员博尔曼和洛弗尔。该飞船重3289公斤,发射6分钟后入轨。12月7日发射双子座6A号飞船,搭乘希拉与斯塔福德。12月15日,在宇航员操纵下,双子座7号飞船与双子座6A号飞船,实现手控交会对接。这是美国登月计划前的重要步骤。1969年1月16日,苏联联盟-4和联盟-5号载人飞船,首次成功进行了载人空间交会对接。【2012年6月18日14时07分,中国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实现载人交会对接,三名宇航员是景海鹏、刘旺、刘洋。】

1965年12月15日,太平洋上空近地轨道,双子座6A载人宇宙飞船,正在靠近双子座7号,首次进行载人交汇对接。

1965年12月16日,越南战争期间,在一个最初由五名工人、三台缝纫机发展起来的军装厂中,女工们在利用缝纫机加紧生产。新华社记者郭纪摄。



1965年中国经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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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口:72538万人,其中男37128万人,女35410万人,农业人口59493万人,非农人口13045万人,人口出生率37.88‰,死亡率9.50‰,人口自然增长率28.38‰
GDP(国内生产总值):1716.1亿元,其中第一产业651.1亿元,第二产业602.2亿元,第三产业462.8亿元,人均GDP236.6元(折合96.1美元,约85.4克黄金,现值20346元人民币)【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41908元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下降1.2%
全国职工工资总额:282.3亿元,其中国有单位235.3亿元,集体单位47.0亿元。
城乡储蓄存款余额:65.2亿元,其中定期存款43.4亿元,活期存款21.8亿元。
财政收入:473.32 亿元,其中各项税收204.30亿元,企业收入264.27亿元,其他收入4.75亿元。
各项税收:204.30亿元,其中工商税收165.49亿元,关税5.70 亿元,农业各税25.78亿元,盐税7.33亿元。
财政支出:459.97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支出158.49亿元,增拨企业流动资金27.55亿元,教育支出35.90亿元,农业支出54.98亿元,抚恤和社会福利支出10.94亿元,科学研究支出27.17亿元。
黄金储备500万盎司(155.5吨),外汇储备2.81亿美元。
进出口贸易总额118.4亿元,其中出口63.1亿元,进口55.3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基本建设投资179.61亿元,更新改造投资37.29亿元。
工业总产值1402.0亿元,其中轻工业51.6%,重工业48.4%。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833亿元。
粮食产量19453吨,棉花产量209.8万吨,油料产量362.5万吨,猪年底16693万头,羊年底13903万只。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70.3亿元,其中国有单位355.5亿元,集体单位289.3亿元,个体12.5 亿元,其他13.0亿元。
运输:铁路3.64万公里,公路51.45万公里,客运量96334万人,货运量121083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


这就是五十年前的历史。




 

工业革命——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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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
——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二十一)


1966年1月1日,南越,西贡以西20英里的Bao Trai正在激烈交火。一群村民躲在河岸边,被妈妈抱在怀里的儿童,惊恐地看着一名手持M79榴弹发射器的美军伞兵。美联社Horst Faas拍摄。至1971年,美国春田等五家兵工厂,生产了超过35万支M79榴弹发射器。韩国大宇公司和南非Milcor公司获得授权仿制。越南战争长达20年,美国投入的军费超过1680亿美元(约合14.9万吨黄金,现值63120亿美元)。这是个极其惊人的数字:相当于美国二战军费的一半,相当于1966年中国GDP(761亿美元)的两倍多,相当于2010年中国全年GDP。

冷战时期,美国军费开支长期占GDP总额的10%左右。1964年美国军费开支525.85亿美元,1970年达到801亿美元。越南战争刺激了美国工业生产,使以军事工业综合体为牵引的美国工商业体系,得以维持运行。美国军工产业吸纳了超过300万就业人口。国防工业雇佣了全国59%的航空工程师,22%的电气工程师、20%的普通工程师。全国三分之一的企业与军事工业相关。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跟在美国后面发了战争财。而美国政府透支国力,背负巨额财政赤字,国际收支恶化,国债规模迅速膨胀。1969年美国再次陷入经济危机,被迫转向战略收缩。苏联趁机进入战略扩张阶段。1970年代石油价格暴涨,使得苏联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与出口国,获得上千亿美元外汇收入。过于依赖石油出口,给苏联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间接导致苏联解体。

到1980年代,美国依托军工产业积累的巨大技术资源,向民用产业进行产业转移,形成显著的技术竞争优势。如波音、IBM、德州仪器、摩托罗拉、通用电气、通用动力、杜邦、陶氏化学、美国铝业、埃克森石油、固特异等企业,成为难以撼动的产业巨无霸。到1990年代,随着苹果、微软、英特尔、雅虎等新兴企业的崛起,美国进入新产业变革时代。同时期,中国由于全面摧毁肢解军工产业、压缩军费开支,转而发展低端出口加工业,使得全国重工业体系陷入破产衰败状态。全国下岗失业人口超过4000万人,数十万家国有企业破产倒闭。

1966年1月,南越,西贡东北部,美国陆军出动UH-1直升机,进行机降作战。美联社Henri Huet拍摄。蝗虫般漫天飞舞的UH-1,成了越战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从1956年至1976年,美国共制造了超过1.6万架UH-1直升机,耗资上百亿美元。光是在越南战场就投入了超过7000架,损失2500余架,阵亡飞行员2200余人。在产量上只有苏联的米-8中型直升机能够匹敌(生产了1.2万架)。1980年代后,UH-1逐渐被UH-60黑鹰直升机取代。2012年中国直升机年产量,飙升至近200架。由此可见冷战时期,美苏高强度军备竞赛的疯狂规模。

1966年1月8日凌晨,福州军区守备7师F131号登陆艇,战士吴文献,伙同吴珍加及吴春富两人,枪杀艇长甘久郎和其他6名战士,将登陆艇驶至马祖岛投敌。当晚,解放军通过情报系统获悉,台湾军方将以专机将他们接返台湾本岛。1月9日下午3点半,台湾军方派出的HU-216(SA-6)信天翁式水陆两用机,搭载吴文献等人从马祖起飞(如图)。三分钟后,福州军区通过预警雷达发现该机,空军第24师出动两架歼五、两架歼六,将该机击落,机上17人全部丧命。歼五飞行员李纯光、胡英法记一等功。台湾国民党中央社将其斥为“谋杀反共义士”。

1966年1月14日,苏联运载火箭之父科罗廖夫,因癌症手术失败,死在手术台上,年仅59岁。这位天才设计师杰出的项目管理能力,保证苏联赢得了美苏太空竞赛的头一个阶段。他的猝死,对于被内耗和官僚主义困扰的苏联登月工程来说,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照片为拜科努尔航天城内的科罗廖夫纪念碑。

1966年1月15日上午10时22分,
西班牙沿海的比利亚里科斯村和帕洛玛雷斯村上空,美国战略空军的一架B-52G轰炸机,和一架KC-135空中加油机,进行加油训练时,在万米高空相撞爆炸解体。要命的是,B-52轰炸机上带着四颗B28RI(MK28)氢弹,爆炸当量145万吨。美军紧急出动进行搜索,在陆地找到三枚摔坏的氢弹,第四颗掉到了海里。美军动用了3000多人,耗资2000万英镑,在海底搜索3个月,最终在4月7日8时45分,将第四颗氢弹从864米深的海底,捞上了海燕号(ASR-14)潜艇救援舰的甲板。MK-28是美国最长寿的核弹头,威力7-145万吨,从1958年服役至1991年退役,服役期长达33年,总共生产了4500枚(起码耗资百亿美元)。中国在1967年空投爆炸的第一颗氢弹,即达到了MK28的水平,一步抹平了与美国核武器二十年的差距,堪称奇迹。1979年9月13日,中国的一枚空投氢弹因降落伞失效,在新疆罗布泊直接坠地破裂,造成放射性污染。工程兵将氢弹用混凝土就地掩埋。邓稼先博士在查看事故现场时受到大剂量辐射,1986年因直肠癌去世,年仅62岁。

1966年1月17日,沈阳飞机厂,试飞员葛文墉驾驶02架歼七原型机,首飞成功后跨出机舱。歼七根据苏联提供的米格-21F战斗机技术资料进行仿制,是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单发单座两倍音速喷气式战斗机。葛文墉试飞时所穿飞行装具,是1963年台湾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徐廷泽驾机起义时,带回的F-86战机所用的美制P-4A防护头盔及抗荷服。歼七服役时列装的是根据苏联ГШ-4МС头盔仿制的TK-1型头盔,和DC-2型高空代偿服。

1966年1月31日,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在白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恢复对越南(北越)的轰炸。该照片拍摄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纽约工作室的监视屏幕。美联社Marty Lederhandler拍摄。
据美国国防部数据,1965年2月至 1968年11月,美国空军对越南北方的空袭,已达到10.77万次,投掷炸弹258万吨,北越平均每平方公里落弹16.2吨,投弹密度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炸弹估值超过300亿美元)。“饱和轰炸”及“焦土政策”在越南留下超过2600万个炸弹弹坑,导致上百万平民死亡,战争难民超过1430万人,30万孩子沦为孤儿,8.3万人截肢,4万人失明或失聪。1965年6月到1970年7月,越南战争最激烈阶段,中国共派出了32万支援部队,在越南北方执行防空、通讯、工程等任务。高炮部队共有63个团,总计15万余人赴越南执行防空任务。共作战2153次,击落美机1707架,击伤1608架。1965年至1978年,中国共向越南援助超过200亿美元的物资。其中无偿援款占93.3%,无息贷款占6.7%。

1966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南部市中心佛克恩大街(Folkungagatan)。
瑞典是北欧第一大国家,从1860年代起发展工业制造业。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均为中立国而逃过了战火侵袭。一战期间对钢铁、滚珠轴承、木材等战争物资的出口,使瑞典获利颇丰。1876年创立的爱立信(ERICSSON),1883年成立的斯德哥尔摩电气公司(ABB前身),1908年成立的SKF瑞典轴承公司,1927年成立的沃尔沃汽车公司,成为瑞典工业的支柱。最著名的当属以炸药起家的诺贝尔家族。二战期间,瑞典继续以中立国身份从中获利,同时向美国和纳粹德国出口轴承、优质铁矿砂等战略物资。瑞典的军事工业也在二战期间得到迅猛发展。1951年瑞典Saab飞机公司开始研制Saab-35多用途超音速战斗机。1967年首飞的Saab-37战斗机,是世界第一种鸭式气动布局战斗机。与美国、苏联同时期生产的飞机性能相当。瑞典尖端工业的发展,建立在政府对职业教育和工业技术研发的高额投入之上。1960-1980年代,瑞典的失业率长期保持在2%以下,让被失业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西方国家颇为羡慕。

1966年,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1948年铁托与斯大林决裂后,开始脱离苏联计划经济模式
1950年南斯拉夫因灾粮食产量减半,出现严重饥荒。铁托访问美国,接受美国经济援助。1951年铁托集团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道路。到1963年,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达到11.5万余家。给私营业主提供高利贷者,被称为私人银行家。各企业相互竞争,盲目扩大投资,出现了经济比例失调和通货膨胀等问题。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泛滥,农村的贫富两极分化极为迅速。失地农民沦为廉价劳工,使得南斯拉夫国内社会矛盾加剧。1989年东欧剧变后,同时发生世界经济危机。西方国家趁机利用“经济援助”换取南斯拉夫“同意实行多党制”。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全国各地就出现了1000多个政党。新成立的政党在4个加盟共和国取代共产党上台执政。1991年6月,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相继宣布独立。其后波黑和马其顿宣布独立。仅一个波黑就一分为三,从此穆斯林族、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间,爆发了一场3年多的波黑战争。这是二战结束后,欧洲大陆伤亡最惨重的一场战争。波黑战争直接损失1000多亿美元,难民100多万,10多万人死亡,40%的桥梁被破坏,公路完全被毁,经济倒退20多年

1966年,上海打浦路越江公路隧道工程,采用直径10.2米超大型网格挤压盾构掘进机施工。该机由上海隧道工程设计院(1958年成立)设计,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 辅以气压稳定开挖面,在黄浦江底掘进1322米。同年,北京地铁一号线开始研制直径7.1米的压缩混凝土盾构掘进机,1968年进行试验挖掘。1980年上海地铁一号线试验段挖掘试工,采用国产6.41米刀盘式盾构掘进机。到1990年代中国沿海城市地铁项目开始上马时,各单位花费巨资进口日本、德国、美国生产的盾构掘进机,动辄数亿元。1990年代中国重工业企业正处在破产浪潮中,无力投资研发盾构掘进机。2006年后,随着各省市地铁项目遍地开花,中国出现了大大小小20-30家盾构机生产厂,但核心零部件全部靠进口。年产值上千亿元的盾构产业,其中60%属于外国进口零部件。盾构机的三大关键部件:主轴承、液压件和电气控制组件依赖进口,长期无法实现国产化。

1966年初,贵州省六盘水地区,水城钢铁厂动工兴建,1970年建成投产。该项目是三线建设中,贵州省最大的冶金企业,年产120万吨生铁、60万吨钢、55万吨线材。六盘水是完全因三线建设而诞生的年轻城市
1964年中央在规划三线建设时,决定在贵州西部煤炭资源丰富的安顺六枝县、盘县、毕节水城县境内,建设重点煤炭基地。1965年成立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1966年4月成立六盘水地区工业建设总指挥部。10万建设者、50多万吨物资运往六盘水,在这片原始地带创业。建设项目包括六盘水矿区、水城发电厂、水城水泥厂,盘县发电厂、六盘水煤矿机械厂等上百个项目。水城矿物局机厂职工庄均福回忆,1965年他从安徽淮北到贵州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荒山野岭,没有电,不通公路连简单的民用建筑都没有。住的是油毛毡房,喝的是山泉水,吃野菜、吃包谷,生活十分艰苦。刘凤林回忆,当时职工们由于长时间洗不上澡,理不了发,许多人身上都生了虱子。工人甚至赤着脚劳动,磨出血泡也没有叫苦的,心甘情愿为国家做贡献。

到1978年,经过十几年艰苦创业,六盘水煤炭产量达到730万吨,洗精煤186万吨、发电量4.2亿度,水泥43万吨;工业总产值3.95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7.9%。1964年到1984年,国家对六盘水的工业基建投资为24.85亿元,其中煤炭业占19亿元。1990年,国家放开产品市场价格调控后,煤炭行业生产成本暴增。当时国有重点煤矿吨煤成本为58.6元,售价仅43.85元。全国煤炭行业亏损57.56亿元。六盘水的日子很不好过,国有工业企业濒临破产。六盘水境内两大矿务局开始接连崩溃。由于大批工人下岗致使社会购买力不足,导致城市服务业凋敝。2000年前后,六盘水进行经济转型,招商引资、鼓励发展私营个体户、大力发展房地产业,经济规模迅速膨胀。六盘水境内有超过2400家私营小煤矿,诞生了一批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死于煤矿事故的打工者,每年近百人。

1966年2月3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刘少奇主席于2月5日召集包括邓小平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后表示同意。2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签发了《二月提纲》。《提纲》认为: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大辩论,是“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它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提纲》特别提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二月提纲》主要是为了把已开始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避免把学术界的思想斗争发展为政治运动

身在上海的毛泽东主席,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4月16日至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和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扳倒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中宣部长陆定一。起草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1966年3月14日,山东省广饶县辛店公社东营村,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总指挥部召开2500多名职工、家属参加的建设胜利新村誓师大会。会议要求各参战单位职工、家属积极行动起来,贯彻油田矿区建设的总方针,全年建成8万平方米的“干打垒”房子,修好二支渠30条排、灌渠,耕地3000亩。东营靠近渤海湾,现在是山东省地级市,但在50年前,它只是一个小村的名字。1961年在东营村勘探出工业油流,揭开了中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的开发序幕。
1965年1月,东营胜利村坨11井发现85米巨厚油层,获得日产1134吨高产油流。胜利油田由此得名。现河采油厂总工程师赵久尚回忆,1966年他从新疆独山子煤矿来东营时,还是一片荒凉的盐碱地,职工住的干打垒房子,喝的地沟水。干打垒是大庆油田开发时,学习东北老乡的建房方式,用两块木板夹起来,中间填入黏土,夯实后做为墙体。屋顶架木梁,铺防水油毛毡。经过17年艰苦奋斗,到1978年,胜利油田原油产量达到1946万吨,仅次于大庆油田。职工也从干打垒房子,搬进了新建的住宅区。1972年孤岛采油厂建设时,招了一名17岁的修井工叫蒋洁敏,由于吃苦耐劳,提拔为作业大队长。1980年被推荐去山东大学深造。1989年蒋洁敏升任孤岛炼油厂党委书记,2000年升任青海省副省长,2007年成为中国石油集团董事长、总经理。2015年3月,蒋洁敏因受贿罪被提起公诉。 

1966年3月14日,台湾省海域,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企业号核动力航母(CVN-65),从菲律宾前往越南战场时,与台湾国民党海军进行联合演习。蒋介石和儿子蒋经国、孙子蒋孝勇等共14人,登上企业号航母参观演习。1965年陈诚病死后,蒋经国已经确定成为蒋介石的接班人,就任伪"国防部长",掌控台湾国民党军权,全力煽动反共军事行动,对中国大陆进行武装渗透。
1965年4月,蒋经国下令成立“石门科学研究院筹备处”,7月改称中山科学研究院筹备处,正式开展台湾原子弹研制计划。1967年文革高潮时期,蒋经国拟定了数个以特种兵、空降兵为主的反攻大陆作战方案。两蒋十分清楚,以台湾省的军力,来对付手握核武器,处于高度战备状态的中国大陆,无疑是蚍蜉撼树。冷战时期,国民党在台湾极力煽动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仇视,间接助长了台独势力。

1966年,台湾省台北市,中华商场前,美军人员乘坐的人力三轮车。驻台美军拍摄。1965年台湾成为越南美军休整基地后,每月有上千名美军乘飞机到台湾五日游。美军赴台湾买春、强奸案件频发。
1966年7月11日,台湾省警务处处长周中峰(后任伪国安局长),给台湾省主席黄杰的机密报告称,历年来处理美军的”涉外案件年约二千至二千五百件之间,双方均能顾全大体,符合弭祸於无形,制乱於初动之要求“。蒋介石担心美军强奸案引起民愤,加上美军在台又有治外法权,国民党只好扮演”龟公“的角色,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强奸案最后都是”和解“收场。最夸张的是一起”美军强奸,国军赔钱案“。1966年6月19日凌晨二时,驻台中的美国空军一等兵圣米格尔,在旅馆召妓不遂、竟然萌生歹念,持刀强奸旅社李姓女服务生。台中警察将其当场逮捕。然而由于被害女性的丈夫是国民党空军第三联队士官。国民党以“维护军心士气”为由,向受害者先行垫付遮羞费10万元新台币,再由女性被强奸者向台中地检处撤销诉状。

1966年3月15-16日,美国加州洛杉矶郊区的瓦特,再次发生暴乱,有2名黑人遭到枪杀,25人受伤。加州政府出动军警镇压,31人被捕。(March 1966 Watts Riot)

1966年3月16日,美国NASA发射“双子座8号”载人宇宙飞船,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控制飞船与无人目标飞行器“阿金纳”,完成了首次太空对接。对接半个小时后,双子座8号的一个姿态控制发动机意外点火,造成飞船出现灾难性的翻滚
阿姆斯特朗以手动控制,脱离了与目标飞行器的连接状态。双子星8号脱离阿金纳后,发生了更剧烈的翻滚,致使两名宇航员差点昏厥。飞船最终坠落在日本冲绳县以东800公里的太平洋海面。

1966年3月17日,美国双子座8号载人宇宙飞船,在发射11小时后,因故障被迫返回,坠落在太平洋海面上。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大卫·斯科特,正在等待救援人员将其拉出舱外。1969年7月21日,阿姆斯特朗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地球人。【2015年曝光的中国20吨级载人登月宇宙飞船,采用陆地/海上降落方式。】

1966年3月17日,美国贝尔公司研制的X-22A倾转翼垂直起降试验机首飞。该机长12米,翼展11.97米,起飞重量8吨。前部紧贴机身安装2台通用电气YT53-GE-8D涡轴发动机(1267马力),另两台安装在机尾横梁上,有四个直径2.13米的可旋转刚性函道螺旋桨,最高平飞时速409公里。首架原型机在8月8日坠毁,第二架原型机在1967年8月26日首飞,一直飞行至1988年。1986年贝尔与波音联手,拿下了美国国防部价值37.14亿美元的V-22鱼鹰倾转旋翼机研制合同。从二战开始,倾转翼飞机前后耗时七十年进行研究,经历无数挫折,才最终投入实用化。总投资在500亿美元以上。【2013年9月,中航工业在天津展出“蓝鲸”倾转旋翼机模型。】

1966年,陕西省,西安航空发动机厂(红旗机械厂)研制的涡喷-5乙(WP-5B)发动机,用于米格-15比斯飞机。该机长2.779米,直径1.27米,重989.24公斤,属于单转子涡喷发动机,是涡喷5的非加力改型,不带加力燃烧室。

1966年,湖北省,国营武汉重型机床厂,生产出中国第一台6.3米重型立式车床。该机床重200多吨,可以加工直径6.3米、长度3.2米、重达80多吨的圆柱体工件,椭圆误差不超过0.03毫米。它的性能和质量,达到当时国外同类型机床的先进水平。该厂建于1956年,当时是亚洲最大的重型机床厂其中最大的超重型车间,单层厂房占地3.4万平方米,建筑长度超过280米,相当于4个足球场!企业最高峰时员工总数多达3万人。1980年7月,武重研制出中国第一台专门生产导弹封头、壳体的W029型强力旋压机。1989年,武重研制出中国最大的CK53160型超重型16米立式车床,自重近700吨,工作台承重450吨。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超重型机床供应国之一。但是到1990年代,该厂陷入连年亏损。至2001年已经濒临破产,负债率高达95%。武汉重工业工厂云集的中北街,被称为亏损一条街。外资巨头在武汉办起了“瓜分盛宴”。2005年3月,武汉另一家骨干企业——武汉机床厂,仅以75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美籍华人JC周(原为桂林某机床厂技术员,1987年出国),成为外商独资企业。

1966年,公私合营上海协昌缝纫机厂,更名为上海东方红缝纫机厂,并将商标由无敌牌更名为蝴蝶牌(上海话中无敌与蝴蝶发音相同)。从此蝴蝶牌缝纫机红遍全国,曾是很多年轻人结婚时,梦想拥有的三大件之一。1974年蝴蝶缝纫机的产值达8198万元,上交利润2468万元,将技术转让给全国众多合作工厂,如河南开封缝纫机厂。1979年蝴蝶缝纫机产量突破100万台。1980年代起,大批乡镇企业和私营作坊,从生产缝纫机零部件,向组装整机转型。大量廉价缝纫机冲击市场,陷入无序竞争状态。同时由于群众从自己做衣服,向买衣服转变,家用缝纫机消费迅速萎缩。到1996年,上海的缝纫机厂陆续破产倒闭,只有蝴蝶牌活了下来。
目前,全球缝纫机的年销量约1000万台,中国市场却仅有10万至12万台。

1966年,天津手表厂生产的东风牌19钻手表,采用最新研制的ST5型19钻机芯,月差20秒左右。东风牌手表的前身就是中国第一块国产机械表一一五一牌手表。东风是内销品牌,海鸥是出口外销品牌,1973年开始出口。1974年至1978年生产了1183万只海鸥表,为国家创利税6.82亿元。天津手表厂一度是天津人的骄傲,到80年代有职工五六千人,转产电子石英表。到1990年代,全国钟表行业出现全面崩溃,38家大型手表厂全部停产。天津手表厂亏损两千多万,2000多名工人下岗失业。1998年厂里卖掉了最后一块40多亩的地。天津手表厂的巨额国有资产遭到瓜分掏空。2002年天津手表厂厂长王德明等人,以股份制改制名义,另外注册了天津中欧表业公司,生产海鸥牌手表。王德明等厂领导实际控制股权。2007年香港宜进利集团收购天津海鸥表机芯厂。2008年天津中欧与香港周大福合资,组建天津海鸥集团。周大福接手宜进利股份,并出资收购厂领导的私人股权。2011年初,原领导班子突然被撤换。新领导班子上任,继续张罗合资。
自2007年至2010年三年时光,海鸥表厂主导产权三易其主。历经几代人血汗打拼出来的亿万国有资产,就此成为瓜分肥肉。

1966年前后,四川宜宾五粮液的厂房。
五粮液出自宋代宜宾姚氏家族私坊酿制的“姚子雪曲”。后由晚清举人杨惠泉改名为“五粮液”。1954年,五粮液传人邓子均的利永川酒坊,向国家献出配方。1959年邓子均去世后,成立国营宜宾五粮液酒厂,厂房设在宜宾翠屏山和真武山脚下,年产300吨。1963年五粮液获得国家名酒称号。1964年,国家名酒标准化工作启动。五粮液在1966年完成了蒸馏和勾兑实验等分配项目,至今在酒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1949年中国白酒产量10.8万吨,1978年增长到143.74万吨。1980年代各级政府公款吃喝,走后门送礼风潮起来后,白酒消费量猛增。茅台、五粮液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即花钱买酒请客送礼,喝酒的人自己不掏腰包。2012年中央出台禁令限制三公消费后,五粮液市值在两年内蒸发800亿元。

1966年3月,四川自贡马鞍山,按照三线建设要求,从哈尔滨锅炉厂、上海四方锅炉厂、上海新建机器厂、上海汽轮机锅炉研究所等单位抽调建设者,来到四川自贡,建设第一机械工业部东方锅炉厂。该厂原本选址在德阳、江油,但江油布局项目已经不少。一机部长段君毅勘察后拍板,在自贡马鞍山建厂。由当时中国锅炉制造的老大——哈尔滨锅炉厂包建,其他单位协作,到1971年12月26日投产,主要生产燃煤电厂用大型锅炉。1964年国家规划三线建设时,中国已经有了哈尔滨、上海两大发电设备制造基地,能够研制全套电站装备。出于战略布局考虑,在四川建设第三个电力设备制造基地,包括德阳东方电机厂、绵竹东方汽轮机厂、自贡东方锅炉厂,分别由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哈尔滨锅炉厂援建。这些大型工厂在筹建过程中,涉及到数以千计的成套生产装备。全国采取大协作方式,对当年从苏联获得的技术装备进行消化吸收,成功完成了“工业复制”过程。三线建设对于中国工业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使当年中国从苏联获得的“移植型工业体系”,转向自主升级型,完成了技术自主化。世界上能做到这一步的发展中国家屈指可数(韩国算一个)。这是几代人血汗打拼的结果,而毁灭它,只需要几年。东方锅炉厂能在1990年代的中国国企破产浪潮中活下来,很不容易。
1966年3月8日5时许,河北省邢台地区隆尧县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烈度为9度,余震不断。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在人口稠密地区发生强震。3月9日,周恩来总理乘坐直升机飞赴邢台。3月22日16时,邢台宁晋县发生震级为7.2级地震。邢台地震共死亡8064人,伤38451人,倒塌房屋508万间,毁坏公路桥梁77座,经济损失10亿元,受灾面积2.3万平方公里。震后河南、河北、北京等40个县市地震谣言泛滥,引起群众恐慌,影响工农业生产。(袁汝逊摄)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人民解放军迅速投入抗震救灾,救灾物资源源不断运往邢台地震灾区。
参加救灾的达100多个单位、36674人,其中解放军官兵24411人、医务人员7095人,汽车881辆,飞机38架。灾区成立了以部队为主的党、政、军联合指挥部。各受灾地区、县也相应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

1966年3月26日到4月19日,国家主席刘少奇与夫人王光美,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三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夫人张茜陪同,分乘两架伊尔-18专机,从北京经新疆至巴基斯坦。4月19日,专机从缅甸仰光返回云南昆明机场。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就在刘少奇访问期间,国内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揪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是刘少奇的左臂右膀;第二件大事,中央下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成立了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就在刘少奇、陈毅准备从昆明乘汽车赴西双版纳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紧急通知,要他们马上到杭州去,出席4月16日起由毛泽东主席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第二天,刘少奇、陈毅等人乘坐飞机抵达杭州。会议上,毛泽东作出了撤销彭真为首起草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以及由彭真担任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建立了新的“文化革命小组”,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草案。杭州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回到北京。5月16日,刘少奇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正式定性“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1966年3月前后,山西省大同市的一条街道,屋角挂着苏元章拔牙所的招牌。旁边墙上贴着“大同市曲艺馆”的演出海报,节目有“快书”“魔术杂技”,票价“一律一角”。法国驻华使馆秘书索朗日·布朗(Solange Brand)拍摄。这一年冬天,中科院考古所在山西大同挖掘出侵华日军奴役矿工形成的“万人坑”。这一年,山西大同矿务局开工建设年产270万吨的特大型矿井——云岗煤矿,1973年3月31日投产。
退休工人李佐帮回忆:1966年国营煤矿招收农民工,他到大同矿务局同家梁矿工程队当了一名碹工,吃国家供应粮。矿上每年只发一身工作衣,磨损特别厉害,下了班除了到食堂吃饭,就是缝补衣服。老工人张大力回忆:他到雁崖矿工作的时候,矿上没能力为员工们解决住房问题,十几名员工挤在一间小工棚里休息。工人利用休息时间,自己动手搭建了平房,把老婆孩子接到矿上安家。到1970年代矿上的住房条件有所改善。

1966年4月,王光美随同刘少奇出访阿富汗。阿富汗霍梅拉王后在王宫举行宴会,照片为宴会前宾主合影。右四王光美、左四张茜(陈毅夫人)。王光美是资本家大小姐出身,张茜是演员出身,夫人外交的带头人。1956年到1966年底,张茜共出国访问21次,到过12个国家。文革爆发后,张茜遭到游街批斗,红卫兵指其生活腐化。当中国老百姓节衣缩食建设国家时,共产党高级干部及妻儿子女,依靠政治特权,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老百姓岂能看得惯。文革起来后,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成为北京八中革委会主任,一度猖狂至极,甚至勒令民主党派在三天内解散。1966年8月19日,陈小鲁主持批斗会,凌虐毒打北京八中党委书记华锦、八中校长温寒江。8月22日,华锦因不堪虐待上吊自杀。八中教师高家旺自杀身亡,党支部副书记韩玖芳被打致残。8月25日,陈小鲁发起组织了臭名昭著的“西城纠察队”。1967年二月逆流事件后,中央文革小组试图抓捕陈小鲁,但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下,将陈小鲁安排到了辽宁盘锦的39军。文革结束后,陈小鲁逃脱了法律审判。

1966年,粮食部审定的全国通用粮票,面额半市斤、一市斤、三市斤、五市斤。65年、66年版全国通用粮票发行量极大,几乎就是粮票的代名词,直至1993年退出市场流通。计划经济时期,粮票只是购粮凭证,不准买卖。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全国通用粮票等同于现金。各省市发行有地方粮票,只能在当地指定国营粮店,凭户口本购买食物,限期使用。职工要到外地出差时,由单位开具介绍信,兑换全国通用粮票,无时间限制。全国通用粮票因此具有极大的优越性。7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产业收割期,粮食供给日益宽松,一些农村小商贩进城,用鸡蛋换取城市居民手中节余的全国粮票。10斤全国粮票能换12只鸡蛋。当时,干部贪污挪用粮票,也是经济犯罪的主要形式之一。【毛泽东每月粮食定额是24斤。大学生每月定额33斤,中学生22-24斤,小学生15斤。教师医生每月27斤。城镇居民每月24斤。部分省市县发行干部专用粮票,区乡干部每月33斤。各省市粮食定额略有差异。毛泽东时期,中国老百姓一口一口省下的粮食,转化为工业建设原始资本,建起了超过30万家工业企业。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这批国有企业积累的巨额资产,成为官僚权贵集团瓜分的肥肉,转化为私营企业。】

1966年4月20日,河南省林县举行红旗渠竣工通水典礼,三条干渠同时竣工,总干渠和干渠全长171.5公里。红旗渠从1960年2月开工,为改变因缺水造成的穷困,林县组织数万民工,开凿渠道从彰河引水,苦战十年,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干支渠总长1500公里,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先后有189名建设者牺牲,256人重伤致残,年龄最大的63岁,最小的17岁。红旗渠的建成,彻底改善了林县人民十年九旱、靠天等雨的恶劣生存环境,解决了56.7万人和37万头家畜吃水问题,54万亩耕地得到灌溉。被林州人民称为"生命渠",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新中国两大奇迹之一。

1978年改革开放后,修建红旗渠的功臣遭到打击迫害。林县县委书记王德政,县委干部雷庆祥,借着中央“清查三种人”的机会制造冤案。林县县委常委17人中有14人被处分,任羊成和一批红旗渠元老,成为“假劳模”、“真帮派”,数千人被关进“学习班”。有3人被迫自杀,3人自杀未遂。第一任红旗渠工地指挥长周绍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含冤而死。副县长、红旗渠工地指挥长马有金,被逼服毒自杀未遂,赶回农村含冤而死。铁姑娘队长郭秋英、英难炮手常根虎被批斗后免去职务、清除出党。过去宣传过红旗渠的人,如作家华山、诗人郭小川受到点名批判。

到1980年代,随着中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集体经济崩塌,红旗渠渠道废弃。水源地用水紧张,红旗渠常年见底。渠道无人看守而破坏日盛。农民们将渠内的石块搬回家盖房子或砌猪圈。任羊成家门前的沟渠,常年被生活垃圾和污水淤塞,散发出难闻的臭味。1991年,红旗渠成立风景管理区,旅游收入寥寥。灌区管理局共有员工512人,工资都发放不下来。1977年红旗渠引水量为4.57亿立方米,到2000年仅剩下0.73亿立方米。360个配套水库毁弃。2003年,林州市政府打算将红旗渠风景区打包拍卖,政府入股分红。2014年6月26日凌晨,红旗渠局部坍塌,76间民房被冲毁,400亩农田被淹。2014年1-9月,红旗渠景区接待游客27.8万人,旅游收入1985.7万元。

1966年4月1日,直布罗陀以西1400英里,大西洋海域,美国海军福莱斯特号航母(CVA-59),出动8架战机驱逐苏联的图-95轰炸机。照片里是VF-74中队的150425号F-4B鬼怪II式舰载攻击机,和VAH-11重型攻击机中队的F-3B战斗机。美苏两国飞行员甚至能通过玻璃座舱,看清对方的脸和手势。

1966年5月,南非约翰内斯堡,白人公园里的长凳,只限照顾白人小孩的黑人保姆坐,其他黑人只能坐在地上。

196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郊区的贫民窟。因工业化而流入城市的廉价劳动力,居住在简陋破旧的棚户区内。社区领袖Elies Ortiz招募志愿者,组织人口普查,修建图书馆、成人学校,宣传社会主义理想。佛朗哥独裁时期,西班牙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直至1975年佛朗哥死后获得合法政治身份。

1966年5月7日,越南战场,美国侵略军出动UH-1直升机,在丛林里实施机降,搜索越共游击队。美联社照片。

1966年5月,台湾省高雄港内,停靠的美国海军艾伦·萨姆纳级驱逐舰。这是美国在二战中建造的最好的驱逐舰,共70艘,满载排水量2800吨。照片里的DD-745在1969年移交台湾(襄阳舰),DD-786在1977年移交台湾(开阳舰),DD-845在1987年作为靶舰被鱼叉导弹击沉。DD-684在1972年报废。最右侧的DDG-18,是亚当斯级导弹驱逐舰,满载排水量4500吨,共建造23艘,是50年代世界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到1992年全部退役。国民党逃亡台湾后,一共从美国接收了37艘退役驱逐舰,组成了庞大的阳字号舰队,对解放军海军形成压倒性优势

中国大陆采用飞潜快战术,在发展造船工业的基础上,从最初建造50吨级快艇、1800吨级潜艇起步,到1970年建成攻击性核潜艇,1975年建成第一代中型导弹驱逐舰(051级),满载3600吨级。其后由于1980年代裁减军费,海军发展缓慢。直至1992年才建成第二代导弹驱逐舰(112舰),满载4200吨级。1996年台海危机后,中国耗资22亿美元,从俄罗斯进口了四艘现代级导弹驱逐舰(满载8000吨级)。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经济爆发式增长,海军舰船加速投产,相继建成052B、051C、052D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驱逐舰,并在数量和质量上,对台湾国民党海军形成压倒性优势。台湾省没有大型作战军舰研制能力,主要依靠购买美国退役军舰,舰龄普遍在30年以上。同时期,韩国在发展先进造船工业基础上,实现了大型军舰国产化,但是关键系统要靠进口。中国与日本,是亚洲仅有的两个具备尖端军事工业体系的国家,背后是几代人的艰苦奋斗。

1966年5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67师,奉命进驻越南(北越)安沛省,负责滇越铁路老街-安沛段的防空守卫任务。5月31日清晨3-6时,敌军出动30批109架次飞机,被我击落16架,击伤10架,俘获敌飞行员4名。战斗极其激烈,高射炮管都打红了。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了中央军委的嘉奖令。照片为5月31日战斗中被俘获的美国飞行员。67师607团5连全连7名战士牺牲,他们是: 指挥仪班长兰海平; 指挥仪七测手李学成; 指挥仪八测手居学军; 指挥仪九测手孙永芳; 炮四班班长黄永龙; 雷达传诵班战士郑绍杭;有线电话班班长姚宝兴。这七位烈士的遗体安葬在越南红河畔的安沛市烈士陵园内。

1966年5月,河南省安阳专员公署粮食局,制作的丰收不忘节约宣传画。号召人人节约粮食,支援国家建设。新中国每一分钱的工农业原始积累,都是全国亿万劳动者,几十年省吃俭用攒下的血汗钱。

1966年5月1日,山东省国营淄博昆仑机器厂,研制的鲁山牌1.5吨载货汽车,后改名为长征牌。该厂建于1956年,1971年改名为淄博汽车制造厂, 生产泰山牌载货汽车、212吉普车。1996年转产轻骑摩托车。2005年改制为私营企业。现为山东唐骏欧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有资产7亿多元。这家私营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就是原来的国营淄博汽车制造厂厂长、党委书记薛兴震。

1966年,韩国大邱,新进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的客车组装厂。该厂成立于1961年10月27日,与美国通用汽车合资生产客车。1983年改组为大宇汽车公司,1984年对美国出口汽车。大宇集团创立于1967年,一度是韩国第二大财团,资产高达650亿美元,全球雇员32万人。大宇创始人金宇中,曾被韩国人视为民族英雄。但高速扩张带来的高负债率,导致大宇集团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破产,负债800亿美元。金宇中潜逃国外。2000年12月,大宇汽车宣告破产。2001年9月,美国通用汽车以12亿美元,并购韩国大宇汽车,中国上汽集团占股10%。

1966年,韩国新进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大宇汽车前身),与丰田合资,进口日本零部件,组装丰田CORONA 1500轿车。这是韩国汽车工业跨出的第一步。1962年韩国政府出台了《汽车工业保护法》,严格限制外国汽车及零部件进口。韩国大宇、双龙、现代、起亚等汽车企业,从1960年代开始引进日本、美国零部件组装轿车,到1990年代实现技术自主,具备汽车研发能力,花了足足三十年时间,期间因为技术质量问题饱受挫折。1980年代韩国出口至美国的廉价小型轿车,以质量低劣而臭名昭著。韩国企业因此下大力气进行质量管控体系建设。
直到1987年,韩国政府放进口车限制,加收60%关税,进口了第一批轿车。1989年,韩国汽车年产量破百万大关,达到113万辆。1991年,韩国现代公司制造出第一辆国产化率100%的国产车Accent(雅绅特)。1999年,韩国现代跻身世界第11大汽车制造商,标志着韩国汽车工业崛起。如果不是韩国政府严格的市场保护政策,韩国汽车工业在产业培育期,肯定被拥有技术市场优势的日本、美国、欧洲轿车冲垮,根本熬不到产业收割期。到2007年,外国进口汽车在韩国市场占有率仅有4.5%。2011年韩国汽车出口量315.19万辆,中国仅为81万辆。

中国大陆、台湾的汽车代工业都是活生生的失败例子。2014年中国汽车产销量突破2400万辆,高居世界第一位。但其中:国产自主品牌轿车仅占277.44万辆,多数是15万元以下的中低端廉价车型。排名最高的吉利帝豪EC7仅位居21名(16.5万辆),甚至还不如排名第18位的东风悦达起亚K3(17.4万辆)。中国轿车销量前20名,全部被德国大众、美国通用、美国福特、日本丰田、日本日产、韩国现代占据。改开三十年后,美国德尔福、江森自控、伟世通、博格华纳、李尔、日本电装、爱信、三菱、德国博世、采埃孚、法国法雷奥等零部件巨头,全面控制中国汽车产业的变速箱、发动机、底盘悬挂等核心部件。中国汽车制造业70%的利润被外资拿走。

1966年5月,阿尔巴尼亚,工厂内使用中国援助的锻压机床。中国应阿方邀请,由摄影学会派袁毅平、《解放军画报》总编高帆、新华社记者唐茂林,前往阿国拍摄。从4月28日至6月6日回国,获得高规格接待。袁毅平拍摄。

196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号外,我国进行含有热核材料的核爆炸成功。这是
一颗助爆增强型原子弹,代号629,采用轰-6甲空投爆炸,威力20-30万吨当量。核装药中加入了高浓缩
氘化锂6,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裂变-聚变-裂变反应,为氢弹理论研究提供了实测数据,用于改进氢弹扳机的设计。氢弹通常采用原子弹的裂变能量作为引爆扳机。氢弹扳机和被扳机,是氢弹研制过程中的难点。王淦昌、彭桓武、陈能宽、周光召、于敏等科学家,在三个月内进行了上百次爆轰模拟实验,反复测试分析,最后确定了扳机系统的结构方案。核工业系统工厂加班加点,完成了氢弹核部件加工组装。中国核工业,是改革开放后,少有的几个没有被合资风潮搞垮的产业。那些鼓吹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不妨试试看,去跟美国人合资生产核武器。

1966年5月9日,《北京晚报》头版,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愤怒声讨原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头版刊登文章:《北京日报》为什么包庇邓拓,决不准把党报变成反党工具。1912年,邓拓(原名邓子健)出生于福建闽县,父亲为清末举人。1931年入读上海政法学院,参与学生运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进入晋察冀边区,改名邓拓。历任《晋察冀日报》社长、总编,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等职务。建国后出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毛泽东多次斥责邓拓负责的《人民日报》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邓拓请求辞职,毛泽东说,你只知道养尊处优,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邓拓辞职后由吴冷西接掌人民日报。邓拓极其爱好字画收藏,1959年出任北京市委书记,兼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领导小组组长。1961年邓拓斥资5000元,从白坚夫(吴佩孚的秘书长)手里购买了宋代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1964年,邓拓为避风头,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145件(套)古代书画精品。包括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及明代石涛、唐伯虎、倪瓒、仇英、沈周、八大山人等名家的绘画精品。一个共产党革命干部,手里居然有这么多古代名画,实在让人匪夷所思。1966年5月18日,邓拓在北京家中服安眠药自杀。1979年胡耀邦为其平反,称其为“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966年5月16日,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刘少奇主席主持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当时毛泽东还在外地。五一六通知由毛泽东主席主持,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峰、戚本禹等人起草,先后八次易稿。4月24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通过了草稿,并决定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五一六通知:一是前言,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二是列举《二月提纲》10条罪状,逐条批判。指明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违反党纪党规,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盗窃中央名义,擅自发布《二月提纲》。批判彭真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反击《二月提纲》中用暗语批评毛泽东为“以势压人的学阀”。不点名的反击刘少奇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五一六通知》点明这次斗争的原因:“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接班人、赫鲁晓夫等词汇,实际是隐晦地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刘少奇。通知点明这次斗争的范围和方式。《五一六通知》写道:“要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五一六通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夺权”,并且确定夺权的范围,只限刘少奇掌控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并不准备夺经济界和军队的权。这也是告诉周恩来和林彪,这场夺权运动不会波及到国务院与军队势力。所以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和林彪也积极帮助毛泽东“夺权”。林彪在5月1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用大量篇幅讲反革命政变问题,林彪说:“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国家中,先后发生61次政变,搞成功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下来当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每年平均11次。”。然后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法语‘政变’的音译)’。我们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

《五一六通知》发布后,刘少奇采取了“丢卒保车”策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揭发批判。通过中央决议,撤销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副委员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罗瑞卿(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陆定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将其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刘少奇长期作为党内二把手,拥有众多党羽,如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副总理)等实权人物。刘认为毛泽东要夺文化宣传领域的权,那就干脆让给他,自己仍然大权在握,也不至于被打倒。5月30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周恩来开会讨论,主动提出把《人民日报》、新华社的大权交给毛泽东控制。毛泽东迅速派陈伯达接管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掌控了最关键的舆论喉舌。

但是众高官都误解了毛泽东的意图,以为毛泽东只是要夺刘少奇在文化宣传领域的权。早在1949年建国之前,毛泽东就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正是要“消灭不拿枪的敌人,消灭党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敲打敲打那些得意忘形的共产党官僚集团。

《五一六通知》在发布后的一年内,都属于中国共产党二级机密文件,只有17级(县级)以上的干部才能接触。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发表(即本图片),从此成为公开文件。

1966年5月25日下午2点,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以北大校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为首的哲学系七名党员署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炮轰北大党委遵从上级的修正主义路线,压制群众革命。当时陆平是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彭珮云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彭德怀侄女)。陆平掌管北大时,严格执行刘少奇路线。他在1964年的社教运动中,打击迫害教师学生,引发左派愤怒并与其斗争。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一直保护陆平。1965年7月,彭真公然假借毛主席名义,说陆平是个好同志;并指示邓拓(北京市委书记)、许立群(中宣部副部长),利用四清运动之机,陆续组织斗争迫害了100多名北大左派,时间长达数个月。聂元梓等人写大字报,实在是忍无可忍。

5月25日晚,北大校长陆平召开全校党员大会,强调党员的组织纪律性,得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等人支持。5月26日,北大校党委派副校长黄一然,找聂元梓谈话,要聂“主动检查,把大字报撕下来”,聂表示拒绝,由此遭到围攻。

 6月1日中午,身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康生从北京密报来的聂元梓大字报抄稿。毛泽东直接给康生打电话说:“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是写不出来的。但是左派们写出来了,我看好得很!“。毛泽东在材料上批语:“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下午4时,批示送到康生手中。6月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顿时震惊全国。截至23时45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接到质问的58次电话,绝大多数是从北大打去的。 6月1日晚,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宣布停止北大党委职权,派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率领工作组进驻北大。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批驳了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说的“加强领导,坚守岗位”,声称“为陆平、彭珮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 文章第一次明确地告诉当时只知有“三家村”和三反分子的广大群众:你们过去一贯尊崇、服从的党组织,是要分析和区别对待的,有的是假的、修正主义的“共产党”!当然,对领导者也要分析。不要再盲从下去了,要造反! 

从6月1日至6日的六天内,北大校园内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校内贴出大字报5万余张,对以陆平为首的原校党委展开了全面进攻。外地声援聂元梓等人的信件和电报,雪片似的从全国各地飞进北大。对事态的急剧转变,让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感到惊愕。6月3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决定: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从而间接地告诉人们,彭真、刘仁被罢官了。 

6月3日起,刘少奇、邓小平为了掌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开始向北京以及各地的重点大学、中学派驻“工作组”,组建“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名义上是领导文化大革命,实际是与学校的干部子弟联手,镇压教师、学生自发组织的各种革命活动。在此后的短短五十多天里,制造了西安交大6.6事件(王永婷跳楼身亡,李世英自杀未遂)、清华大学6.7事件、北京金融学院6.10事件、北大6.18事件、北京地院6.20事件、北师大6.20事件、北京林学院6.20事件等诸多对抗性的校园事件。而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仅北京就有1万多名的教师、学生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更有近千人被抓捕,为了抗议“工作组”,发生多起教师学生绝食、自杀事件。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都被工作组整得很惨,一度以绝食抗议。刘少奇等人的倒行逆施,引发群众强烈抗议。【1947年土地改革、1957年反右、1963年四清运动、1966年文革,刘少奇负责的工作组均制造了冤假错案,导致大量人员自杀死亡。】

1966年5月29日,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骆小海(干部子弟)、卜大华(军队子弟)、邝桃生(军队子弟)、王铭(干部子弟)、熊刚(干部子弟)、张承志(回族)、张晓宾、陶正、高洪旭、袁东平等17名学生,在学校附近的圆明园废墟上集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这些学生主要是干部子弟。其中卜大华是七机部某分部政治部主任卜文达之子。王铭是副总理罗瑞卿秘书王仲方之子。同日,北大附中学生彭小蒙,组织成立了“红旗战斗小组”。彭小蒙的父亲彭炎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其母阮波是女作家。

清华附中前身是抗战时期的成志学校。建国后成为北京录取分数最高的中学,有一大批北京党政军各部委中高层干部子弟。校内矛盾非常尖锐。如某些干部依靠特权,将子女转入清华附中(指王铭)。1964年发生的娄琦熊刚打架事件。只是因为熊刚的父亲是驻古巴外交官,校长万邦儒(地主出身)不问是非,公然袒护干部子弟。由于校领导多数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出身,怕犯政治错误,不敢得罪高干子弟,引发平民子弟不满王铭靠特权入校后,生活散漫,难以通过入团申请。他居然给团中央写告状信,说清华附中领导不执行阶级路线。吓得校领导跑来安慰,并责令班上的团支部发展他入团,立即担任支部组织委员,继而又升任清华附中分团委委员。

骆小海、邝桃生、张承志等干部子弟(官二代)都是如此,除了有个级别不高的干部老爹,功课平平,身无特长。在清华附中形成了一种束缚压抑心态,对出身不好、成绩优秀的平民子弟心怀嫉恨。1965年11月批《海瑞罢官》后,政治风潮已起。骆小海在教室黑板报上写了一篇“造反精神万岁”的短文,与卜大华、邝桃生等干部子弟逐渐形成小圈子。校领导怕犯政治错误,对其进行限制,自然引起骆小海等人的不满,对校领导贴大字报。到1966年3月,骆小海等人的矛头,明显指向了出身不好的“白专学生(平民子弟)”。指责校领导重用平民子弟,占了他们的位置。干部子弟声称:天下是他们的天下,国家是他们的国家。干部子弟试图维护政治特权的抱负,便是他们最初组建红卫兵的目的。一些出身不好的平民子弟,开始主动投靠干部子弟,跟在屁股后面供其驱使。从1966年5月成立红卫兵,到1967年1月联动西纠遭到打击,北京出现的第一批红卫兵队伍,主要以中高级干部子弟为主,维护的是其老爹老妈的干部特权阶层利益,犯下了累累罪行。高干子弟的暴行,引发平民子弟的强烈反抗,由此产生了大量由平民群众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即造反派

这些干部子弟谁也想不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正是要砸碎他们的特权阶层爹妈。到1967年干部阶层遭到沉重打击,干部子弟抓入监狱后。这些鄙视人民群众的高干子弟沦为黑帮分子,他们对毛泽东、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恨之入骨。全国上千万平民家庭出身的红卫兵,在毛主席主持下,成为文革主力。这些平民子弟鱼龙混杂,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引发了大量武斗事件。

文革时期部分红卫兵组织的袖章。红卫兵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并不能反映这个群体的真实面貌。他们实际是完全敌对的群体。红卫兵运动从1966年出现,至1978年遭到政府取缔,延续长达13年,规模达数千万人。主要动乱时期为1966年8月至1968年10月。期间在全国诞生了数以万计的派别组织。单是一所学校或工厂,都可能存在数个相互敌视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从组织目标来分,可分为“保皇派、造反派、伪造反派、逍遥派”四大类。红卫兵袖章有“红底黑字、红底黄字、红底白字”三种。其中红底黑字袖章,是干部子弟红卫兵的专有标志,出现在文革初期,存世量较少。为了防止伪造袖标,当时采取在袖标上加盖公章的方式。

文革初期,参加红卫兵有着严格的身份要求,必须是出身“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红五类)家庭。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没有农民,工厂和工人数量有限,因此在红卫兵运动发起时,最活跃的北京海淀、西城、东城区,实际上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这些人占学生数量的20%左右。如清华附中1500余名学生中,红卫兵不到300人。这批干部子弟(官二代)组成的第一批红卫兵,也称为保皇派。

保皇派兴起于1966年6月,至1967年1月失势,由干部子弟发起,主要以武力保护老干部集团,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打击迫害群众,转移文革斗争方向。这一派的特征是组织能力强、信息渠道强,敢打人杀人,有高层干部在背后支持,但缺少群众支持。在1966年至1967年,老干部集团未被彻底打倒前,保皇派一度猖狂至极,犯下众多惨无人道的暴行。保皇派代表组织有北京东纠、西纠、海纠、联动,济南黑字兵、沈阳红后代等。造反派兴起于1966年8月,至1968年10月失势,以中下层群众或左派群体为主,多因反抗官僚集团或保皇派红卫兵迫害而起,主要佩戴红底黄字袖章。这一派的特征是鱼龙混杂,规模庞大,有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能从群众中吸收大量成员。还有一种造反派是在保皇派失势后,官僚集团为了保护自己,组织的“伪造反派”,用打手冒充革命群众,借其势力与造反派斗争。在1967年老干部集团被打倒后,造反派、伪造反派之间争斗激烈,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逍遥派是以红卫兵的身份为掩护,企图逃离派别斗争;如无力自保,也无法逍遥其外。1978年老干部集团复辟后,平民子弟出身的造反派遭到清算打击,数十万人被捕入狱,牵连300万人以上。而高干子弟组成的保皇派红卫兵,即使文革时期犯有杀人命案,最终也被老干部们包庇过关。高干子弟(官二代)现今控制着中国政权。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当晚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猛攻北京市委。毛泽东发动的舆论攻势,引发了刘少奇、邓小平等干部集团的反击。

6月2日,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学校贴出向修正主义开火的大字报。6月8日,北京四中、八中的上百名高干子弟骑着自行车来清华附中声援,如孔丹、孔栋兄弟,秦晓、王尚荣及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永、薄熙成兄弟等。副校长韩家鳌亲自到校门口劝解,根本不被这些高干子弟放在眼里。有人调侃“十七级干部,我们家有好几个呢!”。这一下子激怒了那些对校领导有深厚感情的平民学生。高三二班的宣夏芳(女,工人出身),愤然写下以“宣战”为笔名的大字报,“什么是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宣夏芳由此遭到干部子弟的切齿痛恨。

6月8日当晚,共青团中央指派中央团校校长刘晋为首的工作组,宣布接管清华附中。当时共青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是该校高一学生。工作组一进校就宣布支持红卫兵(干部子弟)。组长刘晋每天要向团中央书记胡启立汇报情况,胡启立则直接向刘少奇汇报。从6月9日开始到七月底工作组撤走,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等人遭到干部子弟批判殴打。每天晚上,在教学楼前挑灯夜战,高音喇叭中声嘶力竭的哭诉。那些出身不好的平民子弟遭到批判整肃,甚至被拳脚相加、剃阴阳头。动手打人最积极的是那些跟在干部子弟(官二代)屁股后面,出身不好的学生。

7月底后走向社会的破四旧、抄家、打人、焚毁图书,甚至杀人。都是这群极端狂妄、无法无天、蔑视普通老百姓的干部子弟所为。因为他们背后有老子撑腰。8-9月被称为八月红色恐怖,北京各学校单位被打死1772人,相当部分是学校老师。这群高级干部子弟,最终居然狂妄到胆敢冲击公安部大楼,去救那些被公安部门抓捕的干部子弟。在半年疯狂之后,1967年1月,随着联动西纠遭到打击,和二月逆流事件爆发。老干部集团倒台后,失去爹妈支持的干部子弟,一下子沦为“黑帮子弟”,保皇派就此失势。

1966年6月2日,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谭厚兰、刘兴隆等四名学生贴出大字报,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捣毁‘三家村’一切分店”,揭发北师大党委书记程今吾。质问什么禁止贴大字报?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难道是由于学的太窄了吗?谭厚兰于1937年出生湖南望城一个贫农家庭,1958年在湘潭一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同年入党。1961年以干部身份保送北师大政教系学习,其人身材娇小,戴副眼镜,生活勤俭,学习刻苦。

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成立于1902年,是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师大,原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调任北师大校长。1959年北师大成为首批全国重点大学。北师大校内关系比较复杂。如陈垣是国民党时期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北师大党委书记程今吾(副校长),曾任延安抗属小学校长,后在中宣部任职。党委副书记马建民的妻子是著名作家杨沫。彭德怀元帅的妻子浦安修是党委委员。朱德元帅的女儿朱敏在校任教。中文系的闻蕙老师是闻一多的女儿。北师大的学生里既有干部子弟,也有贫寒子弟。

1966年6月,谭厚兰最先响应聂元梓,在北师大贴出大字报,矛头指向校党委,引发全校辩论。北京市委随即派遣工作组进驻北师大,组长是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孙友余,组员有刘卓甫(全国物价委员会副主任)。工作组进校后,既批校党委,又批带头造反的学生。6月20日晨,谭厚兰等17人贴出大字报《孙友余把运动引向何方?》,反对工作组长孙友余。又有3人贴出大字报《郭影秋你是什么人?》,就北京卫戍部队准备在暑假中,暂住人民大学一事,质问郭影秋此举是否彭真的阴谋。孙友余作广播讲话,认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北京新市委,也就是反对党中央,提出了“反对干扰”的意见。谭厚兰等反工作组的学生,随即遭到工作组严厉打击,被打成反革命分子。7月12日,中央文革小组派曹轶欧(康生夫人)等人到北师大调查“六·二〇”事件。7月13日,中央文革小组严厉指责孙友余,要求他向北师大全体师生员工作检查。孙友余拒绝检查。7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撤销孙友余的工作组组长职务。7月27日,江青、康生带中央文革小组到北京师范大学开会。康生说:“首先,师范大学斗黑帮分子程今吾斗得好。我们经过调查,孙友余这个组长,没有把程今吾这个黑帮分子紧紧抓住,而是把矛头指向了我们同学。”他实际上宣布打倒孙友余。康生在讲话中宣称彭真2月底3月初要搞政变,宣布为反工作组的谭厚兰平反。

8月23日,谭厚兰组织了北师大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9月9日中央文革支持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三司”的造反组织。在这个组织的推动下,地质学院的王大宾,首都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也日渐壮大起来。谭厚兰与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同为“地派”领袖。天派是指以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为首的造反派红卫兵,地派是指以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为首的造反派红卫兵。12月26日,谭厚兰以“井冈山战斗团”为核心,联合其他群众组织成立了井冈山公社。1968年造反派红卫兵失势后,谭厚兰被下放到农场劳动,1970年调回北师大接受隔离审查。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谭厚兰。1981年,谭厚兰被检查出患有宫颈癌,保外就医。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作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1982年11月,谭厚兰病死于湘潭医院,年仅45岁。

1966年,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家的三个女儿,戴上红卫兵袖章,左起邓榕(16岁)、邓楠(21岁)、邓琳(25岁)。其中邓琳是中央美术学院革委会副主任,1967年毕业。邓榕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是邓小平的传话人。邓楠在北大技术物理系读二年级,邓朴方在北大技术物理系读四年级(团支部书记、预备党员)。

北师大女附中建于1901年,位于中南海西侧一公里,1949年与华北育才中学女生部合并,成为北京第一批重点中学,也是高干子弟学校。高干子弟包括:刘亭亭(刘少奇女儿)、邓榕(邓小平女儿),陈伟华(陈云女儿),宋彬彬(宋任穷上将之女),刘进(河南省委书记刘仰峤之女)等。由于高干子弟众多,高官夫人们对该校校长职位争夺很激烈,只得长期空缺。副校长卞仲耘等人实际主管学校,对高干子弟进行特殊照顾。班级和学生会干部中有不少高干子女,自然引起平民子弟不满。然而文革初期,率先向校领导发难的,居然是高干子弟。

1966年6月2日早上,刘进在跑步时听到广播播放聂元梓的大字报。随后她找到宋彬彬,问愿不愿意写大字报。上午10点,刘进、宋彬彬、马德秀三人联名,贴出了北师大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攻击校党委,立刻引起全校各班大辩论。6月3日上午,为了抓住文革斗争方向,刘少奇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制定8条要求。共青团中央常务书记胡克实列席会议,并向共青团系统传达指示,决定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负责北京西城区文革工作的团中央书记胡启立,根据邓小平指示,决定把北师大女附中作为运动“典型”,向该校派出工作组。

6月4日上午,由共青团中央干部张世栋(组长)、马娴华(副组长,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叶礼艳组成的工作组进校。胡启立到校视察。工作组进校后,根据宋彬彬等人的揭发大字报,夺了校领导的权。校党总支书记卞仲耘(副校长)、副校长胡志涛、副校长刘致平、教导主任汪玉冰、副主任梅树民,通通靠边站。唯一留任的是主管后勤总务的李副校长。在工作组支持下,建立革命师生代表会。刘进一跃成为统管全校学生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宋彬彬、马德秀、耿丽兰、尹斐担任副主席。刘亭亭与邓榕成为年级代表。随即各班的团支部、班委会被废除,班主任靠边站,成立班核心小组。掌权的全部是高干子弟

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学生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在教师宿舍区贴上"狼狗窝"。一些师生对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非常不满。6月17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13人,贴出了《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在工作组策划下,当晚全校召开大会,就这张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在工作组的煽动下,不少学生跳上台去大叫在学生中也有5%,也有右派,现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等等。另一方面,梁二同(父亲在空军任职)等高中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对反工作组学生的围攻直到深夜十二点,而后又叫各班回去继续和反工作组的学生进行"辩论"。会后邓榕赶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小平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邓小平一句话,导致许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6月21日,在工作组指挥下,举行了第一次对卞仲(女)、胡志涛(女)、刘致平,汪玉冰(女)、梅树民等校领导的揭批会。女教师袁淑娥跳上台,大骂卞仲耘有生活作风问题。1959年卞校长住院时认识了袁淑娥,从此两家成为朋友。1963年,袁通过卞校长,把丈夫丁某从北京空军转业到女附中做英语老师,随后两人婚姻破裂。袁因此哭诉卞破坏其家庭。还有一名教师揭发卞仲是刘仁介绍入党的假党员。学生立即群情激愤,将卞仲打得当场呕吐。6月22-23日揭批会继续开,工作组继续煽动学生殴打校领导。卞校长挨打最多,被迫给上级领导写求援信,并传到了邓小平手里。工作组的倒行逆施引起部分学生反抗。

6月27日,梁二同等18名高三学生,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对此邓小平十分恼火,让卓琳打电话给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要刘了解梁二同父亲(军人)的情况。邓小平通过邓榕向工作组指示: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管不好,这样会使他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作组可以和他们展开辩论。7月5日上午,胡启立、张世栋带刘进和宋彬彬,去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学校的运动情况。在场的只有邓和夫人卓琳,主要由张世栋汇报,胡启立补充。此时刘进的父亲刘仰峤已经作为”黑帮“被停职。邓小平对刘进说:刘仰峤是个好同志。汇报过后,邓小平做出指示:发动学生对反工作组的学生进行辩论,不允许学生成立党团以外的组织(红卫兵此时还处于地下状态)。

7月5日下午,张世栋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动员部署大辩论,主题是"运动要不要工作组的领导",辩论对象是李黎黎、梁二同、王南芬等反工作组的学生。当时上升到了"反夺权"的高度。说他们想夺权,仇视干部子弟(背后说坏话),仇视党的阶级路线。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叫各班按着工作组树立的"样板"抓右派。当时高二(二)一个班就斗争了12名被斥为"右派"的同学,其中张XX、朱XX被定为"反革命"。张XX被斗了两天一夜,朱XX只许在"牛鬼蛇神圈"里活动,剥夺了她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并被监视起来。有的同学被逼出了精神病。

从1966年6月至8月,邓小平主抓的北师大女附中,六名校领导中有五名被斗,六个教研组长有五名被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半数教师遭到批斗。从7月23日开始,工作组组织了包括即将退休的老教师和半退休病号在内的师大女附中干部、教师"集训",按照"四清"的操作方式,集中解决他们"洗澡下楼"问题。每个干部、教师都跟着一个"左派学生",随时叫他们交代问题。集训期间,干部教师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残,很多干部教师都讲,去集训就象进了"集中营",有的教师说:"再过几天,我就要被逼疯了!"有的教师写了遗嘱、绝命书。

7月31日,反工作组学生贴出来一张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大字报",她们坚决反对工作组。8月5日下午,卞仲耘副校长被学生殴打致死(打死卞仲耘的不是红卫兵。成为北师大女附中第一名被打死的干部。当晚,刘进等人向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汇报。8月8日,北师大女附中成立"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刘进为主任。高干子弟摇身一变成了红卫兵,依然牢牢掌握着大权。直至1967年,毛泽东将老干部集体打倒,平民子弟才翻身解放。

1966年夏,北京饭店,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妻子胡明和子女合影。前排左起薄熙宁(四子,12岁)、薄熙来(次子,17岁)、薄熙成(三子,15岁)、薄熙莹(长女)、薄一波。后排左起胡明、薄洁莹(次女)。胡明时任第二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局局长。北京饭店建于1900年,解放前是北京首屈一指的高档饭店。建国后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接管,成为高级干部及外宾的聚会场所。除了开会、吃饭、住宿,还可以理发、娱乐。饭店厨师是从各地抽调的名厨,有川、粤、淮扬等菜系。周恩来还专门把谭家官府菜安排到北京饭店。1966年文革爆发后,北京饭店驻扎的大批外国记者,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报道。1966年9月6日,薄一波以摔倒为由,向周恩来请假外出休养,实为避风头,周恩来批了半年假。薄一波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去了广州,住在珠岛宾馆。薄熙永留在北京,成为西城纠察队副主任。1967年1月,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薄一波被红卫兵揪回北京。1月17日,胡明在广州返回北京的16次特快列车上,服安眠药自杀,死因存疑。薄一波倒台后,在北京四中读书的薄熙永、薄熙来、薄熙成兄弟,一下子成了黑帮子弟,被关入监狱,直至1972年8月释放。毛泽东逝世后,薄家重新得势,成为权贵家族之一。

1966年6月9日,一支规模多达528人的全国最大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是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副部长级,左图),副组长是冶金部副部长周赤萍、林业部副部长杨天放。工作组正式接管清华大学。6月初,北大教师聂元梓贴出大字报后,清华大学先是出现揭批彭真的大字报。然后干部子弟将矛头转向了清华校党委,指责蒋南翔校长(教育部副部长),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是“教授治校”。将清华108名教授称为“108将”。蒋南翔为首的校党委,与师生展开辩论以自卫。

当时在清华大学的高干子弟包括:刘涛(刘少奇女儿)、贺鹏飞(贺龙元帅之子)、李黎风(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之子)、刘菊芬(副总理刘宁一之女)、乔宗淮(外交部长乔冠华之子)。高干子弟在工作组支持下,将蒋南翔为首的校党委打成黑帮。6月13日,北京新市委郭影秋宣布,蒋南翔停职反省。但工作组也对造反学生十分不满,批评学生的串联活动。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蒯大富(右图,江苏滨海人,父母为中共党员)等人,对工作组表示不满,要求与工作组组长叶林辩论,炮轰工作组压制文革。6月19日,蒯大富提出赶走以叶林为组长的工作组。同一天刘少奇要王光美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两天后王光美加入工作组,出任工作组顾问。

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对其进行批评。蒯大富以绝食抗议,还跑到清华火车站,准备卧轨自杀。工作组并未因蒯大富绝食而退让,决定让校共青团来解决闹事学生的问题。蒯大富所在班团支部召开全体会议,对其批评教育,蒯大富则口若悬河地进行辩论。最终多数人同意开除蒯大富的团籍。这意味着今后他再也不会受到重用。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学校将蒯大富软禁了起来,关了18天。

没想到事件出现转机。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询问情况。7月29日,清华大学工作组撤销。7月31日凌晨2点,周恩来总理乘坐汽车至清华大学甲所宾馆,听蒯大富汇报文革状况,一直讲到清晨5点还没说完。当晚7点,周恩来将蒯大富约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带着山东省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继续听蒯大富告工作组的状,一直讲到晚上10点,并做了全部记录。第二天,8月1日,八届十一次全会开幕。毛泽东与刘少奇彻底摊牌。

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随即蒯大富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副司令。

文革初期,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夺权后,针对的斗争对象是旧北京市委和北大校党委。清华大学由高干子弟掌权,针对的是以清华校长蒋南翔为代表的校党委,和以蒯大富为代表的普通教职员工和学生。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组织由此分裂成两派,以“清华大学红卫兵”(刘涛、贺鹏飞、李黎风、刘菊芬等高干子弟为主),和以蒯大富为中心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前身,平民子弟为主)。1968年5月30日,清华两派武斗,导致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身伤残。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任务。 蒯大富返回清华后,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打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于是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而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后来王光美留下并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准备批斗,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返回家中。1978年4月,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师生大会上,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判处17年徒刑,1987年释放。

1966年6月3日,《北京晚报》头版,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改组北大党委。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由新市委直接领导文革工作。撤销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一切职务,派驻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决定调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彭真是刘少奇亲信,但换上的李雪峰,曾在邓小平手下工作24年,依然是刘邓派系的亲信。1967年1月至4月,李雪峰被毛泽东派到天津躲避文革风头。1968-1970年出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1971年被划入陈伯达反党集团,入狱关押八年,开除党籍,1982年平反。1976年,李雪峰的女儿李丹宇和薄熙来结婚。

北京师大附中,建于1901年,位于中南海以南一公里,是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钱学森、王光美均毕业于该校。1953年该校改组为北师大一附中,成为北京第一批重点中学,有大批高干子弟,如刘平平(刘少奇女儿)。1966年6月,邓小平将北师大女附中作为文革典型,派驻工作组。刘少奇则将北师大一附中作为文革运动典型。6月9日,第一批工作组进驻北师大附中,揪出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6月17日,以勾德元(共青团中央青工部长)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当天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6月19日晚,刘平平放学回家后,告诉刘少奇,学校有人正在写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其他几个学校也出现反工作组的苗头,而且这些人私下串连,有可能酿成风潮。

6月20日,北师大一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干出身、中共预备党员)起来造反,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6月20日当天,刘少奇亲自接见北师大一附中的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刘少奇亲自将校长刘超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6月21日,王光美以顾问的身份,加入清华大学工作组,住在万寿庄招待所,配有两名秘书,实际在背后操纵清华大学的文革斗争。

从6月24日到30日,根据刘少奇指示,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对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批斗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一次批斗会就开了八小时。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陈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三次批斗会后,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该校将近90%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77%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甚至毒刑拷打。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一天到晚谁也不和他们说话,何方方蹲在教室里的一个角落里,弯着身体学毛选,一蹲就是半天。七月底串连开始以后她去北大看大字报,竟被人告密说她是"反革命头子",把她赶出了北大。

1966年6月,毛泽东身在杭州,周恩来出国访问,北京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天下。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制造了大量惨无人道的暴行。工作组主要从共青团中央抽调一千五百多名干部组成,仅北京市文教机关,就抽调了7239人参加工作组。这一轮疯狂的迫害行动,直至7月28日,工作组撤销为止。8月初,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摊牌后,以干部子弟(官二代)为主的保皇派红卫兵,在北京开始了疯狂的打人、杀人、抄家活动,被迫害致死者超过千人。

1966年前后,美国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MSFC),库房中堆放的F-1火箭发动机等待进行测试。

1966年6月,美国宇航员迈克尔·柯林斯,练习使用哈苏相机,配置500毫米长焦镜头,旁边是训练用的月球车。

1966年6月初,美国发射双子座9A载人宇宙飞船,指令长托马斯·斯塔福德,静静地看着舷窗外的地球。

1966年6月6日,美国黑人大学生詹姆斯·梅雷迪斯,为了打消黑人对外出的恐惧,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徒步220英里返回老家(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他在51号公路上遭到枪击,身中63颗铅弹。梅雷迪斯痛苦地躺在街道上。他大喊:“难道没有一个人来帮我吗?”拍摄这张照片的摄影师Jack Thornell,告诉他保持冷静,救护车就在路上。凶手奥布里·诺威尔(Aubrey Norvell)被判有罪,在监狱里不停地后悔自己没有用大号铅弹。

1966年6月12日,美国芝加哥Division街,因芝加哥警察枪杀一名波多黎各青年,引发延续一周的大规模骚乱,波多黎各移民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对少数族裔的歧视行为。伊利诺伊州出动军警进行镇压。

1966年,美国佛罗里达州,克利尔沃特(Clearwater),一群警察刺刀上枪,镇压骚乱。克利尔沃特位于佛罗里达半岛西海岸,距离肯尼迪发射场200公里。1966年夏天,美国43个城市爆发大规模骚乱,包括芝加哥、克利夫兰、俄亥俄、亚特兰大、乔治亚、和圣弗郎西斯科,各州政府出动军警进行镇压。

1966年,越南,美军A-1攻击机投下白磷弹,烧毁村庄。白磷弹内含有大量粘稠剂,爆炸后产生云状火焰,灼烧150米半径内的生物。粘到人体后能一直烧到骨头。1980年通过的《联合国常规武器公约》,将白磷燃烧弹列为违禁武器。

1966年6月29日,英国伦敦,一名参加反战示威游行的女性,被几名警察拖走。全美反战学生运动扩散至全球,后来成为全球和平运动。

1966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罗马尼亚,受到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的热情欢迎。1967年6月26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华盛顿会见毛雷尔,请他向中国政府传话:“美国与中国打仗是极其愚蠢的,美国只想与中国贸易,以中国所允许的方式与其相处”。1969年9月,毛雷尔访华时将尼克松准备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思转达给周恩来。2000年2月28日,毛雷尔因车祸在布加勒斯特逝世,享年98岁。

1966年6月10日,湖南省《长沙晚报》印刷厂,职工杨华生的退休证。退休年龄65岁,工龄21年,职务传达,月薪39元,退休工资为原每月工资的70%。内页退休费领取记录显示,1973-74年的每月退休金为29.8元。1951年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规定男工60岁、女工50岁退休。1955年女工退休年龄提高为55岁。

1966年6月15日,四川成都,四川汽车制造厂,引进法国贝利埃GCH重型军用越野车技术,试制的两台CQ260越野车样车装配下线。1984年10月1日,红岩汽车CQ261越野汽车参加国庆35周年阅兵,牵引东风五型洲际弹道导弹,驶过天安门广场。

1966年6月18日,《工人日报》头版,国务院改革高校招生办法的决定,决定推迟高考招生工作。

1966年6月21日,湖南韶山滴水洞,毛泽东主席与中央警卫局局长张耀祠、湖南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中央警卫处处长曲琪玉(后排从左至右)合影,钱嗣杰拍摄。1966年6月17日到28日,毛泽东从杭州经南昌,第二次回到了故乡,在韶山滴水洞住了11天。他日日夜夜看文件、材料、报纸等,没有见过任何外人。唯一的一次外出,不过走出洞口三百多米远。特别看了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报告。林彪说:“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结合,有的是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攻相结合,有的是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乱、大闹。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我们夺取了政权16年,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

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1966年6月,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写的唯一一首诗《有所思》。诗曰,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宇宙,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七亿人民有所思。6月26日,毛泽东会见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负责人时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离开韶山后,毛泽东经长沙赴武汉,7月18日回到北京。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主席在湖北武汉畅游长江,游了一小时零五分钟,游程30华里。游罢上船,他到休息室穿上睡衣后径自走进驾驶室,与驾驶员攀谈。从此,“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很快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政治口号。摄影钱嗣杰。

1966年7月17日起,日本圆谷株式会社制作的怪兽连续剧《宇宙英雄·奥特曼》,首次在东京放送(TVB)开播,创下收视纪录。平均收视率高达36.8%,最高时达到了42.8%。日本是个崇尚英雄的国家,但是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实际沦为美国殖民地,那些二战战犯岂能拿来宣传。经济上的日益崛起,与政治上的压抑,形成了矛盾的社会心态。因此虚幻的英雄打怪兽,拯救国民的影视节目开始在日本流行。这些打怪兽剧的主题,都是宣传正义、爱、团结等理念,在做生意的同时,向儿童灌输政治价值观。

1966年7月19日,法国幻影4A型轰炸机,携带AN-11核航弹进行了空投核试验。AN-11是法国的第一种实战核武器,用钚239作装料,重约1500公斤,爆炸当量6万吨,纯裂变弹。1962年5月首次试验,1963年开始制造,1964年10月服役。1967年AN-11开始被其改进型号AN-22替换,当量不变,重量减轻至750公斤。

1966年7月19日,黑龙江日报社编辑部记者李振盛,与体育记者刘文山(右)一起到松花江边野餐,三瓶啤酒,两个面包,两根黄瓜,一根香肠掰两截,把这些东西往报纸上一摆,就算是丰盛的美餐了。李振盛祖籍山东荣成,出生在辽宁大连,毕业于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当时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生活条件远好于普通工农群众,有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习气和优越感。1969年9月,李振盛和妻子被下放到柳河五七干校接受阶级教育,1972年回到报社。李振盛在文革时期利用记者身份,拍摄了大量文革照片。1990年代李振盛前往美国,将大量中国文革照片交给美国人研究。

1966年7月底,清华大学反对工作组镇圧群众运动的大字报。标题有:工作组为什么这样怕群众、怕民主、怕革命。工作组大方向错了。工作组大方向上有严重错误。工作组在打黑帮中的右倾错误应该辩论。做五十天老爷,犯二十条罪状。张兆美居心何在?致全校革命师生的公开信——工作组的错误必须批判。撤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老根就是刘少奇!

1966年6月3日至7月28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向大中专院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革工作。当时北京有53所大专院校,在校师生30余万人。在工作组向广大人民群众专政的50余天里,有12802名师生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学生”和“反革命”。平均每23.4个师生中就“抓”了1个“反革命”。其中“右派学生”10211名,“反革命”教师2591名,致使多人受辱自杀。在全国范围至少有上百万群众被打成了“反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专政令人发指!工作组把群众运动变为运动群众的恐怖做法,激起了多数学生教师的愤怒和反抗。

1966年7月28日《河南日报》,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7月26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新市委,在北京大学东操场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康生则宣布了工作组的两大罪状。江青要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讲话。李雪峰收起折扇,走到话筒前说,工作组在你们那里,什么时候批判,什么时候要让他们来,他们就来。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我们对具体的事情也不太了解。工作组都是四面八方来的人,情况不明,随传随到,奉陪到底。

李雪峰讲话简短,但是话中有刺,特别是他说‘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与康生说的‘毛主席一个也没有派’完全不同。“奉陪到底”隐含着挑衅意味。直至7月28日,北京新市委在毛主席施压下,被迫宣布从北京大中学校撤出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失势后,遭到各学校学生的反扑。一些工作组成员遭到学生殴打辱骂。如北京大学文革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河北省委书记),遭到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负责人彭小蒙,用铜头皮带抽打。

1966年7月29日《河南日报》头版,学习英雄刘英俊。愤怒声讨文艺界黑线总头目周扬的滔天罪行。7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中专学校万人大会。中央文革在会上宣布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撤销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检讨。邓小平发言称:工作组有的是好的,有的是比较好的,但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的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他们在压制群众,打击革命左派和不同意见的人,严重违反了党的方针政策,把运动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引起了广大师生的不满,以至要求撤换他们,这是完全可以的。

刘少奇主席对学生发言称: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饱了也不上课。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又吃饭又不上课干什么呢?干革命!就是要你们闹革命!如何闹,在这半年里,你们可能取得很大进步,我们也要跟着你们学习一些。。。。。清华大学一个学生,写了这么一个口号──“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同学们就揍他。这是反革命标语,一揍他,揍垮他了,只好拿去拘留,这是保护性拘留,如果你们保护他自由让他活动,不揍他,让他多写点反动标语,多发表点反动言论,不妨碍大局嘛!过后再作结论。。。。。那天,我在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你们那个薛恐,那个思想反动得很。让她活动,让她讲话,让她写大字报,在运动中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假革命,写反动标语,进行反革命活动,总的来讲不是坏事,是好事,让他们进行活动。只有杀人的,放火的,在食物里下毒的,在饮具里放毒确有危险的,把这些危险的抓起来,除此以外不抓,让他们活动,活动一个时期,最后做结论,你还没定案就不能向他施行专政。

1966年7月29日,北京工业大学三系(无线电系)学生谭力夫,以鬼见愁为笔名,贴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谭力夫是干部子弟(官二代),生于1942年,其父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右,死于1961年)。

谭力夫的对联意思很明确:老子是高干,儿子必然是英雄;父亲是“牛鬼蛇神”,子女则天生反动。这副对联一经贴出就立即在全国产生了轰动效应。8月1日,北航附中学生把对联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北京主要高校,于是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血统论”对联在北京迅速传播开来。凡是对联出现过的地方,无不发生激烈的辩论。8月2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时明确指出这是血统论。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陈伯达讲话不久,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学生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高呼“鬼见愁”对联,从而引起更大躁乱。干部子弟开始酝酿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后改称贫协)。清华、北大等校立即响应,以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两大派别。这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红五类和黑五类。

当时已经有一批高层领导干部被中央文革打倒。干部子弟(官二代)惶恐不安,眼看着世袭罔替的殊荣脱手而去,又不甘心做普通工农群众。于是一群十五、六岁的学生,替他们被打倒的干部老爹老妈,喊出了压抑已久的声音:共和国应对功臣们封妻荫子!见陈伯达不管用,中央文革又请出两尊更大的菩萨。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把斗争目标锁定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5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8月6日,干部子弟在北京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大会,公然宣传血统论。江青、康生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时,江青一再重复“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的新改对联,结果却催生出更多的血统论对联: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横批:理应如此。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横批:代代相传。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横批:谁敢翻天。

1966年8月,以干部子弟(官二代)组成的保皇派红卫兵,在北京街头展开了疯狂的打砸抢杀活动。公开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干部子弟要以武力保卫爹妈们的干部特权身份。谭力夫四处宣传血统论,为干部子弟提供理论支持。为了显示红色贵族与众不同,在谭力夫讲话的影响下,他们相继成立了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后来的“联动”就是以这三个组织为核心组织起来的。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各种场合多次不点名批判谭力夫。1966年12月18日,谭力夫被逮捕入狱。中央文革小组准备在北京召开万人大会,公开批判谭力夫。但是在周恩来总理干预下,1967年5月29日,谭力夫被释放出狱。1969年下放到农场,1970年入伍。1997年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1966年7期《解放军画报》,宣传一心为公的硬骨头战士张春玉。1965年6月30日,黑龙江省嫩林铁路朝阳1号隧道,铁道兵三师第十三团十六连施工时发生塌方事故。张春玉与其他战士冒险跑入隧道内,在顶部坍塌前,将战士郭凤堂推出洞外。张春玉被碎石压断左腿,右胸三根肋骨也被碎石砸断。战友挖了三个小时才把他从废墟里刨出来。另一战士王物件牺牲。

1966年7月20日,《江西日报》,学习刘英俊同志,江西农药厂积极生产农药支援晚稻灭虫,武宁县抓紧时机割青沤肥,全省各地拖拉机站职工全力投入双抢。1966年3月15日刘英俊和战友们驾驭着炮车行驶在马路上,受汽车惊吓,辕马在马路上狂奔,正值工人上班、学生上学之时,而就在炮车前面不远处,有六个孩子被惊呆。情况十分危急。刘英俊用肩膀猛抗辕马的脖子,使炮车拐向了右侧小道,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刘英俊却被马车压住身负重伤,经抢救无效牺牲。

1966年7月,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霍夫(Hough)爆发骚乱,俄州国民警卫队在屋顶上警戒,望着冷冷清清的大街。

1966年7月,美国纽约,从布鲁克林3号码头看曼哈顿岛。这一年,美国海军关闭了拥有160年历史的布鲁克林造船厂,大量员工失业。这一年6月30日,迈克·泰森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黑人贫民区。父母离异后,母亲带着他改嫁。7岁时泰森在纽约街头遭到性侵犯,就此混迹于街头。1978年,12岁的泰森因偷钱包被送入少年拘留中心,并被中学开除学籍。那时泰森认为他根本活不过25岁。所幸他在监狱里认识了拳击教练博比·斯图尔特。博比发现了泰森的拳击天赋,并将其引荐给71岁高龄的著名拳击教练库斯·达马托。1982年泰森母亲去世后,达马托成为泰森的监护人。1986年,年仅20岁的泰森,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重量级拳王。一向狂傲的泰森,将毛泽东作为最崇拜的英雄。那个时代,毛泽东是世界革命领袖,也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支持者。泰森通读过《毛主席语录》,并将毛主席头像纹在右臂上。2006年4月1日,泰森前往北京瞻仰毛主席纪念堂。记者问他的感受,泰森说: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他解放了中国人民,影响了全世界,但美国人恨他。


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千年历史上,唯一一次由国家领袖发起,支持社会底层群众,对当权派官僚集团进行夺权的政治运动。但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千年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官僚集团。文革初期,人民群众无论在理论、组织、物资、资金等方面,均处于绝对劣势,难以对抗官僚集团。尤其是干部子弟(官二代)为主的保皇派红卫兵,在高层干部支持下,对支持打倒官僚集团的群众,展开了疯狂的迫害行动。1966年8月,被称为“八月红色恐怖”,北京市大批群众受辱自杀或被毒打惨死。

五十年后,当年参与文革的干部子弟(官二代)非富即贵,权倾天下。
他们肆意篡改历史,将所有罪名都推到了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身上。
而那些被打倒的老干部都是“为革命做出贡献”,遭受文革“迫害”。

改开三十年来,官僚集团勾结资本势力对人民群众的血腥压迫,恰恰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正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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